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云石的经历

少年张溥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重新当上了首辅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沟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二月， “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政党之魁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张溥之死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一）“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四），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 张溥石刻像溥。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茂《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份。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公元1314年秋天，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的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

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

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这首《芦花被》诗广为流传，贯云石用它换取芦花被的事也传为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并写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宣布了自己和名利场的决绝，开始了十年浪迹江湖、专心创作的新生活。

春去秋来。贯云石“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钱惟善《酸斋学士挽诗》），登扬州明月楼填词，到淮南鲁港驿题诗，西下洞庭览胜境，东临普陀观日出……这种壮游万里的生活，使他创作出《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许多优秀诗篇。他在诗中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凭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抒发对家乡与亲人的爱恋，也表达了愿意摒弃荣华富贵、过恬静淡泊生活的愿望。这些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秀丽，使他成为元诗中“绮丽清新之派”的代表人物（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传》）。

贯云石历览名胜，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他每到一处，“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决心避世的贯云石进而隐姓埋名，易服晦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回药为生。他在凤凰山休暑，到包家山修禅；时而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论道，时而去城东阿里西瑛的寓所去吹奏铁笛，切磋乐律；他常与散曲家张可久一道游湖观潮，饮酒唱和，也不时地同平民百姓一起切磋技艺。他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贯云石自幼性格豪爽，不拘形迹，又多才多艺，工书画，通音律，精鉴赏，既善于学习前代各家之长，又“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还能注重从民间吸取营养，这就不仅使他的散曲创作形成了“如天马脱羁”（朱权《太和正音谱》）的独特风格，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族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往往带有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的风采。

明人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

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这个故事久久在杭州流传，说明了贯云石与民众的交往，也说明了民间对酸斋创作风格的了解。邓文原在《贯公文集序》中说：贯“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陈垣评语）的可贵之处，它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塘定居期间，贯云石又与海盐杨梓交善，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贯云石死后三十九年（1363），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

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

贯云石的乐府、散套和高彻云汉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

公元1324年，正当壮年的贯云石病逝于杭州。他的好友张小山（可久）写了一首《为酸斋解嘲》的散曲来总结这位维族作家的一生：

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

他的另一位好友欧阳玄在为贯云石写的碑文中称赞他“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哉！”二百年后，王世贞在《曲藻》中将贯云石列为“擅一代之长”的元曲代表作家之首。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

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

是的，贯云石的作品，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我国各兄弟民族作家之间互相学习、亲密融洽的深厚友情，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本文引语，除另注出处的外，均见《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及欧阳玄《贯公神道碑》。

谏吴王书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上书洗冤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公孙诡本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当是时，邹阳“情至窘迫”(《古文观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文后评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他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北宋曾公亮一生居官，致力于革弊兴利，为富国强兵奋斗。天圣年间，西夏叛宋，朝议兴兵讨伐，皇上拿不定主意。曾公亮上奏《征怀书》，书中奏说，治天下之根本，当采取先怀柔后征伐的策略，否则，师出无功，敌寇益炽而累军。仁宗采用怀柔政策，西夏率服。庆历年间，曾公亮针对时弊提出“择将帅”以加强武备的主张。他认为：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他认为造成将不称职的原因，并非世无将才，而是选之不得其要，或用人不能尽其才。他建议选将必先试其才，所试有效，方给显官厚禄以重其任，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约，用其策而无怀疑。同时他又提出裁减冗兵的方案，以减轻国家财政支出。针对北宋吏治混乱之弊，他提出废除“磨勘法”，对各级官的任用和升迁采取考课督察的办法，即“三考有善政者，则升其官资，两任有善改者，则升其任使，无成绩者则罢黜。”

曾公亮对邻国的无端生衅，总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英宗时候，契丹贺正使在馆，朝廷按例赐宴紫宸殿。当时英宗有疾不愈，命宰臣曾公亮就馆宴之。契丹使者认为这样是破坏惯例，有失他们的尊严，因此不愿即席。曾公亮毫不客气地说：“赐宴不赴，是对君命的不诚！人主不愈，要求其必亲临，居心何在？”使者听了这入情入理的话，无言可答，只好乖乖就席。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契丹遣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来共同分画。”神宗皇帝得报，即以手诏赐韩琦、文彦博、曾公亮。手诏言，朝廷与北虏通好已将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愈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设造衅端，妄来理辩……曾公亮在给神宗的疏奏中说道：“乞选将帅，整兵以待敌。”准备随时给挑衅者以迎头痛击。

