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的学术成就

基本思想

陆九渊的思想接近程颢，偏重在心性的修养，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过于“支离破碎”。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其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见性”，“心即是理”，重视持敬的内省工夫。即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明代王阳明赞赏陆九渊的学说，使得陆九渊的“心学”得以发扬，因此学界称之为“陆王”学派，实际上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心学缘起

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陆九渊之学，学者一般认为是家传。而家学其实只是创造了这一学说形成的氛围和条件。对于陆氏心学，陆九渊曾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语录》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卷一《与李省干》）。陆九渊对于伊洛渊源，也不否认自己思想与他们的联系，他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语录》下）他以为“伊洛”虽得儒家正统，但二程子之学只是理学的草创阶段，有待于“我”来进一步发明。陆九渊的这些说法自然包含着理学的道统观念及自诩为承担道统的意识，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陆氏心学与孟子思想及伊洛渊源的关系。陆九渊思想是自得于孟子，但他是受孟子思想的启发，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命题，来阐发二程理学中“心性”的层面，而与道德践履的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的，这也就是陆九渊在理学中的理论贡献。

除此之外，《宋元学案》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九渊思想是继程门谢良佐之后，经由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发展而来。此一说根据大体有三：

其一，《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表在陆九渊名下有王梓材注：“庸斋、梭山、复斋弟。艾轩讲友，上蔡、震泽、横浦、林竹轩续传。”以为陆九渊之学，除得自家传，尚可由林季仲（竹轩）、张九成、王苹、谢良佐溯源至程颢。

其二，《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全祖望案语说：“洛学之……入吴也以王信伯。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象山之学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其实正点出陆九渊心学与程氏学说的内在联系。

其三，全氏于《艾轩学案》又曰：“愚读艾轩之书，似兼有得于王信伯……且艾轩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而起。”此条又补充了林光朝（艾轩）与陆九渊的关系。

陆九渊之学出于家传是确切的，而与谢、张、林等并无师承关系。就思想上看却不无相通之处。从陆九渊对二程的态度来说，亦确有褒贬之不同。如《语录》中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此段为傅子云所录。又《语录》同卷严松所录曰：“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通疏。”这都说明陆氏思想与程颢更为接近。宋代理学自二程之后，程颐之学由杨时、罗从彦、李侗而传朱熹；程颢之学则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传至陆九渊，由此分成两大支流。此说法中，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考，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出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因此全祖望在《象山学案》序录中对于陆九渊学系做了这样的结论：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这个结论当是可信的。

谢应芳著有《辨惑编》、《思贤录》、《龟巢稿》、《怀古录》、《毗陵续志》、《龟巢诗文钞》、《龟巢词》等。最能反映他学养与思想倾向的是《武阳志馀》卷十儒林类中记载他的一些轶事。他在苏州一带避难时请求官府黜退吴江三高祠（纪念战国时期越国范蠡、晋代张翰、唐代陆龟蒙）中的范蠡；而要求修葺三国时东吴名相顾雍的墓莹。在故乡则显扬武进林庄邹忠公浩墓，去掉学官中的土地祠。他主张禁止民间办丧事时做佛事等迷信活动、还向周郎中（正五品官）上书陈述开荒等五件事并向何太守请求减少水脚之征，事事都有利民生民风。

谢应芳最著名的著作是《辨惑编》。《辨惑编》的主要内容是反佛、道，这也是理学理论的精华所在。这既是他个人思想体系的体现，也是理学的合理内核在常州地区的传承。谢应芳认为，生、死为自然之理。他斥老、庄、仙、佛（此处所言老、庄，非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而是被道教改造过、并奉为道教之祖的老、庄）之说为异端，致力于破除鬼神、禁忌、禄命等迷信，认为“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辨惑编·异端》）。他还指斥道教的斋醮仪式说：“道家以老子为理由，书亦未尝有设醮之论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为之，未及倾危宗社，流落金国，所求之福，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为缁黄衣食之计焉耳。”（《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理论锋芒直指宋徽宗，认为北宋亡国，与宋徽宗相信道教有关。是“妄意求福”，是“倾危宗社”，是“昏迷不明物理”，所以最后“流落金国”，“为缁黄衣食之计（当阶下囚）”。同时，谢应芳还以明天历年间大疫为例，大疫来临，病人众多，凡“务求医药，不事祈祷”者，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却都死掉了。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佛道的虚伪性。 《辨惑编》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在明初有极大的影响。后世论及元明之际，无论是思想史、哲学史，谢应芳的《辨惑编》是必提的著作。

