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晔的淳安为官

筑惠人桥

陈晔到淳安后，发现地处交通要道的合洋（原茶园附近）溪上，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梁，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仅靠一条独木桥维持通行，过往行人在桥上摇摇晃晃，心惊胆战，一到春夏汛期，独木桥被大水冲走，十天半月无法通行，只好寻找小船过渡，当地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不方便。于是，陈晔发动民众、资以款项、招募工匠，修筑了一条长三百尺，宽十二尺的大桥，并在桥两边筑起围栏，桥上盖起长廊，大桥如长虹卧波，不仅方便了过往行人，还可在桥休憩、观景。竣工之日，陈晔受邀参加通桥仪式，专门撰写下了《合洋桥记》。记中说：“桥岂惟桥哉！凡举一事，毋载胥及溺（都要把事情办好），毋薄人于险。如是桥，岂不砥如坦如，永底荡平哉！”。

修锦溪馆

淳安县原有一座驿站，建在县衙的右边，称为青溪驿馆，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兵时，毁于兵燹，后修复，更名为新安驿馆，到陈晔来淳安当县令时，因时间久远而倒塌了。当时县衙左边修建了几间官舍，是用来给县衙的主薄等佐官居住的，由于佐官常常缺编，官舍便被专管酿酒的官员乘虚占居，致使上级或同级官员到县办事，无处住宿，没办法只好让这些官员住在学校里。这些来淳安办事的官员有些是来查办案子的，他们住学校里，常常坐在讲堂上支使衙吏鞭挞人犯，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大殿和走廊的柱子上绑着许多伤痕累累的案犯，让学生们看得听得心惊胆战，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学生们根本无法读书。陈晔来后，把县衙左边的官舍从酒官手中收回，修葺后改造成驿馆，命名为锦溪馆，用来专门接待来往官员，不再随意占用学校，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

注重民生

陈晔到淳安后，积极推行义役。当时农村都由富户轮流担任保正（管一都，约五百户）、保长（管一大保，约一百户），由保正、保长应承上级各种差役，由于任务繁重，常常当一年差就被折腾得家破人亡。因此一些“大姓”常因轮派保正、保长役而起纠纷。于是浙江金华、丽水的州、县官为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倡议由当地富户自行结合，各户或拿出一定数量的田产，或以官价购置田产，设为义役田庄，由保正保长从义役田庄中收取租课，以供应役之资，用来减轻当役户的负担。这种做法由处州（丽水）知州范成大上奏朝廷，得到宋孝宗认可，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富户纷纷实行。陈晔到淳后，即召集全县大姓到县衙，商量设置义役之事，讲明设置义役的利害关系，并多方晓谕各大姓。他的建议得到淳安各大姓的认同，并很快就在淳安推行了义役法，从而减轻了各富户的负担。当时，朝廷下了个文件，如果在外为官的自愿献出义役田，政府可以按官价给钱。淳安有个人叫项训，字处约，考取进士后在江西省湖口县当县令，听说家乡实施义役制，欣然献出自己的田产以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且坚决不肯收取县政府给的钱。县令陈晔非常感动，更把项训所在的清溪乡更名为和义乡，所在的千仞里更名为归善里，使项训的善举得到了广泛的传扬。

修缮设施

陈晔在淳安当县令时特别注重民生和教化，对教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修缮，而且经常到学校亲自为学生讲课。重视交通设施的建设，积极组织人民开通道路、开凿河滩、修建桥梁，使淳安的交通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注重环境改造，在淳安县县城东边有条古渠，长期无人管理，致使脏乱淤塞，陈晔到淳后，即组织人员疏通，使之重现甘冽，并将其取名为清心泉。同时，他还严格管理下面的衙吏，谨防身边人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经常下乡访贫问苦，尤其关心老年人的生活。政治宽松，注重思想教育，使全县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劝导人民积极生产，并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少年奇才薛道衡，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年），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历仕北齐、北周、隋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辞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土。

政治才能杨坚作相时，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使，多次往还江东，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要求对陈“责以称藩”，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实有灭陈、统一南方之意。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颎出兵伐陈，专掌文翰。隋师临江，高颖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字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土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高颖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　　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

