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大中的功绩

刘基的历史功绩在于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帮助朱元璋勇敢地担负起统一中国这一伟大任务。他主要干了如下六件大事：

（1）帮助国主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将，子兴死后，小明王韩林儿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借用龙凤年号，名义上受小明王节制。在攻克南京，据淮河江左地区，下浙江后，朱元璋被手下奉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仍奉韩林儿。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独基不拜。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所谓天命，就是要朱元璋有雄心壮志、大展宏图、担负起打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使命。

（2）协助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朱元璋起于淮右，渡江后，势力发展较快，但仍只局限于浙江一带，且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均为劲敌，稍有不慎，就有败亡之危。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士诚据有苏湖富饶地区，宜先攻取。但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这战略决策，遂成帝业。

（3）在重大战役中，或运筹帷幄，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基因谙韬略，通天文地理，故往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如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三十万，战舰五千只，攻下太平，进驻采石矶，直逼金陵，势甚器张。当时朱元璋驻金附守兵仅十万余。由于双方力量对悬殊大，朱元璋军中文武大臣乱成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有的主张出击，一决雌雄……独刘基一人张目不言，朱元璋就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征求意见。刘基说：“主张投降和逃跑者，应杀头治罪，因他们不看大好形势，散布失败情绪。事实上，陈友谅自以为兵强势众，又打了几次胜仗，更是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的骄傲情绪，设下埋伏，使计诱其深入，一鼓可破。”朱元璋听了刘基这番独见后，乃定征伐之计。刘基勇气奋发，计划立就：首先遣人诈降，使康茂才诱陈友谅夜来劫城，并约定陈友谅至江东木桥边呼“老康”为联络信号。陈友谅不知是计，结果点精兵三十万，行至江东桥边，并无木桥，是座铁桥，使人呼“老康”，又无人答应。正在疑惑间，又突遇暴雨，四下伏兵齐出击，陈友谅鼠窜狼奔，败退至江边。谁知原有渡江用的战舰，刘基以计尽将拘掠，仅留破船三百只于江边。陈友谅败军争先逃渡，行至江中，又突闻火炮声，破船连人沉没一半多。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军，挫败陈的锐气，乘胜收复太平，攻下安庆、信州、兖州。陈友谅只得带领剩余的伤卒败将仓惶地逃回汉阳。

三年后（1363年7月），陈友谅重整旗鼓，号称百万，再度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中作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在这胜负的关键时刻，刘基始终和朱元璋在一条船上参与军机，运筹帷幄。一次，他忽然发现水鸟惊飞，刘基预知这是陈友谅的船队集中力量向朱元璋的指挥船开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拉起朱元璋转到另一条船上，当他们还未坐定，原来那条船已被陈友谅火炮打得粉碎。当时陈看到朱元璋的指挥船已被打沉，大喜过望。不料朱元璋仍在指挥战斗，士兵越战越勇，最后大败陈友谅，陈也在这次水战中败死。这次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历史上称为鄱阳湖之战。

（4）洪武开国之前，1366年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1367年授太史令，上戍申大统历，并与李善长、杨宪、傅献、陶安等一起定律令。平定张士诚后，有张昶者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及时提醒朱元璋“居安思危”。

（5）洪武开国以后，刘基奏立《军卫法》，提出“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主张，肃纲纪，整吏治，严惩贪枉。如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虽丞相李善长出面替其义子说情，刘基仍将李彬奏斩。刘基还谏止营建东都，提醒朱元璋不要轻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王保保\u0026lt;扩郭帖木儿\u0026gt;未可轻也。”

（6）六十一岁告老还乡，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临终前遗嘱次子仲璟，待胡惟庸败后上奏朱元璋：“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

以上六件大事，前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打天下，后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巩固天下。说明刘基是位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他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治国良臣。

魏大中为官时正值黑暗的天启年间，大阉魏忠贤把握朝政，大多数官员投靠魏忠贤，但魏大中与杨链、左光斗等一起坚持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魏忠贤恨之入骨，伪造皇帝旨意，污蔑魏大中等“受贿”，把他们抓起来，“酷刑拷审，血肉狼藉”，又指使狱卒将他们击死。

极言直谏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　　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听广纳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及这段时间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文化功绩贞观二年（628），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太宗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 466余部，89 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 127部，36 708卷，佚书1 064部，12 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633），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海防建设

