许浑的诗作特色

钱福少有文名。一次，他从私塾读完书回家，路见一客人正在赏菊。二人见过礼后，客人出对曰：“赏菊客归，众手折残彭泽景。”钱福应声答道：“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后来钱福被置官家居，当地县官雅好笔墨，一日邀请钱状元游君山。预先选出齐韵中的“堤、脐、低、梯”等生僻用字命下人收好，待酒席之上再请出，欲难为钱福。待酒过三巡之后，县官请钱福以大观亭为题做诗，钱福遂挥笔依韵写出：“水势兼天山作堤，诸云烟树望中齐。直从巴峡才归壑，许大乾坤此结脐。胸次决开三极郎，目光摇荡四垂低，欲骑日月穷天外，谁借先生万丈梯。”一时举座皆赞赏不已。

一次，钱福在徐家任私塾，徐家设宴于园亭之中，边赏牡丹边喝酒。钱福开怀痛饮至微醉，门客之中有持玳瑁扇者，钱福取过题书“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诗。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风第一枝。”钱福还有一首咏杨梅诗：“怪底吴人不出乡，杨梅五月荐新尝。西州一斗葡萄酒，南越千头荔子浆。略著些酸醒酒困，了无点滓涴诗肠。渠家妃子如相见，添得红尘一倍忙。”有文献称钱福，集“太白（李白）之仙才，长吉（李贺）之鬼才”于一身。

传说，钱福归乡后，有人对他说，扬州有一位姓张的妓女美丽动人。钱福忙整理行装前去扬州。到了扬州，才知道这位美丽佳人已从良嫁给了一个盐商。钱福又去拜访盐商，盐商十分看重钱福的才名，立刻设宴款待。钱福在酒席之上，借着酒意提出要见一见新夫人，盐商便令张妓出来一见。钱福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她穿着白衣白裙，就像皎洁的秋月。盐商又让她拿出绫帕，请钱状元题诗。于是钱福即题道：“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娥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刘孝威与庾肩吾、徐摛等十人并为太子萧纲“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其《和定襄侯初笄》等八首。但也有较为清新流利者，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意境即与此相仿。

刘孝绰曾称其诸弟有“三笔六诗”之说。“三”为刘孝仪，“六”即六弟孝威。刘孝威和庾肩吾、徐摛等并为萧纲的“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和定襄侯初笄》等 8首。但他的诗作也有比较清新流利的，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的意境即与此相仿。其他如《望雨》中的“交枝含晓润，杂叶带新光”，《登覆舟山望湖北》中的“荇蒲浮新叶，渔舟绕落花”，都体物入微，自然细致。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乐府诗。

储光羲的诗以描写田园山水著名。如《牧童词》、《钓鱼湾》、《田家即事》、《同王十三维偶然作》、《田家杂兴》等，风格朴实，能够寓细致缜密的观察于浑厚的气韵之中，在表现闲适情趣的同时，多少接触到一些农村的现实，生活气息比较浓厚，给人以真切之感。储光羲在创作上努力效法魏晋，而摈弃六朝绮丽之风，形式多五言古体，内容也丰富多样。如天宝末奉使范阳，途经邯郸，见安禄山蠢蠢欲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写《效古》二首以纪其事。诗云：“大军北集燕，天子西居镐。妇女役州县，丁壮事征讨。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稼穑既殄灭，川泽复枯槁。”“……翰林有客卿，独负苍生忧。中夜起踯躅，思欲献厥谋。君门峻且深，踠足空夷犹。”表现出对时局深切的忧虑，以及报国无门的幽愤。至于写景诸作，如《述华清宫》、《游茅山》、《题陆山人楼》等，或气象雄浑，或清凄宛转，风格又自不同。写旅途的凄苦，如《寒夜江口泊舟》；写离别怀人，如《京口送别五四谊》，都感情真挚，颇为感人。苏辙于唐代诗人中，特别推重储光羲。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诗，说他“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并把他与王昌龄相提并论，认为“两贤气同体别”，都是能够继承曹(植)、刘(桢)、潘（岳）、陆（机）的“风骨”的。《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

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

苏轼在彭城时，道潜从杭州特地去拜访他。在酒席上，苏轼想跟道潜开开玩笑，就叫一个妓女去向他讨诗。道潜当时口占一诗说：“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