被逼自尽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广一起伐陈，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隋文帝时，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被除名，处以流放岭南。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听说这件事后，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等他到了扬州，就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但薛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就没有走扬州路，而走了江陵道。　　杨广即位后，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慕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薛道衡高估了皇帝的心胸，最要命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隋炀帝看了以后，大怒，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颖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隋炀帝岂能容忍。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悻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最后逼令自尽。　　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踢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幕，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

不善谋身出身世家，天资早慧，成人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他写文章用心很专，“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每有文章写出，人们“无不呤诵焉”。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总是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明确指出隋必胜、陈必亡，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高颎对薛道衡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然而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也是如此。薛道衡的“短”，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就是“迂诞”，也就是为人迂阔，不得“转”。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改），结果由此得祸。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流放岭南。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想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于是取道江陵而去，不给杨广面子。杨广即位后，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

筑惠人桥

陈晔到淳安后，发现地处交通要道的合洋（原茶园附近）溪上，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梁，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仅靠一条独木桥维持通行，过往行人在桥上摇摇晃晃，心惊胆战，一到春夏汛期，独木桥被大水冲走，十天半月无法通行，只好寻找小船过渡，当地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不方便。于是，陈晔发动民众、资以款项、招募工匠，修筑了一条长三百尺，宽十二尺的大桥，并在桥两边筑起围栏，桥上盖起长廊，大桥如长虹卧波，不仅方便了过往行人，还可在桥休憩、观景。竣工之日，陈晔受邀参加通桥仪式，专门撰写下了《合洋桥记》。记中说：“桥岂惟桥哉！凡举一事，毋载胥及溺（都要把事情办好），毋薄人于险。如是桥，岂不砥如坦如，永底荡平哉！”。

修锦溪馆

淳安县原有一座驿站，建在县衙的右边，称为青溪驿馆，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兵时，毁于兵燹，后修复，更名为新安驿馆，到陈晔来淳安当县令时，因时间久远而倒塌了。当时县衙左边修建了几间官舍，是用来给县衙的主薄等佐官居住的，由于佐官常常缺编，官舍便被专管酿酒的官员乘虚占居，致使上级或同级官员到县办事，无处住宿，没办法只好让这些官员住在学校里。这些来淳安办事的官员有些是来查办案子的，他们住学校里，常常坐在讲堂上支使衙吏鞭挞人犯，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大殿和走廊的柱子上绑着许多伤痕累累的案犯，让学生们看得听得心惊胆战，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学生们根本无法读书。陈晔来后，把县衙左边的官舍从酒官手中收回，修葺后改造成驿馆，命名为锦溪馆，用来专门接待来往官员，不再随意占用学校，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

注重民生

陈晔到淳安后，积极推行义役。当时农村都由富户轮流担任保正（管一都，约五百户）、保长（管一大保，约一百户），由保正、保长应承上级各种差役，由于任务繁重，常常当一年差就被折腾得家破人亡。因此一些“大姓”常因轮派保正、保长役而起纠纷。于是浙江金华、丽水的州、县官为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倡议由当地富户自行结合，各户或拿出一定数量的田产，或以官价购置田产，设为义役田庄，由保正保长从义役田庄中收取租课，以供应役之资，用来减轻当役户的负担。这种做法由处州（丽水）知州范成大上奏朝廷，得到宋孝宗认可，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富户纷纷实行。陈晔到淳后，即召集全县大姓到县衙，商量设置义役之事，讲明设置义役的利害关系，并多方晓谕各大姓。他的建议得到淳安各大姓的认同，并很快就在淳安推行了义役法，从而减轻了各富户的负担。当时，朝廷下了个文件，如果在外为官的自愿献出义役田，政府可以按官价给钱。淳安有个人叫项训，字处约，考取进士后在江西省湖口县当县令，听说家乡实施义役制，欣然献出自己的田产以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且坚决不肯收取县政府给的钱。县令陈晔非常感动，更把项训所在的清溪乡更名为和义乡，所在的千仞里更名为归善里，使项训的善举得到了广泛的传扬。

