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教育主张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昧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提倡尽早施教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提倡严格教育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注重环境习染颜之推继承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比较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而儿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总在观看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周围人的为人处世给儿童以“熏渍陶”、“潜移暗化”。因此，邻友对于儿童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还大。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择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贤人是难以找到的，但有优于我者，便很可贵的了。对他就应景仰向慕，与之交游，向他学习。

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学习语言应注意规范，不应强调方言，要重视通用语言。

注重道德教育颜之推承袭了孔孟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应该“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由于德艺二者关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阅读记载前人道德范例书籍的途径来进行道德教育。　　颜之推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孝悌等人伦道德教育为基础，以树立仁义的信念为主要任务，以实践仁义为最终目的。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认为立志尤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重视人之道教育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还特别重视为人之道的教育。他所强调的为人之道，首先是“厚重”（“轻薄”的反义）。他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历史上许多文人都由“轻薄”而终为败累，残遇杀祸。他认为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就必须养成忠君、孝顺、谦恭、礼让这些“厚重”的道德品质。其次，他主张“少欲知足”。如果“不知其穷”的情性任其发展，不加以限制，就是如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大人物，也会自取败累，至于一般士庶更不用说了。其三，“无多言”、“无多事”。颜之推欣赏“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的铭言，认为“天道”，原来如此。所以，“论政得失”、“献书言计”等，都属于多言性质。同理，也不应该多做事。如果不是你份内的事，你就不必想它，不必做它。至于主持公道，打抱不平，“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由此可见，颜之推所传授给子女的为人之道，是他历官四朝的经验总结，在政治腐败、朝政多变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失为一种在丧乱之世明哲保身，以免“杀身之祸”的处世哲学。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做人处世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它反映了消极遁世、利己主义的思想情绪，与先秦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也有很大的距离。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

办学指导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教学程序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具体方法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知与行的关系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黎庶昌除了在散文创作、古籍整理及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外，颇为值得称道的是，他具有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国际眼光，能够将自己的见闻对照中国封建体制，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的科学建议，并创办“新学”付诸实施，可谓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就其在不同时期对待教育的态度而言，大致可分为“尊崇传统教育方式、形成教育改革思想、实践教育改革”三个阶段。

黎庶昌作为来自边远地区-贵州的一名文人学士，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自然也不可能超脱科举考试的藩篱。因此，他12岁便师从杨开秀（字实田）先生学习传统儒学经典文化和科举应试知识。继杨开秀先生之后，又师从伯父黎询（字雪楼，晚号拙史）。雪楼先生曾在外为官，晚年辞官返家时用薪傣购买了大量古籍带回沙滩，存于锄经堂内并开架让子侄们阅读，黎庶昌当是受益者之一。加之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家兄庶焘、庶蕃，从兄兆勋等的教导、影响，使得他不仅开拓了阅读视野，更形成了奋发进取、刻苦钻研的良好品质，为之后参加科举考试及向朝廷上《万言书》（即《上穆宗毅皇帝书》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当时大背景而言，黎庶昌发奋求学的根本动力还是为了科举入仕，当时的他还是认同科举取士这一制度的，所以对于以讲授四书五经、以儒学为 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体制，他还是尊崇的。否则他也不可能以糜贡生的身份千里迢迢远赴顺天参加乡试。再说，在他家境贫寒时曾远离家小只身赴威宁担任时任威宁州知州顾昆扬（字赋亭）家的塾师，他的教授内容及方式方法当也是围绕科举考试内容，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有人聘请违背科举制度的塾师教育自己的孩子。

因此，可以说黎庶昌26岁之前，亦即《上穆宗毅皇帝书》（1862年）之前，对于科举取士的制度、对于封建私塾围绕科举考试而开设的教学内容还是尊崇的。随着阅历的不断开拓，加之自身及才华横溢的内兄莫友芝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失败，黎庶昌逐步认识到科举制度埋没卓越人才之弊端，并因此而引发了他深刻的思考。1862年朝廷颁发求言诏书时，处于落寞潦倒的黎庶昌依据广大十子之情况及中国时局，以“干犯天威”的胆量，剥茧抽丝般地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陈述出来上呈朝廷，这便是《上穆宗毅皇帝书》。在上书中，黎庶昌明确指出人才对于国家兴旺的重要性，同时客观地指出了科举考试存在的弊端。

