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己的社会地位

戚继光抗倭保民战迹泽被莆仙（福建莆田和仙游），至今仍为莆仙人民广为传颂。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莆田遭受倭寇严重蹂躏，民不聊生，福建巡抚向明廷告急，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六千余人来闽平倭。

戚家军在宁德横屿痛击倭巢获大捷后向南挺进，击破福清牛田等地倭寇据点。其时部分倭寇集结莆田林墩，依仗河沟纵横，构筑巢穴。九月十四日凌晨，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倭寇林墩大本营。官兵们游水进逼，奋勇杀敌。驻在宁海桥的张谏部与戚家军前后夹攻，与倭寇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戚家军连克营垒几十座，歼敌3000多名，解救百姓2000多人，倭寇残部仓皇败退到平海后遁逃出海。这次大规模歼敌战，就是历史上著名林墩抗倭大捷。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寇闻戚继光回浙，重聚残部进犯福建沿海，福宁、政和、兴化相继失守。他们攻陷兴化府城后大肆奸　淫屠杀，无恶不作，府城内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退出府城，集结在平海卫和东峤许厝。福建巡抚谭纶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再召戚继光回师援救。戚继光率军抵闽后，会集俞大猷、刘显三大营合围夹击许厝倭巢并乘胜追击，歼敌主力，取得平海卫大捷。随后，戚继光挥师南下救援仙游。戚家军配合仙游城官兵围攻倭寇，一连交锋18阵，歼敌1000多人。接着又在大蜚山下全歼500残寇，夺取全胜。仙游城外西北那一带战场，后人称为“五百洗”、“十八战”。

为缅怀戚继光恩德，倭患扫平后各地民众纷纷立祠纪念。三一教主林龙江捐地30亩在林墩建戚公生祠奉祀；此外，还在江口建惠德祠，涵江建功德祠，忠门莆禧、江口东岳观等地亦竖立戚继光石雕像。

戚继光纪念馆位于黄石镇林墩南塘湖畔，原名戚公祠，1995年在戚公祠原址上兴建纪念馆，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大厅伫立着高达2.1米的戚将军塑像，威武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厅堂两侧廊壁专栏刊载戚继光两度入莆平倭英雄史迹。这里每年接待不少中小学师生和干部群众前来参观瞻仰，重温林墩抗倭大捷历史，弘扬戚继光英勇抗倭，爱国惠民崇高精神。

当然是他在茶学或茶业方面对我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一点，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一直是后人对陆羽研究、介绍的主要方面。由于大家对陆羽这些方面的贡献并不陌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讲他茶学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

陆羽之被尊为“茶圣”或茶叶专家，基本上是他逝世以后的事情。在他生前，他虽然以嗜茶、精茶和《茶经》一书就名播社会或已有“茶仙”的戏称，但在时人中，他还不是以茶人而是以文人出现和受到推崇的。这是因为其时茶叶虽在《茶经》问世以后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时属初创，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和古老的文学相比。其次，《茶经》一书，是撰于陆羽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之后，即陆羽在茶学上的造诣，是在他成为著名的文人达士以后才显露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成就。

《茶经》的成书年代，坊间说法很多，笔者是从万国鼎撰于公元“758年左右”①说。天宝五年李齐物贬官竟陵时，陆羽还身在伶界，被李齐物发现后，才弃伶到“火门山邹夫子墅”读书。但至十一年崔国辅谪任竟陵司马时，陆羽便学成名遂，文冠一邑了。据记载，崔国辅到竟陵以后，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谈永日”，并把他们唱和的诗还汇刊成集。崔国辅其人据载，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于休烈为试文之官。崔国辅以诗词尤其是以古诗见长。《河岳英灵集》载：崔国辅的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不及也。”①陆羽与崔国辅游处三年，不但名声由崔而更加显要，同时也从崔国辅身上，显然进一步学到了不少学问。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以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誉全国以后，以至在陆羽的后期或晚年，他还是以文人称著于世。如权德舆所记，他从信州（今江西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辣”；后来由南昌赴湖南时，“不惮征路遥，定缘宾礼重。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②。所到一处，每离一地，都得到群众和友朋的隆重迎送。社会上所以对陆羽有这样礼遇，如权德舆所说，不是因为他茶学上的贡献，而是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③，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所以，从上面的种种情况来看，陆羽在生前和死后，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说他死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为《茶经》所掩”，成为茶业的一个偶像的话，那么，在生前，相反，他在茶学方面的成就，是为文学所掩，他是以“词艺卓异”闻人的。

陆羽生前和高僧名士为友，在文坛上是活跃和有地位的。但可能他受当时社会上某些名士“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他对文学和对茶叶的态度也一样，喜好但不偏一。所以，反映在学问上，他不囿于一业，而是涉猎很广，博学多能。

