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为官经历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少年奇才薛道衡，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年），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历仕北齐、北周、隋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辞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土。

政治才能杨坚作相时，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使，多次往还江东，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要求对陈“责以称藩”，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实有灭陈、统一南方之意。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颎出兵伐陈，专掌文翰。隋师临江，高颖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字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土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高颖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　　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

被逼自尽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广一起伐陈，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隋文帝时，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被除名，处以流放岭南。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听说这件事后，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等他到了扬州，就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但薛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就没有走扬州路，而走了江陵道。　　杨广即位后，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慕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薛道衡高估了皇帝的心胸，最要命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隋炀帝看了以后，大怒，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颖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隋炀帝岂能容忍。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悻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最后逼令自尽。　　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踢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幕，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

不善谋身出身世家，天资早慧，成人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他写文章用心很专，“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每有文章写出，人们“无不呤诵焉”。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总是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明确指出隋必胜、陈必亡，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高颎对薛道衡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然而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也是如此。薛道衡的“短”，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就是“迂诞”，也就是为人迂阔，不得“转”。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改），结果由此得祸。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流放岭南。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想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于是取道江陵而去，不给杨广面子。杨广即位后，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

筑惠人桥

陈晔到淳安后，发现地处交通要道的合洋（原茶园附近）溪上，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梁，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仅靠一条独木桥维持通行，过往行人在桥上摇摇晃晃，心惊胆战，一到春夏汛期，独木桥被大水冲走，十天半月无法通行，只好寻找小船过渡，当地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不方便。于是，陈晔发动民众、资以款项、招募工匠，修筑了一条长三百尺，宽十二尺的大桥，并在桥两边筑起围栏，桥上盖起长廊，大桥如长虹卧波，不仅方便了过往行人，还可在桥休憩、观景。竣工之日，陈晔受邀参加通桥仪式，专门撰写下了《合洋桥记》。记中说：“桥岂惟桥哉！凡举一事，毋载胥及溺（都要把事情办好），毋薄人于险。如是桥，岂不砥如坦如，永底荡平哉！”。

修锦溪馆

淳安县原有一座驿站，建在县衙的右边，称为青溪驿馆，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兵时，毁于兵燹，后修复，更名为新安驿馆，到陈晔来淳安当县令时，因时间久远而倒塌了。当时县衙左边修建了几间官舍，是用来给县衙的主薄等佐官居住的，由于佐官常常缺编，官舍便被专管酿酒的官员乘虚占居，致使上级或同级官员到县办事，无处住宿，没办法只好让这些官员住在学校里。这些来淳安办事的官员有些是来查办案子的，他们住学校里，常常坐在讲堂上支使衙吏鞭挞人犯，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大殿和走廊的柱子上绑着许多伤痕累累的案犯，让学生们看得听得心惊胆战，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学生们根本无法读书。陈晔来后，把县衙左边的官舍从酒官手中收回，修葺后改造成驿馆，命名为锦溪馆，用来专门接待来往官员，不再随意占用学校，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

注重民生

陈晔到淳安后，积极推行义役。当时农村都由富户轮流担任保正（管一都，约五百户）、保长（管一大保，约一百户），由保正、保长应承上级各种差役，由于任务繁重，常常当一年差就被折腾得家破人亡。因此一些“大姓”常因轮派保正、保长役而起纠纷。于是浙江金华、丽水的州、县官为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倡议由当地富户自行结合，各户或拿出一定数量的田产，或以官价购置田产，设为义役田庄，由保正保长从义役田庄中收取租课，以供应役之资，用来减轻当役户的负担。这种做法由处州（丽水）知州范成大上奏朝廷，得到宋孝宗认可，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富户纷纷实行。陈晔到淳后，即召集全县大姓到县衙，商量设置义役之事，讲明设置义役的利害关系，并多方晓谕各大姓。他的建议得到淳安各大姓的认同，并很快就在淳安推行了义役法，从而减轻了各富户的负担。当时，朝廷下了个文件，如果在外为官的自愿献出义役田，政府可以按官价给钱。淳安有个人叫项训，字处约，考取进士后在江西省湖口县当县令，听说家乡实施义役制，欣然献出自己的田产以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且坚决不肯收取县政府给的钱。县令陈晔非常感动，更把项训所在的清溪乡更名为和义乡，所在的千仞里更名为归善里，使项训的善举得到了广泛的传扬。

修缮设施

陈晔在淳安当县令时特别注重民生和教化，对教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修缮，而且经常到学校亲自为学生讲课。重视交通设施的建设，积极组织人民开通道路、开凿河滩、修建桥梁，使淳安的交通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注重环境改造，在淳安县县城东边有条古渠，长期无人管理，致使脏乱淤塞，陈晔到淳后，即组织人员疏通，使之重现甘冽，并将其取名为清心泉。同时，他还严格管理下面的衙吏，谨防身边人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经常下乡访贫问苦，尤其关心老年人的生活。政治宽松，注重思想教育，使全县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劝导人民积极生产，并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晚年号菊坡，广东省增城市中新坑背崔屋村人。是南宋著名的治国能臣、政治家、军事家。 生活在偏安半壁河山的南宋时期，崔与之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人生道路。

