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的诗歌风格

盛唐诗派中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之称。他的诗现存57首，数量虽不多，《四库全书总目》称常建“卓然与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河岳英灵集》中常建序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于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

盛唐山水诗大多歌咏隐逸情趣，都有一悠闲适意的情调，但各有独特风格和成就，常建最著名的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在优游中写会悟，但风格闲雅清警，艺术上和王维的高妙、孟浩然的平淡都不类同，确属独居一格。现江苏常熟虞山破山寺已成蓍名景点，全赖常建此诗以传。

宋代欧阳修十分喜爱“曲径”两句，说“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后来他在青州一处山斋宿息，亲身体验到“曲径”两句所写的意境情趣，更想写出那样的诗句，却仍然“莫获一言”。

足以表现他的诗歌成就的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

边塞诗如《古意》、《古从军行》，以豪迈的语调写塞外的景象，揭露封建帝王开边黩武的罪恶，情调悲凉沉郁。

描写音乐的诗篇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记述的是当时自西域传入的新声，可以看出唐朝文化艺术的多方面发展。

寄赠友人之作有《送陈章甫》、《别梁锽》、《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赠张旭》等，着力描叙一些不得施展怀抱的，有才能的人物。诗中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发展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

修道生活情趣殷璠称之为";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也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河岳英灵集》），但有浓厚的消极思想，不能代表其主要成就。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颀诗集 1卷。今存《李颀集》有《唐人小集》本1卷；《唐诗二十六家》本3卷。《全唐诗》编为 3卷，但仍有遗漏。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李颀诗";条提到并加以称许的";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四句，就不见于《全唐诗》。生平事迹见《唐才子传》。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清淡自然的诗风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先生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丰富的山水诗歌意境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创造性的诗歌表现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独特的诗歌美学观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诗文特色岑参诗歌的题材涉及到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岑参两度出塞，写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在盛唐时代，他写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

在他笔下，在大唐帝国的伟大力量面前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对手，所以他并不需要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牲，他要写的是横在战士们面前的另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严酷的自然。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景。如没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

岑参以好奇的热情和瑰丽的色彩表现塞外之景。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生动夸张、慷慨激昂、奇峻壮阔、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语言变化自如。

他的诗歌中有关边塞风习的描写，也很引人注目。这里军营生活的环境是：“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首秋轮台》）；将军幕府中的奢华生活的陈设是：“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这里的歌舞宴会的情景是：“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曼脸娇娥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裙转袖若飞雪，左延右延生旋风”（《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延歌》）。这些都是习于中原生活的岑参眼中的新鲜事物。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诗中还反映了各族人之间互相来往，共同娱乐的动人情景：“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岑参也写过一些在边塞怀土思亲的诗歌，如为后人传诵的《逢入京使》：事情很平凡，而情意却很深厚。但是，他的《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一诗：更表现了他把国事放在首位的动人心情。

安史乱后，他虽然也在《行军二首》等个别诗篇中，发出了一些伤时悯乱的感慨，但比之前面说的那些边塞诗，就未免有些逊色了。他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说：“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这种心情也可以说明他浪漫豪情消失，对安史之乱反映得很少的原因。

不可否认，岑参的诗的确极富感染力。

诗词评价岑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艺术上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夸张大胆，色彩绚丽，造意新奇，风格峭拔。他擅长以七言歌行描绘壮丽多姿的边塞风光，抒发豪放奔腾的感情。唐人杜确编有《岑嘉州诗集》，后人集据此演变。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有《岑参集校注》。事迹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

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这和高适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和高适不同。

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在他的名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诗中，从中可以看出他也很注意向民歌学习。

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说他的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可见他的诗当时流传之广，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还为各族人民所喜爱。殷番、杜甫在他生前就称赞过他的诗。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更说他的诗“笔力追李杜”（《夜读岑嘉州诗集》）。评价虽或过当，岑诗感人之深却可以由此想见。