过去笔者根据陆羽一生的活动和著述，曾提出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音韵和小学专家、书法家、演员、剧作家、史学家、传记作家、旅游和地理学家。

如果我们笼统称陆羽是一位历史学家，除去他编著过《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志》和《吴兴刺史记》等一些史学著作外，他还是一位考古或文物鉴赏家。据皎然在《兰亭石桥柱赞》的序文中称，大历八年（773）春天，卢幼平奉诏祭会稽山，邀陆羽等同往山阴（今浙江绍兴），发现古卧石一块，经陆羽鉴定，系“晋永和中兰亭废桥柱”。为什么请陆羽鉴定，陆羽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皎然说得很清楚：“生（陆羽）好古者，与吾同志。”再如我们称陆羽是一位地理学家，细分，他还可以说是一位研究山水和编写地方志专家。如独孤及刺常州时，无锡县令为整修惠山名胜，“有客竟陵羽，多识名山大川”，还特意请了陆羽当“顾问”。说明陆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对地理尤其是对山水是有研究的。陆羽在流寓浙西期间，为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曾编写了《吴兴记》、《吴兴图经》、《慧山记》、《虎丘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多种地志和山志，说明他对方志的学问也是很感兴趣和极有研究的。

一种说法陆羽以《易》自占，得《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其意为鸿雁飞于天上，四方皆是通途，两羽翩翩而动，动作整齐有序，可供效法，为吉兆。按此卦义，当时还没有姓名的陆羽自定姓为“陆”，取名“羽”，又以“鸿渐”为字。这仿佛谕示着：本为凡贱，实为天骄；来自父母，竟如天降。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

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九岁时，有一次智积禅师要他抄经念佛，陆羽却问：“释氏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能称有孝吗?”并公然称：“羽将授孔圣之文。”住持闻言，颇为恼怒，就用繁重的“贱务”惩罚他，迫他悔悟回头。陆羽被派去“扫寺地，结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并不因此气馁屈服，求知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他无纸学字，以竹划牛背为书，偶得张衡《南都赋》，虽并不识其字，却危坐展卷，念念有词。积公知道后，恐其浸染外典，失教日旷，又把他禁闭寺中，令芟剪卉莽，还派年长者管束。

眨眼三年，陆羽12岁，觉得寺中日月难度。趁人不备，逃出龙盖寺，到了一个戏班子里学演戏，作了优伶。他虽其貌不扬，又有些口吃，但却幽默机智，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陆羽亦不例外。唐天宝五年，竟陵太守李齐物在一次州人聚饮中，看到了陆羽出众的表演，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抱负，当即赠以诗书，并修书推荐他到隐居于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贬为竟陵司马。是年，陆羽揖别邹夫子下山。崔与羽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天宝十五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行前，崔国辅以白驴、乌堼牛及文槐书函相赠。一路之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次年，旅居丹阳。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蘑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迟疑徘徊，每每至日黑兴尽，方号泣而归，时人称谓今之“楚狂接舆’。

另一种说法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茗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被遗弃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不知其父母是何许人，后被龙盖寺住持僧智积禅师在竟陵（湖北天门县）西门外西湖之滨拾得，并收养。

《陆文学自传》是陆羽于二十九岁时为自己写的小传，可信度较高。他在自传中写道：“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又《新唐书·陆羽传》载，他稍大一些，“以《易》自筮”，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词由智积禅师定姓为“陆”，取名为“羽”，以“鸿渐”为字。

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但都未就职。

宰相冯道是一位不顾国家兴亡，只保自己高官厚禄的无行官僚。自后唐以来，国家已经一再易姓，而他高居相位不倒。人们鄙视他，他自己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听说了恒超的大名，便来叙同宗，拉关系。恒超对替冯道送信来的使者说：“我是一位闲散之人，早舍父母，誓志修行。本意只想苦行苦修，往生弥勒净土，没料到名字浪传到宰相耳中。请转告宰相，我不敢沾宰相的光，尘世名利于我毫无用处。”弟子们怕开罪于权相，都劝恒超随和一些，最少应在面子上与冯道应付应付。恒超难违众情，不得已给冯道写了回信。冯道得信，越发起劲，上表给后汉高祖刘知远，替恒超求得了一件御赐紫袈裟。恒超接到皇帝送来的紫袈裟，不穿又不行，穿又违背自己私衷，自此闷闷不乐，一病不起，于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春二月卒于本院，时年73岁。

五代十国时期，干戈扰攘，人事浮沉，追名逐利者多，守操全节者少。恒超以一介僧人，却能一心弘道，粪土王侯，砥砺气节，终生不渝，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终致僧史垂名，警励后世。