立志报国家崔与之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还在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因此家境清贫。但崔与之少年有大志，立志救国济民。他刻苦读书，钻研经史，务求通晓大义，文章写作朴实得体。待人接物，办理事情，他也十分机警。不过命运似乎有些与他作对，青年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都没有中榜。于是崔与之寄望于出外求学。直到三十二岁时，由于得到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的慷慨资助，崔与之终于能够跨出增城，一酬宏愿。离家前，他向亲友表示，决心三年学成。 　　崔与之单身远涉关山，步行到南宋京师临安（杭州），入太学读书。此时的临安，南宋小朝廷苟安一隅，城内十万人家，栏院酒馆林立，城外西湖名胜，景色迷人，达官富贾过着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日子，早已把中原父老忘到九霄云外。崔与之在学舍埋头苦读，三年里不曾踏足临安街市。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学得满腹经纶，果然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上进士的人，从此步入仕途。 　　只是“朝中无人难做官”，崔与之被调往荒远的广西浔州（桂平），做了个“从八品”小官——司法参军。只要能为社稷尽力，崔与之就不计较官职低微，就不避艰苦。有一次，巡按到浔州视察，但接待用的驿所却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郡守要崔与之主持维修，限令几日内完成。仓猝之下难以找到屋瓦，崔与之就叫属下用茅草盖屋顶，将屋内整饰一新，按时完成了任务。不久，用来储备谷物、调节物价、赈济灾荒的粮食仓库也因久未修葺而漏雨，郡守便打算卖掉储粮。崔与之得知，不顾官卑言轻，坚决反对。郡守改变主张，命崔与之负责修粮仓。崔与之以保粮为重，将自己居所的屋瓦拆下换用茅草，而把屋瓦盖在粮仓上。郡守因此赏识他的胆识才干，推荐他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在淮西，一个大京官的儿子称霸乡里，人们告状，许多官吏都不敢受理。状纸递到崔与之那里，他拍案而起，不畏权势，秉公判决，责令乡霸退还民田。那京城里的大官闻讯，非但没有怪罪崔与之，还表示赞许，把他推荐给朝廷。 　　其后，崔与之先后调任建昌（江西南城）新城县知县、邕州（广西南宁）通判等职务。在新城，他整顿赋税，减免各种中间环节和费用。他规定，百姓应缴纳的钱粮直缴官衙，已缴纳的不准滥追，未缴纳的不准随便责罚，改变以前官差追缴赋税使不少民户倾家荡产的陋习。这一来，百姓争先恐后缴税，开创了未有施一次刑罚而办好赋税的德政。在邕州，知州盘剥士卒，不按时发衣服粮饷，激起士卒哗变。上司下令崔与之摄理知州职事并处理事件。崔与之从自己驻守的宾阳赶到邕州，叛军在城门口阻拦。他不顾危险，冲门而入，执行公务。待叛军有所安定之后，他查出一名为首滋事者处斩，其余不究，迅速平定兵变，使全州恢复安宁。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五十三岁那年，崔与之升任提点广西刑狱。广西路包括海南岛和雷州，大部分是荒寂之地，属边远军州，海南岛更是没有朝廷要员去过。崔与之不辞劳苦，跑遍全地区的二十五个军州。准备去海南时，他的下属说：“海滨有神灵，要渡海先得求神祷告，否则很难成功。”崔与之不以为然：“海南各地官吏长期违法鱼肉百姓，我去为民除害，哪里需要神灵批准庇佑！”尽管第一次渡海因风浪大作船舵折断被迫返航，他仍然不懈努力，第二次出海终于到达琼山县。每次到各地巡察，他都自带费用，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不用地方一分一毫。每到一地，他就张榜明示奖廉肃贪，公正判案，官吏百姓深为震撼。往返辛劳，殚精竭虑，没几年，崔与之鬓发全白了。

淮东抗金兵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晚期，金国强于宋，不断南侵，而新兴的蒙古族政权也屡次大规模进攻金国。金人为避蒙古兵，企图南掠宋土，南宋朝野震动。但讳言战争的宰相史弥远把持朝政，朝廷上下一片主和投降之声。当时将帅乏人，宋宁宗破格起用崔与之，任命他为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崔与之成为高级干部了。宋宁宗召见崔与之，询问战守之策，崔与之说，要选择好的守将，集合官军和民众的战斗力量，才能巩固边防。只有边强防务，才进可以攻，退可以和。 　　崔与之抵达扬州，认真筹划守御事务。他整修城防，历时一年多重修护城河，在城外广植柳树，在城内接近河流运输的地方建仓库十二座，储备了充足的军粮。崔与之一贯主张，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缘于训练有素。他统率的军队，步兵的弓箭手和长枪手，按身材年龄技术分成三等进行教习，骑兵则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进行训练。崔与之身为统帅，每五日亲率幕僚到校场督促，月终更要考核，奖优罚劣。部队出城野练，他率将校随后视察，要求部队遇到山岗沟涧不得绕道，必须勇往直前。整训扬州守军之后，他又命令下属州县守军依照执行，效果明显。于是淮东军威大振。 　　淮东一带有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崔与之深入考察了解，认为万弩社有利于组织民众防御金兵，于是奏请朝廷将万弩社定为各县民兵组织。他又招募当地青壮年创立万马社，平时配给农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 　　崔与之守边五年，边境没有战乱。宰相史弥远见边防巩固，又有山东起义军归宋，想捞取边功，紧急密令都统刘王卓率领所部渡江攻取泗州，结果刘王卓全军覆没。崔与之事后得知，悲愤上书史弥远：“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金兵乘势入境，史弥远惊慌失措，三次下令崔与之与金“和议”。崔与之回书拒绝，据理力争：“金兵得势之际，我方求和，必遭屈辱。”他积极加强战备，调遣精锐部队扼守要冲之地。金兵入侵无功而退，和议之事遂不再提及，淮东局势又趋于稳定。

