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的禅学诗作

唯说一心。千说万说只教人莫错用。“一心”，分别即魔，忘机即佛。今本州黄檗山上万福寺，有赵朴初会长写的对联：“万劫婆心，原来佛法无多子；福田种智，重见圆珠七尺身。”这是对禅师弹风的高度概括。黄檗婆心切，以打、骂、喝交加，截断学人情解，独树洪州禅风，经久不衰，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特别是在日本，黄檗宗多次在万福寺举行会议，并成立中日临济黄檗协会，为当今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架起了一座桥梁。黄檗禅师的功绩在佛教史上永远是熠熠生辉的。

希运的禅学思想主要是继承马祖道一“即心即佛”的思想，而力倡“心即是佛”。他说：诸佛与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已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差。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差异。

自惠能起，“即心即佛”说便为天下学禅者普遍接受，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从达摩来东土传法，即倡导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将心等同于佛，这是禅宗的一贯主张。希运说：“达摩大师到中国，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余佛，以法传法，不说余法。”但许多学禅者，舍本逐末，妄求佛法，希运批评说：“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众生着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可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灭，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缘即施，缘息即寂。”即心是佛，心外无佛。希运极力反对“向外求佛”，力戒对佛法的见闻知解，他说：“古人心利，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道人。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义，唤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雍塞。”追求知解，不仅不能悟彻佛法，反而成为悟道之障缘。因为“此本源清净心，常自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如此，则导致“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希运认为，求知解是使人与道相隔绝的主要原因，所谓“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世人妄以世智辩聪来知解佛理，不曾想，佛之真谛恰恰被淹没于知解见闻之中。所以希运说：“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即使有时教人“学道”，也只是一种“接引之词”。道不属修，佛不可觅，情存学解，便成迷道。希运继承道一、怀海之说，视一切语言文字、分辨知解为障道之缘，“所以佛出世来，热除粪器，蠲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并告诫随其学法的裴休说：“若形纸墨，何有吾宗！”

既然“即心是佛”，那么应如何来体认这颗心？如何来见道呢？希运提出了“无心是道”的主张，他认为“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生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体净明，犹如虚空，具足一切功德，不假修添，所以，“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在此意义上，马祖道一从否定的角度提出了“非心非佛”说，而希运在这里则以“无心”来取代。道一在否定之后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说，而希运则不再另立“平常心”，直接指出“无心是道”，这就指出了修行实践中的途径和方法。希运说：“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大日轮升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希运以“无心”为纲要，反复强调“无念”、“无求”，以证佛果，这又回归于《坛经》提倡的“以无念为宗”的法门。“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因此，不可将心更求于心。若以心求心，以佛求佛，无异于头上安头，角上安角，所以希运认为“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无心可用，无道可修，学道者“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希运认为，悟道无须通过外在的修习工夫，而只是人与道之间的“默契”。他说：“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这便是无为法门，能悟得此法门者，被称为“无心道人”、“无为道人”。希运十分推崇达到这一境界的“自在人”，他说：

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

希运特别强调在实际生活中“无心”的运用，他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认为只要在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不起分别，不着一相一物，亦无依倚，亦无住着，方名解脱。他说：“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着，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

希运将“即心是佛”与“无心是道”结合起来构成其完整的禅学思想，这一思想直接贯彻了早期禅学《楞伽经》中的如来藏思想，即认为佛性“人皆有之，蠢动含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圆满具足，更无所欠，大道平等，含生同一真性，但要识此本性，还须直下无心。如来藏思想与无心学说的结合，便是希运的“空如来藏”说。他说：“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须并却令空，更无分别，即是空如来藏。”“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悟法本空，唤作空如来藏。”希运这一“空如来藏”说的提出，不仅使他的禅不致落于虚空，而保持自然直下任用的风格，而且也避免堕入“断灭空”的境地。他主张“心境双忘”，而以“忘心”为根本。“忘境犹易，忘心至难”，而“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这是希运“空如来藏”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思想中，希运特别发挥了“灵性不灭”和“本无所有”的观念。他曾指导凡人临终前的观法：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死时性亦不去，湛然圆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世人也。