德元虽为状元，又官职显赫，而不能入张贤祠，但在流坑千年的历史上，以其科名最高、仕宦最尊、爵位最崇，朝廷对其上辈的封赠之多（共10人），其子孙荫补之众（共6人），是流坑历代众多官宦不可相比的，给其家族带来了极高的政治声望。除状元楼外，董氏在村中为纪念他等，还建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坊“和”三元坊“等。

《桐谱》是我国最早一本比较详细地论述泡桐的专著。历来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曾引据或辑录过其中的资料。现代某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泡桐的起源和传播史时，也引用过本书，可见《桐谱》还是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

陈翥能写出这样一本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植物专谱，并因此而被人认为是古代一位科学家，与他本人有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而后者尤为重要。陈翥并非纯粹为生产目的去种植桐树的，主要还是在于平抚心中的忧伤，得到精神安慰。他曾自号“桐竹君”，乃因为桐是传说中凤凰栖止的树木，历史上曾有人因种桐而结识贵人。此外，在陈翥看来，桐树到冬天落叶能“顺时之变”，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良材。他把这种植物用来象征自己，颇有孤芳自赏的意味。还指望有一天“大匠如顾怜，委躯愿雕刻”。他作《桐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泡桐这种植物。正因为有这样的内衷，陈翥是怀着特殊的心情记述桐的。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王晙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唐建中元年），王晙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山公王晙”。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王晙。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王晙亦位列其中。

大中二年（848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内，萧华位列其中。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郭元振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唐建中元年），郭元振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848年（唐大中二年），唐宣宗择取功臣三十七人，将他们的画像挂在凌烟阁，郭元振名列其中。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郭元振。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郭元振亦位列其中。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郭元振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唐建中元年），郭元振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848年（唐大中二年），唐宣宗择取功臣三十七人，将他们的画像挂在凌烟阁，郭元振名列其中。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郭元振。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郭元振亦位列其中。

唐朝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太尉中书令尚父汾阳郡王郭子仪”。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郭子仪。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郭子仪亦位列其中。

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就有郭子仪。

清朝康熙年间，遵循明朝旧例，取古今功臣四十一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有郭子仪。

清朝光绪年间，长乐县立庙祭祀郭子仪。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十月，裴度与杜黄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宪宗庭庙。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裴度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779年（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刘幽求位列第一等十一人之内。

780年（建中元年），刘幽求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唐德宗定为功臣上等。

848年（大中二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内，其中就有“尚书左仆射刘幽求”。

叶法善作为世代相传的著名道士，受到李唐皇朝的重视当始于高宗李治一朝。高宗李治（650-683）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禇遂良等贞观老臣手中，其基本国策仍是沿袭贞规遗规，在宗教政策上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高宗一朝对于道教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第一，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庙加以祭祀，首开唐王朝统治者给老君册封尊号之先河。

第二，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规定为科举考试之内容。

第三，提高道士地位，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九载：仪凤三年，高宗令道士隶属宗正寺，班列于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宗族事务的机构，高宗将道士划归宗正寺管理，实是将男女道士视为自己的本家。如此，道士的地位得到大大地提高。在优宠道士方面，高宗不仅优礼在世道上，而且对已逝道士亦加以追封。受高宗优宠的道士主要有：万天师、刘道合、潘师正、尹文操、叶法善等人。叶法善，世为道士。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城，将加爵位，因辞不受，求为道士。弘道元年（683），令叶法善封南岳，辟地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

第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兴起修建道观高潮。

叶法善道教宗教领袖的地位的确立始于高宗一朝，在后续的睿宗李旦（710-712），玄宗李隆基（712-756）得到了巩固和逐步走向顶峰。

睿宗李旦，是位佛、道二教皆信奉的皇帝，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睿宗尤崇信道教。据史书记载，他不仅对道教理身理国理论十分赞赏，以此作为他的理国之要，而且其登上帝位也与道教有关。《新唐书·叶法善传》载：“睿宗立，或言（叶法善）阴有助力。”《旧唐书·方伎传》曾载：“……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

唐玄宗对叶法善亦宠幸有加，先天元年（712），认为叶法善有“得包贞素，学究无微”的学问与道行，以及“预睹衅萌，亟申忠款”的美德，因此加以封赏，封叶法善为越国公。开元八年（720），在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在《赠叶法善越州都督制》中还肯定其：“天真精密，妙理幽畅，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因以冥默难原，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阆，迹混朝伍”的高超道术，而且进而表彰他“保皇冠而不拔，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芳，冷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映”的崇高美德，以及对唐皇朝“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宜宏益”的政治作用，表达了自己“何莫懋遗，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于怀”的悲痛心情，最后表示要“宜申礼命，式贲泉壤。”赠叶法善以“越州都督”的封号。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还思念仙逝的叶法善，特为之亲撰《叶尊师碑》以祭奠之。