直言荐贤朝廷决定升任崔与之为秘书少监，调他去当京官。扬州军民闻悉崔与之离任赴京，万人夹道垂泪相送。 　　到达临安就任，崔与之第一次提出奏章就阐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从外地来，只知道对外患未息深感忧虑；到了内地，才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他分析道，内外之情不通是当今大患，而人才的进退、言路的通塞则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建议朝廷，用人要听其言观其行。他在任内一直“以致君泽民，经邦辅国，进贤退不肖为己任”。他举荐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且将德放在首位。 　　这时候，朝廷议论有一种不正之风，称“直言”是贪图好名声。崔与之抨击这种歪风：倘若有识之士不敢公开在朝廷明说己见，而只在家里忧心忡忡，不敢对君王直言，而只在朋友间私下谈论，国家就危险了。 　　有一天上朝，宋宁宗问崔与之家乡有什么人才，崔与之当即推荐吴纯臣有监管之才。不久朝廷提拔吴纯臣担任提点广西刑狱。崔与之推荐温若春适宜担任清要之职，于是朝廷任命温若春为秘书郎。他们都成为称职的官员。 　　崔与之当京官或地方官期间，先后向朝廷举荐了数十人。这些人才“各以道德文章功名表表于世”，有的后来甚至成为高官显宦或出名学者。 　　有个学子叫李心传，他乡试落第后，不再应举，闭门著书。崔与之等推荐他，平民之身的李心传被召入史馆，赐为进士。李心传主修多部史书，成为南宋有名的史学家。后来官至工部侍郎，以敢于上疏直言闻名。 　　被崔与之推荐过的游似，担任过许多职务，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建议宋宁宗之后的宋理宗要看清“艰危之势”，做到“从谏”、“检身”、“节用”、“选廉”。 　　崔与之举荐的人，绝大多数与他没有私交，只有吴纯臣、李昴英等出身同邑或门下。无论对谁，崔与之都出于公心。他的弟子李昴英应试荣登榜首之后，写信向老师致谢。崔与之告诉他，读书人成名后要坚持操守，盛名之下，更要谦虚；初入仕途不必挑拣官职和地方，朴素谨慎是日后发展的开始。后来李昴英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为官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崔与之一个同乡人的孙子，姓吕，考试及第初出茅庐，就来求崔与之疏通举荐。崔与之正色道：“入仕之初，应当以职业为重，不要担心别人或上司不了解自己。”以后崔与之知道他居官清廉谨慎，就向有关方面推荐。那小老乡升迁了，还不知道崔与之出了力。崔与之的姐姐也曾为她儿子求官的事向崔与之说情，但崔与之却说：“当官贤能与否，事关百姓的欢乐和忧愁，官位断不可私相授受。”他始终没有循朝廷恩例为外甥求官。

福星临川金兵进犯四川，四川制置使董居宜弃职逃跑，蜀地大乱，人心惊惶。朝廷调安丙为四川安抚使，调崔与之为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安丙久在蜀中握有重兵，以攻为守，甚得朝廷倚重，但他一向猜忌朝廷从东南调来的人。崔与之赴任后，却能与安丙以诚相处，迅速稳定四川局势。一天，西夏国来书安丙，约他夹攻金国。崔与之知道此事后，以为不可，急致书安丙说：金国已处于颓势，我方宜于此时招纳豪杰，选将练兵，巩固阵地，等候时机。四川连年动兵，士气未振，不宜轻率举兵。西夏只是区区小国，不足以作为我方犄角。一旦出战失利，就后悔莫及。不料安丙不听劝阻，出兵攻打秦州、巩州，拿不下来，大将王仕信还兵败皂郊，西夏兵也退走了。时局发展一如崔与之所料，安丙不得不深表敬服。 　　安丙任内去世后，朝廷任命崔与之为四川路安抚制置使，统率四川全军。崔与之整肃军政纪律，扭转各州军政不合局面，训令诸将汲取教训，同心卫国，告诫边防将领不能随便接纳西夏请兵要求。 　　后来西夏又出兵攻打金国，派百余骑兵到凤州请宋军守将增援。崔与之命都统李冲前去答复，说：两国交往应派使节持国书传达信息，不应派兵直入，边民不了解情况，如果误伤西夏人，便损害了两国友好，还请西夏兵退回原驻地。西夏人知崔与之不为所动，不再提夹攻金国之事。　　金国名将呼延棫及其部属诚心投宋，崔与之大胆收留并使用他们，让呼延棫在抗金作战中发挥特殊作用，造成金人内部互相猜疑残杀，使部署于川、陕、甘的金兵再无力侵犯宋境。 　　崔与之善于理财，他调整粮食征购措施，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边民买卖，将金、夏统治区大批战马、粮食买入，使四川很快成为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百姓富裕的地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一日，他同部属到大慈寺游览。看河山壮丽，满目葱茏，崔与之神清气爽，仪态安详。幕僚洪平斋见状，不禁赞道：“大帅真是岭南古佛，西蜀福星！” 　　宰相史弥远见蜀中局势安稳，便派心腹郑损替代崔与之。朝廷调崔与之回京，崔与之移交了大量库存金钱物资给郑损，自己不取丝毫。金国得到情报，马上调集大兵侵蜀。崔与之这时年已六十七岁，正请求归粤养病，目睹此情此景，奋然再次亲临前线。金兵见崔与之仍在，惧而撤军。那郑损乃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他放弃崔与之重兵扼守的要地，致令宋军失势，又挥霍无度，使军需无以为继。西蜀自此一蹶不振。