这些大胆的进言，实质上是指出朝廷选拔人才不得其道，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理性思考。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正是因为科举考试存在这样的弊端，才形成了“士不讲修齐平治诗书礼乐，而专讲小楷时文”的不良风气，从而向朝廷提出招揽贤才的建议:“讲取士之法，宽用贤之格，宏听言之路延揽天下贤”。

虽然他的这些言论与当时的整个风气不合，但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授予官职，但是由于其上司的进谏，他被发到曾国藩处接受检查。

后来随着对封建的教育制度很多切身的体会和出访外国所见所闻，黎庶昌逐渐形成变革体制、兴邦强国的思想，于是他再次上书朝廷，独抒己见，提出若干改革国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创办学堂将其教育改革之构想付诸实施，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开设外语、讲授自然科学知识，这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清朝政府及教育情况的实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黎庶昌早在《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时便已提及在中国开设“绝学”，其时朝廷“洋务派”已经开始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官方还兴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冲破封建传统教育中只学四书五经的藩篱，将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知识、技能等内容纳人学堂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科举教育制度。

黎庶昌多年出任清廷驻德、意等国参赞和驻日公使，后又返回国内任职，耳濡目染，中外对照，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教育之弊端，其对教育的态度理所当然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因此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理念而且力图付诸实践之中。

黎庶昌在出使了西欧诸国并出任驻日公使之后，认真考察、翔实记录了西欧各国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编成《西洋杂志》一书，书中对画院，竞技，学校教育，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形，也都有大量清晰的记写。鉴于官方创办的洋务学堂较少且大多集中于京师的实际情况，黎庶昌在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后，个人出资在重庆创设川东洋务学堂，“聚颖秀之士凡二十人肄业其中，习中文、英文、算学三科”，英语、数学为主科，聘请饱学且通洋务者为师，甚至自己亲自授课，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等传统文化。

这已经是他上书朝廷建议开设“绝学”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说明他对改变封建传统教育体制之事是牢记于心、志在必行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具体实施。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加上自身游历诸多国家的经验，他不仅将自然科学引人课堂教学以培养实用人才，而且还在自己开办的川东洋务学堂里选拔优秀学生赴伦敦留学，开西南学子留学之先例，川东洋务学堂将算学等内容直接纳入课堂教学.是在洋务运动开办的洋务学堂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对后来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一批国立大学的兴办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语及自然科学、技术等内容先后纳人教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实际操作技能。辛亥革命的‘大将军’、《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即肄业于黎庶昌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川东洋务学堂。

读书不多的李世杰在为政期间，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尤其是他在查《沧浪乡志》中措词失当，乾隆帝批评他“文理不通”后，更加促使他在政务之余刻苦攻读，砥砺学问，大有长进，以致史家都不得不称赞他“仕而后学”、“兼资文武”。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每到一地作官，都很重视教育。在任镇江知府时，带头捐资创建“宝晋书院”；任安徽宁池太广道时，又创办了“中江书院”，鼓励百姓送子读书，为国家培养人才。

他二十多岁离开家乡，在外地为官数十年，却时时不忘家乡父老乡亲。乾隆44年（1779年）回乡服母丧期间，看到家乡文化落后，捐资在东门狮山麓下修建了一所书院——文峰书院，首开黔西创办书院的先河。同时还出资聘请先生教学，购置学田解决书院师生食宿。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黔西有识士绅纷纷解囊，筹资相继办起了几个书院、学堂，推动了黔西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就在他因病告老还乡之前，还念念不忘为家乡学子请命。他深知贵州偏远落后，人民贫穷，举子进京应试，常因路途遥远，程资匮乏而贻误考期。更为贫穷的举子因凑不足沿途盘费而望京兴叹，也因之埋没了许多优秀人才。他面奏乾隆帝备说其原委，望皇上予以体恤。乾隆帝感其拳拳爱民之心和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至忠至诚，立降谕旨：“饬沿途府州县，凡贵州举子进京应试，均以火牌（乾廷紧急文书）资送。”这一特殊的待遇一直执行到清朝末年，对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告老还乡后，不顾年高体弱，为家乡教育文化倾注了大量心血，把养老金的大部分都捐献在兴教助学，美化家园等方面。贵州学政洪亮吉专程到黔西看望他，他也不忘兴教办学之事，希望洪亮吉为贵州的教育事业竟心尽力，力争朝廷的关注和支持。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概述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倡导“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在此之前，明代盛行台阁体，讲究粉饰太平、华贵等，注重形式。盛行八股文。何景明中进士之后，也当时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徐祯卿、王廷相等，倡导文学复古。当时合称";明代前七子";。其主要主张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章以适用为主，诗歌以反映现实、有韵味为好。