沈葆桢对海防建设培养海防人才。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

沈葆桢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初步改变了中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至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船政已制定四艘兵轮，加上从外国买来的三艘军舰，沈葆桢经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称为";船政轮船";，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舰队从此诞生。

船政事业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抵御日本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据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务部署计划：

陆防方面：拨调北洋、南洋洋枪队五千名来台设防；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六营，是张其光统率；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两营，由台湾道专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提倡南北乡团，以资保固，并分招后山响导，谕致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之要约”。沈葆桢继承舅舅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看到渔民“衽席风涛”，“招此辈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深信民众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他认为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人民反侵略的自发斗争加以压制，虽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长城”。沈葆桢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他能够在台进行“厚集兵力”的政治思想基础。

海军方面：沈葆桢在大陆时，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两只以为侵台之用。该舰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舰种，在海军中具有决定意义。沈对此有深切了解，奏请设法向西方购买两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间，沈葆桢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还大胆地提出自造铁甲舰的计划，“购致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u0026nbsp;

修筑西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遥击敌船，内可近卫郡治”，使安平成为防守日军入侵的坚固屏障。

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

开发台湾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

1.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

2.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

3.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吕温在法律思想上强调明刑立威，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权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罚”；但又认为刑罚是道德的辅佐，刑罚的运用必须服务于“导之以德”，以达到使人“迁善远罪”的目的。为了维护封建法制的严肃性和力求执法公正，他提出了两个主张：①反对“功臣恕死”的规定，认为功不可以不赏，罪不可以不刑；信赏必罚是天经地义。如果有功勋的人犯了死罪予以免死，或者没有犯罪而先行恕死，乃是弃信废刑，挠权乱法，以罪宠人。这样不但不能劝善惩恶，反而会鼓励犯罪，对国家对功臣都将有害无益。②反对纳粟赎罪的规定，认为刑赏是国之大本，不可不严肃对待。汉代曾用过纳粟的办法除罪拜爵，但那是“杂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规而狃小利”。以之拜爵，固然毁坏了有功必赏的规定，以之除罪，更是废弃了有罪必罚的法律，是对残贼之徒和□宄之党大开免罪之门，使凶人酷吏可以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这样，刑法规定得再严，甚至“临以斧钺，驱于鼎镬”，也是不足以立威的。

册府元龟

王钦若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的《册府元龟》，历时8年。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书”。册府元龟》共1000卷31部1116门，它虽与《太平御览》卷数相同，但各卷容量较大，所以总字数约超《太平御览》一倍，有940 余万字，在《四库全书》中是仅次于《佩文韵府》的第二部大书。这部书的编纂目的是“欲载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编纂的特点是所采资料不改旧文，不恰时原文下加注，资料范围都是正经正史，每部前有总序，每门前有小序，言简意赅，有助于使用本书。但因所采多为常见书，不注资料出处，以至自宋至清不为学者所重视。

直至近代，始为史学家陈垣所注意并予以肯定和提倡。这部书材料丰富，引文整篇整段，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以年代为序，凡君臣善迹、奸佞劣行、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学士名行，无不具备，可以说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它所收的史书又都是北宋以前古本，可用来补史校史，清朝辑佚家未加利用，实属遗憾。从此以后，利用此书者方日益增多。

自上古至五代，分门排列，所辑资料出于正史、野史及唐五代诏令，奏议等，其中唐、五代诏令、奏议已多不传。文中一些俚语，也未加删节，原始资料价值较高，对宋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工作很有价值。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命他选官详校《道藏经》，于九年（1016）奏上。八年（1015）崇文院起火，太宗、真宗二代藏书大半煨尽。又命他提点写校馆阁书籍，以陈彭年为副手，借太清楼本补写。

怜悯人才

王钦若对落魄的知识分子和林岩之士曾寄予怜悯、敬仰之情。大中祥符年间，钦若失帝眷出判杭州时，见一老尉，苍颜华发，有些不悦；及问其履历时，乃是他的同榜进士，即恻然同情，又上奏朝廷进升为京官。尉感慨万千以诗谢钦若曰：“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东风原没两般风。”仁宗即位，钦若以刑部尚书知江宁府时，有次路过杭州，拜访隐居在西湖孤山上的诗人林逋（人称和靖先生）。临别，林以诗送之曰：“虎牙熊轼隐铃斋，棠树阴阴长碧苔。丞相望崇宾谒少，清谈应喜道人来。”

杜光庭可谓唐末五代时期的高功大德，在僖宗朝即获赐紫加官，曾被目为“扶宗 立教，海内 一人”的大人物。唐亡，杜光庭依仕前蜀，先后被王建、王衍父子赐号、封爵，甚至担任各 种俗职。这些直接关系到对杜光庭的认识和了解，但今人对此辨析考证不足。?