刘晏在肃宗时代历任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领度支转运使，掌管铸钱，盐铁等使用权，开始掌握唐王朝财政大权，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转运使等职，成为兼管财政的宰相，766年兼七道盐铁使，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经济改革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

改革漕运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阻塞，造成关中粮食困难，缺粮上百万石，饥荒四伏，粮价暴涨。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为此日夜焦虑，最后果断提出疏浚河道，南粮北调的宏伟计划，给宰相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表示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和勇于承担重任的献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师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大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船工由经调为雇募。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漕运改革后，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解决了粮荒还有所储备。当第一船粮到达长安时，皇帝欣喜万分，专门组织乐队到渭桥迎接，盛赞刘晏“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改革盐政唐初，实行自由贩卖，不收盐税。后实行国家专卖，官府大幅提高盐价，甚至贪官污吏还抓夫抓差无偿运盐，勤孛百姓。中饱私囊。人民怨声载道，恨透食盐专卖。同时政府盐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他首先大力削减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这样一来，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缴增。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改革粮价半年收粮存入平仓，以免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开平仓以平粮价，百姓受益、国家获利。在商业中建立驿站信息，使“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至。”

推行常平法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由于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 给。”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处玄(公元1147--1203)字通妙，一说字道妙，号长生子。东莱(今山东掖县)人。自幼丧父，事母谨孝，不慕荣华，清静自守。大定九年从王重阳学道，游寓齐豫，乞食炼形，重阳君去世后，与马谭邱守孝庐墓三年，遵师遗言随谭长真奔赴洛阳，亦如谭长真以游方乞食为生，花街柳巷炼性。与谭常有书信往来。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继任全真掌教，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返回掖县老家，大弘教法，金章宗闻风征请，待如上宾，官僚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履，无时不盈。承安四年（公元1198）乞归，赐名“灵虚”。

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仙去。至元六年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世称“长生真人”。为“北七真”之一。以修炼、传承他的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随山派. 简称随山派。

江智渊，济阳考城人，是湘州刺史江夷弟弟的儿子。父亲江僧安，任太子中庶子。

江智渊最初担任著作郎，江夏王刘义恭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刘诞后军参军。他伯父江夷有盛名，江夷之子江湛又有很美的声誉，父子二人仕途通达，地位尊贵，江智渊的父亲年轻时没有名声，江湛对他的态度很是简慢，江智渊常以此为憾，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江智渊就不进江湛的家门。

江智渊在襄阳担任随王刘诞的僚属，刘诞对他非常亲厚。当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都和江智渊交往亲密。沈怀文每每称赞江智渊说：“人们应有的美德全都具备，人们不应有的恶习全都没有，这人恐怕是江智渊吧！”

元嘉末年，江智渊被授任尚书库部郎。当时名门子弟做官，不担任台郎之职。江智渊门户衰微，朝廷贵官中又没有什麽人引荐，所以竟然被选授这样的官职，内心很不高兴，因而坚决拒绝，不肯接受官职。竟陵王刘诞又以王府名义授他为骠骑参军，转任主簿，又随王府转任司空主簿、记室参军，领南濮阳太守，迁从事中郎。

刘诞将要叛逆，江智渊看出了他的密谋，于是请假先回京城。刘诞反叛之事失败，朝廷立即除授江智渊为中书侍郎。

江智渊喜好文学，辞采清新富赡，世祖刘骏对他十分赏识，给予的恩宠礼遇在朝臣中居于首位。皇帝经常摆设私宴，多半命三五名朝臣陪游侍宴，江智渊常在随游者中居首。有时同伴未能上前，而他总是单独被引进。江智渊常常因为超越众人感到惭愧，未曾因此而露出得意的表情。每逢随从皇帝出游，与众官一起相随前行，见到传达诏命的人驰马而来，知道将召唤自己，于是惶恐惭愧，不安的样子常在表情中流露出来。谈论的人因为这而称赞他。