辞官归故里崔与之四川为帅五年，清廉自持，政绩斐然。朝廷召崔与之入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三次上疏请辞，毅然返粤。离蜀之际，各路官员特来相送。四川盛产美锦、奇玉，五年前崔与之到任之初，下属众官争相馈赠，全被崔与之推却了。现在送别，各路官员的赠礼更加可观，登时五彩缤纷，光艳夺目。但崔与之看都不看一眼，一一婉拒，分毫不取。 　　回到广州，崔与之建住宅于城西（今朝天路崔府街），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过问地方政事。次年，宋宁宗驾崩，并非太子的宋理宗继位。为了报答史弥远拥立之功，宋理宗任史弥远为太师、右丞相枢密使，让史弥远独揽大权九年，到史弥远死后，他才主理朝政。这时他御笔诏令崔与之赴京，称崔与之“年高德邵，国之望也”。崔与之答复说：“我已经七十有六，老病缠身，实在不能从命。” 　　然而一起事件令崔与之又一次为国出力。 　　广州有支部队，叫摧锋军，被调到建康（江苏南京）驻守，长达四年。撤离卫戍后未过五岭，又在江西逗留了四年。这支部队转战各地，所向披靡。但幕府不上报功劳，驻守期满又不让回广东，于是激发兵变。 　　叛军由曾忠带领自江西经梅州返粤，焚惠阳扣官员，陷博罗杀知县，直取广州。广州知府曾治风连夜逃遁，庾使黄山成见事态紧急，率一班官员到崔与之住所，请崔与之出面抚谕。事关全城百姓安危，崔与之没有推托。他登上城楼与叛军相见，查问叛乱原因。叛军一见，立即拜伏于城下，说明兵变缘由。崔与之派弟子李昴英、杨汪中坐吊篮从城墙上缒下，到叛军营中晓之以逆顺祸福道理，宣谕允许叛军自新。叛军大部分人归家散去，曾忠带少数人退踞端州（肇庆）。 　　朝廷得知广东动乱，任命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府。崔与之临危受命，在家里办理公务。 　　崔与之调集各路军队合围叛军，并且对叛军进行政治瓦解，使叛军最终尽数投降。崔与之将曾忠等几名首领以军法处死，降兵分散编入各军。摧锋军兵变平息了。 　　崔与之向朝廷举奏黄山成等有功人员，并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他将为帅广州六个月所得的薪俸、大米，全部交回官库，分文不受。

晚节留香崔与之谢绝政事之后，安居广州。他一生酷爱菊花，更喜欢北宋名臣韩琦的名句：“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亲笔书写这句诗悬于崔府堂前。他很赞赏韩琦之言：“士之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将自己寝室题匾“晚节堂”，表示自己将永远保持清白晚节的操守。他将处士刘皋的语句修改后命门客写成隶书贴于书斋：“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作为座右铭。又自号为“菊坡”。 　　崔与之中年丧偶之后，不再续娶。做了大臣，生活仍然俭朴，不养歌姬。老来居家，左右只有书籍相伴，家里连亭园台榭都没有增建。一生所得俸禄，除自用外，其余都用来接济亲友。退休以后，朝廷发给的退休金，则一概辞谢不受。有人问他为什么，崔与之说：“我当官受薪，尚且怕尸位素餐；现在退休了，怎么还能贪图朝廷的俸禄呢？”闻者无不赞叹。他儿子崔叔似结婚，媳妇带来七百多亩“嫁妆田”，他让儿子尽数退回外家。 　　宋理宗一直想让崔与之赴京主政，亲自下七道诏书，任崔与之为右丞相，前后四年留着相位等待崔与之赴任。宋理守甚至命令在京当官的李昴英暂停公务，去广州专门劝说崔与之，侍候崔与之出发。但崔与之终因年老体衰，数月间先后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这一年，他已八十一岁。 　　次年，八十二岁的崔与之溘然长逝。 　　临终，他嘱咐家人：不许作佛事，薄葬就行了。 　　崔与之病故后，有一次李昴英为宋理宗讲学，谈到他老师一生的事迹与操守，宋理宗深为感动，愈加赞叹，于是大书“菊坡”二字赐给崔与之家人。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这样赞誉崔与之：“盛德清风，跨映一代。”