可是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对他一生的生活、思想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历代的评论家认为岑诗俊逸悲壮，我们对这四个字反复玩味，其实就是热衷功名，勇于进取，和全身远祸，遁踪山林这两种思想矛盾在诗歌创作上的反映。这一对矛盾自始至终地贯穿在诗人岑参的一生中。这种江湖魏阙的思想矛盾，在唐代诗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超逸豪迈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亦不例外，他一方面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而另一方面却多次上书州官，以毛遂自比，《与韩荆州书》说：“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岑参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心情，不仅受家庭影响，亦有其社会基础。

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其诗多写山水田园，清丽闲淡，和平之中时露幽愤之情。反映民间疾苦的诗，颇富于同情心。是中唐艺术成就较高的诗人。

代表作有《观田家》。此外，他还有一些感情慷慨悲愤之作。部分诗篇思想消极，孤寂低沉。韦诗各体俱长，七言歌行音调流美，“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白居易《与元九书》)。五律一气流转 ，情文相生，耐人寻味。五、七绝清韵秀朗，《滁州西涧》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写景如画，为后世称许。韦诗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但亦有秾丽秀逸的一面。其五古以学陶渊明为主，但在山水写景等方面，受谢灵运、谢朓的影响。此外，他偶亦作小词。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

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壮阔，则显示韦诗雄豪的一面。其田园诗实质渐为反映民间疾苦的政治诗。

韦应物实现了脱离官场，幽居山林，享受可爱的清流、茂树、云物的愿望，他感到心安理得，因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蹇劣，笨拙愚劣的意思；“薄世荣”，鄙薄世人对富贵荣华的追求。这里用了《魏志. 王粲传》的典故。《王粲传》中说到徐干，引了裴松之注说：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韦应物所说的与徐干有所不同，韦应物这二句的意思是：我本就是笨拙愚劣的人，过这种幽居生活自当心安理得，怎么能说我是那种鄙薄世上荣华富贵的高雅之士呢！对这两句，我们不能单纯理解为是诗人的解嘲，因为诗人并不是完全看破红尘而去归隐，他只是对官场的昏暗有所厌倦，想求得解脱，因而辞官幽居。一旦有机遇，他还是要进入仕途的。所以诗人只说自己的愚拙，不说自己的清高，把自己同真隐士区别开来。这既表示了他对幽居独处、独善其身的满足，又表示了对别人的追求并不鄙弃。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壮阔，则显示韦诗雄豪的一面。

韦应物的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前辈诗人的影响很大，前人说：“应物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说：“一寄穗秾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宋濂《宋文宪公集》卷三十七）。这些评价并不十分恰当，但是可以说明韦诗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风格的。

韩偓诗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诗篇。它们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作者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述怀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他的作品多写上层政治变乱，触及民生疾苦者较少。而艺术上缺乏杜甫沉雄阔大的笔力和李商隐精深微妙的构思，有时不免流于平浅纤弱。

韩偓的写景抒情诗构思新巧，笔触细腻。而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浑涵无迹。七律《惜花》写得悲咽沉痛，被人视作暗寓亡国之恨。一些写景小诗如《醉著》、《野塘》，以白描手法勾摹物象，构图明晰，设色疏淡，宛如一幅幅饱含诗意的水墨画卷。至于反映农村乱败景象的《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寓时事于写景之中，更有画笔与史笔相结合之妙。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韩偓纪事：“偓小字冬郎，义山云：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偓，字致尧，今曰致光，误矣。”

（韩偓作《香奁集》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对此历来评价不一。今有明汲古阁刻本《韩内翰别集》1卷，附补遗1卷。另《香奁集》有元刊3卷本和汲古阁1卷本传世。）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余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据沈括《梦溪笔谈》——《香奁集》应为和凝所著。

他的主要功绩和沈佺期一样，在创作实践中使六朝以来的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造了七言律诗的新体。他也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佺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亦不免失于过分雕琢。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

