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的学术贡献

基本思想

陆九渊的思想接近程颢，偏重在心性的修养，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过于“支离破碎”。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其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见性”，“心即是理”，重视持敬的内省工夫。即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明代王阳明赞赏陆九渊的学说，使得陆九渊的“心学”得以发扬，因此学界称之为“陆王”学派，实际上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心学缘起

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陆九渊之学，学者一般认为是家传。而家学其实只是创造了这一学说形成的氛围和条件。对于陆氏心学，陆九渊曾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语录》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卷一《与李省干》）。陆九渊对于伊洛渊源，也不否认自己思想与他们的联系，他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语录》下）他以为“伊洛”虽得儒家正统，但二程子之学只是理学的草创阶段，有待于“我”来进一步发明。陆九渊的这些说法自然包含着理学的道统观念及自诩为承担道统的意识，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陆氏心学与孟子思想及伊洛渊源的关系。陆九渊思想是自得于孟子，但他是受孟子思想的启发，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命题，来阐发二程理学中“心性”的层面，而与道德践履的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的，这也就是陆九渊在理学中的理论贡献。

除此之外，《宋元学案》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九渊思想是继程门谢良佐之后，经由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发展而来。此一说根据大体有三：

其一，《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表在陆九渊名下有王梓材注：“庸斋、梭山、复斋弟。艾轩讲友，上蔡、震泽、横浦、林竹轩续传。”以为陆九渊之学，除得自家传，尚可由林季仲（竹轩）、张九成、王苹、谢良佐溯源至程颢。

其二，《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全祖望案语说：“洛学之……入吴也以王信伯。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象山之学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其实正点出陆九渊心学与程氏学说的内在联系。

其三，全氏于《艾轩学案》又曰：“愚读艾轩之书，似兼有得于王信伯……且艾轩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而起。”此条又补充了林光朝（艾轩）与陆九渊的关系。

陆九渊之学出于家传是确切的，而与谢、张、林等并无师承关系。就思想上看却不无相通之处。从陆九渊对二程的态度来说，亦确有褒贬之不同。如《语录》中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此段为傅子云所录。又《语录》同卷严松所录曰：“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通疏。”这都说明陆氏思想与程颢更为接近。宋代理学自二程之后，程颐之学由杨时、罗从彦、李侗而传朱熹；程颢之学则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传至陆九渊，由此分成两大支流。此说法中，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考，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出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因此全祖望在《象山学案》序录中对于陆九渊学系做了这样的结论：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这个结论当是可信的。

谢应芳著有《辨惑编》、《思贤录》、《龟巢稿》、《怀古录》、《毗陵续志》、《龟巢诗文钞》、《龟巢词》等。最能反映他学养与思想倾向的是《武阳志馀》卷十儒林类中记载他的一些轶事。他在苏州一带避难时请求官府黜退吴江三高祠（纪念战国时期越国范蠡、晋代张翰、唐代陆龟蒙）中的范蠡；而要求修葺三国时东吴名相顾雍的墓莹。在故乡则显扬武进林庄邹忠公浩墓，去掉学官中的土地祠。他主张禁止民间办丧事时做佛事等迷信活动、还向周郎中（正五品官）上书陈述开荒等五件事并向何太守请求减少水脚之征，事事都有利民生民风。

谢应芳最著名的著作是《辨惑编》。《辨惑编》的主要内容是反佛、道，这也是理学理论的精华所在。这既是他个人思想体系的体现，也是理学的合理内核在常州地区的传承。谢应芳认为，生、死为自然之理。他斥老、庄、仙、佛（此处所言老、庄，非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而是被道教改造过、并奉为道教之祖的老、庄）之说为异端，致力于破除鬼神、禁忌、禄命等迷信，认为“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辨惑编·异端》）。他还指斥道教的斋醮仪式说：“道家以老子为理由，书亦未尝有设醮之论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为之，未及倾危宗社，流落金国，所求之福，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为缁黄衣食之计焉耳。”（《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理论锋芒直指宋徽宗，认为北宋亡国，与宋徽宗相信道教有关。是“妄意求福”，是“倾危宗社”，是“昏迷不明物理”，所以最后“流落金国”，“为缁黄衣食之计（当阶下囚）”。同时，谢应芳还以明天历年间大疫为例，大疫来临，病人众多，凡“务求医药，不事祈祷”者，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却都死掉了。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佛道的虚伪性。 《辨惑编》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在明初有极大的影响。后世论及元明之际，无论是思想史、哲学史，谢应芳的《辨惑编》是必提的著作。

