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翥的社会评价

戚继光抗倭保民战迹泽被莆仙（福建莆田和仙游），至今仍为莆仙人民广为传颂。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莆田遭受倭寇严重蹂躏，民不聊生，福建巡抚向明廷告急，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六千余人来闽平倭。

戚家军在宁德横屿痛击倭巢获大捷后向南挺进，击破福清牛田等地倭寇据点。其时部分倭寇集结莆田林墩，依仗河沟纵横，构筑巢穴。九月十四日凌晨，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倭寇林墩大本营。官兵们游水进逼，奋勇杀敌。驻在宁海桥的张谏部与戚家军前后夹攻，与倭寇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戚家军连克营垒几十座，歼敌3000多名，解救百姓2000多人，倭寇残部仓皇败退到平海后遁逃出海。这次大规模歼敌战，就是历史上著名林墩抗倭大捷。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寇闻戚继光回浙，重聚残部进犯福建沿海，福宁、政和、兴化相继失守。他们攻陷兴化府城后大肆奸　淫屠杀，无恶不作，府城内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退出府城，集结在平海卫和东峤许厝。福建巡抚谭纶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再召戚继光回师援救。戚继光率军抵闽后，会集俞大猷、刘显三大营合围夹击许厝倭巢并乘胜追击，歼敌主力，取得平海卫大捷。随后，戚继光挥师南下救援仙游。戚家军配合仙游城官兵围攻倭寇，一连交锋18阵，歼敌1000多人。接着又在大蜚山下全歼500残寇，夺取全胜。仙游城外西北那一带战场，后人称为“五百洗”、“十八战”。

为缅怀戚继光恩德，倭患扫平后各地民众纷纷立祠纪念。三一教主林龙江捐地30亩在林墩建戚公生祠奉祀；此外，还在江口建惠德祠，涵江建功德祠，忠门莆禧、江口东岳观等地亦竖立戚继光石雕像。

戚继光纪念馆位于黄石镇林墩南塘湖畔，原名戚公祠，1995年在戚公祠原址上兴建纪念馆，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大厅伫立着高达2.1米的戚将军塑像，威武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厅堂两侧廊壁专栏刊载戚继光两度入莆平倭英雄史迹。这里每年接待不少中小学师生和干部群众前来参观瞻仰，重温林墩抗倭大捷历史，弘扬戚继光英勇抗倭，爱国惠民崇高精神。

当然是他在茶学或茶业方面对我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一点，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一直是后人对陆羽研究、介绍的主要方面。由于大家对陆羽这些方面的贡献并不陌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讲他茶学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

陆羽之被尊为“茶圣”或茶叶专家，基本上是他逝世以后的事情。在他生前，他虽然以嗜茶、精茶和《茶经》一书就名播社会或已有“茶仙”的戏称，但在时人中，他还不是以茶人而是以文人出现和受到推崇的。这是因为其时茶叶虽在《茶经》问世以后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时属初创，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和古老的文学相比。其次，《茶经》一书，是撰于陆羽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之后，即陆羽在茶学上的造诣，是在他成为著名的文人达士以后才显露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成就。

《茶经》的成书年代，坊间说法很多，笔者是从万国鼎撰于公元“758年左右”①说。天宝五年李齐物贬官竟陵时，陆羽还身在伶界，被李齐物发现后，才弃伶到“火门山邹夫子墅”读书。但至十一年崔国辅谪任竟陵司马时，陆羽便学成名遂，文冠一邑了。据记载，崔国辅到竟陵以后，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谈永日”，并把他们唱和的诗还汇刊成集。崔国辅其人据载，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于休烈为试文之官。崔国辅以诗词尤其是以古诗见长。《河岳英灵集》载：崔国辅的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不及也。”①陆羽与崔国辅游处三年，不但名声由崔而更加显要，同时也从崔国辅身上，显然进一步学到了不少学问。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以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誉全国以后，以至在陆羽的后期或晚年，他还是以文人称著于世。如权德舆所记，他从信州（今江西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辣”；后来由南昌赴湖南时，“不惮征路遥，定缘宾礼重。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②。所到一处，每离一地，都得到群众和友朋的隆重迎送。社会上所以对陆羽有这样礼遇，如权德舆所说，不是因为他茶学上的贡献，而是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③，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所以，从上面的种种情况来看，陆羽在生前和死后，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说他死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为《茶经》所掩”，成为茶业的一个偶像的话，那么，在生前，相反，他在茶学方面的成就，是为文学所掩，他是以“词艺卓异”闻人的。

陆羽生前和高僧名士为友，在文坛上是活跃和有地位的。但可能他受当时社会上某些名士“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他对文学和对茶叶的态度也一样，喜好但不偏一。所以，反映在学问上，他不囿于一业，而是涉猎很广，博学多能。