北宋曾公亮一生居官，致力于革弊兴利，为富国强兵奋斗。天圣年间，西夏叛宋，朝议兴兵讨伐，皇上拿不定主意。曾公亮上奏《征怀书》，书中奏说，治天下之根本，当采取先怀柔后征伐的策略，否则，师出无功，敌寇益炽而累军。仁宗采用怀柔政策，西夏率服。庆历年间，曾公亮针对时弊提出“择将帅”以加强武备的主张。他认为：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他认为造成将不称职的原因，并非世无将才，而是选之不得其要，或用人不能尽其才。他建议选将必先试其才，所试有效，方给显官厚禄以重其任，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约，用其策而无怀疑。同时他又提出裁减冗兵的方案，以减轻国家财政支出。针对北宋吏治混乱之弊，他提出废除“磨勘法”，对各级官的任用和升迁采取考课督察的办法，即“三考有善政者，则升其官资，两任有善改者，则升其任使，无成绩者则罢黜。”

曾公亮对邻国的无端生衅，总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英宗时候，契丹贺正使在馆，朝廷按例赐宴紫宸殿。当时英宗有疾不愈，命宰臣曾公亮就馆宴之。契丹使者认为这样是破坏惯例，有失他们的尊严，因此不愿即席。曾公亮毫不客气地说：“赐宴不赴，是对君命的不诚！人主不愈，要求其必亲临，居心何在？”使者听了这入情入理的话，无言可答，只好乖乖就席。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契丹遣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来共同分画。”神宗皇帝得报，即以手诏赐韩琦、文彦博、曾公亮。手诏言，朝廷与北虏通好已将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愈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设造衅端，妄来理辩……曾公亮在给神宗的疏奏中说道：“乞选将帅，整兵以待敌。”准备随时给挑衅者以迎头痛击。

天成三年（928）和凝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与儿子一起编撰《疑狱集》。书中收集了许多情节复杂、争讼难决最终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学著作，对古今相关人员办案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并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此后，和凝又被转主客郎中兼权知贡举，春闱开科取士放榜时，一反其他人以往“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的做法，遂使得“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即由于她所主持的科举考试，公开、公正、公平，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贡院门前闹事。当时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得人”，即称当时所录才名之士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在此年所录进士中，和凝最看中了一个名叫范质的人，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将来一定会继承自己而当宰相。后人称之为“传衣钵”。

后晋初（天福二年）和凝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和凝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六月份又晋升礼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学士。十二月，和凝又被改任尚书户部侍郎，照常为朝中做一些案头之事。

天福六年（941）九月，和凝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不负众望，巧平安从进谋反。《旧五代史·和凝传》记曰：“安从进‘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

朱温本名朱全忠，当初是黄巢手下大将，后投降朝廷，官至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后称帝。他专横霸道，杀人不眨眼，是有名的屠夫皇帝。人们把他比作老虎，他身边的人如果稍微违背了他的意愿，朱温立马就杀了他们。据说他手下的官吏每天当值的时候，要先与家人辞行，作好死的准备，晚上回家后全家相贺又活了一天。他手下的宾客们也是在这种不寒而栗的日子里煎熬。 杜荀鹤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10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不合温意。他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劝说他“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杜荀鹤上《颂德诗》三十首取悦于温（《鉴诫录》）。张齐贤是宋真宗时中书门下平章（即宰相），他在《洛阳缙绅旧闻记》中写道：杜荀鹤把自己写的颂扬诗托人转投给他，表达了想见他一面的想法。相关的官员把这事转达给他，朱温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就这样杜荀鹤在大梁住了几个月，进退两难。

原来，只要有人求见朱温，如果已经通报过姓名，而没有见过的，要是有一天朱温想见这个人，而他不在的话就会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有时还会丢了脑袋。所以这些来求见的人，即便过了半年半年没有得到接见，也不能走。有的宾客困在客舍中，无钱无衣，饥寒交迫，负责的人也要留住他不让他走，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得罪的。所以杜荀鹤每天都要到接见宾客的地方，等着朱温的接见。

一天清早，朱温在屋里问：“杜荀鹤在那里？”左右回答：“在客舍里。”左右立即派人找杜荀鹤来，杜荀鹤疾驰如飞赶到。还没有见到朱温，这时突然来了一批人，朱温就见他们一直到中午，朱温归家。杜荀鹤对那些官员们说：“我饥饿得很厉害，想回去。”那些人为他摆食，说：“大爷，您给我们留条命吧！如果大王出来要见你，再说你又回去了，我们求死都来不及了！”。

还没到晚上，朱温果然出来了。坐在那里叫手下的人取骰子来。拿来以后，就在那里掷好像在卜什么。好像不开心的样子，一会儿很生气多次向手下的人看。手下的人恐怖极了，大气也不敢出，好像马上就要赴汤蹈火一样。一会儿他拿着骰子叫着：“杜荀鹤！”掷下去，六个都是红色的。他大声喊道：“苦命的秀才！”