①面对史 籍繁 复纷乱的记载，征引稍有不当，便致矛盾、舛误错杂其间。本文即就此试作梳理考辨，愿抛 引玉之砖，为杜光庭研究尽绵薄之力。? 唐代担任俗职，获赐紫衣、封爵的道士很多。

②杜光庭早年科举失意，但天台山“奋然入道 ”?

③以后，便平步青云，在僖宗朝获得尊崇。对此，较确切的记载就是《历代崇道记》文 后 杜光庭所署：“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 光庭上进谨记”?

④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但当时杜光庭与僖宗具在成都，杜光庭获赠 紫 服、弘教大师之师号等是在入蜀之前还是之后？《宣和书谱》卷五云：“弃儒衣冠入道，游 意澹漠……僖宗临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云：“郑 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从《宣和书谱》、《历世 真仙体道通鉴》所载，杜光庭可能在僖宗践祚初年（874即位）就辞吴进京，获赐紫加官。

另外，《广成集》收的多为杜光庭入蜀以后的表奏、青词，但却署：“上都太清宫内供奉应 制文章大德赐紫杜光庭撰”，这可能是出于尊唐之意，如果不是后人妄署，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杜光庭还被授予“内供奉道士”。杜光庭《〈太上洞渊神咒经〉序》所署官阶中也有“ 内殿供奉”，详见下文。内供奉可以随侍皇帝左右，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大内，地位相当显赫 。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杜光庭早年在道教界的地位和威望。

杜光庭依仕前蜀以后，尊崇有加，但有关其加官进爵的记载较为混乱，就其获赠师号、封爵 、担任俗职的时间、品级和过程尚待澄清。考证杜光庭仕蜀经历最重要也最可靠的文献当是杜光庭的表奏文。据《蜀 杌》卷上，前蜀 天汉元年（917）蜀主“以广成先生杜光庭为户部侍郎”，为此杜光庭曾进《谢恩除户部侍 郎兼加阶爵表》： 臣某言，伏蒙恩敕，除授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广成先生者⑤。 可见前蜀天汉元年（917），杜光庭任职事官户部侍郎，除授散官光禄大夫、勋官上柱国， 封爵蔡国公。但赐号“广成先生”却不能笼统地认为也是这一年。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 八：（后梁乾化三年）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 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根据《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后人很容易把两次加官进爵的品级和时间混淆。因为两处记载 都提到“广成先生”和“蔡国公”。按《资治通鉴》，“蔡国公”为后梁乾化三年（913） 封或不可信，因为从杜光庭《谢恩除户部侍郎兼加阶爵表》的题目可以看出，封爵也在谢恩 范围，蔡国公当是前蜀天汉元年（917）封。 而赐号“广成先生”在谢恩表题目中就没有提 到，而且表文中尚云：况复启运之初，垂裳之始，锡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无以身谕国之谈，上裨天庭；乏 造膝沃心之议，仰副宸衷。揣身世而荣显居多，于爵位而贪饕已极，岂可重尘清级，更履殊 荣。 可见在“启运之初，垂裳之始”，杜光庭就获赠“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峒 山之美号”典出《庄子·在宥》，该篇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 于崆峒之山，故往而见之。”“峒山之美号”即指“广成先生”；“北省华资”则指门下省 和中书省的官职，唐朝尚书省在中书、门下之南，又称南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则合称北省。 显然杜光庭是延续旧说。再看上引《资治通鉴》，“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 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这里与唐有所区别，但这一点还不至于有什么不同。可见杜光庭天汉元年（917）所说的“启 运之初，垂裳之始，锡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与《资治通鉴》后梁乾化三年（913） 所载是同一件事，只是《资治通鉴》云“封蔡国公”当是前蜀天汉元年事。从中我们还可以 看出，前蜀天汉元年（917），杜光庭的官阶品位较前蜀永平三年，也即后梁乾化三年（913 ），所任的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左谏议大夫有所上升，在王建统治后期受到极大尊崇 。 前蜀永平三年（913），太子元膺遭诛。此前杜光庭曾为之师。《新五代史》卷六十三云： 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记事戒之，令“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以保国。”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 光庭为之师。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乾化三年（913）： 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宫，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为太子师，应有东宫官阶，但杜光庭自己从未署过，显然这与太子后来遭到诛杀有关。那么 杜光庭何时担任太子师呢？前蜀武成二年（909）立王宗懿（后改称元膺）为太子，王建加 尊号英武睿圣皇帝⑥，为王建加尊号，杜光庭特进《谢允上奏尊号表》⑦，由此，很 可能在这 一年杜光庭就任太子师，或出任前蜀其他官职。杜光庭何时以何种方式出仕，关系到后人对 其出处大节的评价，如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高尚士》云：“郑（云叟）则后唐三诏 不起，杜则王蜀九命不从，可谓高尚隐逸士。”另外杜光庭还曾有广德先生的师号，也许是 在前蜀出仕以后获赠，到永平三年（913）才改赠广成先生。 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云：“王蜀广德杜先生光庭”；北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云 ：“蜀先主开（王）建初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户部侍郎、蔡国公”；南宋李石《续博 物志》卷二：“广德先生杜光庭，处州人。”《鉴戒录》、《湘山野录》及《续博物志》皆 近俳谐之言，然亦非全无可取，尤其《鉴戒录》，《通鉴考异》即屡用之，《全唐诗》、《 全五代诗》亦凭之得诗不少，何光远又曾仕后蜀，所言往往可资考证。据此，王建初赐杜光 庭广德先生应是可信的。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也有记载，而且较为详细 ，谓王建初赐号“广德先生”，后“欲优於名秩”改为“广成先生”。

