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融的诗歌特点

盛唐诗派中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之称。他的诗现存57首，数量虽不多，《四库全书总目》称常建“卓然与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河岳英灵集》中常建序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于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

盛唐山水诗大多歌咏隐逸情趣，都有一悠闲适意的情调，但各有独特风格和成就，常建最著名的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在优游中写会悟，但风格闲雅清警，艺术上和王维的高妙、孟浩然的平淡都不类同，确属独居一格。现江苏常熟虞山破山寺已成蓍名景点，全赖常建此诗以传。

宋代欧阳修十分喜爱“曲径”两句，说“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后来他在青州一处山斋宿息，亲身体验到“曲径”两句所写的意境情趣，更想写出那样的诗句，却仍然“莫获一言”。

足以表现他的诗歌成就的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

边塞诗如《古意》、《古从军行》，以豪迈的语调写塞外的景象，揭露封建帝王开边黩武的罪恶，情调悲凉沉郁。

描写音乐的诗篇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记述的是当时自西域传入的新声，可以看出唐朝文化艺术的多方面发展。

寄赠友人之作有《送陈章甫》、《别梁锽》、《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赠张旭》等，着力描叙一些不得施展怀抱的，有才能的人物。诗中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发展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

修道生活情趣殷璠称之为";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也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河岳英灵集》），但有浓厚的消极思想，不能代表其主要成就。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颀诗集 1卷。今存《李颀集》有《唐人小集》本1卷；《唐诗二十六家》本3卷。《全唐诗》编为 3卷，但仍有遗漏。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李颀诗";条提到并加以称许的";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四句，就不见于《全唐诗》。生平事迹见《唐才子传》。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清淡自然的诗风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先生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丰富的山水诗歌意境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创造性的诗歌表现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独特的诗歌美学观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诗文特色岑参诗歌的题材涉及到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岑参两度出塞，写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在盛唐时代，他写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

在他笔下，在大唐帝国的伟大力量面前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对手，所以他并不需要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牲，他要写的是横在战士们面前的另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严酷的自然。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景。如没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

岑参以好奇的热情和瑰丽的色彩表现塞外之景。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生动夸张、慷慨激昂、奇峻壮阔、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语言变化自如。

他的诗歌中有关边塞风习的描写，也很引人注目。这里军营生活的环境是：“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首秋轮台》）；将军幕府中的奢华生活的陈设是：“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这里的歌舞宴会的情景是：“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曼脸娇娥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裙转袖若飞雪，左延右延生旋风”（《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延歌》）。这些都是习于中原生活的岑参眼中的新鲜事物。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诗中还反映了各族人之间互相来往，共同娱乐的动人情景：“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岑参也写过一些在边塞怀土思亲的诗歌，如为后人传诵的《逢入京使》：事情很平凡，而情意却很深厚。但是，他的《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一诗：更表现了他把国事放在首位的动人心情。

安史乱后，他虽然也在《行军二首》等个别诗篇中，发出了一些伤时悯乱的感慨，但比之前面说的那些边塞诗，就未免有些逊色了。他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说：“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这种心情也可以说明他浪漫豪情消失，对安史之乱反映得很少的原因。

不可否认，岑参的诗的确极富感染力。

诗词评价岑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艺术上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夸张大胆，色彩绚丽，造意新奇，风格峭拔。他擅长以七言歌行描绘壮丽多姿的边塞风光，抒发豪放奔腾的感情。唐人杜确编有《岑嘉州诗集》，后人集据此演变。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有《岑参集校注》。事迹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

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这和高适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和高适不同。

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在他的名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诗中，从中可以看出他也很注意向民歌学习。

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说他的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可见他的诗当时流传之广，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还为各族人民所喜爱。殷番、杜甫在他生前就称赞过他的诗。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更说他的诗“笔力追李杜”（《夜读岑嘉州诗集》）。评价虽或过当，岑诗感人之深却可以由此想见。