中国历史上，凡是社会有重大变革，都会在文学复古运动中显示出来，如韩、柳古文运动，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等。并且复古运动都会推动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因为任何时代的文章做多了，都会慢慢变成了官样文章，没有内容，只重形式。

何李的复古运动使中国文风在明代中期为之一大变。

当时这些人拼命地学习唐诗，亦步亦趋，后来何景明发现这又将诗歌创作带到了死地，没有创新。所以何景明在回到信阳时，接解到民间文学、诗歌，发现真正的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是有韵味的诗歌。所以认为老杜的诗没有韵味，反而不如初唐四杰的好。反对模仿，要求独创。并批评了李梦阳的诗歌创作。激怒了李梦阳，两人从此反目。

其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钟惺《诗归序》）。他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

其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或“灵心”)。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但是，他认为这种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

其三：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惺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但他却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造成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以致有些诗句语意不畅，令人费解，如“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昼泊》）等。钟、谭以这种主张为标准评选《诗归》。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栓》，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总之，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赵执信不仅是清初的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他主张“诗之中要有人在”，反对脱离现实，无病呻吟；主张“诗之外要有事在”，强调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主张“文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语言为内容服务；主张作家“从其所近”，自由选择艺术风格，反对用“神韵”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坏；反对京派主义倾向，培养真

正的新生力量；反对赏识善于谄媚逢迎的庸人，要选择有真才实学的”佳士“等一系列主张和见解。在当时的诗坛上，王士祯的“神韵说”风靡一时，而在创作上与之抗衡、在理论上与之辩驳的唯有赵执信。赵、王二人之所以由原来相互唱和、彼此欣赏发展到相互诟厉，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诗歌理论不同，各执一端，互不相让。

关于赵、王诗派评论，《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有所论述：“平心而论，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境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锐于王，而末派病于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其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今人任道斌先生给了赵执信一个更中肯的评价：“虽然执信一生潦倒以终，但在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强不息，勤奋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和多篇散文、诗论，能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神韵说”泛滥的清初诗坛上独树一帜，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揭露封建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并表现自己不与世沉浮的抗争精神，丰富了清初的诗坛，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提倡尽早施教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提倡严格教育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注重环境习染颜之推继承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比较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而儿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总在观看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周围人的为人处世给儿童以“熏渍陶”、“潜移暗化”。因此，邻友对于儿童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还大。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择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贤人是难以找到的，但有优于我者，便很可贵的了。对他就应景仰向慕，与之交游，向他学习。

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学习语言应注意规范，不应强调方言，要重视通用语言。

注重道德教育颜之推承袭了孔孟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应该“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由于德艺二者关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阅读记载前人道德范例书籍的途径来进行道德教育。　　颜之推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孝悌等人伦道德教育为基础，以树立仁义的信念为主要任务，以实践仁义为最终目的。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认为立志尤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重视人之道教育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还特别重视为人之道的教育。他所强调的为人之道，首先是“厚重”（“轻薄”的反义）。他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历史上许多文人都由“轻薄”而终为败累，残遇杀祸。他认为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就必须养成忠君、孝顺、谦恭、礼让这些“厚重”的道德品质。其次，他主张“少欲知足”。如果“不知其穷”的情性任其发展，不加以限制，就是如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大人物，也会自取败累，至于一般士庶更不用说了。其三，“无多言”、“无多事”。颜之推欣赏“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的铭言，认为“天道”，原来如此。所以，“论政得失”、“献书言计”等，都属于多言性质。同理，也不应该多做事。如果不是你份内的事，你就不必想它，不必做它。至于主持公道，打抱不平，“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由此可见，颜之推所传授给子女的为人之道，是他历官四朝的经验总结，在政治腐败、朝政多变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失为一种在丧乱之世明哲保身，以免“杀身之祸”的处世哲学。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做人处世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它反映了消极遁世、利己主义的思想情绪，与先秦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也有很大的距离。

谢应芳著有《辨惑编》、《思贤录》、《龟巢稿》、《怀古录》、《毗陵续志》、《龟巢诗文钞》、《龟巢词》等。最能反映他学养与思想倾向的是《武阳志馀》卷十儒林类中记载他的一些轶事。他在苏州一带避难时请求官府黜退吴江三高祠（纪念战国时期越国范蠡、晋代张翰、唐代陆龟蒙）中的范蠡；而要求修葺三国时东吴名相顾雍的墓莹。在故乡则显扬武进林庄邹忠公浩墓，去掉学官中的土地祠。他主张禁止民间办丧事时做佛事等迷信活动、还向周郎中（正五品官）上书陈述开荒等五件事并向何太守请求减少水脚之征，事事都有利民生民风。