苏东坡见之大喜：“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

《支遁集》收录支遁各种形式的诗作（诗、铭、赞并序）共38首（上卷18首，下卷14首，补遗6首），为现存支遁作品中数量最多者。如果说《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最能完整地反映支遁的佛学思想，那么其诗作便最能表现支遁的思想风格，这与魏晋玄风和支遁名僧名士的身份是相应的。

支遁诗作中直接与禅相关的是《咏禅思道人并序》：“孙长乐作道士坐禅之像，并而赞之，可谓因俯对以寄诚心，求参焉于衡扼，图岩林之绝势，想伊人之在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嘿已，聊著诗一首，以继于左，其词曰：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巴/山]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蔚荟微游禽，峥嵘绝溪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强敏天行，弱志欲无欲。玉质陵风霜，凄凄厉清趣。指心契寒松，绸缪谅岁暮。会衷两息间，绵绵进禅务。投一灭官知，摄二由神遇。承蜩垒危九，累十亦凝注。玄想元气地，研几革粗虑。冥怀夷震惊，泊然肆幽度。曾筌攀六净，空洞浪七住。逝虚乘有来，永为有待驭。”（《支遁集》卷上。）全诗与支遁的其他诗作一样充弥道家气，所咏图画中禅定的道人与修炼道家长生术的道士没什么区别，这方面的内容容后再议。诗的后半段表露了支遁心目中的禅定过程，即凝神于呼吸之间，捐弃身体的感官知觉，以神思统摄身心对外物的感受，超越筌蹄的束缚，达到六净、七住的禅定境界。

段克己为河汾诗派作者，兼擅填词，存世作品中一些诗词，写故国之思，颇有感情。如“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他也关心民间疾苦，曾哀吟“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癸卯中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然而写得最多的还是山光水色和隐逸生活，刻画山川的雄伟（如《乙巳清明游青阳峡》），描绘风光的绮丽（如〔满江红〕《寿卫生行之》），都有特色。写隐居生活如：“四壁摧颓手重泥”（《冬夜自适》）、“便把锄头为枕，眠芳草”（〔满庭芳〕《山居偶成》），虽只是生活片断的记录，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安于淡泊和有劳动体会的。前人称段克己的作品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在继承文学传统方面，他受苏、辛的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也有文名，诗词风格与克己相近。金代赵秉文以“二妙”相誉，后人编他们的合集时，称《二妙集》。

《中州集》成书之日，段克己尚在世，所以元好问未录其诗词。《二妙集》8卷，有吴昌绶双照楼影元刊本。又有海丰吴氏《九金人集》本，增《补遗》1卷。二本文字间有不同。词亦见《强村丛书》和《全金元词》。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他的《高轩过》赞韩愈和皇甫湜的诗文“笔补造化天无功”，也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1）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后来京城羁旅，游历南北，贵族官僚的腐朽骄奢，宦官集团的乱政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①隐射抨击永贞宫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②批判唐宪宗沉湎迷信、追求长生的，如《仙人》《昆仑使者》《神弦》《苦昼短》《官街鼓》；③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如《秦王饮酒》《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④揭露藩镇祸国殃民的，如《猛虎行》《公出无门》；⑤ 反映权贵骄奢淫逸、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愁》；⑥讽刺宦官专权、乱政无能的，如《吕将军歌》《感讽五首》（其二）《感讽六首》（其二、四）；⑦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⑧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⑨同情妃嫔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⑩反映少数民族军事活动的，如《黄家洞》。

（2）个人发愤抒情。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华下作》）的消沉情绪，但也有许多诗篇反映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官宦生活不满，表现“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他也不甘沉沦，发出“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豪言壮语，更满怀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赠陈商》、《送沈亚之歌》《野歌》《致酒行》等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3）写神仙鬼魅的题材。长吉插上想象的翅膀，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王母娘娘、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但长吉诗也有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这也是后人称其为“诗鬼”的重要原因。李贺诗中多仙境鬼域，一方面是因为他极度坎坷的人生有时令他极度的迷茫苦闷，然而更多的是体现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诗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指出了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神弦》、《苦昼短》等诗更是直接写出神鬼的虚诞，矛头直指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宪宗，抨击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荒唐。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4）咏物等其他题材。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觱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长吉属马），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态度（一说新婚燕尔描写自己的妻子）。