修缮设施

陈晔在淳安当县令时特别注重民生和教化，对教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修缮，而且经常到学校亲自为学生讲课。重视交通设施的建设，积极组织人民开通道路、开凿河滩、修建桥梁，使淳安的交通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注重环境改造，在淳安县县城东边有条古渠，长期无人管理，致使脏乱淤塞，陈晔到淳后，即组织人员疏通，使之重现甘冽，并将其取名为清心泉。同时，他还严格管理下面的衙吏，谨防身边人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经常下乡访贫问苦，尤其关心老年人的生活。政治宽松，注重思想教育，使全县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劝导人民积极生产，并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晚年号菊坡，广东省增城市中新坑背崔屋村人。是南宋著名的治国能臣、政治家、军事家。 生活在偏安半壁河山的南宋时期，崔与之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人生道路。

立志报国家崔与之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还在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因此家境清贫。但崔与之少年有大志，立志救国济民。他刻苦读书，钻研经史，务求通晓大义，文章写作朴实得体。待人接物，办理事情，他也十分机警。不过命运似乎有些与他作对，青年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都没有中榜。于是崔与之寄望于出外求学。直到三十二岁时，由于得到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的慷慨资助，崔与之终于能够跨出增城，一酬宏愿。离家前，他向亲友表示，决心三年学成。 　　崔与之单身远涉关山，步行到南宋京师临安（杭州），入太学读书。此时的临安，南宋小朝廷苟安一隅，城内十万人家，栏院酒馆林立，城外西湖名胜，景色迷人，达官富贾过着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日子，早已把中原父老忘到九霄云外。崔与之在学舍埋头苦读，三年里不曾踏足临安街市。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学得满腹经纶，果然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上进士的人，从此步入仕途。 　　只是“朝中无人难做官”，崔与之被调往荒远的广西浔州（桂平），做了个“从八品”小官——司法参军。只要能为社稷尽力，崔与之就不计较官职低微，就不避艰苦。有一次，巡按到浔州视察，但接待用的驿所却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郡守要崔与之主持维修，限令几日内完成。仓猝之下难以找到屋瓦，崔与之就叫属下用茅草盖屋顶，将屋内整饰一新，按时完成了任务。不久，用来储备谷物、调节物价、赈济灾荒的粮食仓库也因久未修葺而漏雨，郡守便打算卖掉储粮。崔与之得知，不顾官卑言轻，坚决反对。郡守改变主张，命崔与之负责修粮仓。崔与之以保粮为重，将自己居所的屋瓦拆下换用茅草，而把屋瓦盖在粮仓上。郡守因此赏识他的胆识才干，推荐他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在淮西，一个大京官的儿子称霸乡里，人们告状，许多官吏都不敢受理。状纸递到崔与之那里，他拍案而起，不畏权势，秉公判决，责令乡霸退还民田。那京城里的大官闻讯，非但没有怪罪崔与之，还表示赞许，把他推荐给朝廷。 　　其后，崔与之先后调任建昌（江西南城）新城县知县、邕州（广西南宁）通判等职务。在新城，他整顿赋税，减免各种中间环节和费用。他规定，百姓应缴纳的钱粮直缴官衙，已缴纳的不准滥追，未缴纳的不准随便责罚，改变以前官差追缴赋税使不少民户倾家荡产的陋习。这一来，百姓争先恐后缴税，开创了未有施一次刑罚而办好赋税的德政。在邕州，知州盘剥士卒，不按时发衣服粮饷，激起士卒哗变。上司下令崔与之摄理知州职事并处理事件。崔与之从自己驻守的宾阳赶到邕州，叛军在城门口阻拦。他不顾危险，冲门而入，执行公务。待叛军有所安定之后，他查出一名为首滋事者处斩，其余不究，迅速平定兵变，使全州恢复安宁。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五十三岁那年，崔与之升任提点广西刑狱。广西路包括海南岛和雷州，大部分是荒寂之地，属边远军州，海南岛更是没有朝廷要员去过。崔与之不辞劳苦，跑遍全地区的二十五个军州。准备去海南时，他的下属说：“海滨有神灵，要渡海先得求神祷告，否则很难成功。”崔与之不以为然：“海南各地官吏长期违法鱼肉百姓，我去为民除害，哪里需要神灵批准庇佑！”尽管第一次渡海因风浪大作船舵折断被迫返航，他仍然不懈努力，第二次出海终于到达琼山县。每次到各地巡察，他都自带费用，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不用地方一分一毫。每到一地，他就张榜明示奖廉肃贪，公正判案，官吏百姓深为震撼。往返辛劳，殚精竭虑，没几年，崔与之鬓发全白了。