唐寅早期绘画，“远攻李唐”、“近交沈周”。早期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沈周和周臣都是当时苏州名画家，沈以元人画为宗，周则以南宋院画为师，这是明代两大画派，唐寅虽师周臣，却有胜蓝之誉。 唐寅兼其所长，在南宋风格中融元人笔法，一时突飞猛进，以至超越老师周臣，名声大振。 唐寅画得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山水画。唐寅足迹遍布名川大山，胸中充满千山万壑，这使其诗画具有吴地诗画家所无的雄浑之气，并化浑厚为潇洒。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的描写亭榭园林，文人逸士优闲的生活。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面貌丰富多样。 由于唐寅作画很少在画上注明年份，且他的画风变化也不很有规律，所以很难推测他作画的时间，也就难以按照时间来划分他的画风变化进程。 唐寅在拜周臣为师后，主要是宗南宋院体，但其画有时也有与沈、文画风相近的作品，如《南游图》。这是唐寅三十六岁时当琴士杨季静离开苏州时赠送给他的。 唐寅擅长写意花鸟，活泼洒脱、生趣盎然而又富于真实感。传说唐寅所作的《鸦阵图》挂在家中，有一天有数千只乌鸦纵横盘旋在屋顶，恍若酣战，堪称奇绝。 唐寅花鸟画的代表作是《枯槎鸲鹆图》。其构图用折枝法，枯木枝干由右下方弯曲多姿地向上伸展，以枯笔浓墨画之，苍老挺拔。以积墨法画一只栖于枝头的八哥，正引吭高鸣，树枝似乎都在应节微动，从而显现出自然界生命律动的和谐美。秃笔点叶，一两条细藤与数笔野竹同枯树上的老叶画在一起，增添了空山雨后幽旷恬静与清新的气氛。右上角题诗为：“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馀。”诗画映发，对象的神态和画家的情趣融为一体，寄寓了超凡脱俗的思想。这幅画在画法上属小写意，一路运腕灵便，以书法人画，以写代描，笔力雄强，造型优美，全画笔墨疏简精当，行笔挺秀洒脱，形象饶有韵度，从中可以窥见唐寅在探讨写意技法和开拓花鸟画新境界方面的卓越建树。

唐寅的水墨花鸟画基本上是以水墨提炼形象，墨韵明净、生趣盎然。其著名的还有《雨竹图》，画面以二组浓叶为主枝，后出淡叶，再出叶数笔以相呼应，叶均向下急趋，一派雨打竹叶之势。 唐寅书法源自赵孟頫一体，风格丰润灵活，俊逸秀拔，几为画名所掩。其代表作《落花诗册》。唐寅擅画山水、人物、仕女和花鸟，尤以山水、仕女著称。唐寅的山水画，早年师法沈周，传世之作甚少。现存作品有《洞庭黄茅渚图》和《贞寿堂图》以及唐寅21岁作《对竹图》等。中年的山水画，主要宗法周臣，而周臣的山水画师法南宋的李唐和刘松年，因此唐寅的画又可上溯至南宋李唐、刘松年为代表的院体画派。他在老师周臣影响指导下，学到了宋人笔法严谨雄浑、风骨奇峭的风格。同时他又参合了马远、夏圭的构图和笔墨技巧，并广泛地涉猎北宋李成、范宽、郭熙和元代的黄公望、王蒙诸大家的长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画面布局严谨整饬，造型真实生动，山势雄峻，石质坚峭，皴法斧劈，笔法劲健，墨色淋漓。代表作品有《王鏊出山图》、《沛台实景图》、《行春桥图》、《关山行旅图》等。晚年画风已脱出周臣的风范，自立门户。此时细笔山水居多，作品有《山路松风图》、《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西洲话旧图》、《幽人燕坐图》等。从这些画的风格看，画风构图简洁清朗，用笔多为细劲中锋，犹如游丝描，纤而不弱，力而有韵，具有刚柔相济之美。山石的皴法丰富，多有短砍、长皴、顺笔、逆毫、方折、圆转等笔墨。林木、房舍、溪流等景物，穿插有序，密而不窒，杂而不乱，极富韵律和文人画秀润空灵的美感。墨色淋漓，又富浓淡变化。唐寅的山水画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能打破门户之见，无论北方画派、江南画派，还是南宋的院体及元代文人山水画，近及沈周和周臣等名画师，他都认真学习，博采众长，革新创造．最后形成自己的画风。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对自然山川有着亲身的体察和真实感受，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山真水中汲取营养，从而对他的山水画创作起着重要的滋养作用。他的作品气魄雄伟壮阔，造型严谨准确，笔墨精湛高深，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画家。唐寅的仕女、人物画，大致没有逾越南宋人物画藩篱．尤其是他的敷施重彩的工笔人物画，那种明眸、皓齿、红颜、粉颊……还是南朱院体画的遗风。他的人物画，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线条劲细，敷色妍丽，气象高华，出自南宋院体画。如《王蜀宫妓图》，画家以传统的工笔重彩的手法，以“三白法”染仕女的面部，突出了宫女的浓施艳抹。衣纹用细劲流畅的铁线描，服饰施以浓艳的色彩，显得绮罗绚烂。把宫妓们竞相装扮，斗绿争绯的情态刻画得生动入微，不愧为唐寅仕女画的优秀之作。另一种是从南宋的院体脱胎而出，笔墨流动爽利．转笔方劲，线条抑扬起伏．代表作品有《秋风纨扇图》以及《李端端图》等，画风由工丽变为简逸高雅。画家把宋代李公麟行云流水描和颜辉的折芦描参合使用，使画面富有韵律感。唐寅的人物画，写实功力较强，形象准确而神韵独具，故《明画录》评他的人物画“在钱舜举下，杜柽（杜堇）居士上”。