关于杜光庭的官爵升迁变化，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前蜀后主王衍时期。前蜀光天元年（918） 六月，王建卒，王衍嗣位，此后两年内，杜光庭官爵没有变化，作于前蜀乾德二年（920） 的《道德真经元德纂序》仍署：“乾德二年庚辰降圣节戊申日，广成先生光禄大夫尚书户部 侍郎上柱国蔡国公杜光庭序。”但乾德三年（921），光庭又获赐“传真天师”号，任崇真 馆大学士?⑧，此外，杜光庭官阶品位似乎还有升迁。《宣和书谱》卷五云： 传授真大（天）师特进捡（检）校太傅太子宾客兼崇文（真）馆大学士行尚书户部侍郎广成 先生上柱国蔡国公。此时杜光庭的散官阶品已由“光禄大夫”升至“特进”，另有检校官“太傅太子宾客”。这 或许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杜光庭《〈太上洞渊神咒经〉序》所署职衔与此略同，这篇序文 是杜光庭为刊刻《太上洞渊神咒经》撰写的⑨，序前署为： 唐引驾传真天师特进检校太傅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崇真馆大学士上柱国彭城郡蔡国公弘 教大师金门羽客文章应制内殿供奉三教谈论广成先生食邑五千户实封一千六百户。

从所署师号、俗职、赐紫来看，既有僖宗朝的“弘教大师”“文章应制” “赐紫”、“内 殿供奉”，又有前蜀王建时的“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彭城郡蔡 国公”、“广成先生”；还有后主王衍时的“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而“特进”也 当是后主王衍所授。前蜀王衍时期，杜光庭已经年迈，这种官阶品位名号的堆积，若确实由 杜光庭自己签署，多少带有总结回顾的意味。但据《十国春秋》卷四十七所载，杜光庭接受 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以后，“未几解官，隐青城山。” 前蜀咸康元年（925）后主王衍 迎降，杜光庭解官退隐很可能在此之前，若此也算明智之举。

王昭君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她主动出塞和亲，更主要的是她出塞之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边塞的烽烟熄灭了50年，增强了汉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是符合汉族和匈奴族人民的利益的。她与她的子女后孙以及姻亲们对胡汉两族人民和睦亲善与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她得到历史的好评。