淮东抗金兵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晚期，金国强于宋，不断南侵，而新兴的蒙古族政权也屡次大规模进攻金国。金人为避蒙古兵，企图南掠宋土，南宋朝野震动。但讳言战争的宰相史弥远把持朝政，朝廷上下一片主和投降之声。当时将帅乏人，宋宁宗破格起用崔与之，任命他为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崔与之成为高级干部了。宋宁宗召见崔与之，询问战守之策，崔与之说，要选择好的守将，集合官军和民众的战斗力量，才能巩固边防。只有边强防务，才进可以攻，退可以和。 　　崔与之抵达扬州，认真筹划守御事务。他整修城防，历时一年多重修护城河，在城外广植柳树，在城内接近河流运输的地方建仓库十二座，储备了充足的军粮。崔与之一贯主张，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缘于训练有素。他统率的军队，步兵的弓箭手和长枪手，按身材年龄技术分成三等进行教习，骑兵则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进行训练。崔与之身为统帅，每五日亲率幕僚到校场督促，月终更要考核，奖优罚劣。部队出城野练，他率将校随后视察，要求部队遇到山岗沟涧不得绕道，必须勇往直前。整训扬州守军之后，他又命令下属州县守军依照执行，效果明显。于是淮东军威大振。 　　淮东一带有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崔与之深入考察了解，认为万弩社有利于组织民众防御金兵，于是奏请朝廷将万弩社定为各县民兵组织。他又招募当地青壮年创立万马社，平时配给农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 　　崔与之守边五年，边境没有战乱。宰相史弥远见边防巩固，又有山东起义军归宋，想捞取边功，紧急密令都统刘王卓率领所部渡江攻取泗州，结果刘王卓全军覆没。崔与之事后得知，悲愤上书史弥远：“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金兵乘势入境，史弥远惊慌失措，三次下令崔与之与金“和议”。崔与之回书拒绝，据理力争：“金兵得势之际，我方求和，必遭屈辱。”他积极加强战备，调遣精锐部队扼守要冲之地。金兵入侵无功而退，和议之事遂不再提及，淮东局势又趋于稳定。