唐寅的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多，现存作品有《墨梅图》、《风竹图》和《鸲鹆鸣春图》以及《临水芙蓉图》、《杏花图》等，画风远法宋元水墨画．近师沈周的变革创新，刻意求精。如在《墨梅图》中唐寅用水墨画梅花一枝，意笔写花干，没骨法点梅花，笔法秀逸洒脱，颇具质感。而《鸲鹆呜春图》则用水墨随意点画，较之沈周则更为活泼洒脱，较之林良、吕纪又不像他们那样粗犷豪放，而是自有一番清新活泼之趣。

唐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创作的诗，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600余首。其诗风婉华丽，通俗流畅，即兴抒怀，以才情取胜。诗文的内容多为揭露社会矛盾，抒发不平之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唐寅为传统绘画所作的贡献，大致可概括为三点：其一，综合南北二派，弘扬了文入画的传统。我国的传统绘画．到了北宋初期，由于地理条件和风格的不同，始分为南北两大画派。北方画派以李成、关仝、范宽为代表，画风深厚旷远，石体坚凝，风骨奇峭，气势雄伟；而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宗师，画风柔和温秀，笔墨潇洒含蓄，水墨湿润华滋，远近感强烈。但又有各自的弱点，比如北方画派．笔锋太露，缺少含蓄，缺少韵致和远近感等；南方画派缺少骨力、庄严和气魄等。唐寅的功绩就在于打破了门户之见，从笔法、气势、笔意和设色上，把南北两派不同的源流，扬长避短，融合在一起，又吸收元画的长处，最后形成结构严谨，风骨奇峭，笔法秀逸，水墨淋漓，意境空灵的独特风格。他的画，既有宋画深厚功力，又有文人画的书卷气，为吴门画派的崛起，为弘扬文入画的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二，诗书画的有机结合。唐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诗文、书法的造诣也很深，在诗书画有机结合方面也作出了新的贡献。其结合方法：一是书风与画风的一致与和谐，书法的意趣与绘画情趣极为相近，因为两者都强调人格与真情的再现。唐寅的书法渊源于赵孟頫和李北海，用笔秀润缜密，刚粟结合，意态端庄潇洒，近似“院体”的山水画风，但又在规整中具清润之姿。二是将书法用笔之法运用于绘画，这在唐寅传世绘画作品中较为明显。此外，诗与四的和谐一致，也是唐寅画的又一特色。比如，唐寅的诗文，豪放不羁，戏语中寓忧思；他的绘画也和诗一样，如纵壬中见深沉，戏笔中寓思想。其三，诗情与画意的紧密结合。唐寅绘画中的题诗和情感，紧扣画的主题和意境，以阐发或充实画面的内涵思想。而作品中的望背兰墨，又通过象征、寓意、拟人化等手法或意境的创造，形象地表达出诗意，这种诗与画的完美结合，也是唐寅画的一大特点。