心之本体，觉性灵明，是永恒的本真，其余四大、五蕴、三界六道，皆为其起心动念之产物，故虚幻不实。正是在强调空无一切的情况下，希运讲了只有在惠昕以后的《坛经》中才出现的一些言论。如惠能在大庾岭上对追赶他的惠明说：“不思善，不思恶，正当与么时，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惠明于言下顿悟，礼拜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如将惠能之得法偈记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这都表明希运禅学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并未一味地简单承袭道一、怀海的禅法。《宛陵录》中记载了希运关于禅的意境的描述：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但莫生异也。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是汝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一切声色尽是佛事，若学道者不即不离，不住不着，纵横自在，那么，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皆为道场。

支遁作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支遁佛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即色论”、“逍遥论”和西方净土思想等方面，对其禅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也影响到对支遁佛学思想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本土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而形成的。魏晋时期可以称作中国佛教的建设期，三藏经典的译入、义理的阐释、修行方法的发扬等在本时期均已初具规模，僧俗两众自觉或不自觉多以中国思想来理解和推广佛教，如支谦以“大明度无极经”名《般若经》，时人以“格义”的方法解经等等，这对于佛教的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都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经过这样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的中国化佛教。因此，以中国思想来理解佛教或赋予佛教某种中国化的形式，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必要手段。

佛教初传中土，一般以安世高所传小乘佛学和支谶所传大乘佛学为主，禅学的传承也应大致如此。然而早期禅学虽也存在大小两乘交融互通的特点，但就为社会接受和影响而言，仍以安世高一系为大。这与佛教初传中土时更多地被视作“方术”相关，禅定修行也更容易被视为与方术相似，早期著名僧人如康僧会等多具神异，且均属安世高一脉。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南北朝达摩在中国活动时期，《续高僧传》记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231页。）达摩禅法的具体内容在此不论，但其禅法在内涵趋向上当属大乘系统无疑，而不为时人所理解，可以推测当时流行的禅学至少在趋向上更多地包含了小乘禅学的意趣。真正比较系统地介绍大乘禅学思想的当属鸠摩罗什，《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鸠摩罗什在长安时期译出了三部禅经：《禅法要解》（一名《禅要经》）、《禅经》（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同）和《禅法要》（《出三藏记集》，50～51页。），大乘禅学的勃兴也以此为明显。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人们恰好可以在此大趋势下对支遁禅学思想受到忽略的原因予以理解，同时也更恰当地对支遁的禅学思想予以定位。支遁的禅学思想，一方面注重以数息观为入门功夫，一方面更重视通过禅观所达到的般若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将禅由“方术”和“神异”上升为“定学”，成为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向鸠摩罗什译介的大乘禅学转变的中间环节，改变了禅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使禅在社会上层的传播成为可能。同时支遁禅学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道家风格，将禅与《庄子》的逍遥超绝和斋戒的长生成仙联系起来，不仅赋予禅以中国化的形式，使禅在中国士人和民众中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而且摆脱了印度和中国早期禅观离世苦行的特征，成为一种富于情趣的生活化的态度和行为，不离世俗而又超越世俗。在一定意义上，以后的禅宗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佛道渗透、佛玄交融本为魏晋时期思想环境的一大特点，就禅学而言，支遁以中国化的形式对佛教禅学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并通过其实践提高了禅学的地位，扩大了禅学的影响，这就是支遁禅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支遁集》收录支遁各种形式的诗作（诗、铭、赞并序）共38首（上卷18首，下卷14首，补遗6首），为现存支遁作品中数量最多者。如果说《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最能完整地反映支遁的佛学思想，那么其诗作便最能表现支遁的思想风格，这与魏晋玄风和支遁名僧名士的身份是相应的。