直言荐贤朝廷决定升任崔与之为秘书少监，调他去当京官。扬州军民闻悉崔与之离任赴京，万人夹道垂泪相送。 　　到达临安就任，崔与之第一次提出奏章就阐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从外地来，只知道对外患未息深感忧虑；到了内地，才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他分析道，内外之情不通是当今大患，而人才的进退、言路的通塞则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建议朝廷，用人要听其言观其行。他在任内一直“以致君泽民，经邦辅国，进贤退不肖为己任”。他举荐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且将德放在首位。 　　这时候，朝廷议论有一种不正之风，称“直言”是贪图好名声。崔与之抨击这种歪风：倘若有识之士不敢公开在朝廷明说己见，而只在家里忧心忡忡，不敢对君王直言，而只在朋友间私下谈论，国家就危险了。 　　有一天上朝，宋宁宗问崔与之家乡有什么人才，崔与之当即推荐吴纯臣有监管之才。不久朝廷提拔吴纯臣担任提点广西刑狱。崔与之推荐温若春适宜担任清要之职，于是朝廷任命温若春为秘书郎。他们都成为称职的官员。 　　崔与之当京官或地方官期间，先后向朝廷举荐了数十人。这些人才“各以道德文章功名表表于世”，有的后来甚至成为高官显宦或出名学者。 　　有个学子叫李心传，他乡试落第后，不再应举，闭门著书。崔与之等推荐他，平民之身的李心传被召入史馆，赐为进士。李心传主修多部史书，成为南宋有名的史学家。后来官至工部侍郎，以敢于上疏直言闻名。 　　被崔与之推荐过的游似，担任过许多职务，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建议宋宁宗之后的宋理宗要看清“艰危之势”，做到“从谏”、“检身”、“节用”、“选廉”。 　　崔与之举荐的人，绝大多数与他没有私交，只有吴纯臣、李昴英等出身同邑或门下。无论对谁，崔与之都出于公心。他的弟子李昴英应试荣登榜首之后，写信向老师致谢。崔与之告诉他，读书人成名后要坚持操守，盛名之下，更要谦虚；初入仕途不必挑拣官职和地方，朴素谨慎是日后发展的开始。后来李昴英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为官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崔与之一个同乡人的孙子，姓吕，考试及第初出茅庐，就来求崔与之疏通举荐。崔与之正色道：“入仕之初，应当以职业为重，不要担心别人或上司不了解自己。”以后崔与之知道他居官清廉谨慎，就向有关方面推荐。那小老乡升迁了，还不知道崔与之出了力。崔与之的姐姐也曾为她儿子求官的事向崔与之说情，但崔与之却说：“当官贤能与否，事关百姓的欢乐和忧愁，官位断不可私相授受。”他始终没有循朝廷恩例为外甥求官。

福星临川金兵进犯四川，四川制置使董居宜弃职逃跑，蜀地大乱，人心惊惶。朝廷调安丙为四川安抚使，调崔与之为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安丙久在蜀中握有重兵，以攻为守，甚得朝廷倚重，但他一向猜忌朝廷从东南调来的人。崔与之赴任后，却能与安丙以诚相处，迅速稳定四川局势。一天，西夏国来书安丙，约他夹攻金国。崔与之知道此事后，以为不可，急致书安丙说：金国已处于颓势，我方宜于此时招纳豪杰，选将练兵，巩固阵地，等候时机。四川连年动兵，士气未振，不宜轻率举兵。西夏只是区区小国，不足以作为我方犄角。一旦出战失利，就后悔莫及。不料安丙不听劝阻，出兵攻打秦州、巩州，拿不下来，大将王仕信还兵败皂郊，西夏兵也退走了。时局发展一如崔与之所料，安丙不得不深表敬服。 　　安丙任内去世后，朝廷任命崔与之为四川路安抚制置使，统率四川全军。崔与之整肃军政纪律，扭转各州军政不合局面，训令诸将汲取教训，同心卫国，告诫边防将领不能随便接纳西夏请兵要求。 　　后来西夏又出兵攻打金国，派百余骑兵到凤州请宋军守将增援。崔与之命都统李冲前去答复，说：两国交往应派使节持国书传达信息，不应派兵直入，边民不了解情况，如果误伤西夏人，便损害了两国友好，还请西夏兵退回原驻地。西夏人知崔与之不为所动，不再提夹攻金国之事。　　金国名将呼延棫及其部属诚心投宋，崔与之大胆收留并使用他们，让呼延棫在抗金作战中发挥特殊作用，造成金人内部互相猜疑残杀，使部署于川、陕、甘的金兵再无力侵犯宋境。 　　崔与之善于理财，他调整粮食征购措施，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边民买卖，将金、夏统治区大批战马、粮食买入，使四川很快成为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百姓富裕的地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一日，他同部属到大慈寺游览。看河山壮丽，满目葱茏，崔与之神清气爽，仪态安详。幕僚洪平斋见状，不禁赞道：“大帅真是岭南古佛，西蜀福星！” 　　宰相史弥远见蜀中局势安稳，便派心腹郑损替代崔与之。朝廷调崔与之回京，崔与之移交了大量库存金钱物资给郑损，自己不取丝毫。金国得到情报，马上调集大兵侵蜀。崔与之这时年已六十七岁，正请求归粤养病，目睹此情此景，奋然再次亲临前线。金兵见崔与之仍在，惧而撤军。那郑损乃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他放弃崔与之重兵扼守的要地，致令宋军失势，又挥霍无度，使军需无以为继。西蜀自此一蹶不振。