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著《灵宪》，作浑天仪。此外，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灵宪》是张衡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

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遮日光，月绕地行且有升降。他认识到太阳运行(应是地球公转)的某些规律，正确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起因。他指出在中原可以见到的星有2500个，与今人所知略近。他经过对某些天体运转情况的观测，得出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的结论，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

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共四十余年间，57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高丽，今属越南的交州、爱州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书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多叙述简略，有的仅三十余字，比如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师篇。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比如玄照法师、道琳法师等。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但无论详略，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无则缺省。依此看来，该书似乎是一部“行状”的集合。据清人吴曾祺的《文体刍言》解，“行状，汉时只谓之状。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生卒年月，为乞人撰文而作。”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或者说，有褒无贬。由此观本书，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师》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闲本讳。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迹。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师》全文，“惹琰法师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郦。随师到僧诃罗国，遂停彼国，莫辨存亡。”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卒殁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等。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生平成就等。

但该书不仅仅是“行状”的集合，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行状”手法，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

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今尼泊尔）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

训诂

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从事训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时间，采取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遂写成《广雅疏证》，该书颇具创见，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自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其子王引之“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王念孙除精通训诂外，对于校勘，最擅专门，对文字谬讹、句读错乱、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创见。对《淮南子. 内篇》订正字句错误九百余条，用归纳法从这些误例中得出古书“致误之由”，凡得六十二例。这六十二例，总结出古书误例的规律性，是王念孙校勘古书字句错误的经验总结，被后人用作校勘其他古书的通例，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子王引之“述所闻于父”而撰成的《经义述闻》一书，也有不少校勘内容，书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载“通说”五十三条，更为精粹所在。又有《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后来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门径，影响极大。在校勘方面，他还提出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主张，非常精当，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水利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曾在工部为官期间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圣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也。”（《清史稿》）罢官之后，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于古义晦涩、腾抄误写及后人点校妄自更改之处，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证，博及万卷之书，其精于校雠由此可见一斑。《清史稿》称颂高邮王氏一门：“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文学主张

冯桂芬自幼善于写骈文，未作官时，已经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读书，从未荒废学业。中年后，他致力于古文辞。学习各种经说，师宗汉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为老师。除经史外，冯桂芬对其他书也无所不窥，凡天文、舆地、兵刑、盐铁、河漕等，全都细心研究，穷思极虑，探求本原，大有拨乱反正的志向。

冯桂芬的文学主张，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篱。主张“称心而言”。他在《复庄卫生书》中声言“不信义法之说”，并针对桐城派所标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统”，指出文虽载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标榜的韩、柳、欧、苏的文统，指出“长于经济者，论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议，未必不胜韩、柳；长于考据者，论古之文必佳，贵与《考》序，未必不胜欧、苏”。明确要求“称心而言”，扩大散文的思想内容，解放散文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桐城义法是束缚散文创作之例，反对“周规折矩，尺步绳趋”。因此，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对“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凡所陈敷，皆所以救当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为有识之言。”他的文章“长于持论，而拙于叙事”。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后要求打破桐城枷锁的进步潮流。

冯桂芬文，长于持论，不为浮词，以政论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细虑周，指陈剀切，气理畅达。有《校邠庐抗议》40篇，最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长统的《昌言》。如《制洋器议》开头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但其子所编的《显志堂集》，则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仅收22篇。

秉承顾炎武思想

冯桂芬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顾炎武祠致祭。冯桂芬自己相信二种操守：第一，是万钟粟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博采众长