谢应芳最著名的著作是《辨惑编》。《辨惑编》的主要内容是反佛、道，这也是理学理论的精华所在。这既是他个人思想体系的体现，也是理学的合理内核在常州地区的传承。谢应芳认为，生、死为自然之理。他斥老、庄、仙、佛（此处所言老、庄，非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而是被道教改造过、并奉为道教之祖的老、庄）之说为异端，致力于破除鬼神、禁忌、禄命等迷信，认为“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辨惑编·异端》）。他还指斥道教的斋醮仪式说：“道家以老子为理由，书亦未尝有设醮之论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为之，未及倾危宗社，流落金国，所求之福，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为缁黄衣食之计焉耳。”（《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理论锋芒直指宋徽宗，认为北宋亡国，与宋徽宗相信道教有关。是“妄意求福”，是“倾危宗社”，是“昏迷不明物理”，所以最后“流落金国”，“为缁黄衣食之计（当阶下囚）”。同时，谢应芳还以明天历年间大疫为例，大疫来临，病人众多，凡“务求医药，不事祈祷”者，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却都死掉了。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佛道的虚伪性。 《辨惑编》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在明初有极大的影响。后世论及元明之际，无论是思想史、哲学史，谢应芳的《辨惑编》是必提的著作。

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提倡复古，反对五代颓靡的文风，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上符兴州书》）。他十几岁时便开始学习韩愈文章。后来又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他认为古文“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他还称赞扬雄“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汉史扬雄传论》），并以此自期，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他认为道和文有主次的关系，“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他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应该为现实政治文化服务。柳开的理论是后来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他的古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宋初浮糜的文风，他主张文字要宣传孔孟之道，作文要有助于封建教化，提倡古文，反对北宋初的浮靡文风。

柳开在宋初自觉地以恢复韩、柳古文的传统为己任。最早反对五代体，标举文统和道统，主张文道合一，有鼓吹复古、倡导质朴文风的开创之功。其作品文字质朴，但枯涩，缺乏感动人的力量，他的复古提倡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也未能密切联系实际，“随言短长”，得心应手，除《上窦僖察判书》写得平易且有文采外，大都不免有“辞涩言苦”的缺点，因此影响不大。

所著《河东先生集》，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 《宋史》卷四四○有传。梆开诗，《河东先生集》中仅存五首，另从他书辑得三首。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3.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4.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文学主张

冯桂芬自幼善于写骈文，未作官时，已经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读书，从未荒废学业。中年后，他致力于古文辞。学习各种经说，师宗汉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为老师。除经史外，冯桂芬对其他书也无所不窥，凡天文、舆地、兵刑、盐铁、河漕等，全都细心研究，穷思极虑，探求本原，大有拨乱反正的志向。

冯桂芬的文学主张，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篱。主张“称心而言”。他在《复庄卫生书》中声言“不信义法之说”，并针对桐城派所标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统”，指出文虽载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标榜的韩、柳、欧、苏的文统，指出“长于经济者，论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议，未必不胜韩、柳；长于考据者，论古之文必佳，贵与《考》序，未必不胜欧、苏”。明确要求“称心而言”，扩大散文的思想内容，解放散文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桐城义法是束缚散文创作之例，反对“周规折矩，尺步绳趋”。因此，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对“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凡所陈敷，皆所以救当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为有识之言。”他的文章“长于持论，而拙于叙事”。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后要求打破桐城枷锁的进步潮流。

冯桂芬文，长于持论，不为浮词，以政论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细虑周，指陈剀切，气理畅达。有《校邠庐抗议》40篇，最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长统的《昌言》。如《制洋器议》开头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但其子所编的《显志堂集》，则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仅收22篇。

秉承顾炎武思想

冯桂芬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顾炎武祠致祭。冯桂芬自己相信二种操守：第一，是万钟粟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博采众长

冯桂芬做学问讲求以有用为主，做文章主张没有空话。他论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确实能够阐明古代先人统治的哲理精神，而针砭末流的过失。他曾经写过四十篇评议，按他自己的说法：“读书十年，涉历艰难情伪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叛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就是说博采众长而不离代圣人进言的宗旨。

