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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梅尧臣的诗作特色

  梅尧臣早年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西昆诗派的影响,后来由于他关心现实,接近人民,诗风逐渐变化,并提出了同西昆派针锋相对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如见赠述诗》),对浮艳空洞的诗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艺术上,梅尧臣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 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这一著名的艺术标准,并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梅尧臣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主张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他了解农村生活,在早期就写了一批关怀农民命运的作品,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等。以后,他又写了《田家语》,描写沉重的赋税、徭役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的名篇《汝坟贫女》,通过一个贫家女子哭诉,深刻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他的一部分诗作抒写对国事的关心。如《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等。另一些篇章如《彼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猛虎行》,表现了他对于守旧、腐朽势力的憎恨。他还写了不少山水风景诗,其中《寒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晚泊观斗鸡》等诗,在平凡的景物或事物中寄寓了深刻的哲理。梅尧臣的诗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他善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画出清切新颖的景物形象。

顾况的诗作特色

顾况在《悲歌》序中说,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采之丽耶?” 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教化。他曾模仿《诗经》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并效法《诗经》“小序”,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标明主题。如“囝,哀闽也”,“采蜡,怨奢也”,开白居易《新乐府》“首句标其目”的先例。他的乐府诗不避俚俗,不乏尖刻,直接反映现实。《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以《囝》最著名。唐代闽中官吏常取幼童作阉奴,诗中揭发闽吏这一残害人民的罪行,写得极其沉痛。

顾况七言歌行中《公子行》﹑《行路难三首》,揭露贵族子弟的豪侈生活﹐讽刺封建帝王追求长生的愚昧行为,颇有现实意义。又如《李供奉弹箜篌歌》、《刘禅奴弹琵琶歌》、《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等,通过丰富生动的比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对音乐的描绘相当出色。这些诗想象丰富,意境奇特,色彩浓郁,是后来李贺歌行的漤觞。皇甫湜《顾况诗集序》称其“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唐末诗僧贯休有《读顾况歌行》一诗,对他的七言歌行也极为推崇。

顾况的七绝清新自然,饶有佳作。如《宿昭应》讽刺玄宗求仙。《叶上题诗从苑中流出》、《宫词》写出被禁闭深宫宫女的哀怨。《竹枝词》是学习江南民歌之作。

高适的艺术特色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

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却使人感到默默的悲凉也。

许浑的诗作特色

许浑以登临怀古见长。名篇如《咸阳城东楼》、《金陵怀古》、《故洛城》、《途中寒食》、《凌□台》,追抚山河陈迹,俯仰古今兴废,颇有苍凉悲慨之致。但往往限于伤今吊古,别无深意,读多难免有落套之感。其宦游、寄酬、伤逝诸作,亦时有佳句,如“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暮宿东溪》),“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草荒春雨多”(《郑秀才东归凭达家书》),都能在写景中托寓情思,婉丽可讽。而意境浅狭,气格卑弱,是其通病。另外,许浑是《清明》一诗的作者,由于南唐编《千家诗》时出错,导致《清明》一诗的作者至今仍误传为杜牧,在此改正。

其诗现存 500首左右,无一首古体。近体以五、七言律诗居多,圆稳工整,属对精切,致有“声律之熟,无如浑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的赞语。 但也有人批评他“专对偶”、“工有余而味不足”(方回《瀛奎律髓》)。一般说来,他的警句常出现在第二联,如“溪云初起日沉阁(一作“谷”),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故洛城》),而到后半篇往往流于平沓,各首间句意也时见复出。他喜欢将律句三字尾的声调改为“仄平仄”对“平仄平”,以显示拗峭变化,为后人所仿效,称作“丁卯句法”。

岑参的诗歌特色

诗文特色岑参诗歌的题材涉及到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岑参两度出塞,写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在盛唐时代,他写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

在他笔下,在大唐帝国的伟大力量面前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对手,所以他并不需要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牲,他要写的是横在战士们面前的另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严酷的自然。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景。如没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

岑参以好奇的热情和瑰丽的色彩表现塞外之景。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生动夸张、慷慨激昂、奇峻壮阔、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语言变化自如。

段克己的诗作特色

段克己为河汾诗派作者,兼擅填词,存世作品中一些诗词,写故国之思,颇有感情。如“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他也关心民间疾苦,曾哀吟“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癸卯中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然而写得最多的还是山光水色和隐逸生活,刻画山川的雄伟(如《乙巳清明游青阳峡》),描绘风光的绮丽(如〔满江红〕《寿卫生行之》),都有特色。写隐居生活如:“四壁摧颓手重泥”(《冬夜自适》)、“便把锄头为枕,眠芳草”(〔满庭芳〕《山居偶成》),虽只是生活片断的记录,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安于淡泊和有劳动体会的。前人称段克己的作品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在继承文学传统方面,他受苏、辛的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也有文名,诗词风格与克己相近。金代赵秉文以“二妙”相誉,后人编他们的合集时,称《二妙集》。

《中州集》成书之日,段克己尚在世,所以元好问未录其诗词。《二妙集》8卷,有吴昌绶双照楼影元刊本。又有海丰吴氏《九金人集》本,增《补遗》1卷。二本文字间有不同。词亦见《强村丛书》和《全金元词》。

李延寿的创作特色

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孔平仲的作品特色

  孔平仲长于史学,工文词,富于词藻,著有《珩璜新论》、《续世说》、《孔氏谈苑》、《朝散集》等。他的诗富有现实内容,如《铸钱行》揭露铸钱扰民:";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村斗粟却空归。";《熙宁口号》数首,有的歌颂新法的成效,有的指出新法的弊病。他的诗豪放流丽、近于苏轼,如《霁夜》:";寂历帘栊深夜明,睡□清梦戍墙铃。狂风送雨已何处?淡月笼云犹未醒。";

苏舜钦的作品特色

苏舜钦早期诗作,充满激情,感激顿挫而发其郁积,语言明快豪迈,形成他豪犷雄放而超迈横绝的主导艺术风格。后期寄情山水自然景物的诗作,风格幽独闲放,与前期诗作大相径庭。

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

不过,由于两人的所长不同,诗风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评:“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前面的《对酒》就是一个例子,下面再以《松江长桥未明观渔》为例:

曙光东向欲胧明,渔艇纵横映远汀。涛面白烟昏落月,岭头残烧混疏星。鸣根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

这诗中某些特异的语汇、意象,在梅尧臣诗中也可找到类似的用法,全篇的奔放豪健,气象开阔,则是梅诗中难以找见的;反过来说,梅尧臣诗的精微、深沉、含蓄、细腻等特点,苏舜钦也比较缺乏。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

但也有些小诗,苏舜钦写得相当精致,如《淮中晚泊犊头》:

吴兢的史学特色

尚简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直笔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扬雄的辞赋特色

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

怀素的艺术特色

怀素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金壶记》说他是“一日九醉”。大概醉翁之意不在酒,“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他志在“狂草”而已。

怀素的草书以篆书入笔,藏锋内转,瘦硬圆通,用笔迅疾,气势宏大,虽然狂放,但并没有为追求新奇而无视法度。相反,他的草书严谨,结字简练,体现独特的草书艺术风格。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但怀素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如圣母、食鱼、苦笋、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藏真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如小草千字文、圣母帖,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