支遁诗作中直接与禅相关的是《咏禅思道人并序》：“孙长乐作道士坐禅之像，并而赞之，可谓因俯对以寄诚心，求参焉于衡扼，图岩林之绝势，想伊人之在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嘿已，聊著诗一首，以继于左，其词曰：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巴/山]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蔚荟微游禽，峥嵘绝溪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强敏天行，弱志欲无欲。玉质陵风霜，凄凄厉清趣。指心契寒松，绸缪谅岁暮。会衷两息间，绵绵进禅务。投一灭官知，摄二由神遇。承蜩垒危九，累十亦凝注。玄想元气地，研几革粗虑。冥怀夷震惊，泊然肆幽度。曾筌攀六净，空洞浪七住。逝虚乘有来，永为有待驭。”（《支遁集》卷上。）全诗与支遁的其他诗作一样充弥道家气，所咏图画中禅定的道人与修炼道家长生术的道士没什么区别，这方面的内容容后再议。诗的后半段表露了支遁心目中的禅定过程，即凝神于呼吸之间，捐弃身体的感官知觉，以神思统摄身心对外物的感受，超越筌蹄的束缚，达到六净、七住的禅定境界。

钱福少有文名。一次，他从私塾读完书回家，路见一客人正在赏菊。二人见过礼后，客人出对曰：“赏菊客归，众手折残彭泽景。”钱福应声答道：“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后来钱福被置官家居，当地县官雅好笔墨，一日邀请钱状元游君山。预先选出齐韵中的“堤、脐、低、梯”等生僻用字命下人收好，待酒席之上再请出，欲难为钱福。待酒过三巡之后，县官请钱福以大观亭为题做诗，钱福遂挥笔依韵写出：“水势兼天山作堤，诸云烟树望中齐。直从巴峡才归壑，许大乾坤此结脐。胸次决开三极郎，目光摇荡四垂低，欲骑日月穷天外，谁借先生万丈梯。”一时举座皆赞赏不已。

一次，钱福在徐家任私塾，徐家设宴于园亭之中，边赏牡丹边喝酒。钱福开怀痛饮至微醉，门客之中有持玳瑁扇者，钱福取过题书“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诗。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风第一枝。”钱福还有一首咏杨梅诗：“怪底吴人不出乡，杨梅五月荐新尝。西州一斗葡萄酒，南越千头荔子浆。略著些酸醒酒困，了无点滓涴诗肠。渠家妃子如相见，添得红尘一倍忙。”有文献称钱福，集“太白（李白）之仙才，长吉（李贺）之鬼才”于一身。

传说，钱福归乡后，有人对他说，扬州有一位姓张的妓女美丽动人。钱福忙整理行装前去扬州。到了扬州，才知道这位美丽佳人已从良嫁给了一个盐商。钱福又去拜访盐商，盐商十分看重钱福的才名，立刻设宴款待。钱福在酒席之上，借着酒意提出要见一见新夫人，盐商便令张妓出来一见。钱福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她穿着白衣白裙，就像皎洁的秋月。盐商又让她拿出绫帕，请钱状元题诗。于是钱福即题道：“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娥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刘孝威与庾肩吾、徐摛等十人并为太子萧纲“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其《和定襄侯初笄》等八首。但也有较为清新流利者，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意境即与此相仿。

刘孝绰曾称其诸弟有“三笔六诗”之说。“三”为刘孝仪，“六”即六弟孝威。刘孝威和庾肩吾、徐摛等并为萧纲的“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和定襄侯初笄》等 8首。但他的诗作也有比较清新流利的，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的意境即与此相仿。其他如《望雨》中的“交枝含晓润，杂叶带新光”，《登覆舟山望湖北》中的“荇蒲浮新叶，渔舟绕落花”，都体物入微，自然细致。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乐府诗。