江智渊迁任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皇帝每次宴集酒酣，就要责骂凌辱群臣，并且命他们自己互相嘲骂攻讦，把这当作娱乐游戏。江智渊一向正直谦退，渐渐不符合皇帝心意。皇帝曾经命他拿王僧朗来嘲笑戏弄王僧朗的儿子王景文，江智渊严肃地说：“恐怕不应当有这种戏弄。”皇帝发怒说：“你的老子江僧安是痴人，同是痴人的儿子当然会互相怜爱。”江智渊听了这话，不禁伏在坐席上流泪，从此皇帝对他的恩宠大大减退。

江智渊出京任新安王刘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加拜宁朔将军，行南徐州事。以前，皇帝的宠姬宣贵妃殷氏去世，皇帝命群臣议论她的谥号，江智渊上奏，认为当谥为“怀”。皇帝认为这不是足以显露殷氏美德的嘉谥，因此心中怀恨。后来皇帝出游南山，骑马到殷氏墓地，群臣都骑马随从，皇帝用马鞭指着墓地石柱对江智递说：“这上面不容许有‘怀’字！”江智渊更加惶恐害怕。大明七年，他因忧惧而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为祠部郎，迁左司。尝言：“中原未复，所恃长江之险，淮南实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废，若广修农事，则转饷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应诏陈五事，曰：远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军政。擢工部侍郎。

时川、陕马纲路通塞不常，肖胄请於广西邕州置司，互市诸蕃马，诏行之。时召侍从问战守计，肖胄条奏千余言，帝称其所对事理简当。吏部尚书席益叹曰：“援古证今，切于时用，非世官不能也。”

绍兴二年，诏百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财赋窠名，旧悉隶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问诸路窠名于户部，户部不能悉，问诸州窠名于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则此项遂亡。愿诏诸路漕司，括州县出纳，可罢罢之，可并并之，立为定籍。漕司总诸州，户部总诸路，则无失陷矣。经费之大，莫过养兵。今人亡而冒请者众，愿立诸军核实之法，重将帅冒请之罪，则兵数得实，饷给不虚，省费裕国，此其大者。生民常赋之外，迫以军期，吏缘为奸，敛取百端。复为寇所迫逐，田桑失时，寇去复业，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门矣。愿诏郡邑，招集流散，官贷之种，俟及三年，始责其赋，置籍书之，以课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时多所采纳。又请复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岁祭礼。

迁吏部侍郎，时条例散失，吏因为奸，肖胄立重赏，俾各省记，编为条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阵亡补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调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难。肖胄请阵亡惟许本家用恩例，异姓候经任收使，遂无不均，且严六部出入之禁，而请托不行。

三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通问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时金酋粘罕专执政，方恃兵强，持和战离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他日国家安强，军声大振，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复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将行，母文语之曰：“汝家世受国恩，当受命即行，勿以我老为念。”帝称为贤母，封荣国夫人。

肖胄至金国，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才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尝报聘，至是始遣人偕来。肖胄先北使入对，与朱胜非议不合，力求去，以旧职知温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五年，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今三帅所统多西人，吴玠继有捷奏，军声益振，敌意必摇，攻战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绵亘数千里，不若择文武臣僚按行计度，求险阻之地，屯兵积粮，则形势相接。今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将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过资以轻兵，势孤力弱，难以责其固志。当移二将于江北，使藩篱可固。”又言：“诸大将之兵自主庭户，更相仇疾。若欲并遣进攻，宜先命总帅，分以精锐，自成一军，号令既一，则诸将畴敢不听命。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人入骨，当以安集流亡，招怀归附为先，今淮南、江东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给粮，捐其赋租，必将接迹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旷土甚多，沿江大将各分地而屯，军士旧为农者十之五六，择其非甚精锐者，使之力耕，农隙则试所习之技艺，秋成则均以所种之禾麦，或募江北流徒及江南无业愿迁之人分给之，创为营屯。止则固守，出则攻讨。”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寻除签书枢密院事。

和议已定，复命肖胄为报谢使。接伴者逆于境，谓当称谢恩使。肖胄论难三四反，遂语塞。既至，金遣人就馆议事，肖胄随问随答，众皆耸听。其还，给毡车及顿递宴设，自肖胄始。

除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寻奉祠，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几十年。事母以孝闻，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泽，皆先给宗族。卒，年七十六，谥元穆。