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著《灵宪》，作浑天仪。此外，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灵宪》是张衡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

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遮日光，月绕地行且有升降。他认识到太阳运行(应是地球公转)的某些规律，正确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起因。他指出在中原可以见到的星有2500个，与今人所知略近。他经过对某些天体运转情况的观测，得出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的结论，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

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共四十余年间，57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高丽，今属越南的交州、爱州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书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多叙述简略，有的仅三十余字，比如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师篇。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比如玄照法师、道琳法师等。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但无论详略，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无则缺省。依此看来，该书似乎是一部“行状”的集合。据清人吴曾祺的《文体刍言》解，“行状，汉时只谓之状。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生卒年月，为乞人撰文而作。”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或者说，有褒无贬。由此观本书，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师》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闲本讳。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迹。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师》全文，“惹琰法师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郦。随师到僧诃罗国，遂停彼国，莫辨存亡。”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卒殁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等。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生平成就等。

但该书不仅仅是“行状”的集合，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行状”手法，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

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今尼泊尔）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

训诂

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从事训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时间，采取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遂写成《广雅疏证》，该书颇具创见，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自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其子王引之“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王念孙除精通训诂外，对于校勘，最擅专门，对文字谬讹、句读错乱、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创见。对《淮南子. 内篇》订正字句错误九百余条，用归纳法从这些误例中得出古书“致误之由”，凡得六十二例。这六十二例，总结出古书误例的规律性，是王念孙校勘古书字句错误的经验总结，被后人用作校勘其他古书的通例，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子王引之“述所闻于父”而撰成的《经义述闻》一书，也有不少校勘内容，书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载“通说”五十三条，更为精粹所在。又有《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后来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门径，影响极大。在校勘方面，他还提出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主张，非常精当，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水利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曾在工部为官期间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圣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也。”（《清史稿》）罢官之后，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于古义晦涩、腾抄误写及后人点校妄自更改之处，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证，博及万卷之书，其精于校雠由此可见一斑。《清史稿》称颂高邮王氏一门：“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文学主张

冯桂芬自幼善于写骈文，未作官时，已经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读书，从未荒废学业。中年后，他致力于古文辞。学习各种经说，师宗汉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为老师。除经史外，冯桂芬对其他书也无所不窥，凡天文、舆地、兵刑、盐铁、河漕等，全都细心研究，穷思极虑，探求本原，大有拨乱反正的志向。

冯桂芬的文学主张，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篱。主张“称心而言”。他在《复庄卫生书》中声言“不信义法之说”，并针对桐城派所标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统”，指出文虽载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标榜的韩、柳、欧、苏的文统，指出“长于经济者，论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议，未必不胜韩、柳；长于考据者，论古之文必佳，贵与《考》序，未必不胜欧、苏”。明确要求“称心而言”，扩大散文的思想内容，解放散文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桐城义法是束缚散文创作之例，反对“周规折矩，尺步绳趋”。因此，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对“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凡所陈敷，皆所以救当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为有识之言。”他的文章“长于持论，而拙于叙事”。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后要求打破桐城枷锁的进步潮流。

冯桂芬文，长于持论，不为浮词，以政论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细虑周，指陈剀切，气理畅达。有《校邠庐抗议》40篇，最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长统的《昌言》。如《制洋器议》开头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但其子所编的《显志堂集》，则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仅收22篇。

秉承顾炎武思想

冯桂芬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顾炎武祠致祭。冯桂芬自己相信二种操守：第一，是万钟粟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博采众长

冯桂芬做学问讲求以有用为主，做文章主张没有空话。他论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确实能够阐明古代先人统治的哲理精神，而针砭末流的过失。他曾经写过四十篇评议，按他自己的说法：“读书十年，涉历艰难情伪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叛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就是说博采众长而不离代圣人进言的宗旨。

思想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冯桂芬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有所不满，建议改革时政。他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他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冯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等评议，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绪年间大搞变法，也是要变法而没能背离他的统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长于书法，以篆书、隶书著称于世，尤其精于隶书。冯桂芬人品方正，举止严肃，清心寡欲，摒弃安逸。入朝为官初期，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就看重冯桂芬，认为他是国家的人才。在林则徐编辑西北水利的书籍时，冯桂芬参与编校工作。