许浑以登临怀古见长。名篇如《咸阳城东楼》、《金陵怀古》、《故洛城》、《途中寒食》、《凌□台》，追抚山河陈迹，俯仰古今兴废，颇有苍凉悲慨之致。但往往限于伤今吊古，别无深意，读多难免有落套之感。其宦游、寄酬、伤逝诸作，亦时有佳句，如“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暮宿东溪》），“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草荒春雨多”（《郑秀才东归凭达家书》），都能在写景中托寓情思，婉丽可讽。而意境浅狭，气格卑弱，是其通病。另外，许浑是《清明》一诗的作者，由于南唐编《千家诗》时出错，导致《清明》一诗的作者至今仍误传为杜牧，在此改正。

其诗现存 500首左右，无一首古体。近体以五、七言律诗居多，圆稳工整，属对精切，致有“声律之熟，无如浑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的赞语。 但也有人批评他“专对偶”、“工有余而味不足”（方回《瀛奎律髓》）。一般说来，他的警句常出现在第二联，如“溪云初起日沉阁（一作“谷”），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故洛城》），而到后半篇往往流于平沓，各首间句意也时见复出。他喜欢将律句三字尾的声调改为“仄平仄”对“平仄平”，以显示拗峭变化，为后人所仿效，称作“丁卯句法”。

《丁卯集》2卷，有明汲古阁刻本及《四部丛刊》影印的影宋写本。涵芬楼影印宋蜀刻本，题名《许用晦文集》，多拾遗2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所收，则于正集2卷外，有续集1卷，续补1卷、集外遗诗1卷，较为完备。《全唐诗》析为11卷，有相当数量诗篇与杜牧及他人诗作重见互出。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纪晓岚在评论郑谷全部诗作的问题上，历代文人各抒己见。

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郑谷“其诗极有意思，亦多隹句”，但他直言“其格不甚高”。

童宗说的意见比较委婉，他称郑谷的诗“丰入而啬出之，论其格调虽不甚高”，但“要其锻炼句意，鲜有不合于道”。

元代辛文房的说法有点不同，他认为“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

而明代的叶涵云和费嘉树对郑谷的评价却显得很高；叶涵云把郑谷推崇为“有唐三百年，风雅雄一代”的重量级人物，费嘉树不仅称赞郑谷“骚坛树赤帜，群贤拜下风”，而且还说他的诗是与“李杜相颉顽，岂与郊岛同”的杰作。

在清代纪晓岚等人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有一说，谓郑诗“往往于风调之中，独饶思致”，但“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然而，称他“风雅雄一代”也好，论其“格调不甚高”也好，不过都是各取一端，各执其词罢了。

客观地讲，从“汰其肤浅，撷其菁华”的角度来看，郑谷在诗歌创作上毕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艺术成就，郑谷的部分作品也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郑谷的“平楚干戈后，田园失耦耕”；郑谷的“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郑谷的“乱兵何日息，故老几人全”；郑谷的“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还有郑谷的“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等诗句，大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与批判了唐末衰败，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关心与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虽然难以与“李杜相颉顽”，但却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被后人称为晚唐“咸通后僖宗、昭宗时代的诗史”，实可称作“晚唐之巨擘”。

郑谷的其他诗歌，或咏物，或别离，或感遇等篇什，也都风格清新通俗，轻巧流利，语言工丽。如《菊》中的“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如《海棠》中的“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如《淮上与友别》中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如《席上贻歌者》中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再如《中年》中的“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等吟咏，文笔优美，思致婉转，感情丰富，韵味深长，读后叫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郑谷-名人评价 《唐诗鉴赏辞典》历代骚人墨客对郑谷的“一字师”和这首《鹧鸪》诗，均极为推重。有诗云：“早梅一字师，齐已谢不逮”；有诗云：“一字之师齐已拜，早梅开后独踟蹰”；有诗云：“一卷云台刚读罢，耳边疑听鹧鸪声”；有诗云：“读书堂侧老松枯，故址荒凉唱鹧鸪”；还有诗云：“何以鹧鸪诗，脍炙于千载”。