唐寅书画的贡献，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深化了文人画的题材内容，促进了山水、人物、仕女、花鸟各科的全面发展，加强文人画自我表现意识等，都给后世造成深远影响。

投机取巧

邀他人之功为已功。王钦若为太常丞、判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理欠凭由司时，度支判官毋滨古有次对他说：“全国老百姓因逃亡拖欠下的钱粮，自五代起到如今，虽政府一直在催缴，但始终上缴不了，因老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负担不起。我将疏请皇上，将这笔钱粮减免。”王一听，认为这是桩邀功请赏的好买卖，连夜命人核算好这笔拖欠钱粮的总数和减免成数，第二日，即以他个人名义抢先疏奏真宗。真宗一见这奏疏大惊，找来王问：“这件事难道先帝不知道吗？”王从容诡称：“先帝本来就知道的，只是他有意把它留给陛下来处理，以收人心。”真宗听了大喜，即日下令减免钱粮一千多万担，并释放囚犯三千余人。从此，真宗对王更器重，召为翰林学士。后调西川安抚使还朝，又授左谏议大夫、参加知政事（副宰相）。

迎合帝意

大搞荒诞无稽的迷信活动。有一次，真宗曾梦见神人对他说：“（吾）赐（汝）天书于泰山。”真宗是迷信道教的，信以为真，并将这事暗中告诉了王钦若。后大中祥符初年王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时，为了迎合帝意，伪造天书，即所谓《天书再降祥瑞图》，通过朝廷中官，奉献真宗。

且事前部署周详，八方缝合，捏造情节，说是某年六月甲子日，有木工董祚于泰山醴泉亭之北见有一方黄绢飘摇草上，走近一看，除上有御名“真宗”二字外，其他字都不能识，便拾来请钦若过目。钦若细看，乃知是《天书再降祥瑞图》，便盥手威仪迎奉至社首，然后又跪授中官，驰奉皇上。同时他还说，他来到泰山任职后，曾两次梦见神人，要求增建庙庭。

王钦若把他编的这一套鬼话一说，真宗信以为真，既封禅泰山，在泰山上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而王钦若也因此大捞一把，命他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因前与寇准不和，已罢参知政事，为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次年，又升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挑拨离间

谗语伤人，打击政敌。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方契丹（即辽国）军队大举南侵，深入到北宋都城开封以北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宋朝君臣上下惊惶失措。为避契丹锋芒，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陈尧叟（蜀人）主张迁都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战，不仅不主张迁都，还主张宋真宗亲征，说当今“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若向南迁都，“所在人心崩溃”，契丹乘势深入，则天下不可保。

最后真宗勉强听了寇准的话，稳住阵脚，与寇准一起亲征。河北军民听到皇帝与宰相来，抗战情绪十分高涨，“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由于真宗把军事指挥权全给寇准，“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而寇准在大敌当前，抗战坚决、果敢，指挥机智、镇定。故宋军和契丹一接触，契丹军被“斩获大半”，并射死其大将军挞览。

这一战役的胜利，本可乘机北进，收复失地；但因真宗的亲征，原非出于自愿，又“厌兵”，加上投降派从中作梗，流言蜚语，打击寇准，结果在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真宗同意与契丹媾和，寇准也被迫认可，与契丹订立了一个岁输币“三十万”的所谓“澶渊之盟”（澶渊是澶州西南一个湖泽）的屈辱和约。澶渊之盟本身当然是不值得称道的，但澶州一战打得敌方落花流水，余敌弃甲曳兵而走，主要是寇准的指挥得当。这点，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战事结束，他给寇准加官进爵，更加器重。