储光羲的诗以描写田园山水著名。如《牧童词》、《钓鱼湾》、《田家即事》、《同王十三维偶然作》、《田家杂兴》等，风格朴实，能够寓细致缜密的观察于浑厚的气韵之中，在表现闲适情趣的同时，多少接触到一些农村的现实，生活气息比较浓厚，给人以真切之感。储光羲在创作上努力效法魏晋，而摈弃六朝绮丽之风，形式多五言古体，内容也丰富多样。如天宝末奉使范阳，途经邯郸，见安禄山蠢蠢欲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写《效古》二首以纪其事。诗云：“大军北集燕，天子西居镐。妇女役州县，丁壮事征讨。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稼穑既殄灭，川泽复枯槁。”“……翰林有客卿，独负苍生忧。中夜起踯躅，思欲献厥谋。君门峻且深，踠足空夷犹。”表现出对时局深切的忧虑，以及报国无门的幽愤。至于写景诸作，如《述华清宫》、《游茅山》、《题陆山人楼》等，或气象雄浑，或清凄宛转，风格又自不同。写旅途的凄苦，如《寒夜江口泊舟》；写离别怀人，如《京口送别五四谊》，都感情真挚，颇为感人。苏辙于唐代诗人中，特别推重储光羲。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诗，说他“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并把他与王昌龄相提并论，认为“两贤气同体别”，都是能够继承曹(植)、刘(桢)、潘（岳）、陆（机）的“风骨”的。《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

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

苏轼在彭城时，道潜从杭州特地去拜访他。在酒席上，苏轼想跟道潜开开玩笑，就叫一个妓女去向他讨诗。道潜当时口占一诗说：“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

苏东坡见之大喜：“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

《支遁集》收录支遁各种形式的诗作（诗、铭、赞并序）共38首（上卷18首，下卷14首，补遗6首），为现存支遁作品中数量最多者。如果说《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最能完整地反映支遁的佛学思想，那么其诗作便最能表现支遁的思想风格，这与魏晋玄风和支遁名僧名士的身份是相应的。

支遁诗作中直接与禅相关的是《咏禅思道人并序》：“孙长乐作道士坐禅之像，并而赞之，可谓因俯对以寄诚心，求参焉于衡扼，图岩林之绝势，想伊人之在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嘿已，聊著诗一首，以继于左，其词曰：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巴/山]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蔚荟微游禽，峥嵘绝溪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强敏天行，弱志欲无欲。玉质陵风霜，凄凄厉清趣。指心契寒松，绸缪谅岁暮。会衷两息间，绵绵进禅务。投一灭官知，摄二由神遇。承蜩垒危九，累十亦凝注。玄想元气地，研几革粗虑。冥怀夷震惊，泊然肆幽度。曾筌攀六净，空洞浪七住。逝虚乘有来，永为有待驭。”（《支遁集》卷上。）全诗与支遁的其他诗作一样充弥道家气，所咏图画中禅定的道人与修炼道家长生术的道士没什么区别，这方面的内容容后再议。诗的后半段表露了支遁心目中的禅定过程，即凝神于呼吸之间，捐弃身体的感官知觉，以神思统摄身心对外物的感受，超越筌蹄的束缚，达到六净、七住的禅定境界。

段克己为河汾诗派作者，兼擅填词，存世作品中一些诗词，写故国之思，颇有感情。如“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他也关心民间疾苦，曾哀吟“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癸卯中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然而写得最多的还是山光水色和隐逸生活，刻画山川的雄伟（如《乙巳清明游青阳峡》），描绘风光的绮丽（如〔满江红〕《寿卫生行之》），都有特色。写隐居生活如：“四壁摧颓手重泥”（《冬夜自适》）、“便把锄头为枕，眠芳草”（〔满庭芳〕《山居偶成》），虽只是生活片断的记录，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安于淡泊和有劳动体会的。前人称段克己的作品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在继承文学传统方面，他受苏、辛的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也有文名，诗词风格与克己相近。金代赵秉文以“二妙”相誉，后人编他们的合集时，称《二妙集》。

《中州集》成书之日，段克己尚在世，所以元好问未录其诗词。《二妙集》8卷，有吴昌绶双照楼影元刊本。又有海丰吴氏《九金人集》本，增《补遗》1卷。二本文字间有不同。词亦见《强村丛书》和《全金元词》。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他的《高轩过》赞韩愈和皇甫湜的诗文“笔补造化天无功”，也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1）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后来京城羁旅，游历南北，贵族官僚的腐朽骄奢，宦官集团的乱政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①隐射抨击永贞宫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②批判唐宪宗沉湎迷信、追求长生的，如《仙人》《昆仑使者》《神弦》《苦昼短》《官街鼓》；③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如《秦王饮酒》《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④揭露藩镇祸国殃民的，如《猛虎行》《公出无门》；⑤ 反映权贵骄奢淫逸、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愁》；⑥讽刺宦官专权、乱政无能的，如《吕将军歌》《感讽五首》（其二）《感讽六首》（其二、四）；⑦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⑧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⑨同情妃嫔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⑩反映少数民族军事活动的，如《黄家洞》。