元代诗人赵介认为王昭君的功劳，不亚于汉朝名将霍去病。昭君的故事，成为我国历史上流传不衰的民族团结的佳话。

失政丧国

桓玄上台后，面临东晋末年的种种乱象，也很想振作，大力整顿，但桓玄的政权代表门阀士族，不可能触动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最后没能实行。他即位以后，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例如他亲自审讯囚犯时，不管罪刑轻重，多予释放；拦御驾喊冤者，通常也可以得到救济；然而他为政繁琐苛刻，又喜欢炫耀自己，官员有将诏书中“春蒐”字误缮为“春菟”，经办人员即全被降级或免职。而桓玄又好游玩打猎、兴筑宫殿，因此人心思变。桓玄在位仅数月时间，桓楚王朝便宣告覆灭了。

改简为纸

桓玄在位时，曾颁布改简为纸的命令。自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来，纸张虽然不断推广使用，但国家政令仍采用简牍。桓玄下诏：“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以后，纸张才完全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u0026nbsp;

宗教政策

东晋末年，佛教的势力已相当强大。桓玄信奉道教，因此最初对佛教有所裁抑。桓玄打倒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入主建康以后，就命令沙门向王者致敬，并为此与信佛的王谧反复论辩。做了楚王以后，更是下令限制佛教，指责佛教积弊，使“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但他登基为帝后，对佛教的态度发生变化，同意恢复沙门不敬王者的规矩，这是他为了争取佛教势力支持所致。

奠定建制

刘铭传到台湾各地巡视、查勘，于1887年10月正式提出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全台行政建置定为三府、一州、十一县、四厅，从而基本奠定了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整肃吏治

吏治上，刘铭传努力做到赏罚分明、秉公执法，惩处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保荐和提拔了一大批为台湾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才。

加强防务

刘铭传充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刘铭传集中解决防务中炮和船两大问题。到l888年7月，刘铭传共修筑新式炮台10座，配置新式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澎湖，添购兵船，改变了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此外还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以制造枪弹为主，兼务修理军械，对全台防军进行了整编。在筹备防务过程中，刘铭传重点在面对日本的台湾北部地区设防。\u0026nbsp;

“理番”

1885年秋，台湾发生未经招抚的“生番”杀害垦民事件，刘铭传决定派兵前往，“先令译人入社劝导，如肯就抚，即无需用兵”。于是各番社头目纷纷就抚。到1886年5月，“半岁之间招抚四百余社，剃发归化逾七万人”。刘铭传在奏折中写道：“民番皆朝廷赤子”，朝廷理应“一视同仁”。同年刘铭传设立抚垦总局，兼任抚垦大臣，命令地方官府对于番民“教之耕耘，使饶衣食”，发展番地生产。设置“番学堂”，招收番童入学，提高番人知识水平。他还亲自写了一首《劝番歌》，此歌通俗易懂，在“抚番”中发挥了重要的教化作用，体现了刘铭传“示威怀德、一视同仁”的团结少数民族政策。

发展工商

刘铭传在任台湾巡抚期间大力兴办和整顿各种实业，其中最著名的为基隆煤矿。台湾地区盛产樟脑、硫磺。刘铭传奏请清廷于1886年先后在台北设立官脑总局、磺务总局，实行专卖制度，并一度将樟脑收购权交给商人承包。在满足本地需求之后，积极将产品向外推销，与外国争利，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交通方面也发展迅速。1887年沪尾至福州川石山海底、安平至澎湖妈宫港海底电缆铺设成功，从此，台湾与大陆电讯畅通。刘铭传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电报总局。同时，他还率先对旧的铺递驿站传送法进行了改革，仿效外国邮政通信的先进办法，于l888年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使台湾的邮政事业发展起来。

刘铭传于1886年在台北特设商务局，同年又在新加坡设分支机构招商局(通商局)，招募华侨商股，并将所募股金定购l0艘轮船，成立了轮船公司，与外国商轮展开竞争。

刘铭传指出修铁路不仅对加强海防有重大意义，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提议修建台湾铁路。1886年10月，他委令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股集资，并拒绝了英国旗昌洋行愿意承办铁路的要求。他认为，铁路是国家“血脉”，断不能听任外人垄断。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担任设计、测量工作。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施工，台北至基隆段铁路于1891年竣工通车。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