杜荀鹤进来以后，朱温招手叫他靠近，杜荀鹤马上跑到台阶下要行礼。朱温说：“秀才可以不行礼。”杜荀鹤连声喏喏，因恐惧而汗如雨下，再三再四地拜谢，就面色惨然坐下，浑身发抖，神不附体。朱温慢慢说：“我听说秀才很久了。”杜荀鹤听到这话后，又想下台阶拜谢，朱温说：“不用了。”于是再拜后坐下。这时朱温看着左右说：“好像下雨了？”就抬抬手，示意立在旁边的人去看，外面果然下雨了。朱温仰头看天，此时天无片云，只是雨点很大，打在窗檐上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自已站起来，对着窗外雨看了很久，又坐下对杜荀鹤说：“秀才你曾经见过无云雨了吗？”杜荀鹤说：没有见过。朱温笑着说：“这就是所谓无云而雨，叫做天哭。不知是什么征兆？”又大笑，左右的人顿时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过了很久，朱温徐徐地对左右的人说：“拿纸笔来，请秀才写首无云雨的诗吧。”杜荀鹤开始面对着朱温坐，好像坐在火炭上一样；又要他写诗，他不敢推辞，马上在座位上写了一首诗。朱温看后大喜，立即召来宾客们一同饮酒，直到夜半才非常高兴地散席了，还专门对左右的人安排道：“明天专门为杜秀才摆一宴。”杜荀鹤拜谢而退。原来他的诗是这样写的：“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意思是说因为梁王（朱温）有造化，所以才会下无云雨（其实是太阳雨）。明明白白的奉承大获朱温欢心。

杜荀鹤因此获得了朱温的欢心。不过杜荀鹤这天好不容易捱回客舍后，惊惧成病，一夜泻了几十回，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几乎要死去。有关的官员守着他供热水和药剂，好像侍候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第二天清早还没有起床，又有官员来催他说：大王要见秀才了，请速上马！杜荀鹤不得已，梳洗上马，等到的时候，催他的人已经遇见六七拨了。杜荀鹤病后困顿无力，脚步颤抖，行动迟缓。朱温自已起来迎着他说：杜秀才‘争表梁王造化功’？杜荀鹤立即忘了病症，趋步如飞，向朱温连拜四次，言语行动好像正常人一样。

于是朱温专门为他送名礼部，杜荀鹤才得中第八名进士（《鉴诫录》）。还给他衣服钱物，待他很好，后来以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可惜杜荀鹤“恃势侮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结果“遘重疾，旬日而卒。”当时人以与之交往为耻，“杜荀鹤谄事朱温，人品更属可鄙。”（《养一斋诗话》清·潘德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少年张溥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重新当上了首辅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沟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二月， “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政党之魁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张溥之死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一）“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四），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 张溥石刻像溥。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茂《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份。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公元1314年秋天，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的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

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

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这首《芦花被》诗广为流传，贯云石用它换取芦花被的事也传为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并写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宣布了自己和名利场的决绝，开始了十年浪迹江湖、专心创作的新生活。

春去秋来。贯云石“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钱惟善《酸斋学士挽诗》），登扬州明月楼填词，到淮南鲁港驿题诗，西下洞庭览胜境，东临普陀观日出……这种壮游万里的生活，使他创作出《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许多优秀诗篇。他在诗中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凭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抒发对家乡与亲人的爱恋，也表达了愿意摒弃荣华富贵、过恬静淡泊生活的愿望。这些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秀丽，使他成为元诗中“绮丽清新之派”的代表人物（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传》）。

贯云石历览名胜，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他每到一处，“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决心避世的贯云石进而隐姓埋名，易服晦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回药为生。他在凤凰山休暑，到包家山修禅；时而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论道，时而去城东阿里西瑛的寓所去吹奏铁笛，切磋乐律；他常与散曲家张可久一道游湖观潮，饮酒唱和，也不时地同平民百姓一起切磋技艺。他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贯云石自幼性格豪爽，不拘形迹，又多才多艺，工书画，通音律，精鉴赏，既善于学习前代各家之长，又“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还能注重从民间吸取营养，这就不仅使他的散曲创作形成了“如天马脱羁”（朱权《太和正音谱》）的独特风格，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族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往往带有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的风采。

明人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

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这个故事久久在杭州流传，说明了贯云石与民众的交往，也说明了民间对酸斋创作风格的了解。邓文原在《贯公文集序》中说：贯“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陈垣评语）的可贵之处，它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塘定居期间，贯云石又与海盐杨梓交善，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贯云石死后三十九年（1363），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

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

贯云石的乐府、散套和高彻云汉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

公元1324年，正当壮年的贯云石病逝于杭州。他的好友张小山（可久）写了一首《为酸斋解嘲》的散曲来总结这位维族作家的一生：

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

他的另一位好友欧阳玄在为贯云石写的碑文中称赞他“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哉！”二百年后，王世贞在《曲藻》中将贯云石列为“擅一代之长”的元曲代表作家之首。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

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

是的，贯云石的作品，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我国各兄弟民族作家之间互相学习、亲密融洽的深厚友情，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本文引语，除另注出处的外，均见《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及欧阳玄《贯公神道碑》。