他曾经辅佐陶澍，以及作李鸿章的幕僚；建立会防局，调和中外，处于清王朝内外交困之际，冯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学者之一。冯桂芬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服官虽仅十年，凡漕河，建学，积储诸政，以及条议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学，赏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冯桂芬著述颇丰，其中《校邠庐抗议》二卷，关于改革腐败时政的见解，切中要害；显示了冯桂芬熟谙西洋事务和他的进步思想。因此该书尤为世人所重。

道教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石马寨)对石鼓(打鼓寨)，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化学

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理学家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著作研究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作品数目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

主要内容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他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及赋、曲、杂文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夏完淳研究专家白坚先生总结其主要内容为：　　其一，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诗集中大量篇章直接间接、多方多面、借古喻今、因物寓意地表现了诗人心怀故国、志在南归、念切中兴的思想襟怀和抱负。尤其可贵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等，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其二，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完淳的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的内容。　　其三，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和哭钱熙的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千百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

艺术表现夏完淳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幼年时代吸收的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实际斗争的磨炼，都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就诗论诗，亦足以睥睨一代，辉耀千秋，屹立于古今爱国诗人之林。

影响后世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 即十八岁——作者注），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诗文风格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如《军中有作》、《军宴》、《江城》、《避地》、《即事》、《翠华篇》等诗，小令《狱中草》，套数《自叙》、以及赓续其父所写的《续幸存录》等等，记述了江南亡国之变和自己抗清斗争的史实。叙事抒情，都有生活实感。　　展示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他投笔从戎之后，“风骈霜胝，提襟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忠臣之冤酷”，以血泪写了《大哀赋》，抨击了明朝廷弊政，剖析了亡国原因，描写了“竿木群兴，风云毕会；兴六月之师，振九天之锐”的战争经历，表达了“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复国志向，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同样的思想内涵，也见于《易水歌》、《博浪沙歌》、《南越行送人入闽》、《题曹溪草堂壁》、《霸图》等大量诗中；而在他被捕后写的《南冠草》中，有了更大的发扬。如其中《别云间》写道：“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寄内》：“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等句，都充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他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作品中流露出昂扬的乐观精神。如《哀燕京》诗写道：“风云江上钟山气，夜看牛斗伫中兴。”《土室馀论》文中也说：“呜呼，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魄。”充满了光复故土的必胜信念。　　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形成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他悼念老师陈子龙的诗《细林野哭》：“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真挚的战斗情谊，极为感人。正如陈均在《夏节愍全集序》中所评：“故其忠肝义胆，发为文章，无非点点碧血所化。”

作品编集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嘉庆十二年(1807)，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14卷。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加校订，编印为《夏完淳集》，为今日较完备的通行版本。《狱中上母书》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教材。《别云间》被选为初中语文教材。

作品风格慷慨悲凉、高亢激越、语言华美、意境苍凉悲壮、爱国激情、时代气息。

轶事典故夏完淳少年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他问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无从回答。

《本草纲目》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明李时珍著。　　五十二卷。书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　　全书共分为十六部、六十类。　　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方一万一千九十张。　　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辩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方”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　　并附有一千一百余幅药物形态图。内容极为丰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中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复刻甚多，并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流传，为世界药物学者、植物学者所重视。

《濒湖脉学》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王磐在担任翰林直学士期间，由于他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深受众人的拥赞。王磐连惩了忙兀斛、西域大贾后，在真定扶持了正气，打击了邪恶，再加上他极力推行世祖忽必烈的以“农桑为急务”的方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真定也出现了繁华稳定的局面。

法规制度

海瑞曾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兴革条例》，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 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

海瑞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明代法律规定与当时的国情，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因为当时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海瑞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清廉作风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断案技巧

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袁了凡在许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1.博学多才、涉足极广　　袁了凡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　　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如在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也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2.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　　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　　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它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　　袁了凡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与另一位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1586)的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倡举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又建立同善会馆，作为经办善业的常设机构和公所。同善会馆是江南最早兴起的民办慈善组织，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雏形，成为后来风行全国的乡村社会团体，引发了清代民间力量组织介入慈善机构的浪潮，具有重大意义。

3.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　　功过格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它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袁了凡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到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重的一笔，用专门的著作来写！”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今云南腾冲），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徐宏祖霞客，后世誉之为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乃至史学家；其研发价值，代有精进，称之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自是中外公论。《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写的就是徐宏祖从宁海西门进入天台山脉的事。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四），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左、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瞿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叩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说︰‘余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辩难（《紫柏全集》卷三〈法语〉）。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达观大师塔铭〉），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