整顿财政

刘铭传注意开源节流，重点抓好了清赋和整顿厘金两项工作，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基础，台湾刚建省时，经费不能自给，需要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福建的协饷每年共80万两白银，经过刘铭传的整顿，五年后就取消了福建的协饷，并且不要中央财政的补贴了。

教育

刘铭传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在全台各地开办了几十所书院、义学、官塾。于l887年3月兴办了一座“西学堂”，开设英文、法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等课程。当他被迫离开台湾以后，他把朝廷历年来给他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在了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藩篱三层

淳佑元年（1241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侯爵，兼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统领长江上游、中游的防务，正式成为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纵宋朝300余年，没有任何一个武将能达到他的职权。尽管如此，孟珙依然尽心尽责地为国家出力。宋蒙战争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孟珙开始着手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

首先是大本营京湖战区的建设。孟珙引用三国名将陆抗的话：“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他指出，长江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寿昌（今湖北鄂州，并非宋时鄂州）防线漫长，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的话令人堪忧，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中游重镇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的平原没有阻拦，敌人骑兵能够很快到达城下。他亲手绘制工程图，组织军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汉三条河流为依托，建起堡垒和隘口。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证明了京湖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

其次是屯田。孟珙认为兵以卫民为天职，民以养兵为义务，兵与民相依为命，“立砦栅”与“安耕种”相辅相成。从秭归到汉口，孟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共有十八万八千顷。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诏奖谕。

孟珙贡献最大的是藩篱三层理论。他奏请朝廷，准备设立三层防线，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全称“藩篱三层”。宋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宋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将孟珙的四川宣抚使改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宋制，宣抚使高于制置使）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

“藩篱三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其是当时不被重视的第三道防线。孟珙已经指出蒙古军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对朝廷随意向广西边境派兵的做法，认为那里遍布少数民族部落，只需要择人分布数地，”使之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即可，就算蒙古人入侵，如果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费粮饷，甚至可能会激化同当地人的矛盾。果然，在孟珙去世六年后，忽必烈、兀良合台等人过吐蕃、灭大理、入湖南，得到了应验。

创办书院

宋朝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顶峰，读书氛围浓厚。孟珙身为武将，也非常注重文教事业。在挥师抵御蒙古入侵的同时，他不以武备费文事，于战乱之际兴建公安、南阳书院，影响深远。该二书院是没收官僚田庄建起来的，各建房层六十间，“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 书院建成后，孟珙奏请宋理宗为其题匾。

为了办好书院，孟珙虽然承担着京湖地区防御重任，但仍亲自选择有学问品行者为山长，全面负责书院的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建立了自上而下书院管理体制。每旬有课，每季有试，空闲时间则学习骑射，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以成就事业。书院的设立和开放式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慧眼识英

在多年的戎马倥偬中，孟珙发现和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在孟珙去世后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都成为了南宋各战场上的顶梁柱。孟珙的几位兄弟自不必说，都是一时良将。袭扰河南之战的王坚、刘整，前者指挥了闻名世界的“钓鱼城之战”；后者主管潼川府路，可惜被排挤后投降蒙古，成了灭亡南宋的主谋大将（王曾瑜语）。而处决败将梁栋的监斩官，就是日后京湖战场大名鼎鼎的名将高达。嘉熙四年（1240年），孟珙收留了一位叫李庭芝的青年，对他十分器重，任命其为主管机宜文字。果然，李庭芝于南宋末年成为淮东的主帅，与蒙元军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岳飞的岳家军涌现出张宪、岳云、杨再兴、李宝等名将，孟家军的人才也不遑多让。

值得一说的还有南宋最后一位权相贾似道，也是孟珙推荐的。淳祐五年（1245年），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安抚使的贾似道，在淮西筑城，政绩斐然、名声鹊起。孟珙在了解情况后，认为是个人才，向宋理宗建议让贾似道接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职务，并把初露头角的李庭芝推荐给了贾似道（关于贾似道的评价太复杂，此处不讨论）。至少在孟珙最初推荐时，贾似道身上表现出的才华，绝对超过了秦桧当年在靖康之变时的一张嘴皮子。在开庆元年（1259年）的鄂州之战，贾似道的才能得到发挥，甚至受到了忽必烈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