过去笔者根据陆羽一生的活动和著述，曾提出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音韵和小学专家、书法家、演员、剧作家、史学家、传记作家、旅游和地理学家。

如果我们笼统称陆羽是一位历史学家，除去他编著过《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志》和《吴兴刺史记》等一些史学著作外，他还是一位考古或文物鉴赏家。据皎然在《兰亭石桥柱赞》的序文中称，大历八年（773）春天，卢幼平奉诏祭会稽山，邀陆羽等同往山阴（今浙江绍兴），发现古卧石一块，经陆羽鉴定，系“晋永和中兰亭废桥柱”。为什么请陆羽鉴定，陆羽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皎然说得很清楚：“生（陆羽）好古者，与吾同志。”再如我们称陆羽是一位地理学家，细分，他还可以说是一位研究山水和编写地方志专家。如独孤及刺常州时，无锡县令为整修惠山名胜，“有客竟陵羽，多识名山大川”，还特意请了陆羽当“顾问”。说明陆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对地理尤其是对山水是有研究的。陆羽在流寓浙西期间，为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曾编写了《吴兴记》、《吴兴图经》、《慧山记》、《虎丘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多种地志和山志，说明他对方志的学问也是很感兴趣和极有研究的。

一种说法陆羽以《易》自占，得《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其意为鸿雁飞于天上，四方皆是通途，两羽翩翩而动，动作整齐有序，可供效法，为吉兆。按此卦义，当时还没有姓名的陆羽自定姓为“陆”，取名“羽”，又以“鸿渐”为字。这仿佛谕示着：本为凡贱，实为天骄；来自父母，竟如天降。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

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九岁时，有一次智积禅师要他抄经念佛，陆羽却问：“释氏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能称有孝吗?”并公然称：“羽将授孔圣之文。”住持闻言，颇为恼怒，就用繁重的“贱务”惩罚他，迫他悔悟回头。陆羽被派去“扫寺地，结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并不因此气馁屈服，求知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他无纸学字，以竹划牛背为书，偶得张衡《南都赋》，虽并不识其字，却危坐展卷，念念有词。积公知道后，恐其浸染外典，失教日旷，又把他禁闭寺中，令芟剪卉莽，还派年长者管束。

眨眼三年，陆羽12岁，觉得寺中日月难度。趁人不备，逃出龙盖寺，到了一个戏班子里学演戏，作了优伶。他虽其貌不扬，又有些口吃，但却幽默机智，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陆羽亦不例外。唐天宝五年，竟陵太守李齐物在一次州人聚饮中，看到了陆羽出众的表演，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抱负，当即赠以诗书，并修书推荐他到隐居于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贬为竟陵司马。是年，陆羽揖别邹夫子下山。崔与羽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天宝十五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行前，崔国辅以白驴、乌堼牛及文槐书函相赠。一路之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次年，旅居丹阳。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蘑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迟疑徘徊，每每至日黑兴尽，方号泣而归，时人称谓今之“楚狂接舆’。

另一种说法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茗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被遗弃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不知其父母是何许人，后被龙盖寺住持僧智积禅师在竟陵（湖北天门县）西门外西湖之滨拾得，并收养。

《陆文学自传》是陆羽于二十九岁时为自己写的小传，可信度较高。他在自传中写道：“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又《新唐书·陆羽传》载，他稍大一些，“以《易》自筮”，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词由智积禅师定姓为“陆”，取名为“羽”，以“鸿渐”为字。

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但都未就职。

宰相冯道是一位不顾国家兴亡，只保自己高官厚禄的无行官僚。自后唐以来，国家已经一再易姓，而他高居相位不倒。人们鄙视他，他自己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听说了恒超的大名，便来叙同宗，拉关系。恒超对替冯道送信来的使者说：“我是一位闲散之人，早舍父母，誓志修行。本意只想苦行苦修，往生弥勒净土，没料到名字浪传到宰相耳中。请转告宰相，我不敢沾宰相的光，尘世名利于我毫无用处。”弟子们怕开罪于权相，都劝恒超随和一些，最少应在面子上与冯道应付应付。恒超难违众情，不得已给冯道写了回信。冯道得信，越发起劲，上表给后汉高祖刘知远，替恒超求得了一件御赐紫袈裟。恒超接到皇帝送来的紫袈裟，不穿又不行，穿又违背自己私衷，自此闷闷不乐，一病不起，于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春二月卒于本院，时年73岁。

五代十国时期，干戈扰攘，人事浮沉，追名逐利者多，守操全节者少。恒超以一介僧人，却能一心弘道，粪土王侯，砥砺气节，终生不渝，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终致僧史垂名，警励后世。

