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桐谱》是我国最早一本比较详细地论述泡桐的专著。历来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曾引据或辑录过其中的资料。现代某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泡桐的起源和传播史时，也引用过本书，可见《桐谱》还是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

陈翥能写出这样一本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植物专谱，并因此而被人认为是古代一位科学家，与他本人有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而后者尤为重要。陈翥并非纯粹为生产目的去种植桐树的，主要还是在于平抚心中的忧伤，得到精神安慰。他曾自号“桐竹君”，乃因为桐是传说中凤凰栖止的树木，历史上曾有人因种桐而结识贵人。此外，在陈翥看来，桐树到冬天落叶能“顺时之变”，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良材。他把这种植物用来象征自己，颇有孤芳自赏的意味。还指望有一天“大匠如顾怜，委躯愿雕刻”。他作《桐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泡桐这种植物。正因为有这样的内衷，陈翥是怀着特殊的心情记述桐的。

德元虽为状元，又官职显赫，而不能入张贤祠，但在流坑千年的历史上，以其科名最高、仕宦最尊、爵位最崇，朝廷对其上辈的封赠之多（共10人），其子孙荫补之众（共6人），是流坑历代众多官宦不可相比的，给其家族带来了极高的政治声望。除状元楼外，董氏在村中为纪念他等，还建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坊“和”三元坊“等。

宰相冯道是一位不顾国家兴亡，只保自己高官厚禄的无行官僚。自后唐以来，国家已经一再易姓，而他高居相位不倒。人们鄙视他，他自己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听说了恒超的大名，便来叙同宗，拉关系。恒超对替冯道送信来的使者说：“我是一位闲散之人，早舍父母，誓志修行。本意只想苦行苦修，往生弥勒净土，没料到名字浪传到宰相耳中。请转告宰相，我不敢沾宰相的光，尘世名利于我毫无用处。”弟子们怕开罪于权相，都劝恒超随和一些，最少应在面子上与冯道应付应付。恒超难违众情，不得已给冯道写了回信。冯道得信，越发起劲，上表给后汉高祖刘知远，替恒超求得了一件御赐紫袈裟。恒超接到皇帝送来的紫袈裟，不穿又不行，穿又违背自己私衷，自此闷闷不乐，一病不起，于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春二月卒于本院，时年73岁。

五代十国时期，干戈扰攘，人事浮沉，追名逐利者多，守操全节者少。恒超以一介僧人，却能一心弘道，粪土王侯，砥砺气节，终生不渝，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终致僧史垂名，警励后世。

当然是他在茶学或茶业方面对我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一点，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一直是后人对陆羽研究、介绍的主要方面。由于大家对陆羽这些方面的贡献并不陌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讲他茶学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

陆羽之被尊为“茶圣”或茶叶专家，基本上是他逝世以后的事情。在他生前，他虽然以嗜茶、精茶和《茶经》一书就名播社会或已有“茶仙”的戏称，但在时人中，他还不是以茶人而是以文人出现和受到推崇的。这是因为其时茶叶虽在《茶经》问世以后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时属初创，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和古老的文学相比。其次，《茶经》一书，是撰于陆羽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之后，即陆羽在茶学上的造诣，是在他成为著名的文人达士以后才显露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成就。

戚继光抗倭保民战迹泽被莆仙（福建莆田和仙游），至今仍为莆仙人民广为传颂。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莆田遭受倭寇严重蹂躏，民不聊生，福建巡抚向明廷告急，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六千余人来闽平倭。

戚家军在宁德横屿痛击倭巢获大捷后向南挺进，击破福清牛田等地倭寇据点。其时部分倭寇集结莆田林墩，依仗河沟纵横，构筑巢穴。九月十四日凌晨，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倭寇林墩大本营。官兵们游水进逼，奋勇杀敌。驻在宁海桥的张谏部与戚家军前后夹攻，与倭寇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戚家军连克营垒几十座，歼敌3000多名，解救百姓2000多人，倭寇残部仓皇败退到平海后遁逃出海。这次大规模歼敌战，就是历史上著名林墩抗倭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