冯桂芬做学问讲求以有用为主，做文章主张没有空话。他论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确实能够阐明古代先人统治的哲理精神，而针砭末流的过失。他曾经写过四十篇评议，按他自己的说法：“读书十年，涉历艰难情伪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叛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就是说博采众长而不离代圣人进言的宗旨。

思想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冯桂芬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有所不满，建议改革时政。他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他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冯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等评议，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绪年间大搞变法，也是要变法而没能背离他的统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长于书法，以篆书、隶书著称于世，尤其精于隶书。冯桂芬人品方正，举止严肃，清心寡欲，摒弃安逸。入朝为官初期，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就看重冯桂芬，认为他是国家的人才。在林则徐编辑西北水利的书籍时，冯桂芬参与编校工作。

他曾经辅佐陶澍，以及作李鸿章的幕僚；建立会防局，调和中外，处于清王朝内外交困之际，冯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学者之一。冯桂芬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服官虽仅十年，凡漕河，建学，积储诸政，以及条议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学，赏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冯桂芬著述颇丰，其中《校邠庐抗议》二卷，关于改革腐败时政的见解，切中要害；显示了冯桂芬熟谙西洋事务和他的进步思想。因此该书尤为世人所重。

道教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石马寨)对石鼓(打鼓寨)，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化学

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理学家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著作研究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秋歌》等。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多数士人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诗文翘楚李流芳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以诗歌和小品闻名于世。天启，崇祯年间，文坛上正是竟陵之气方盛，公安之余波未绝之时。李流芳诗文既不同于以复古求革新的李攀龙等“后七子”，也有别于神秘晦涩的钟惺等人，而以自然平易、质朴清新的风格，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李流芳的诗歌风格类似于陶渊明的《游斜川》和白居易的《香山集》，他还深受好友程嘉燧的影响。他认为诗应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性情是诗歌的生命。要做诗，就应该培养自己的性情。至于诗的表达形式，这都是诗人在求表现其性情之时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就是循着这一观点创作的。　　如他的五言诗《过臬亭龙居湾宿永庆禅院同一濂澄心恒可诸上人步月》记其“出西湖”、“向黄鹤”、到龙居湾永庆禅院同阔别已久的一濂等僧友欢聚的情景，状“霜余山容浅、天清海气薄”之胜境，抒“暂歇尘劳心，始知寂灭乐”之善缘和“夜长惬深语”的欢趣，以及“千林流素”之时与僧友一道步月吟诗之意境神韵，可与苏轼那首脍炙人口的《记承天寺夜游》相比并。　　李流芳的文章亦为文人所重。内容为叙事怀人、山水游记和题画及序，以题画为多。这些文章不长，但都清新自然，风姿各异；笔墨平淡，感情真挚深厚。正如黄宗羲所言：“长蘅无他大文，其题画册，潇洒数言，便使读者如身出其间，真是文中有画也。”　　他的《题灯上人竹卷》便是一例。这篇短文与其所绘尺幅小画笔致非常相似，信手写来，淡淡数笔，而情趣盎然。没有雕饰之痕，而有淡永之美。作者追忆与上人相知的经过，平平叙来，三言两语，而别后思念之情溢于纸上。“幽窗几净”三句，今与昔、情与景融成一片。谈及绘事，则以千竿真竹化为乌有的惋惜，反衬友人画竹笔墨益进的可喜，由此又生奇幻之思，说画竹乃真竹所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奇幻中又带有诙谑，见友人画艺大进，自己为此感到高兴。　　李流芳于崇祯元年（1628）病中自选诗文12卷（古今体诗6卷，共366首；杂文4卷，题画跋2卷，共90篇），定名《檀园集》，命侄子李宜之和子李杭之校勘。崇祯三年（1630）由知县谢三宾合唐时升、娄坚和程嘉燧三人诗文编成《嘉定四君子集》出版。　　清乾隆46年（1781），《檀园集》被钦定为《四库全书、集部六》。1993年《檀园集》入选《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法大成李流芳书法源于苏轼，擅长行书和草书，为一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法风格浑厚而大气、自然而严谨，与绘画一样，在书法上受董其昌的影响，力求生秀古淡。 他在《跋摹书帖》中对书法艺术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学习书法，要临帖但不要成为字匠，不求形似而应汲取传统的精髓；要师古但又要创新，应自具风貌。他又非常重视文学趣味和学识修养对笔墨书画的影响，他的书画充满了悠悠的文人气息。　　他以苏轼为模范，取苏字扁平的形体，而去其丰腴及天真烂漫，改为细劲坚挺的笔道，于是筋骨隽峭，风神一变，正如行家所评：能得苏字精髓，又具自家面目。　　上海博物馆藏其《李白游洞庭湖诗轴》，行书“天门中断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用笔圆润，以气韵取胜，结体肥瘦得益，自然舒展而无矫揉造作之态；起笔收锋，沉着俐落，纵放有度，节奏平稳而错落有致；横竖撇捺，颇得苏字风神气度，点划细微处又自出意匠。学苏字又不完全与苏字雷同，当属明人学苏字中的上品。　　再如入选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国宝大典》的自书五言诗轴，行书共40句，属借景劝世之作。全篇章法匀称，结构严谨，点划精到，颇见功力。风格在苏东坡和赵頫之间。但细观之，长蘅此书又有其独到之处：一是方笔多起笔处多有棱角，由于笔间牵丝流畅，行笔有动势，仍不失灵动之感；二是撇多收锋，显得较为含蓄，也增强其力度感，这似乎赵字。李氏书法，学古能变，且独具风格。　　李氏行书，在点画笔意处匠心独具，心意迭出，是明代学苏中的佼佼者。在入古出新方面，他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平素题画之作，多用行书，笔致含蓄，行笔流畅，与画相得益彰。　　李氏草书参用杯素法，但绝不放纵。而只是增加点划之间顾盼、回环、牵联。结体取横向，纵向均加大向上的倾斜幅度，从而加强整体篇章的动感。据说他晚年曾草书唐宋先贤诗达数十巨册，既研诗律，又练书法，可知其习书之勤劳，炼字之功力。　　李流芳传世墨宝比较多，有扇面、手札、立轴和题画，绝大多数收藏于江、浙、沪和苏州市等博物馆。其作品被辑入《中国书法名作大观》和《国宝大典》等典籍。