辞官归故里崔与之四川为帅五年，清廉自持，政绩斐然。朝廷召崔与之入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三次上疏请辞，毅然返粤。离蜀之际，各路官员特来相送。四川盛产美锦、奇玉，五年前崔与之到任之初，下属众官争相馈赠，全被崔与之推却了。现在送别，各路官员的赠礼更加可观，登时五彩缤纷，光艳夺目。但崔与之看都不看一眼，一一婉拒，分毫不取。 　　回到广州，崔与之建住宅于城西（今朝天路崔府街），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过问地方政事。次年，宋宁宗驾崩，并非太子的宋理宗继位。为了报答史弥远拥立之功，宋理宗任史弥远为太师、右丞相枢密使，让史弥远独揽大权九年，到史弥远死后，他才主理朝政。这时他御笔诏令崔与之赴京，称崔与之“年高德邵，国之望也”。崔与之答复说：“我已经七十有六，老病缠身，实在不能从命。” 　　然而一起事件令崔与之又一次为国出力。 　　广州有支部队，叫摧锋军，被调到建康（江苏南京）驻守，长达四年。撤离卫戍后未过五岭，又在江西逗留了四年。这支部队转战各地，所向披靡。但幕府不上报功劳，驻守期满又不让回广东，于是激发兵变。 　　叛军由曾忠带领自江西经梅州返粤，焚惠阳扣官员，陷博罗杀知县，直取广州。广州知府曾治风连夜逃遁，庾使黄山成见事态紧急，率一班官员到崔与之住所，请崔与之出面抚谕。事关全城百姓安危，崔与之没有推托。他登上城楼与叛军相见，查问叛乱原因。叛军一见，立即拜伏于城下，说明兵变缘由。崔与之派弟子李昴英、杨汪中坐吊篮从城墙上缒下，到叛军营中晓之以逆顺祸福道理，宣谕允许叛军自新。叛军大部分人归家散去，曾忠带少数人退踞端州（肇庆）。 　　朝廷得知广东动乱，任命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府。崔与之临危受命，在家里办理公务。 　　崔与之调集各路军队合围叛军，并且对叛军进行政治瓦解，使叛军最终尽数投降。崔与之将曾忠等几名首领以军法处死，降兵分散编入各军。摧锋军兵变平息了。 　　崔与之向朝廷举奏黄山成等有功人员，并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他将为帅广州六个月所得的薪俸、大米，全部交回官库，分文不受。

晚节留香崔与之谢绝政事之后，安居广州。他一生酷爱菊花，更喜欢北宋名臣韩琦的名句：“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亲笔书写这句诗悬于崔府堂前。他很赞赏韩琦之言：“士之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将自己寝室题匾“晚节堂”，表示自己将永远保持清白晚节的操守。他将处士刘皋的语句修改后命门客写成隶书贴于书斋：“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作为座右铭。又自号为“菊坡”。 　　崔与之中年丧偶之后，不再续娶。做了大臣，生活仍然俭朴，不养歌姬。老来居家，左右只有书籍相伴，家里连亭园台榭都没有增建。一生所得俸禄，除自用外，其余都用来接济亲友。退休以后，朝廷发给的退休金，则一概辞谢不受。有人问他为什么，崔与之说：“我当官受薪，尚且怕尸位素餐；现在退休了，怎么还能贪图朝廷的俸禄呢？”闻者无不赞叹。他儿子崔叔似结婚，媳妇带来七百多亩“嫁妆田”，他让儿子尽数退回外家。 　　宋理宗一直想让崔与之赴京主政，亲自下七道诏书，任崔与之为右丞相，前后四年留着相位等待崔与之赴任。宋理守甚至命令在京当官的李昴英暂停公务，去广州专门劝说崔与之，侍候崔与之出发。但崔与之终因年老体衰，数月间先后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这一年，他已八十一岁。 　　次年，八十二岁的崔与之溘然长逝。 　　临终，他嘱咐家人：不许作佛事，薄葬就行了。 　　崔与之病故后，有一次李昴英为宋理宗讲学，谈到他老师一生的事迹与操守，宋理宗深为感动，愈加赞叹，于是大书“菊坡”二字赐给崔与之家人。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这样赞誉崔与之：“盛德清风，跨映一代。”