元代辛文房赞赏郑谷“尝赋鹧鸪，警绝”；清代金圣叹称扬郑谷这首诗“深得比兴之遗”；沈德潜也说《鹧鸪》诗的“三四语胜于‘钩（车舟）格磔’也”，并称誉是“以神韵胜”。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一书也载文称，《鹧鸪》诗“终篇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乡思之愁”，赞许“诗人紧紧把握住人与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均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

顾况在《悲歌》序中说，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采之丽耶？” 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教化。他曾模仿《诗经》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并效法《诗经》“小序”，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标明主题。如“囝，哀闽也”，“采蜡，怨奢也”，开白居易《新乐府》“首句标其目”的先例。他的乐府诗不避俚俗，不乏尖刻，直接反映现实。《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以《囝》最著名。唐代闽中官吏常取幼童作阉奴，诗中揭发闽吏这一残害人民的罪行，写得极其沉痛。

顾况七言歌行中《公子行》﹑《行路难三首》，揭露贵族子弟的豪侈生活﹐讽刺封建帝王追求长生的愚昧行为，颇有现实意义。又如《李供奉弹箜篌歌》、《刘禅奴弹琵琶歌》、《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等，通过丰富生动的比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对音乐的描绘相当出色。这些诗想象丰富，意境奇特，色彩浓郁，是后来李贺歌行的漤觞。皇甫湜《顾况诗集序》称其“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唐末诗僧贯休有《读顾况歌行》一诗，对他的七言歌行也极为推崇。

顾况的七绝清新自然，饶有佳作。如《宿昭应》讽刺玄宗求仙。《叶上题诗从苑中流出》、《宫词》写出被禁闭深宫宫女的哀怨。《竹枝词》是学习江南民歌之作。

顾况有《文论》一篇，立论与中唐时期的一些古文家相似，可以看出当时文学思想的趋势。他为当时诗人所撰的诗序，分别记述了陶翰、刘太真、朱放、储光羲的事迹及诗文编集的情况，为后世提供了文学研究的资料。他的《戴氏广异记序》，论述了唐人志怪传奇作品如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等，说明他对当时传奇这一新体也很重视。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曾记述顾况善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杂艺术类著录有顾况《画评》1卷，今佚。

有《顾逋翁诗集》4卷，辑入《唐诗百名家全集》，《华阳集》3卷，辑入《四库全书》。《全唐诗》编录其诗4卷，《全唐文》编录其文3卷。事迹见《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

刘敞在长安时结识了妓女茶娇，刘敞被召还朝，茶娇路上送别，刘敞赠诗云：“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欧阳修笑说：“原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刘敞晚年的时候，曾经再娶，欧阳修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

王磐散曲存小令65首，套曲 9首，全属南曲。多庆节、赏花、记游等闲适之作，反映了他生活和性格的基本方 面。其咏物之作“首首尖新”（王骥德《曲律》），最为著名。由于他脱略尘俗，不干权贵，对于当权者的乖行逆施，很看不惯。小令〔朝天子〕《咏喇叭》，借“曲小”、“腔大”的官船喇叭为题，把正德年间擅权的宦官在运河沿岸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装腔作势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散套〔南吕.一枝花〕《久雪》，以大雪的逞威，喻权□的肆虐，并展示日出雪消的理想，也颇有意义。王磐如〔南吕·一枝花〕《嘲转五方》的讽刺迷信，以及对一些生活琐事的歌咏，显示了王磐散曲题材比较宽广。其他作品的风格基本上是清丽精雅的，个别讽刺作品则较为豪辣；而〔满庭芳〕《失鸡》、〔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等，则以俳谐风趣为人所称道。