画苑健将画家李流芳，工山水，兼善花卉。其画主要师承五代董源、巨然以及元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云林。李流芳《秋林亭子图》轴，上自题七绝一首：“山作矾头水少纹，巨然烘染董源皴。一间山水闲亭子，脱手平分与故人。”这无异于声明自己的笔墨是从董、巨中学来的。事实上，李流芳在传统学习上并非局限于一、两家。三百年来风行海内外，盛传不衰的《芥子园画谱》（上水部分）就是以他临仿古人各家风格的课徒画稿为蓝本整理、增编而成。　　李流芳在绘画上既崇尚宋元各家，又能注重师法自然，强调写生，于画中自创新意。《吴中十景图》册是他写生作品中的代表作。他以艺术家的视角摄取吴中十处风景名胜入画，摹写真实生动，主景次景剪裁得宜，他的传神之笔塑造的艺术形象展示了吴中胜景特有的风采，令人神往。他五十岁时画的一副雪景轴也来源于生活经验，画上自题：“甲子腊月十三日，归自吴门，大雪弥日，舟过城南，见留光树色，冒雪含烟，颇不乏致，辄画此纸。”他每次游西湖，都要带回很多写生稿，总之他的写实功夫是比较突出的。他常以自然山水为画本，随手写景，所以笔端不落俗套，富有生气，形成一种清新、秀逸的独特风格。董其昌赞道：“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赝乃其写生，又有别趣。”　　山水外，李流芳又善作水墨写意花卉。他的花卉，笔势飞舞，泼墨淋漓，别有一种逸趣。归昌世叹为：“其娟美之致，俱在笔墨之外，真不可及。”董其昌评为：“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出入宋元，逸气飞动。”总之，李流芳的高超画艺使他成为晚明画坛上卓有声誉的大家。　　他的画，同他的诗文一样，寄托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成为作者抒发个人性灵的凭借。其《长林丰草图》轴，足具代表性：远山秀朗，湖中风帆一片，堤岸杨柳扶疏，水草丰盛，茅屋中有一老人正仰首低吟，隐居的惆怅心情，使满幅明媚江南春色，织入几许愁丝恨缕。细读右上题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可谓作者伤时不遇的郁闷，报国无门的悲哀，尽融解到那长林丰草的媚人景色中。　　李流芳曾言：“画会之真山真水总不似，画会之古人总不似，画会之诗总不似。”“萃造化、古人、诗境于一局，以不似求真似。”这便是他画学思想中著名的“三不似”理论，其精神即绘画应做到形似和神似，写实与诗境高度完美的融合统一，体现了李流芳要求突破传统、改革创新的精神，何等珍贵。根据他的画卷题画跋语编成的《檀园论画》，为中国画论的可贵资料。　　其绘画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珍藏，并入选《国宝大典》和《海外珍藏中国名画》等绘画经典。