谏吴王书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上书洗冤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公孙诡本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当是时，邹阳“情至窘迫”(《古文观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文后评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他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北宋曾公亮一生居官，致力于革弊兴利，为富国强兵奋斗。天圣年间，西夏叛宋，朝议兴兵讨伐，皇上拿不定主意。曾公亮上奏《征怀书》，书中奏说，治天下之根本，当采取先怀柔后征伐的策略，否则，师出无功，敌寇益炽而累军。仁宗采用怀柔政策，西夏率服。庆历年间，曾公亮针对时弊提出“择将帅”以加强武备的主张。他认为：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他认为造成将不称职的原因，并非世无将才，而是选之不得其要，或用人不能尽其才。他建议选将必先试其才，所试有效，方给显官厚禄以重其任，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约，用其策而无怀疑。同时他又提出裁减冗兵的方案，以减轻国家财政支出。针对北宋吏治混乱之弊，他提出废除“磨勘法”，对各级官的任用和升迁采取考课督察的办法，即“三考有善政者，则升其官资，两任有善改者，则升其任使，无成绩者则罢黜。”

曾公亮对邻国的无端生衅，总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英宗时候，契丹贺正使在馆，朝廷按例赐宴紫宸殿。当时英宗有疾不愈，命宰臣曾公亮就馆宴之。契丹使者认为这样是破坏惯例，有失他们的尊严，因此不愿即席。曾公亮毫不客气地说：“赐宴不赴，是对君命的不诚！人主不愈，要求其必亲临，居心何在？”使者听了这入情入理的话，无言可答，只好乖乖就席。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契丹遣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来共同分画。”神宗皇帝得报，即以手诏赐韩琦、文彦博、曾公亮。手诏言，朝廷与北虏通好已将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愈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设造衅端，妄来理辩……曾公亮在给神宗的疏奏中说道：“乞选将帅，整兵以待敌。”准备随时给挑衅者以迎头痛击。

刘晏在肃宗时代历任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领度支转运使，掌管铸钱，盐铁等使用权，开始掌握唐王朝财政大权，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转运使等职，成为兼管财政的宰相，766年兼七道盐铁使，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经济改革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

改革漕运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阻塞，造成关中粮食困难，缺粮上百万石，饥荒四伏，粮价暴涨。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为此日夜焦虑，最后果断提出疏浚河道，南粮北调的宏伟计划，给宰相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表示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和勇于承担重任的献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师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大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船工由经调为雇募。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漕运改革后，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解决了粮荒还有所储备。当第一船粮到达长安时，皇帝欣喜万分，专门组织乐队到渭桥迎接，盛赞刘晏“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改革盐政唐初，实行自由贩卖，不收盐税。后实行国家专卖，官府大幅提高盐价，甚至贪官污吏还抓夫抓差无偿运盐，勤孛百姓。中饱私囊。人民怨声载道，恨透食盐专卖。同时政府盐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他首先大力削减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这样一来，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缴增。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改革粮价半年收粮存入平仓，以免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开平仓以平粮价，百姓受益、国家获利。在商业中建立驿站信息，使“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至。”

推行常平法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由于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 给。”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处玄(公元1147--1203)字通妙，一说字道妙，号长生子。东莱(今山东掖县)人。自幼丧父，事母谨孝，不慕荣华，清静自守。大定九年从王重阳学道，游寓齐豫，乞食炼形，重阳君去世后，与马谭邱守孝庐墓三年，遵师遗言随谭长真奔赴洛阳，亦如谭长真以游方乞食为生，花街柳巷炼性。与谭常有书信往来。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继任全真掌教，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返回掖县老家，大弘教法，金章宗闻风征请，待如上宾，官僚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履，无时不盈。承安四年（公元1198）乞归，赐名“灵虚”。

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仙去。至元六年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世称“长生真人”。为“北七真”之一。以修炼、传承他的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随山派. 简称随山派。

江智渊，济阳考城人，是湘州刺史江夷弟弟的儿子。父亲江僧安，任太子中庶子。

江智渊最初担任著作郎，江夏王刘义恭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刘诞后军参军。他伯父江夷有盛名，江夷之子江湛又有很美的声誉，父子二人仕途通达，地位尊贵，江智渊的父亲年轻时没有名声，江湛对他的态度很是简慢，江智渊常以此为憾，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江智渊就不进江湛的家门。

江智渊在襄阳担任随王刘诞的僚属，刘诞对他非常亲厚。当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都和江智渊交往亲密。沈怀文每每称赞江智渊说：“人们应有的美德全都具备，人们不应有的恶习全都没有，这人恐怕是江智渊吧！”

元嘉末年，江智渊被授任尚书库部郎。当时名门子弟做官，不担任台郎之职。江智渊门户衰微，朝廷贵官中又没有什麽人引荐，所以竟然被选授这样的官职，内心很不高兴，因而坚决拒绝，不肯接受官职。竟陵王刘诞又以王府名义授他为骠骑参军，转任主簿，又随王府转任司空主簿、记室参军，领南濮阳太守，迁从事中郎。