学书家承祝允明出生在文化气氛很浓的苏州，他的书学生涯是在前辈的言传身教下开始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外祖父徐有贞和岳父李应祯两人。 徐有贞擅长行草书。他的行草主要师法唐朝的怀素和宋朝的米芾。用笔直率而华美，结构潇洒多姿，很得古雅之气。在祝允明二岁时，徐有贞奉诏回苏州闲居，祝允明一直与他在一起。直到祝允明十三岁时徐有贞去世。因此祝允明幼年学习书法就是在外公的启蒙下开始的，徐有贞的书法风格对他影响是很深的。　　李应祯也是一个有名的书法家。祝允明也一直得到李应祯的指导。在跟从岳父学书的十几年中，李应祯对于祝允明在书法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文徵明的记载，李应祯在晚年告诉他，说自己学习书法四十年才开始有所得，并向文徵明论述了书法上的很多道理。他留下的尺牍，秀丽而又有气度，行笔自然大方，横向取势的撇、捺、横都很生动有致。字的大小，粗细变化自然。他这种富于抒情性的行草书对祝允明也有很深的影响。 祝允明自己谈幼年时学习书法，说前辈不让他学习近代人的字，看到的都是晋唐人的字帖。所指的应该是楷书的学习。应该说祝允明幼年在两位前辈的指导下，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为日后的发展作了铺垫。同时两人的书风的优点也传给了祝允明。性功须并重 超然出神采 祝允明的书艺思想以“神采”为最终归宿。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必须“性”、“功”并重。“性”是指人的精神，“功”是指书法创作的能力和功夫。他认为只有功力而无精神境界，神采就没有，而有了高尚的精神境界，如果没有表达的功夫，那么神采就不能实在地显露。两者不可缺一，必须兼备。他就是这样辩证地揭示了这一艺术创作的规律。 对于“功”，祝允明认为只有在向前人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他对时人不愿好好学习传统而把这称为“奴书”的说法很愤慨。特地写下了《奴书订》予以反驳。在这一点上，他晚年在《书述》中还批评了他的岳父李应祯。他强调必须“沿晋游唐”，这是源于他对书法史的深入认识。他认为书理极于张芝、王羲之、钟繇、索靖，后人只是在遵循他们的法则，而在根本上已不能改变。他认为唐人能循前人之理，按照当时人的法则来写；宋初还不很差，宋中期仍有可取之处，而后便大变传统，古法遭到败坏，大多流为恶怪。到元代方有赵孟頫扭转时风，复归晋唐，但终因个性不强未免有“奴书”的遗憾。所以要知书法的本来必须向晋唐学习。在学习和熟悉了传统后，其技法必须有独到之处，这是祝允明对“功”的进一步要求。他在《评书》中说自己不屑于步钟、索、羲、献的后尘，而要学习项羽和史弘肇的勇猛以开创自己。因此他既反对时人对传统的忽视，又强调不能真的成为“奴书”。 祝允明对于“性”没有很多的论述。他提倡“起雅去俗”，显然是指以学识和修养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从而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 有了以上两点，就可以在“入神”的状态下创作具有神采的优秀作品了。他对于“入神之境”的解释是“一时超然格度之外”，在超越各种约束的情况下，才能“闲窗散笔”，自然地表达自己。 祝允明在书法理论上的要求，既符合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又合乎文人书画的审美要求，从而使他的书法创作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性功并重祝允明的书艺思想以“神采”为最终归宿。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必须“性”、“功”并重。“性”是指人的精神，“功”是指书法创作的能力和功夫。他认为只有功力而无精神境界，神采就没有，而有了高尚的精神境界，如果没有表达的功夫，那么神采就不能实在地显露。两者不可缺一，必须兼备。他就是这样辩证地揭示了这一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于“功”，祝允明认为只有在向前人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他对时人不愿好好学习传统而把这称为“奴书”的说法很愤慨。特地写下了《奴书订》予以反驳。在这一点上，他晚年在《书述》中还批评了他的岳父李应祯。他强调必须“沿晋游唐”，这是源于他对书法史的深入认识。他认为书理极于张芝、王羲之、钟繇、索靖，后人只是在遵循他们的法则，而在根本上已不能改变。他认为唐人能循前人之理，按照当时人的法则来写；宋初还不很差，宋中期仍有可取之处，而后便大变传统，古法遭到败坏，大多流为恶怪。到元代方有赵孟頫扭转时风，复归晋唐，但终因个性不强未免有“奴书”的遗憾。所以要知书法的本来必须向晋唐学习。在学习和熟悉了传统后，其技法必须有独到之处，这是祝允明对“功”的进一步要求。他在《评书》中说自己不屑于步钟、索、羲、献的后尘，而要学习项羽和史弘肇的勇猛以开创自己。因此他既反对时人对传统的忽视，又强调不能真的成为“奴书”。