印坛名流诗、书、画之外，李流芳还精于治印。他宗法文彭，上溯汉制，又自具创意。是三桥（即文彭）派中骨干，与皖派篆刻大家何震齐名。　　如李氏印作“每蒙天一笑”，语出杜甫《能画》，离开原诗的语境，可以理解为自谦之词。意思是刻印、画画或写的字，“小动作”也安排得比较巧妙。运刀以冲为主，带有反刀动作，颇似苏宣。线条质朴，没有过多曲折，刚柔互补，整个效果爽朗清丽，笔意舒展。有一种轻松、自然、貌淡神浓的秦汉风范。　　再如他的另一枚印作“山则之臞”，它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古人常以“山泽之臞”来形容隐迹山林的高人隐士，刻此四字恐怕是李流芳自我心境的流露。这件作品，在章法上采用了回文法，以求得虚实对角呼应；在笔法刀法上，显得有骨有肉，自然轻松，流溢着一种不经意的创作心态。　　总之，他的作品大都是粗服乱头，纵横冲撞，线条古拙朴茂而无故意修饰之概，风格豪放潇洒不羁，在粗糙中见出元气淋漓的大度来，比起刻意工整又时俗之气充斥的匠气之作来，这样的作品显然更有魅力。他那“不择石、不利刃、不配字画，信手勒成”的风度，正是一种才子型的创作，他是个地道的写意派篆刻家。　　李流芳既精于篆刻，又是位诗文高手，所以常常以名流身份出现在印坛，为同时代的篆刻家的印谱撰写序跋，其中不乏精彩的记述和有价值的见解。　　“余少年时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今渐老，追忆往事，已如隔世矣。”　　“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　　以上文辞，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印章创作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他所谓：“前无古人”、“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并非无视古人，实乃通古变今，入古出新，它提示了印章艺术发展的方向。明朝万历年间，印学思想流派纷呈，李流芳为“入古出新”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篆刻作品被辑入《中国闲章艺术集锦》和《历代闲章名品鉴赏》等典籍，他有关印学的论文入选《历代印学论文选》。　　李流芳以诗文和本县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合称“嘉定四先生”；他和松江画派班头董其昌，以及陈继儒、杨文聪、王时敏、王鉴、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等合为“画中九友”；在篆刻界，他与归昌世、王志坚合称“三才子”，享有诗书画印俱佳、诗书画三绝的称誉，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位对后人有影响的文人艺术家。如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非常推崇他的人品和画品，早年即对其画十分倾心，且广为搜罗，深入研习，从中获益甚多。