（2）个人发愤抒情。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华下作》）的消沉情绪，但也有许多诗篇反映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官宦生活不满，表现“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他也不甘沉沦，发出“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豪言壮语，更满怀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赠陈商》、《送沈亚之歌》《野歌》《致酒行》等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3）写神仙鬼魅的题材。长吉插上想象的翅膀，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王母娘娘、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但长吉诗也有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这也是后人称其为“诗鬼”的重要原因。李贺诗中多仙境鬼域，一方面是因为他极度坎坷的人生有时令他极度的迷茫苦闷，然而更多的是体现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诗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指出了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神弦》、《苦昼短》等诗更是直接写出神鬼的虚诞，矛头直指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宪宗，抨击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荒唐。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4）咏物等其他题材。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觱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长吉属马），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态度（一说新婚燕尔描写自己的妻子）。

许浑以登临怀古见长。名篇如《咸阳城东楼》、《金陵怀古》、《故洛城》、《途中寒食》、《凌□台》，追抚山河陈迹，俯仰古今兴废，颇有苍凉悲慨之致。但往往限于伤今吊古，别无深意，读多难免有落套之感。其宦游、寄酬、伤逝诸作，亦时有佳句，如“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暮宿东溪》），“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草荒春雨多”（《郑秀才东归凭达家书》），都能在写景中托寓情思，婉丽可讽。而意境浅狭，气格卑弱，是其通病。另外，许浑是《清明》一诗的作者，由于南唐编《千家诗》时出错，导致《清明》一诗的作者至今仍误传为杜牧，在此改正。

其诗现存 500首左右，无一首古体。近体以五、七言律诗居多，圆稳工整，属对精切，致有“声律之熟，无如浑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的赞语。 但也有人批评他“专对偶”、“工有余而味不足”（方回《瀛奎律髓》）。一般说来，他的警句常出现在第二联，如“溪云初起日沉阁（一作“谷”），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故洛城》），而到后半篇往往流于平沓，各首间句意也时见复出。他喜欢将律句三字尾的声调改为“仄平仄”对“平仄平”，以显示拗峭变化，为后人所仿效，称作“丁卯句法”。

《丁卯集》2卷，有明汲古阁刻本及《四部丛刊》影印的影宋写本。涵芬楼影印宋蜀刻本，题名《许用晦文集》，多拾遗2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所收，则于正集2卷外，有续集1卷，续补1卷、集外遗诗1卷，较为完备。《全唐诗》析为11卷，有相当数量诗篇与杜牧及他人诗作重见互出。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纪晓岚在评论郑谷全部诗作的问题上，历代文人各抒己见。

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郑谷“其诗极有意思，亦多隹句”，但他直言“其格不甚高”。

童宗说的意见比较委婉，他称郑谷的诗“丰入而啬出之，论其格调虽不甚高”，但“要其锻炼句意，鲜有不合于道”。

元代辛文房的说法有点不同，他认为“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

而明代的叶涵云和费嘉树对郑谷的评价却显得很高；叶涵云把郑谷推崇为“有唐三百年，风雅雄一代”的重量级人物，费嘉树不仅称赞郑谷“骚坛树赤帜，群贤拜下风”，而且还说他的诗是与“李杜相颉顽，岂与郊岛同”的杰作。

在清代纪晓岚等人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有一说，谓郑诗“往往于风调之中，独饶思致”，但“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然而，称他“风雅雄一代”也好，论其“格调不甚高”也好，不过都是各取一端，各执其词罢了。