艺术特色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

书法点评对于祝枝山的书法，历代俱有佳评。他的友人黄省曾作诗描述、评论他的书法云：“枝山草书天下无，妙洒岂特雄三吴？群萌万象出毫下，运肘便觉风云俱。丝持浪转信神动，筋迥墨纵皆春敷。分明造化宰君手，左攒右剪形形殊。天愁鬼器不宁岁，鸾惊龙骇谁争驱？迩来南海作仙令，难筹历险笔愈圣。奇文豪咏兼称之，处处江山好辉映。余也飘飘紫台客，向长五岳将浮屐。多君惠我《远游》篇，得展梦窗喜魂魄。呜呼羲之眼前人不识，笑杀千金买遗迹！”王世贞也认为“天下法书归吾吴，而京兆祝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土宠次之。……（祝允明）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是上配吴兴（赵孟頫），他所不论也。”顾谓“希哲书学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虞世南）、赵（赵孟頫），上下数千年变体， 不得其 结构”。王澍更是大加赞赏说：“有明书家林立，莫不千纸一同，惟祝京兆书变化百出，不可端倪，余见京兆书百数，莫有同者，信有明第一手也”，评价极高。 试看他在六十五岁写的《洛神赋卷》，董文视其为祝氏人书俱老的草书名迹，展阅此卷，万千气象顿入眼帘；字字虎啸风生，行行龙腾云起，页页雨雪交加，全卷梨花飞舞，宛若一幅“春雪满空来，处是花开”的画面，读来撩人情思，撼人心魄。初视之，点画狼藉，纵横散乱，反复赏来，但见点画如真，顺逆藏露，起止分明。运笔流畅飞动，转折极尽自然，如高山流水跌宕迂回。时隐时显，有变化万端之绝妙。此卷以中锋笔法奠定浑劲基调，扁笔侧锋的偶然出现，更使锋势雄强无敌。收则急敛锋芒，放则飘然无羁，真是大家巨椽随意挥洒皆能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如入无人之境。洋洋千余字一气呵成而笔意不怠。其墨色浓而不滞，时用渴笔，增加了苍劲老竦的意味。其体势千姿百态秀美多变。卷中“若危若安”、“若往若还”，将极易雷同的四个“若”字分布于两行，或疏、或密、或正、或斜，写成四种不同情态，各具神采，巧妙施变，却毫无着意安排的痕迹。枝山书法娇迈翻腾，却不剑拔驽张。大起大落之间，只觉有古雅恢弘之气，无寒俭窘迫之容。章法参差错落，上下左右呼应顾盼连成一气，行距字距不甚清晰，细看却又中心分明。只有炉火纯青的书坛巨匠，才能达到如此高妙的化境。　　当然，祝允明的书法也有不足之处。明代邢侗说他“资才迈世，第聩然自放，不无野狐”。项穆不无过头地说：“（祝允明）初范晋唐，晚归怪俗，竟为恶态，骇诸凡夫。”对于一位艺术气质特别强烈的人来说，过分偏激之作也是难免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他因绝世才学不被所用，转而欲求解脱的痛苦思想。至于有人批评他用笔“不出正锋”，明代周天球早为之辩解说：“京兆书法当时无辈，而或者评其不出正锋。盖谓此老目视短，不能悬笔运时耳。尝见其草书《月赋》刻本，细验于点画间，皆正锋也。”一般说来，有深厚功能的书家不难做到笔笔正锋，豪放不羁的祝允明自然不会斤斤计较正、侧锋的得失，而是着眼大气局和大效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能借助于翻腾的章法与生动的笔法，酣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又何必去苛求正侧锋之利弊呢？更何况侧锋取姿生势，对感情的宣泄会更加灵敏。明中叶象祝枝山还有唐寅这一类有个性的寒士才子，由于八股文的束缚，科举的腐败，使他们与上层贵族格格不入。他们傲岸尘俗，风流潇洒，因此他们的书法也不偈上层书法的雅化、标准化，日趋馆阁体的死胡同。他们虽然也崇尚帖学，但能在书法之中，充分抒发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意趣，愿望与苦闷，因此，他们的书法代表了当时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发展前途。他们力追晋唐，在人格上效仿竹林七贤的狂放，但他们的社会背景与魏晋不同，明中叶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商品经济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使这一部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文人寒士，有了一定的启蒙意识，他们的思想、行为对固有传统有所抵触和批判，因此他们敢于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祝允明既继承了二王以来帖学的通畅、明快的笔法，又能抒发情性，畅抒胸臆，恣意挥洒，他的书法既有传统精髓，不狂怪姿肆，又有自己的风神气质，讲求风韵。无怪乎他的书法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书法