陕西军务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又称“十面埋伏”），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12万，加派饷银 280万两。但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4.8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孙传庭对此上疏申辩道：“让我像其他抚，登记郡县民兵的上，于是对及额，就我先前所报屯兵已满额了。何况还有招募练马步军，数目超过一万，怎么会不遵守部建议。到了一百天的时间，商、洛的讯问保持，我都不敢把。然而让敌人进入商、洛，但我不能抵御，则治臣的罪。如果我住商、洛，而逾期不能够消灭寇贼，事情就一定不是我的错。”

围剿流寇

击败高迎祥

高迎祥进入陕西以后，卢象升部官军齐集河南西部，堵住了高迎祥东出中原的路子，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消灭高迎祥的任务就落到了陕西官军的头上，具体来说是落到了陕西新任巡抚孙传庭的头上。高迎祥进入陕南后，洪承畴与孙传庭进行了工作分工，洪承畴重点对付陕北一带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则重点对付高迎祥。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之后，在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人饥马乏。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进攻西安，给官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置伏兵，准备以逸击劳。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四天的激战，此时天降大雨，高迎祥部已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官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只好脱下盔甲藏到草丛里，官军搜山时将其活捉。俘杀高迎祥之后，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鹊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高迎祥的败亡对农民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两位著名的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武大定杀死。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农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转战陕豫

孙传庭折衷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民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此时，只有河南民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民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民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民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民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民军，民军余部波迫转移内乡、淅川。

藏书成就

筑书楼于嘉兴南湖之滨的倦圃别业，称“静惕堂”，藏书极富。尤好收集宋、元文集，藏书中宋元古本丰富，有近千种。编撰有《静惕堂书目》（又名《静惕堂藏宋元人集目》），按四部分类编排，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以下凡180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115家。辑有丛书《学海类编》，收书431种，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4类，选择较严，不收玄虚、荒诞和已刊之书。史部多稗史，子部多宋、明人实用著作。所刊之书在版心印有“槜李曹氏倦圃藏书”字样。刻宋、元、明各家著作40余种数百卷。著有《流通古书约》1卷，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向藏书家们指出其藏书职责是在于流通，不仅仅是保藏，务必使作者的思想和劳动，不以珍藏秘藏而与世隔绝。缪荃孙说“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单刻为千百化可以不致湮灭，尤为善计”。他的藏书理论，在清代图书、文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产生了如弘历、周永年为代表的公共藏书思想和实践。晚年其藏书被纳兰性德购藏。藏书印主要有“曹溶私印”、“白学先生”、“倦圃”、“洁躬”、“槜李曹氏藏书印”、“鉏菜翁”、“槜李曹氏收藏图书记”、“两河使者”、“相赏松石闲意”、“秋岳生”、“曹溶鉴定书画印”等。

文学成就

曹溶长于经济，未竟其用，乃独肆力于文章。家富藏书，工诗、词，其诗源本杜甫苍老之气，一洗妩柔之调，与合肥龚鼎孳齐名，世称龚曹。填词规摹两宋，无明人之弊，浙西词风为之一变，盖浙西词派之先河也。朱彝尊受曹溶影响颇深，少时曾从曹溶游。朱彝尊纂《词综》，即多从其家藏宋人遗集中录出。精鉴别，富书画收藏，亦能书。顺治初，著有《静惕堂诗词集》，另撰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古林金石表》、《刘豫事迹》、《明人小传》、《倦圃莳植记》、《粤游草》、《续献征录》等书。又精于小简，有《静惕堂尺牍》，时称江东独步。其中《明人小传》是自大明洪武（1368）至崇祯（1644）年间，入传三千余人的汇传集，收录人物众多，包含了帝王、忠臣、名士等各阶层人物小传，是学者专家了解明代人物重要的参考工具书。

明瑞最大的战功就是平定回乱和出征缅甸。乾隆三十年（1764年）二月，乌什回为乱，明瑞派副都统观音保前往讨伐，乌什首领小伯克赖黑木图出兵两千与清兵作战，明瑞和副都统观音保将其合围，并最终将其击败。