北宋曾公亮一生居官，致力于革弊兴利，为富国强兵奋斗。天圣年间，西夏叛宋，朝议兴兵讨伐，皇上拿不定主意。曾公亮上奏《征怀书》，书中奏说，治天下之根本，当采取先怀柔后征伐的策略，否则，师出无功，敌寇益炽而累军。仁宗采用怀柔政策，西夏率服。庆历年间，曾公亮针对时弊提出“择将帅”以加强武备的主张。他认为：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他认为造成将不称职的原因，并非世无将才，而是选之不得其要，或用人不能尽其才。他建议选将必先试其才，所试有效，方给显官厚禄以重其任，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约，用其策而无怀疑。同时他又提出裁减冗兵的方案，以减轻国家财政支出。针对北宋吏治混乱之弊，他提出废除“磨勘法”，对各级官的任用和升迁采取考课督察的办法，即“三考有善政者，则升其官资，两任有善改者，则升其任使，无成绩者则罢黜。”

曾公亮对邻国的无端生衅，总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英宗时候，契丹贺正使在馆，朝廷按例赐宴紫宸殿。当时英宗有疾不愈，命宰臣曾公亮就馆宴之。契丹使者认为这样是破坏惯例，有失他们的尊严，因此不愿即席。曾公亮毫不客气地说：“赐宴不赴，是对君命的不诚！人主不愈，要求其必亲临，居心何在？”使者听了这入情入理的话，无言可答，只好乖乖就席。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契丹遣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来共同分画。”神宗皇帝得报，即以手诏赐韩琦、文彦博、曾公亮。手诏言，朝廷与北虏通好已将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愈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设造衅端，妄来理辩……曾公亮在给神宗的疏奏中说道：“乞选将帅，整兵以待敌。”准备随时给挑衅者以迎头痛击。

天成三年（928）和凝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与儿子一起编撰《疑狱集》。书中收集了许多情节复杂、争讼难决最终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学著作，对古今相关人员办案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并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此后，和凝又被转主客郎中兼权知贡举，春闱开科取士放榜时，一反其他人以往“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的做法，遂使得“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即由于她所主持的科举考试，公开、公正、公平，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贡院门前闹事。当时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得人”，即称当时所录才名之士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在此年所录进士中，和凝最看中了一个名叫范质的人，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将来一定会继承自己而当宰相。后人称之为“传衣钵”。

后晋初（天福二年）和凝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和凝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六月份又晋升礼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学士。十二月，和凝又被改任尚书户部侍郎，照常为朝中做一些案头之事。

天福六年（941）九月，和凝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不负众望，巧平安从进谋反。《旧五代史·和凝传》记曰：“安从进‘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

朱温本名朱全忠，当初是黄巢手下大将，后投降朝廷，官至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后称帝。他专横霸道，杀人不眨眼，是有名的屠夫皇帝。人们把他比作老虎，他身边的人如果稍微违背了他的意愿，朱温立马就杀了他们。据说他手下的官吏每天当值的时候，要先与家人辞行，作好死的准备，晚上回家后全家相贺又活了一天。他手下的宾客们也是在这种不寒而栗的日子里煎熬。 杜荀鹤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10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不合温意。他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劝说他“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杜荀鹤上《颂德诗》三十首取悦于温（《鉴诫录》）。张齐贤是宋真宗时中书门下平章（即宰相），他在《洛阳缙绅旧闻记》中写道：杜荀鹤把自己写的颂扬诗托人转投给他，表达了想见他一面的想法。相关的官员把这事转达给他，朱温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就这样杜荀鹤在大梁住了几个月，进退两难。