刘诞将要叛逆，江智渊看出了他的密谋，于是请假先回京城。刘诞反叛之事失败，朝廷立即除授江智渊为中书侍郎。

江智渊喜好文学，辞采清新富赡，世祖刘骏对他十分赏识，给予的恩宠礼遇在朝臣中居于首位。皇帝经常摆设私宴，多半命三五名朝臣陪游侍宴，江智渊常在随游者中居首。有时同伴未能上前，而他总是单独被引进。江智渊常常因为超越众人感到惭愧，未曾因此而露出得意的表情。每逢随从皇帝出游，与众官一起相随前行，见到传达诏命的人驰马而来，知道将召唤自己，于是惶恐惭愧，不安的样子常在表情中流露出来。谈论的人因为这而称赞他。

江智渊迁任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皇帝每次宴集酒酣，就要责骂凌辱群臣，并且命他们自己互相嘲骂攻讦，把这当作娱乐游戏。江智渊一向正直谦退，渐渐不符合皇帝心意。皇帝曾经命他拿王僧朗来嘲笑戏弄王僧朗的儿子王景文，江智渊严肃地说：“恐怕不应当有这种戏弄。”皇帝发怒说：“你的老子江僧安是痴人，同是痴人的儿子当然会互相怜爱。”江智渊听了这话，不禁伏在坐席上流泪，从此皇帝对他的恩宠大大减退。

江智渊出京任新安王刘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加拜宁朔将军，行南徐州事。以前，皇帝的宠姬宣贵妃殷氏去世，皇帝命群臣议论她的谥号，江智渊上奏，认为当谥为“怀”。皇帝认为这不是足以显露殷氏美德的嘉谥，因此心中怀恨。后来皇帝出游南山，骑马到殷氏墓地，群臣都骑马随从，皇帝用马鞭指着墓地石柱对江智递说：“这上面不容许有‘怀’字！”江智渊更加惶恐害怕。大明七年，他因忧惧而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为祠部郎，迁左司。尝言：“中原未复，所恃长江之险，淮南实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废，若广修农事，则转饷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应诏陈五事，曰：远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军政。擢工部侍郎。

时川、陕马纲路通塞不常，肖胄请於广西邕州置司，互市诸蕃马，诏行之。时召侍从问战守计，肖胄条奏千余言，帝称其所对事理简当。吏部尚书席益叹曰：“援古证今，切于时用，非世官不能也。”

绍兴二年，诏百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财赋窠名，旧悉隶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问诸路窠名于户部，户部不能悉，问诸州窠名于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则此项遂亡。愿诏诸路漕司，括州县出纳，可罢罢之，可并并之，立为定籍。漕司总诸州，户部总诸路，则无失陷矣。经费之大，莫过养兵。今人亡而冒请者众，愿立诸军核实之法，重将帅冒请之罪，则兵数得实，饷给不虚，省费裕国，此其大者。生民常赋之外，迫以军期，吏缘为奸，敛取百端。复为寇所迫逐，田桑失时，寇去复业，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门矣。愿诏郡邑，招集流散，官贷之种，俟及三年，始责其赋，置籍书之，以课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时多所采纳。又请复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岁祭礼。

迁吏部侍郎，时条例散失，吏因为奸，肖胄立重赏，俾各省记，编为条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阵亡补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调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难。肖胄请阵亡惟许本家用恩例，异姓候经任收使，遂无不均，且严六部出入之禁，而请托不行。

三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通问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时金酋粘罕专执政，方恃兵强，持和战离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他日国家安强，军声大振，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复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将行，母文语之曰：“汝家世受国恩，当受命即行，勿以我老为念。”帝称为贤母，封荣国夫人。

肖胄至金国，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才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尝报聘，至是始遣人偕来。肖胄先北使入对，与朱胜非议不合，力求去，以旧职知温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五年，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今三帅所统多西人，吴玠继有捷奏，军声益振，敌意必摇，攻战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绵亘数千里，不若择文武臣僚按行计度，求险阻之地，屯兵积粮，则形势相接。今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将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过资以轻兵，势孤力弱，难以责其固志。当移二将于江北，使藩篱可固。”又言：“诸大将之兵自主庭户，更相仇疾。若欲并遣进攻，宜先命总帅，分以精锐，自成一军，号令既一，则诸将畴敢不听命。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人入骨，当以安集流亡，招怀归附为先，今淮南、江东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给粮，捐其赋租，必将接迹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旷土甚多，沿江大将各分地而屯，军士旧为农者十之五六，择其非甚精锐者，使之力耕，农隙则试所习之技艺，秋成则均以所种之禾麦，或募江北流徒及江南无业愿迁之人分给之，创为营屯。止则固守，出则攻讨。”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寻除签书枢密院事。

和议已定，复命肖胄为报谢使。接伴者逆于境，谓当称谢恩使。肖胄论难三四反，遂语塞。既至，金遣人就馆议事，肖胄随问随答，众皆耸听。其还，给毡车及顿递宴设，自肖胄始。

除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寻奉祠，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几十年。事母以孝闻，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泽，皆先给宗族。卒，年七十六，谥元穆。

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

施才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贡献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秦王还听取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对于六国，他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史。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茅焦、尉缭、李斯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

2、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

3、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说见张清华先生《道经精华.列子.前言》。

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相传他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穷而面有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恢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 ”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亡！”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著作为《列子》（包括他的弟子参加编写），有旧本二十篇，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去其重复，存者八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有“刘向说列子八篇。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句，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或同时代其他人整理的八篇。但不知何时已佚失。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武义内雄、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