德元虽为状元，又官职显赫，而不能入张贤祠，但在流坑千年的历史上，以其科名最高、仕宦最尊、爵位最崇，朝廷对其上辈的封赠之多（共10人），其子孙荫补之众（共6人），是流坑历代众多官宦不可相比的，给其家族带来了极高的政治声望。除状元楼外，董氏在村中为纪念他等，还建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坊“和”三元坊“等。

《桐谱》是我国最早一本比较详细地论述泡桐的专著。历来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曾引据或辑录过其中的资料。现代某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泡桐的起源和传播史时，也引用过本书，可见《桐谱》还是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

陈翥能写出这样一本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植物专谱，并因此而被人认为是古代一位科学家，与他本人有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而后者尤为重要。陈翥并非纯粹为生产目的去种植桐树的，主要还是在于平抚心中的忧伤，得到精神安慰。他曾自号“桐竹君”，乃因为桐是传说中凤凰栖止的树木，历史上曾有人因种桐而结识贵人。此外，在陈翥看来，桐树到冬天落叶能“顺时之变”，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良材。他把这种植物用来象征自己，颇有孤芳自赏的意味。还指望有一天“大匠如顾怜，委躯愿雕刻”。他作《桐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泡桐这种植物。正因为有这样的内衷，陈翥是怀着特殊的心情记述桐的。

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带领22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命丧刀下，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生衰死荣，令人握。怪不得民谚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称颂为“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赞颂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4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禁，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柳如是曾自号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别传》。

据史书记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由于她本人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可以在江南社会独自谋生，比名门闺秀有更多的活动自由，也更加见多识广，所以柳如是对人情世事颇有独到的见地。她超乎于一般女子的优点，不仅为人们所敬慕，而且她在儒生墨客的宴饮酒席中，有平等相待的特殊地位，甚而有人为她刊印诗文集。例如，柳如是的《尺牍》和《湖上草》就是她的一位密友汪汝谦为她刊印的，以传后世。汪汝谦既是富商，又是一位精通金石音律、善为诗文的才士。他极其推崇柳如是的文才，认为她是女中豪杰，经常邀请柳如是参加吴越名流的诗酒集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柳如是自称为“弟”，称汪为“先生”。清代女作家林雪在《柳如是尺牍小引》中赞誉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尺牍》中最具柳如是词文风格的代表作是《踏莎行》：

花痕月片，悉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

很多才子名士读了柳如是的诗文赞叹不已，甚至将她誉为女中状元，“谪来天上好居楼，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牍，篇篇蕴藉更风流。”

柳如是《湖上草》的诗作“脱尽红闺脂粉气”。也备受人推崇。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后，不仅为柳如是的诗才而感慨，更为她豪侠的男士气魄而激动，曾提笔写了三首绝句，其中第三首写道：“幅中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诗中写的就是柳如是自选意中郎君的佳话。（叶萍　文，摘录）

总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平定天下，成功复国，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恢复了中华，带领华夏复兴。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历代评价

●赵翼：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顺治帝：“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康熙帝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还说：“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

●毛泽东：“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商传：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顾城评价）

“张苍水的级别是南明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他不像岳飞，祭礼是不能按皇家规格来办，不能戴黄巾，由他的官阶品级决定。”（丁云川评价）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张玉兴评价）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在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当他看到宦官刘瑾擅权、贪赃枉法时，敢于直言纳谏，上书吏部部尚书，劝其秉政毋挠。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虽已因病返乡，也难逃罢官厄运。

何景明生性梗直，当文坛挚友李梦阳受迫害关到江西牢狱时，人人自危，惟何景明上书吏部为之奔呼。并在《应诏陈言治安疏》里，揭露皇帝存在的四个错误：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80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对故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明史》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

总评

嘉靖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治国与为政，诚如不少学者、研究者所指出的，有许多劣迹，如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等，但也不能不看到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史书上都会说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宠信“青词宰相”严嵩，奸人当道，国事日非。二十几年不上朝是真，但不上朝并不就是不管事。嘉靖帝在西苑修道的同时坚持亲自批阅奏疏，始终牢牢掌控着一切大权。嘉靖朝的外患严重，北方蒙古侵扰连绵，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围了北京，朝野震动。而东南沿海又有倭寇肆虐，南北夹击之下，朝廷一片忙乱。嘉靖帝忧而不惧，分别拣选重臣应对南北的侵扰，对地方大员既付以大权又责以重任。官员把事情办好了便升官加赏，毫不吝惜，若是稍有差池，更是毫不手软，直接逮回北京下狱论死。从结果上来看，在嘉靖末期，南北方的纷扰基本停息。严嵩虽然当权二十几年，但只要嘉靖帝出手，一道饬令就让严嵩丢官回家，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其他的督抚尚书人等，嘉靖帝更是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后世的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正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

政治上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积极改革，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

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清理勋戚庄田，鼓励生产，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

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

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阻挡倭寇入侵。

负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后期，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

嘉靖二十一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日求长生。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

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

历代评价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