孔子对饮食问题非常重视。他的饮食观完整而自成系统，涉及到饮食原则、饮食礼仪、烹饪技术等方面，并为我国的古代饮食理论拓展了思维空间。下面是孔子对于饮食的经典论述：

孔子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在做饭时，要将谷米择拣得精一些，用牛、羊、鱼等腥味重的原料制脍时，要尽量切得薄而细小些。他要求饮食精细和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烹饪技术水平。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八不食”的饮食主张。从饮食卫生、人体健康和烹饪技术要求来看，他的主张多数是正确的，只是他认为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脯，因未必清洁而不吃，则未免过分小心了。

孔子还有一些饮食主张，如“唯酒无量，不及乱”，饮酒虽然不必限制数量，但要适度。另外，还有“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等，讲究吃有吃相，坐有坐相，一切须合礼仪。

孔子的这些饮食思想，在孔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孔子的后裔尊崇其思想与主张，在饮食烹饪上自成体系，形成了制作精美、注重营养、风味独特的菜肴，被称为“孔府菜”。

政治

●封建专制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中央集权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 《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改革

●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改革变法　　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而法家的主张与他们完全不同，法家坚持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在诸子百家中难能可贵。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律

●以法为本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依法治国　　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子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子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法不阿贵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 《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在秦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 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 知者作法 而 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 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商君书·慎法》）。

哲学

●法家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子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从思想上说，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上说，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家这两个巅峰人物，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子、商鞅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子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韩非子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道生法　　“无为，而无不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法家三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黄爵滋任御史期间，对国家大事，民生疾苦，事无巨细，均有独到见解，并能直抒胸臆。道光十四年（1834），他在《综核名实疏》中，对诸多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崇学校以绝邪教，查保甲以靖会匪，修水利以除水患，广积储以备赈施，严校阅以肃戎政，严防禁以靖海洋。他针对当时吏治腐败情形，提出清明吏治，随时甄别考核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抚等要员，加强选拔和重用贤良之才，罢免贪官污吏的建议，受到道光皇帝的赞扬，特对爵滋及科道中敢直言进谏诸人加以提升，以鼓励言官据实上陈关系国家利弊诸事。十五年，已被提为鸿胪寺卿的黄爵滋更加力行劝谏，进呈《六事疏》，就治国家、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顿京城营卫、严防外夷等提出自己的主张，后均被道光帝采纳施行。其敢于直谏之声为台谏之冠。

十九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输入我国，吸取现银，销路逐年激增，严重影响国计民生。黄爵滋多次上疏痛陈鸦片的危害，明确要求禁烟，成为当时禁烟者的著名代表。

道光十一年（1831）始，黄爵滋先后在《纹银洋银并禁出洋疏》、《综核名实疏》、《六事疏》中，多次提出禁银出海，严禁鸦片的主张。廷臣中对禁鸦片一事意见纷纭不一，措施不力。特别是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出许民间种罂粟以塞漏卮的主张后，禁烟效果愈差，外商烟船勾结巡海兵弁，明禁暗运现象愈演愈烈，道光帝对禁烟一事犹疑不决。十八年（1838），时为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力主严禁鸦片，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银两外漏与吸食鸦片的关系，认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再加上官吏的贪赃枉法，致使禁烟难成。痛斥了驰禁论不能“堵塞漏卮”的危害，提出了“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无论官民，吸食者给予一年期限戒烟，不成者平民处以死罪，官吏加等治罪等几项具体的禁烟措施。道光帝将奏疏交内外大臣讨论，议立章程。爵滋又连疏二次，提出禁烟必派主禁大臣，严惩私通番夷首恶者。这个奏疏提出后，湖广总督林则徐极力推崇。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摺》和《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两疏，加强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令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黄爵滋改调通政使。鸦片战争开始后，黄爵滋受命驰赴闽浙一带，与邓廷桢共同查禁鸦片，加强海防建设，改造武器装备，制订战守方略，招募水勇乡勇支援水师，并向朝廷进献《海防图》。史家评论：“禁烟之议，创自黄爵滋”。道光帝赞其禁烟疏：“非汝痛发其端，谁肯如此说话”。并立即批转给各地军政大员，其中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直省各督抚，要他们发表意见。因而黄爵滋的这个奏折，对道光帝最后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政策，派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起了重大作用，并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西方，曾有人绘林则徐、关天培、黄爵滋三人像，称为“三忠”，可见其影响及于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