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明瑞出征缅甸，率领大军主力部队从永昌、腾越进攻宛顶、木邦，同时派参赞额尔登额为北路军，自猛密攻打老官屯。十二月，明瑞令部分军队从小路进攻，敌军受惊，溃败而逃，俘获俘虏两千余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敌军进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兵败自戕，参赞额尔登额兵出猛密，被阻于老官屯长达数月。明瑞向福建巡抚鄂宁求援，鄂宁拒绝发兵援助。于是明瑞只得孤军奋战，而敌军分别从木邦、老官屯一路夹击。二月，缅军聚集五万兵力，将明瑞军队重重包围，明瑞力战受重伤，自缢身亡。

唐寅诗风相当特别，据说他早年曾下苦工钻研过《昭明文选》，因此早年作品工整妍丽，很接近六朝的气息。泄题案以后的诗作，多描写自己的处境，写起来情真意挚，自然流畅，虽然在字句上推敲得不是很精炼，但可以感觉到唐寅信手拈来的才气。

他的诗作有《百忍歌》、《上吴天官书》、《江南四季歌》、《桃花庵歌》、《一年歌》、《闲中歌》等。

唐寅诗文真切平易，不拘成法，大量采用口语，意境清新，对人生、社会常常怀着傲岸不平之气。

除诗文外，唐寅也尝作曲，多采用民歌形式，由于多方面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历坎坷，见闻广博，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较深，所以作品雅俗共赏，声名远扬。

唐寅的书法不及绘画、诗文出名，但天分也极高。他的书风不离赵孟頫的影子，故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议：“伯虎书入吴兴堂庙，差薄弱耳。”其实，唐寅的书法与绘画一样，均注意广涉诸家、融会贯通，面貌也很多样，只是享年不永，尚未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境界。依据文献记载和存世作品，他曾泛学赵孟頫、李邕、颜真卿、米芾各家，并在不同时期呈不同侧重，从而形成不断变化的阶段面貌。大体上说，其书风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30岁以前，他居住家乡苏州，与同年龄的文征明交善，甚受文氏影响，故两人书画均很接近，唐寅20余岁所绘《黄茅渚小景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湖石、平坡、树丛均极似文氏细笔；书法亦俱从赵孟頫入手，均结体端丽，用笔秀润，唐寅的《高人深隐图》上款字，就极似文征明。第二时期是30岁至36岁，唐寅科场被黜，妻子离异，无奈藉诗文、书画谋生，其时书法上追唐人，力求规范，尤宗尚颜真卿的楷书，用笔凝重，圆硕多肉，结体偏于长方，雄强茂密，点画横细竖粗，并吸纳隶法，横笔收尾似“蚕头”，捺笔收笔中途之顿近“燕尾”，极富力度，如唐寅作于弘治乙丑（1505年）36岁时的《落花诗册》。第三时期是37岁至45岁，唐寅正值壮年，居住在世外桃源的桃花庵，专心从事自由自在的诗文书画创作，生活自得，创作也达到顶峰。其时书法重又归返赵孟頫，并上追唐代李邕，遂形成了自身的成熟风貌，以结体俊美婉媚、用笔娟秀流转的赵体为根基，并融入了李邕斜长的字姿、有力的笔法和生动的布势，于秀润中见遒劲，端美中见灵动。这类风格作品甚多，如作于正德元年（1506年）37岁的《七言律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30余岁的《山路松声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和《行书三绝卷》（丁念先藏）等作品，均呈赵孟頫与李邕相融合的面貌。第四时期是46岁至54岁去世，已属唐寅晚年，自45岁从江西宁王处装疯逃回，他进一步看透了世事，思想更加消沉，行为也更颓放，书法亦变为率意，并吸取了米芾求意取势的书风，用笔迅捷而劲健，沉着而痛快，八面出锋，率真自如，追求力量、速度和韵味；同时又融诸家笔法于一体，使结体、用笔均富于变化，并达到了挥洒自如、神机流走的境地。代表作品有50岁以后作的《西洲话旧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看泉听风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上款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