原来，只要有人求见朱温，如果已经通报过姓名，而没有见过的，要是有一天朱温想见这个人，而他不在的话就会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有时还会丢了脑袋。所以这些来求见的人，即便过了半年半年没有得到接见，也不能走。有的宾客困在客舍中，无钱无衣，饥寒交迫，负责的人也要留住他不让他走，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得罪的。所以杜荀鹤每天都要到接见宾客的地方，等着朱温的接见。

一天清早，朱温在屋里问：“杜荀鹤在那里？”左右回答：“在客舍里。”左右立即派人找杜荀鹤来，杜荀鹤疾驰如飞赶到。还没有见到朱温，这时突然来了一批人，朱温就见他们一直到中午，朱温归家。杜荀鹤对那些官员们说：“我饥饿得很厉害，想回去。”那些人为他摆食，说：“大爷，您给我们留条命吧！如果大王出来要见你，再说你又回去了，我们求死都来不及了！”。

还没到晚上，朱温果然出来了。坐在那里叫手下的人取骰子来。拿来以后，就在那里掷好像在卜什么。好像不开心的样子，一会儿很生气多次向手下的人看。手下的人恐怖极了，大气也不敢出，好像马上就要赴汤蹈火一样。一会儿他拿着骰子叫着：“杜荀鹤！”掷下去，六个都是红色的。他大声喊道：“苦命的秀才！”

杜荀鹤进来以后，朱温招手叫他靠近，杜荀鹤马上跑到台阶下要行礼。朱温说：“秀才可以不行礼。”杜荀鹤连声喏喏，因恐惧而汗如雨下，再三再四地拜谢，就面色惨然坐下，浑身发抖，神不附体。朱温慢慢说：“我听说秀才很久了。”杜荀鹤听到这话后，又想下台阶拜谢，朱温说：“不用了。”于是再拜后坐下。这时朱温看着左右说：“好像下雨了？”就抬抬手，示意立在旁边的人去看，外面果然下雨了。朱温仰头看天，此时天无片云，只是雨点很大，打在窗檐上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自已站起来，对着窗外雨看了很久，又坐下对杜荀鹤说：“秀才你曾经见过无云雨了吗？”杜荀鹤说：没有见过。朱温笑着说：“这就是所谓无云而雨，叫做天哭。不知是什么征兆？”又大笑，左右的人顿时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过了很久，朱温徐徐地对左右的人说：“拿纸笔来，请秀才写首无云雨的诗吧。”杜荀鹤开始面对着朱温坐，好像坐在火炭上一样；又要他写诗，他不敢推辞，马上在座位上写了一首诗。朱温看后大喜，立即召来宾客们一同饮酒，直到夜半才非常高兴地散席了，还专门对左右的人安排道：“明天专门为杜秀才摆一宴。”杜荀鹤拜谢而退。原来他的诗是这样写的：“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意思是说因为梁王（朱温）有造化，所以才会下无云雨（其实是太阳雨）。明明白白的奉承大获朱温欢心。

杜荀鹤因此获得了朱温的欢心。不过杜荀鹤这天好不容易捱回客舍后，惊惧成病，一夜泻了几十回，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几乎要死去。有关的官员守着他供热水和药剂，好像侍候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第二天清早还没有起床，又有官员来催他说：大王要见秀才了，请速上马！杜荀鹤不得已，梳洗上马，等到的时候，催他的人已经遇见六七拨了。杜荀鹤病后困顿无力，脚步颤抖，行动迟缓。朱温自已起来迎着他说：杜秀才‘争表梁王造化功’？杜荀鹤立即忘了病症，趋步如飞，向朱温连拜四次，言语行动好像正常人一样。

于是朱温专门为他送名礼部，杜荀鹤才得中第八名进士（《鉴诫录》）。还给他衣服钱物，待他很好，后来以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可惜杜荀鹤“恃势侮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结果“遘重疾，旬日而卒。”当时人以与之交往为耻，“杜荀鹤谄事朱温，人品更属可鄙。”（《养一斋诗话》清·潘德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