从以上的材料和李唐皇朝自高宗李治始，继睿宗、玄宗对叶法善的持重和封赏以及所记述之事迹而言，叶法善应当为当时大唐社会的著名宗教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之一，并且对唐朝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他的独特的作用与影响。

公元782年（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隋司空尚书令越国公杨素”。时代被列入庙享名单的只有韩擒虎、史万岁、贺若弼而已。及至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杨素。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杨素亦位列其中。

宋代

宋理宗时，以张浚、赵鼎为宰相典范，并将张浚列为宋朝昭勋阁二十四人之一，图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宋理宗时期著名政治家，理学大师魏了翁为纪念张浚、张栻，修建紫岩书院，并为之作赞。南宋淳熙年间，在张浚、故乡四川绵竹始建进德堂，祭祀张浚。南宋后期，朝廷在汉中建“张浚祠”以纪念张浚。

元代

元朝时，为追念张浚，光禄大夫赵世延捐俸在张浚故乡绵竹修建书院，因张浚自号紫岩先生，竣工后朝廷就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延祜五年（1318年），元名相张养浩所作《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有载。

明代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便有张浚，并将他的事迹载入《永乐大典》国朝忠传。明英宗时，下旨免张浚后裔差役。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下诏修复张浚父子坟墓，敕建“张浚祠”，并下旨建“南轩书院”，御书匾额，命其墓地为“官山”。将宁乡张浚、张栻父子祠墓及绵竹大柏林张浚父张咸墓两处纳入国家祀典；由首辅杨廷和撰写了重修张浚祠堂记。

清代

清顺治时，张浚等四十一位历代功臣从祀帝王庙。清乾隆十一年（1746），巡抚追捕锡绂于都司衙门旧房，恢复城南书院。嘉庆二十五年，巡抚左杏庄在妙高峰故地复建，并在峰上建“南轩夫子祠”，前为文星阁，道光御书“丽泽风长”匾额。同治八年重建了张浚张南轩墓，并下诏书：“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参拜。清朝政府还优待张浚后人，免除张浚后人的一切差徭杂役。

清朝时，汉州（今四川广汉）建有“三贤堂”，主祀杨绘、宇文之邵、张浚。

阎立本在艺术上继承南北朝的优秀传统，认真切磋加以吸收和发展。从传为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刚劲的铁线描，较之前朝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成就卓越。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在生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录鬼簿》中贾仲明吊词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物”。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杭州名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可见关汉卿在当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地位。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从民间传说、历史资料和元代现实生活里汲取了许多素材，真实地表现了元代人民反对封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关汉卿从不写作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的题材。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的悲剧《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他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是后代喜剧的楷模。他的杂剧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许多杂剧经过改编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为人民所喜爱，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但是，元明清三代只有少数慧眼独具的评论家能正确评价关汉卿。有的人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贬低他的影响，如朱权说“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明代有的封建文人还肆意篡改他的作品，把《窦娥冤》改成一部“翁做高官婿状元，夫妻母子重相会”的庸俗喜剧《金锁记》，磨平原作反抗的棱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汉卿的作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宝库，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窦娥冤》等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汉卿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他的戏曲全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纪念大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后汉书》本传说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上计赵壹集》二卷，录一卷，至隋已佚。而新、旧《唐书》并有著录。今存赋四篇（两篇残），书三通（一篇为残句）及论文《非草书》。其中《解摈》不以赋名，实亦赋类。据先人所辑，存残句二十余字。《非草书》一文论草书的产生、特征与在当时的流弊，体现了历史的观点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论文。

赵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首先由于他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钟嵘《诗品》说：“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刘熙载《艺概》说：“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其实文学作品有多种不同的风格，联系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政治来看，赵壹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风格，是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的一个冲破。清代乾隆年间湖北一位私塾先生读《刺世疾邪赋》深受感动，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月兮，不饱暧于当今之丰年”上面批了“古今同慨”的字样，被人告发，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外以极刑。可见赵壹赋的影响与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痛恨的程度。其次，他的《刺世疾邪赋》是汉赋由铺采摛文的大赋向抒情的小赋转变中的代表作，是赋史上政治抒情之作的篇，其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批判，对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有一定影响。祢衡《鹦鹉赋》、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何逊的《穷鸟赋》都受赵壹《穷鸟赋》的影响；刘宋末年，卞彬每忤萧道成之旨，“因此摈弃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再次，赵壹也是汉代五言诗的重要作家。附在《刺世疾邪赋》后的两首五言诗，在《古诗二九首》和佚名的古诗（所谓“苏李诗”）的羁旅愁怀、人生职寄、儿女之情等主题之外，以其对现实的强烈揭露与批判而丰富了汉诗的风格，增加了汉诗思想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