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

施才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贡献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秦王还听取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对于六国，他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史。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茅焦、尉缭、李斯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

2、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

3、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说见张清华先生《道经精华.列子.前言》。

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相传他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穷而面有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恢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 ”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亡！”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著作为《列子》（包括他的弟子参加编写），有旧本二十篇，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去其重复，存者八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有“刘向说列子八篇。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句，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或同时代其他人整理的八篇。但不知何时已佚失。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武义内雄、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顾可久，顾信之孙，顾可学之弟。正德九年(1514年)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正德十四年（1419）二月，因上书劝阻武宗“南巡”而遭廷杖，并被贬至国子监当学正。世宗即位后，起用前朝贬斥的谏臣，顾可久拜户部员外郎。嘉靖三年(1524)七月，又因和众臣上疏抗言，并参加左顺门跪谏，再次受杖刑。顾可久为官耿直，敢于直谏，与同邑杨淮、黄正色、张选被誉为“锡谷四谏”、“嘉靖四忠”。不久，他受到世宗帝的宽宥，升为户部郎中。嘉靖五年（1526），出任福建泉州知府。嘉靖十三年（1534）调任江西赣州知府，旋升广东按察副使，并兼管海南岛防务。到任后，他遍访海南各地，了解民情，勘察地形。凡关隘、险阻、冲要，连同海港、山川一并绘制成图，一一加以注说，编制成《琼州府山海图说》2卷。他在琼州还曾多次主持乡试，察识选拔人才，海瑞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后遭豪强和权臣中伤而被勒令辞职。顾可久回到无锡后，在西水关外修筑别业“清溪庄”（又名“绿萝庄”）。嘉靖三十三年（1554），与邑人张选、王问、华察等复举碧山吟社之会，赋诗论文，诗酒唱和。著有《洞阳诗集》20卷、《唐王右丞诗集注说》6卷及《李杜诗体略》等行世。嘉靖四十年(1561)病卒于家，终年76岁。隆庆三年(1569)，应天巡抚海瑞奏请朝廷并捐俸，于无锡惠山寺塘泾建造顾可久祠，次年落成。万历元年(1573)，海瑞亲临无锡谒祠，并作《谒先师顾洞阳公祠》诗，此文后由顾可久的后裔、清朝官吏、书法家顾光旭书写并刻成石碑。

顾可久擅小楷，师法钟繇、王羲之，尽得其髓；亦工诗，初学李白、杜甫，中年崇陶渊明，晚年追求王维风韵。他的赋“文词宏尔雅，本之庄周氏”。著有《在署草》八卷，《在疚草》二卷，《温陵集》六卷，《虔州草》一卷，《珠崖草》一卷，《在涧集》十九卷，后总汇诸集为《洞阳诗集》二十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十二岁举童子科，谙九经，能诗赋，且长于书画。遂笃志玄学，别家遍访名师，苦志修炼，参游各地，於惠州得遇泥丸真人，扔归罗浮，授以金丹火候之法，后居广东省海丰县莲花山得道，称为琼绾紫清真人。

后出家为道士，师事陈楠九年，陈楠逝后，游历天下，后隐居著述，致力于传播丹道。

白玉蟾为南宗第五代传人，即“南五祖”之五。“南宗”自他之后，始正式创建了内丹派南宗道教社团。飞升后封号为“紫清明道真人”，世称“紫清先生”。

诗词诉衷肠陆游出生于书香之家，南宋爱国诗人。唐婉，字蕙仙，陆游之表妹，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瑕的少年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　　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一夜洞房花烛，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从此，陆游、唐婉更是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把功名利碌抛置于九霄云外。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进仕为官。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贻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强令陆游，将唐婉休弃。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

母命难违遂休妻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就这样，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利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　　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以他扎实的学识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但同时也遭到当朝宰相秦桧的嫉恨。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　　唐婉是石女，不能给陆游传宗接代，陆游托母命难为，故休掉了唐婉。

沈园再相逢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悠游放荡的生活。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遇见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凝固了，恍惚迷茫，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　　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

和《钗头凤》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离开了故乡。第二年春天，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　　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