然而“素与寇准不协”的王钦若却“深嫉之”，乘机挑拨离间，谗言中伤。一日会朝，寇准先退，真宗目送之。钦若见此则进言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又问：“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一时愕然，说不出道道，只反问一问“为什么”后，钦若又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帝听了有些不痛快，未等他开口，钦若又加尖：“陛下闻博（赌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原来就认为寇准“刚直难独任”的真宗经钦若这样一挑拨，对寇准产生了疑虑，景德二年就用王旦为宰相，将寇准降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虽然背了黑锅，但他的爱国精神和优良的政治品质却为人民所承认，故在戏剧中，他是作为一个“清官”的典型出现的。

嫁祸于人

宋真宗咸平年间，王钦若为科举主考官。考生临津任懿为录取开后门，间接通过王要好的一个僧人惠秦搭桥引线，送了三百五十两的贿赂银票到王家撮成其事。其时王在试院监考，任懿这名字，是王的妻子李氏暗中写在他家奴仆祁睿的手臂上，祁睿以进试院给王送汤饮为名而告诉王的，任懿的贿赂银数也由祁睿同时告诉了王。这场腌脏交易虽然做成了，但事后为人检举揭发，御史中丞赵昌言逮捕了祁睿、任懿等人，并疏请皇上要逮钦若归案惩处。

御史拷问任懿作弊情节，任说：妻兄张驾认识考官洪湛，曾与张一起到过洪家里说过考试开后门的事；但后来真的贿赂行事，是间接通过僧人惠秦等人暗中进行的，被贿赂者是谁他不清楚。拷问祁睿、惠秦，虽承认干了这上述勾当，但于太常寺另外鞫问王钦若时，王却将祁睿、惠秦口供全盘否定。且说祁是前几日才到他家为佣的（祁原是王任亳州判官时小吏，虽跟随王多年了，但祁的户藉一直在亳州，后来才移来王家，故王诡称祁前几日来他家为佣），还不信任祁，祁也不可能干这种勾当。说到与惠秦的关系，王承认彼此友情甚厚，但惠秦从未登过他家的门。

因王的狡辩，这两点都落实不了。鉴于王当时是真宗的红人，法司不敢深究，最后把这考场贿赂舞弊事落到考官洪湛身上，既削籍，又流放儋州以死。当时人们虽知洪是冤案，但因王当时是副宰相，权势大，谁也不敢出来抱不平。

抢功为己

这也就是群众说的一句俗话：“取到经是唐僧的，犯了祸是孙猴子的。”这里举修纂《册府元龟》为例。王钦若与寇准不和，罢为副宰相兼任刑部侍郞、资政殿学士后，宋真宗命他与杨亿等人主修《册府元龟》一书。该书专录上古至五代君臣事迹；所录以正史为主，兼及经、子、集。全书正文一千卷，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部有“总序”，类似小沿革史；每门有“小序”，类似每门的总论。《册府元龟》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开始修纂，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完成，前后共八年。在修纂过程中，因每修辑一部分要向真宗汇报，如得到真宗的褒奖称赞，王钦若则将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一以谢皇上；如果出了毛病，受到真宗的谴问时，则推卸责任，叮嘱书吏说是杨亿等人干的。

奸邪险伪

王钦若诸于上述的“奸邪险伪”，大中祥符七年马知节与王一起在枢密院任事时，马曾当着真宗的面进行揭露丑诋，曾使王一度罢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卖力为真宗上玉皇尊号、建祥源观等等，而王本身从年幼起就崇信道教，（年青时，在宜春的湖岗寺和奉新华林书院读过书，这两地都是当时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有深厚影响），特别是当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书仪制》、《五岳广闻记》等书，校刊道书数百卷），“情人眼里出西施”，因此真宗对他有种特殊感情，罢相后不久，又官复原职，重登相位，他的龌龊行径不能得到彻底揭露。