可是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对他一生的生活、思想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历代的评论家认为岑诗俊逸悲壮，我们对这四个字反复玩味，其实就是热衷功名，勇于进取，和全身远祸，遁踪山林这两种思想矛盾在诗歌创作上的反映。这一对矛盾自始至终地贯穿在诗人岑参的一生中。这种江湖魏阙的思想矛盾，在唐代诗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超逸豪迈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亦不例外，他一方面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而另一方面却多次上书州官，以毛遂自比，《与韩荆州书》说：“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岑参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心情，不仅受家庭影响，亦有其社会基础。

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其诗多写山水田园，清丽闲淡，和平之中时露幽愤之情。反映民间疾苦的诗，颇富于同情心。是中唐艺术成就较高的诗人。

代表作有《观田家》。此外，他还有一些感情慷慨悲愤之作。部分诗篇思想消极，孤寂低沉。韦诗各体俱长，七言歌行音调流美，“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白居易《与元九书》)。五律一气流转 ，情文相生，耐人寻味。五、七绝清韵秀朗，《滁州西涧》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写景如画，为后世称许。韦诗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但亦有秾丽秀逸的一面。其五古以学陶渊明为主，但在山水写景等方面，受谢灵运、谢朓的影响。此外，他偶亦作小词。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

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壮阔，则显示韦诗雄豪的一面。其田园诗实质渐为反映民间疾苦的政治诗。

韦应物实现了脱离官场，幽居山林，享受可爱的清流、茂树、云物的愿望，他感到心安理得，因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蹇劣，笨拙愚劣的意思；“薄世荣”，鄙薄世人对富贵荣华的追求。这里用了《魏志. 王粲传》的典故。《王粲传》中说到徐干，引了裴松之注说：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韦应物所说的与徐干有所不同，韦应物这二句的意思是：我本就是笨拙愚劣的人，过这种幽居生活自当心安理得，怎么能说我是那种鄙薄世上荣华富贵的高雅之士呢！对这两句，我们不能单纯理解为是诗人的解嘲，因为诗人并不是完全看破红尘而去归隐，他只是对官场的昏暗有所厌倦，想求得解脱，因而辞官幽居。一旦有机遇，他还是要进入仕途的。所以诗人只说自己的愚拙，不说自己的清高，把自己同真隐士区别开来。这既表示了他对幽居独处、独善其身的满足，又表示了对别人的追求并不鄙弃。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壮阔，则显示韦诗雄豪的一面。

韦应物的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前辈诗人的影响很大，前人说：“应物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说：“一寄穗秾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宋濂《宋文宪公集》卷三十七）。这些评价并不十分恰当，但是可以说明韦诗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风格的。

韩偓诗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诗篇。它们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作者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述怀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他的作品多写上层政治变乱，触及民生疾苦者较少。而艺术上缺乏杜甫沉雄阔大的笔力和李商隐精深微妙的构思，有时不免流于平浅纤弱。

韩偓的写景抒情诗构思新巧，笔触细腻。而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浑涵无迹。七律《惜花》写得悲咽沉痛，被人视作暗寓亡国之恨。一些写景小诗如《醉著》、《野塘》，以白描手法勾摹物象，构图明晰，设色疏淡，宛如一幅幅饱含诗意的水墨画卷。至于反映农村乱败景象的《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寓时事于写景之中，更有画笔与史笔相结合之妙。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韩偓纪事：“偓小字冬郎，义山云：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偓，字致尧，今曰致光，误矣。”

（韩偓作《香奁集》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对此历来评价不一。今有明汲古阁刻本《韩内翰别集》1卷，附补遗1卷。另《香奁集》有元刊3卷本和汲古阁1卷本传世。）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余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据沈括《梦溪笔谈》——《香奁集》应为和凝所著。

他的主要功绩和沈佺期一样，在创作实践中使六朝以来的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造了七言律诗的新体。他也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佺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亦不免失于过分雕琢。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

边贡以诗著称弘治、正德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驾诗坛，而边诗以富有文采为时人称许。综观边贡诗集，佳作多有，“风人遗韵，故自不乏”（《明诗别裁集》），而拟古摘句之什也掺杂其中；沉稳平淡，风格朴质，是其所长，而题材狭窄，调多病苦，为其弱点。要之，其拟古摘句之作，影响消极，而其纤丽俊逸之作，则开“神韵”之渐。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整理翻刻其诗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诗心有相会之处。因此，边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自应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文，后人编为《边华泉全集》。王士祯编选有《华泉集选》4卷。