陈洪绶虽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于书法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惊人的。陈洪绶作书严循中锋用笔之法，他深谙掌竖腕平执笔的奥秘。其间虽小有以侧锋取妍处，但他能立即将笔调整过来。如此高超的控笔能力，无疑只能以掌竖腕平执笔法为之方可。再有，书法所要求的“回藏”、“提按”、“顿挫”、“绞衄”、“呼应”等等笔法要略，在他的运笔过程中，似无一处有缺憾，只是他做了无痕迹罢了，这也正是大相不雕、信言不美、修养至炉火纯青境界的具体体现。从其书作中，我们可以感到，陈洪绶作书，心态是愉悦恬静、轻松欢跃的，书写过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最甜美适畅的享受。因此可以说，陈洪绶已找到了一种执运笔法的最佳方式，而这方式正是书法执笔、运笔的“真义”，在这“真义”中，书法的中锋运行、回藏提按以及顿挫绞衄，全都是为畅爽书写且写出美感服务的。

清代包世臣将陈洪绶的书法归在“逸品上”，评曰：“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方邵村与周亮工论画时说：“逸者轶也，轶于寻常范围之外，如天马行空，不事羁络为也。亦自有堂构窈窕，禅家所谓教外别传，又曰别峰相见者也。”吴修在《明代尺牍小传》称“章侯书遒逸”。这种“逸”无疑是在审美情趣上受师友黄道周、倪元璐影响，所谓“师其心而不师其迹”也，黄涌泉先生分析陈洪绶书法是早年从欧阳通的《道因碑》用功，中年参学怀素，兼收褚遂良、米芾之长，并得力于颜真卿的三表。黄先生大抵是综合从三百年来各家对陈洪绶书法的简识，实质上从“气格”上辨析陈洪绶书画是同调的，因人物画的线描书法是关键所在，如宋徽宗虽创“瘦金体”，也纵然逃脱不了从欧取骨这一法则，杜甫讲“书贵瘦硬方通神”即是此理。陈洪绶的行书为长方的字形，内敛的结体，外拓的撇捺，细劲的笔致，如中宫收紧之波挑、长捺、抛钩等这些都是从唐人写经体中所取法。再则劲峭秀逸的书体用来题款与画面相得益彰，精通其理的赵吴兴一语道破“画法关通书法律”，历代的工笔画题款大致如此，若用肥硕的东坡体题陈洪绶画款岂不笨拙而使画面主次不分。反之，若徐渭的大写意画用瘦硬劲秀的书体题跋明显“失调”了，所以画家笔法必然与其画同调，亦即书法是为画法的用笔与题跋相辅的，鉴定古代书画从画法与题款的笔法来分析也是关键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大千造假“四僧”蒙骗了世人，而其作伪金农与陈洪绶两家题款解决不了，他自言因金农“金石气”的气格高古无从落笔。而陈洪绶的假款相传为研究陈洪绶的谢稚柳所为，当然这一公案谢先生并未认可。

绘画

陈洪绶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版画方面。明代至清初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尤以萧云从、陈洪绶两位主持画坛的大家之作为最。萧的传世木版画以山水为佳，而陈洪绶则独霸人物画坛。

陈洪绶所作版画稿本，主要是书籍插图和制作纸牌（叶子）用，著名的有《九歌图》及《屈子行吟图》十二幅，《水浒叶子》四十幅，《张深之正北西厢》六幅，《鸳鸯冢娇红记》四幅，以及他逝世前一年所作的《博古叶子》四十八幅等。1638年，来钦之的《楚辞述注》付梓时，陈洪绶的《九歌图》被作为插图，付诸木刻，影响极大。他所创作的屈原像，至清代两个多世纪，无人能超过，被奉为屈原像有经典之作。