真宗死，仁宗即位，钦若又献《迁叙图》，论述“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赏，加上太后从中赐以青睐，钦若仍得为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隆。钦若最后染疾归家，“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亲信二十余人入官。“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在此情况之下，钦若的龌龊行径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后，仁宗的头脑冷静下来，可能听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觉察、体验，才对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地域之见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有的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证来看，似乎是肯定。如《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任爽在《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一文中说：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同时给南北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

大体上，五代以前，由于南方较为落后，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开始更多地影响北方。这一进步，意味着北方地主阶级集团传统的优势地位，首先是政治优势地位的丧失。因此，这一进步绝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阶级集团所轻易接受。唐宋之际，大多数北方人士对这一进步，特别是对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采取了一致的敌对态度。北方人士如此，当然南方人士也不会自甘菲薄，双方从各个角度、利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阵线之清晰，前所未有。

政治斗争

接着，作者在缕述唐宋之际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首先说了唐代后期永贞革新运动是南方人争取全国政治地位的初次尝试，因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以后在谈到王安石变法中，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其原因，除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观点不一致外，作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谁来改革的斗争，因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作者在论述北宋初年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时，对南北两派的尖锐对立作了更多形象具体的描绘。他说：

《道山清话》载：“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为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尝上。”及真宗欲相临江军人王钦若，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传》）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尚需找些“公议”一类的理由搪塞舆论，不敢过分露骨。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

抚州人晏殊，七岁以神童其荐。真宗召其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晏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真宗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不高兴，曰：“殊江外人！”连真宗也觉得不象话，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宋史·晏殊传》）及临江军人萧贯（新喻人）当作状元，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结果北人蔡齐夺魁。寇准出院，居然对同僚夸耀：“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邻几杂志》）

这种状况，使得在朝南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始终有一种“弱羽惊弦势未安”（《东轩笔录》）的惆怅。但是，南方政治势力的发展，并非统治者个人意愿所能阻止。自真宗破例以王钦若为相，其后居相位者五十四人，而南人有二十九，超过了半数，与唐代仅占十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太祖御笔刻石的下落，尤其发人深省。据《道山清话》：“自王文穆（钦若）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他处。后寝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石为人窃去。”

“不用南人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遗训。据此典则，王旦阻挠南人王钦若入相当国；寇准以北人自居，打开窗子说亮话，说“南方下国”之人，“不宜冠多士”，要入阁拜相当然更是不允许的。最后终于冲破了这个“门户之见”，王钦若登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当宰相的第一人。而王曾说王钦若等五人为“五鬼”，南北“门户之见”可能是个因素，因为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等四人都是南方人，只有山阳人刘承珪，他是属山东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尚不清楚。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极高的现实性和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1958年，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外国人称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经过七百多年历史的考验，关汉卿在中国戏剧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已被大家所公认。他的创作遗产已成为民族艺术的精英，人类文化的瑰宝，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杂剧关汉卿杂剧题材和形式都广泛而多样化，有悲剧，有喜剧，有壮烈的英雄，有恋爱故事，有家庭妇女问题，有官场公案。杂剧题材大多反映现实，生活面非常广阔，真实具体，揭示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对不幸者寄多深厚同情，高度结合思想性与艺术性。　　关汉卿杂剧剧本能根据主题而剪裁取舍，情节安排紧凑，布局引人入胜，主线清晰，节奏紧凑，不全采用大团圆结局的惯例。　　关汉卿杂剧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如窦娥等人物形象均栩栩如生，成功地塑造各种典型人物。　　关汉卿善于驾驭语言，语言风格与题材互相配合，吸收民间文学的土语方言，以及古典诗词的鲜活字词，并加以提炼，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剧中人物的身分性格，又善于烘托渲染，充分表现元剧“本色”。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

散曲关汉卿散曲写男女恋情的作品最多，对妇女心理的刻划细致入微，写离愁别恨则真切动人。关汉卿散曲风格豪放，曲词泼辣风趣；语言通俗而口语化，生动自然，很能表现曲的本色。他喜用白描手法，善于写景，所用比喻，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