边贡子边习亦有文名，在乡里教徒谋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称赞，把其诗作附刊于所编的《华泉集选》卷后行世。

边塞经历

彭而述长期仕于西南边陲，西南的风土人情自然不同于中原，使他倍感惊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风物诗就是记载、描摹西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如：“黔山殊易了，值此忽惊人。象马空中下，鸾凰物外真。古柏蹲山脚，奇峰触面开。三山涌作柱，百怪结成胎”（《飞云岭》）；“乌蛇长百尺，巨蟒大十围，倒餐角鹿卷树枝”（《行路难》）；“环山簇石笋，拔地起松根”（《平彝卫》），等等，写景状物，如在眼前。而其有些诗则侧重于表现当地人民，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如“红藤腰围黄金齿，乡面花角来嘎理。双颊象牙环，髻插白雉尾。南山遮些郎，北溪地羊鬼，相约共赴陆梁会。”（《大（棘火）歌》）男女青年，身着独特的民族服饰，兴致勃勃地相约赴会，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特点描述

总之，《读史亭诗集》在内容表现上，有个人苦闷的倾诉、战乱生活的叙写、世道人心的评说、边陲生活的描绘。彭而述在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基础上，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动乱年代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彭而述的古诗乐府，质朴通俗，多仿民歌之作，不乏清新的韵味；其律诗严守格律，平仄对仗，极见功力。诗人精研经史，博见广识，故作诗使事用典，得心应手。

手迹与成就

传世书迹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柳州石井铭》等。《罗池庙碑》，唐长庆元年（821）正月立。韩愈撰、沈传师书、陈曾篆额。旧在广西柳州，久佚。仅清何绍基藏宋拓孤本传世。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影印本。此碑书法秀润妍美，清劲有神，字型虽瘦，然筋而藏肉，略无枯瘠之态，极为可爱。唐代后期是书法的萧条时期，但以沈传师为代表的“矫肥”派，显然多少也给沉闷的书坛带来一些活力，也给柳公权创“柳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与柳公权书法的比较

楷书《柳州罗池庙碑》为沈传师53岁时所书，碑文由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纪念颂扬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所做的政绩。碑立于罗池庙内，碑石早已不存，至于何年遭毁，现无从查考，今所见拓本乃据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一册影印。浏览此碑书法，气息清劲圆润、骨法神健，结字虽较为瘦削，然挺健秀朗，肉藏于筋，略无枯瘠之垢病。乍一看，近似柳（公权）书，但细察与柳书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柳书中宫过于内敛，紧缩得让人心中发慌，沈书却无此特征，虽然中宫也稍作内敛，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较宽松的。另一个与柳书不同点即在结构上，沈氏书法结体多呈左低右高势，且略向右欹侧，当然，此碑书法也确实存在与柳氏书法相同的地方，其中竖弯钩、点、撇、捺、悬针竖等用笔和一些字的结体如“言“字旁，“诏”、“柳”、“师”、“不”等与柳书如出一辙，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请看王铎跋此拓本的一句话“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柳诚悬、欧率更，合为一家”。如果王铎的话可信，显然沈师承了柳，然据《旧唐书》柳公权本传推测，柳（公权）小于沈传师九岁，同时，本传有一段话也耐人寻味，“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说不定这“近代笔法”里就包括沈传师在内。如捡柳书《李晟碑》与《罗池庙碑》对照，用笔与结字即颇为仿佛。看来王铎的沈“本”柳公权是要打折扣的。黄鲁直在论唐代书法时，曾说“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元和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可见柳、沈都是力“矫肥厚之病”以尚“清劲”为美的书家，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柳、沈都是极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这样看来，柳、沈书风的相近也就不足为怪了。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语音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语汇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篇章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运用