客观地讲，从“汰其肤浅，撷其菁华”的角度来看，郑谷在诗歌创作上毕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艺术成就，郑谷的部分作品也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郑谷的“平楚干戈后，田园失耦耕”；郑谷的“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郑谷的“乱兵何日息，故老几人全”；郑谷的“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还有郑谷的“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等诗句，大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与批判了唐末衰败，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关心与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虽然难以与“李杜相颉顽”，但却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被后人称为晚唐“咸通后僖宗、昭宗时代的诗史”，实可称作“晚唐之巨擘”。

郑谷的其他诗歌，或咏物，或别离，或感遇等篇什，也都风格清新通俗，轻巧流利，语言工丽。如《菊》中的“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如《海棠》中的“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如《淮上与友别》中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如《席上贻歌者》中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再如《中年》中的“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等吟咏，文笔优美，思致婉转，感情丰富，韵味深长，读后叫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郑谷-名人评价 《唐诗鉴赏辞典》历代骚人墨客对郑谷的“一字师”和这首《鹧鸪》诗，均极为推重。有诗云：“早梅一字师，齐已谢不逮”；有诗云：“一字之师齐已拜，早梅开后独踟蹰”；有诗云：“一卷云台刚读罢，耳边疑听鹧鸪声”；有诗云：“读书堂侧老松枯，故址荒凉唱鹧鸪”；还有诗云：“何以鹧鸪诗，脍炙于千载”。

元代辛文房赞赏郑谷“尝赋鹧鸪，警绝”；清代金圣叹称扬郑谷这首诗“深得比兴之遗”；沈德潜也说《鹧鸪》诗的“三四语胜于‘钩（车舟）格磔’也”，并称誉是“以神韵胜”。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一书也载文称，《鹧鸪》诗“终篇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乡思之愁”，赞许“诗人紧紧把握住人与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均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

顾况在《悲歌》序中说，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采之丽耶？” 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教化。他曾模仿《诗经》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并效法《诗经》“小序”，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标明主题。如“囝，哀闽也”，“采蜡，怨奢也”，开白居易《新乐府》“首句标其目”的先例。他的乐府诗不避俚俗，不乏尖刻，直接反映现实。《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以《囝》最著名。唐代闽中官吏常取幼童作阉奴，诗中揭发闽吏这一残害人民的罪行，写得极其沉痛。

顾况七言歌行中《公子行》﹑《行路难三首》，揭露贵族子弟的豪侈生活﹐讽刺封建帝王追求长生的愚昧行为，颇有现实意义。又如《李供奉弹箜篌歌》、《刘禅奴弹琵琶歌》、《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等，通过丰富生动的比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对音乐的描绘相当出色。这些诗想象丰富，意境奇特，色彩浓郁，是后来李贺歌行的漤觞。皇甫湜《顾况诗集序》称其“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唐末诗僧贯休有《读顾况歌行》一诗，对他的七言歌行也极为推崇。

顾况的七绝清新自然，饶有佳作。如《宿昭应》讽刺玄宗求仙。《叶上题诗从苑中流出》、《宫词》写出被禁闭深宫宫女的哀怨。《竹枝词》是学习江南民歌之作。

顾况有《文论》一篇，立论与中唐时期的一些古文家相似，可以看出当时文学思想的趋势。他为当时诗人所撰的诗序，分别记述了陶翰、刘太真、朱放、储光羲的事迹及诗文编集的情况，为后世提供了文学研究的资料。他的《戴氏广异记序》，论述了唐人志怪传奇作品如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等，说明他对当时传奇这一新体也很重视。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曾记述顾况善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杂艺术类著录有顾况《画评》1卷，今佚。

有《顾逋翁诗集》4卷，辑入《唐诗百名家全集》，《华阳集》3卷，辑入《四库全书》。《全唐诗》编录其诗4卷，《全唐文》编录其文3卷。事迹见《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

刘敞在长安时结识了妓女茶娇，刘敞被召还朝，茶娇路上送别，刘敞赠诗云：“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欧阳修笑说：“原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刘敞晚年的时候，曾经再娶，欧阳修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