《水浒叶子》是陈洪绶二十八岁时，花费四个月所作的另一组版画精品。陈洪绶在这套《水浒叶子》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从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位水浒英雄人物。陈洪绶大量运用锐利的方笔直拐，线条的转折与变化十分强烈，能恰到好处地顺应衣纹的走向，交代人物的动势。线条均较短促，起笔略重，收笔略轻，清劲有力。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

明末，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遍传天下，以致后世绘写水浒英雄的画工很难脱出他的范畴。

《西厢记》是陈洪绶给书籍作插图最多的一种，流传有张深之的《正北西厢》、李吉辰本《西厢》及李卓吾《评本西厢》三种。张本的六幅插图中，第一幅为莺莺像，其余直接描绘原作内容有《目成》、《解围》、《窥简》、《惊梦》和《报捷》五幅，出色地表现了陈洪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博古叶子》（图2）是陈洪绶去世前一年所作。由陈洪绶的好友、明末徽派最著名的刻工黄建中所刻。这套图共四十八幅，黄建中的精湛技艺，与陈洪绶的设计堪称珠联璧合，忠实地展现了老莲晚年的画风和精神状态。人物造型和线条要比壮年期高古，人物头大身短，显得颇有稚趣，线条布置愈趋自然、散逸、疏旷，不像壮年期那样凝神聚力，细圆而利索，但更加苍老古拙，勾线也十分随意，意到便成。其人物及笔墨的舒缓状态，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最高境界。

曾经一度出家的陈洪绶，对于道释图像也多有涉足。《无法可说图》画一罗汉，高鼻深目，面颔奇异，手把藤杖坐在顽石上。罗汉耳孔穿环，嘴唇微启，似乎正在向面前跪拜之人说法。这一跪拜的人形貌也颇奇异，神态专注而虔诚。人物造型很可能受五代禅月大师贯休的影响，并经陈洪绶特有的变形处理，古朴率真。《观音像》是他晚年的另一幅佛画精品。图绘一男相观音，身披白衣袈裟，手执拂麈，端坐菩提叶团上。细眼长眉，方面阔耳，雍容大度。其风格状貌，一如论者所谓“躯干伟岸，衣纹细劲清圆”。画面上方以一半篇幅书《心经》，字体劲秀，末署“云门僧悔病中敬书”。

综观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壮年时已由“神”入“化”，晚年则更炉火纯青，愈臻化境。造型怪诞、变形，线条清圆细劲中又见疏旷散逸，在“化”境中不断提炼。直到近代，陈洪绶的作品还受到鲁迅的极力推崇。鲁迅早在壮年就着手于陈洪绶作品的搜集，晚年还预备把他的版画介绍出来。这一切，都说明了陈洪绶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光彩熠熠的伟大画家。

一、在中国美术史上，独立创作一组个性极强的历史人物而达到特殊效果的，《水浒叶子》是显著的里程碑；

二、夸张的人物造型是基于深刻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他的想象力在此显示出极强的说服性，叶子成为他人物画作风的有力说明，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对后世有如此大的影响；

三、他利用各种作画技法适应不同题材，如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英雄、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用游 丝描表现高古，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画法的丰盛宝库。陈洪绶一生秉性孤傲倔强，吞恨而终。他是一位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的绘画大师，与北方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当代国际学者推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著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等作品集。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

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却使人感到默默的悲凉也。

刘孝威与庾肩吾、徐摛等十人并为太子萧纲“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其《和定襄侯初笄》等八首。但也有较为清新流利者，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意境即与此相仿。

刘孝绰曾称其诸弟有“三笔六诗”之说。“三”为刘孝仪，“六”即六弟孝威。刘孝威和庾肩吾、徐摛等并为萧纲的“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和定襄侯初笄》等 8首。但他的诗作也有比较清新流利的，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的意境即与此相仿。其他如《望雨》中的“交枝含晓润，杂叶带新光”，《登覆舟山望湖北》中的“荇蒲浮新叶，渔舟绕落花”，都体物入微，自然细致。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乐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