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笔法圆劲

传为阎立本的作品保留到至今的有《历代帝王图卷》，就是古代画家企图表现性格特点的重要作品。

这一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的肖像：前汉昭文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蒨、陈宣帝顼、陈废帝伯宗、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其中前六人距阎立本时代较远，后七人则较近。陈叔宝及杨坚父子等人，阎立本都有可能亲自会见过，宇文邕虽是他的外祖父，因去世较早，恐未及见，但对他的了解可能是较真实具体的。阎立本成功地刻画了帝王们的个人性格。画中不仅表现了画家对他们的了解，并且表现了画家对于他们的评价。据过去史书的记载，魏文帝曹丕是博闻强识，才艺兼备的。晋武帝司马炎是深沉、有度量，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北周武帝宇文邕是粗野强梁，没有文化，然而是很有策略、很有能力的人，他从叔父手中夺回了政权，进一步统一了整个北方。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有名的，表面上平和，而心中有计谋多猜忌的人。隋炀帝杨广，据史书上说是美姿容，很聪明，但又浮夸、空想、好享受。陈文帝陈衍也是美姿容，有学识才干，很干练。这一切都和阎立本的表现相符合。

阎立本是从拥护统一，赞美稳固的政权的立场出发描写这些帝王，这一立场是符合初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要求的。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字文邕、杨坚等统一了天下，或促成了统一的趋势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而陈叔宝是所谓亡国之君，阎立本则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就都缺少英雄气概，但江南的陈蒨是一个建立基业的帝王，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无办法的帝王，两人也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历史上的帝王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个人的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而经他们之手所实现的统一与分裂、偏安等不同的政治情势对于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阎立本对他们的描绘联系着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就是通过了个人的性格刻划而企图实现概括广阔生活的目的，这样的创作是从人物肖像画的最高要求出发的。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的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

画家所选择的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的是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和嘴。眼睛除了天生的尖圆长宽等不同外，更显然可以看出内心的心理状态经常表现的不同，而筋肉因习惯性的动作而形成的特点，嘴部表情或用力，或放松，对这些部位都特别着力地加以刻划。

此外，如胡髭，因人而有软硬、疏密的不同，头身的姿势和面部筋肉、骨骼、皮肤也显然可以看出各人的差异。皮肉有松有紧，有硬有软，有粗有细。字文邕的粗野和陈蒨的文雅，极其明显地表现出面部筋肉的不同，几乎能够令人感觉到一个是白净光细，一个是黑而粗糙。

其他，如侍从有男，有女，服饰器物中有的挎剑，有的执如意，也都有烘托性格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

《历代帝王图卷》的这一些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新水平，在古代绘画史的发展上有着重要地位。

政治题材

阎立本的不少创作活动与初唐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据记载，他画过《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政权的强大。他曾画《魏徵进谏图》则是表现太宗时名臣魏徵敢于直谏，从而歌颂唐太宗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的美德，他曾画《永徽朝臣图》，系表现高宗时的大臣肖像，又画《昭陵列像图》，则是树立在太宗陵墓两侧的各族首领石雕像的设计图，可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罗贯中被称为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他的章回小说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且已经分卷分目，目录文字也很讲究。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他与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每回的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除分回立目之外，他的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罗贯中的章回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

罗贯中的艺术造诣，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谙熟、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的长处，取得了民间话本《说三分》的精华，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他对成百上千的帝王将相谋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征，甚至不少人物的社会关系、历史命运和仕途风云，都了如指掌。这一番广采博纳、熟记活用的功夫，是罗贯中将一百年历史尽收眼底、聚整世纪风云于笔端的底气所在。

矛盾冲突，是历史小说的最诱人之处。作者可以用它来造势，用它来展示人物行动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

罗贯中最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精彩。赤壁之战的第一个特色是两国开战，三方参与；既有大量的军事活动，又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将三国时期的主要谋臣战将都引人这些活动之中。第二个特色是推进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以斗智、伐谋为主，而不是以交锋为主。作品中大量描写和记叙的是文战而不是武战。第三个特色是时代特征，赤壁之战之前是诸多军阀混战时期，而赤壁之战的一把火，烧出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历史。第四个特色是地理特征，曹操、孙权双方，中间横着一条长江，这条长江上垂高天，下接厚地，渺乎苍苍，浩乎无际，或大雾迷天，或惊涛拍岸。于是作战双方，都围绕这一条大江大做文章。这条大江的阴晴变化，时刻都影响着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第五个特色是多重矛盾相互交叉，既有敌我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要灭孙权，又有盟军内部的矛盾如周瑜要杀诸葛亮；既有明枪、有暗箭、有勾结、有背叛、有正义的伸张，又有阴谋的破灭。第六个特征是：矛盾斗争的结果出人意料：最强者败，最弱者胜；兵最多者败得最惨，兵最少者获利最大。

罗贯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塑造出了永远都光芒四射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几百年来都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印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坎里。

情节曲折而新奇，语言个性化而凝练，也是罗贯中的历史小说的一个特征。

清代苏广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里没有一首瑞安人的诗，但是，晚清大词家朱孝臧(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里却有温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学的《好事近·送春》。这也是该书中惟一入选的瑞安籍作者的词。

蔡幼学不但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时力主抗金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为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光辉业绩所掩盖，他在《宋史》中被编入《列传·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他的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传。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五言的古体和律诗6首，及被朱孝臧编入《宋词三百首》里的《好事近》词一首。

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7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幼学的诗风朴实，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无艳丽虚浮之辞。他虽与“永嘉四灵”处于同一个时代(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又生活在温州地区，但诗风与“四灵”迥异，而又与“江西诗派”不同。他写诗不猎奇，不立异，不用典故，不发议论。现存的6首诗和1首词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语言，记述眼前之情之景，能于细微处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孙锵鸣在他的《东嘉诗话》中说“蔡幼学之诗‘冲和粹雅’，置之《止斋集》中，亦不能辨。”的确，笔者也觉得他的诗风受其业师陈傅良影响很大。

其次也可以发现蔡幼学诗词的思想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处处体现出儒家面对现实的入世观念。正如叶适在《蔡幼学墓志》中所写的：“公幼以文显，无浮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多阐教化、养性情，花卉之炫丽，风露之凄爽不道也。”其诗在写景中常闪耀着哲理光辉，抒情中不忘勉励之语。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园》的这首五言古诗：“凉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爱此朝气清。池荇浥风露，洒洒醉梦醒。来禽俯清泚，相照脸色赬。悠然到瓜田，钩蔓亦轩腾。万物咸得宜，吾生亦何营。”本来是记游写景之作，但经过他的笔触，却使人们看到的万物都呈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引人奋进的色彩。

由于吴镇以董巨起家，其画中山、石、树、水、房屋、小桥都显得格外宁静、平和，但吴镇有时也着意打破这种气氛，使宁静中增几分动荡，那就是近景大树和山石的表现，特别是三两棵树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果说吴画山、石、水、小桥、屋舍、群树的表现乃至整体气息是以董巨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其局部的大树则主要是以马夏的面目出现的。结构布局上立于近景，形象表现上夸张变形，树种的选择上以松柏寓人格。这种形象的树出现在平和、宁静的境界里显得格外突出。它们或直立挺拔、俯势向上；或倚斜偃蹇、欲倒还立；或技条倒挂、曲折盘桓。而且吴镇对大树的形象也是情有独钟的，几乎每幅山水画均有此类形象。这一个个形象频繁出现于其笔下，有何深刻含义？如果联系一下元代的民族岐视政策，联系一下同样比邻而居，盛氏求画者门限为穿，自家之门阒然的事实，或许透露出个中消息。在大树的塑造上，如果把吴镇放在“元四家”其他三家中做一比较，吴镇的独特个性尤能充分展现。黄公望、王蒙为了表现高士的居住环境，用平和、冷静的笔触画群山诸峰，力量均匀，气势平缓，树木郁郁葱葱，均为山的点缀，很少突出某一大树。倪瓒、吴镇在景物取舍上有极强的一致性，均喜画几棵树。倪瓒的树是纤细、弱小的，树干上长出几条树枝，枝上顶着几片叶子，立在空旷的荒野里显得孤独而又凄凉。而且倪瓒的树往往是叫不出名字的，并无具体所指；吴镇在树的种类上往往是有选择的，他最喜欢选取被赋予隐逸人格象征的古松来充实画面。在近景中吴镇很少画杂树而是喜爱强调几棵大树，个个粗壮而枝叶茂密，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通过比较，可以明白吴镇那种孤高、耿直，虽“势力不能夺”的个性是何等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