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的后代地位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西部的于家石头村现有400多户人家，当地人说，其中大多都姓于，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

于家村是于家乡政府所在地，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约有五百年的历史。1988年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命名为“于家石头民俗村”。石头村是一个环山的小村子，村南面还有一座小山，但海拔并不高。地理位置可谓奇特：小村庄建在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不到一平方华里的小盆地里。道路在山脚下，蜿蜒曲折好多圈，终于柳暗花明，看到“于家村”三个大字，“不到村口不见村”果然名不虚传。

当地老人说，800年前先祖于谦遇害后，其子前往冀晋交界娘子关的南峪村隐居，后生有三子。成化年间因生活所迫，于谦之长孙于有道迁居到于家村。于氏先人靠勤劳的双手，代代开山凿石，辈辈垒房盖屋，建造了规划有序、工艺奇特、粗犷豪放、独具特色的石头村落。500年后的今天，于家村已是河北省知名的石头村旅游区，石楼石阁，

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桥石栏，随处可见。于氏宗祠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石头四合院，宗祠的大院北面（正房）是祠堂，门首悬挂“僾见忾闻”（音ài jiàn xì wén，寓意仿佛看到先祖的身影听到先祖的叹息）金字匾额。门口两边挂有镌木楹联，上书：

基业远遗祖德恩泽大，藻苹时荐百世水源香。

于有道有五个儿子，家谱上分为五股，黄缎围帐制成的家谱上星罗棋布的排列着先逝者姓名。这里每年会举行盛况宏大的祭祀活动，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

遥想于谦当年以石言志，如今泽被后世，今日余家后人秉先祖遗德，将当年与世隔绝的避难之地，改造成现实的世外桃源，开放的山村。于家村独特的石头文化、淳朴的民风已经成为致富的金钥匙，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许多学生到于家村写生，画的是风景，学到的是品德。

于家村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仿佛在沉静中回味着这个村落五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它不仅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村落史诗，更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家族史诗。

多少年来，于谦是如何被害的却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于谦后裔于德培老人告诉记者，2008年的2月28日，塘头于氏后裔到在杭州的“于谦词墓”进行了祭拜。有人说于谦被害时是被砍头的，可他却不认同。从塘头于氏后人世世相传得知，他认为当时于谦遇害时却是被“腰斩”的，而且有遗存为证。在塘头老街北头德源桥向东有个“半腰巷”，巷名的来历于氏老人口口相传，它是纪念于氏远祖于谦的悲惨历史，于谦惨遭奸臣迫害时，是被“腰斩”于北京，所以就把这条老巷取名为“半腰巷”，此巷至今仍存。

宋代

宋理宗时，以张浚、赵鼎为宰相典范，并将张浚列为宋朝昭勋阁二十四人之一，图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宋理宗时期著名政治家，理学大师魏了翁为纪念张浚、张栻，修建紫岩书院，并为之作赞。南宋淳熙年间，在张浚、故乡四川绵竹始建进德堂，祭祀张浚。南宋后期，朝廷在汉中建“张浚祠”以纪念张浚。

元代

元朝时，为追念张浚，光禄大夫赵世延捐俸在张浚故乡绵竹修建书院，因张浚自号紫岩先生，竣工后朝廷就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延祜五年（1318年），元名相张养浩所作《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有载。

明代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便有张浚，并将他的事迹载入《永乐大典》国朝忠传。明英宗时，下旨免张浚后裔差役。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下诏修复张浚父子坟墓，敕建“张浚祠”，并下旨建“南轩书院”，御书匾额，命其墓地为“官山”。将宁乡张浚、张栻父子祠墓及绵竹大柏林张浚父张咸墓两处纳入国家祀典；由首辅杨廷和撰写了重修张浚祠堂记。

清代

清顺治时，张浚等四十一位历代功臣从祀帝王庙。清乾隆十一年（1746），巡抚追捕锡绂于都司衙门旧房，恢复城南书院。嘉庆二十五年，巡抚左杏庄在妙高峰故地复建，并在峰上建“南轩夫子祠”，前为文星阁，道光御书“丽泽风长”匾额。同治八年重建了张浚张南轩墓，并下诏书：“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参拜。清朝政府还优待张浚后人，免除张浚后人的一切差徭杂役。

清朝时，汉州（今四川广汉）建有“三贤堂”，主祀杨绘、宇文之邵、张浚。

张栻后裔繁多，现湖南涟源（原安化县）白杨、冲头、马头、大范等张姓大多为张栻之第七世孙张万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张汝诚）、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后。每年在农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此支张姓后裔均会在白杨进行祭祖活动。

另一支世系为张栻（南轩先生）——张焯——张明义——张翔——张庚——张忠志——张万四（字登龙，又字秀成）——张梦松——张国辅——张文遂——张良臣。今有张良臣之子必文、必庆、必达、必遇、必胜、必禄、必全、必贤、必才、必亮、必明、必照、必兴等十三人之后裔，现广泛分布于湖南之邵阳、洞口山门、衡阳、娄底、湘潭、四川之德阳、广汉新华、中江兴隆、什邡、绵竹仁圣宫、三台新鲁镇、资中大有乡、威远、泸州以及重庆、贵州等地区，此支后裔时常在清明时节致祭宁乡、绵竹之祖墓。

诸葛亮46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才八岁。但他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很强。长大后从低级军官做起，一直升到他父亲曾担任过的军师将军。

后来，诸葛瞻官至卫将军，一度执掌蜀国朝政。魏国大将邓艾讨伐蜀国时，诸葛瞻率领军队前去抵抗，拒绝魏军诱降，战死在绵竹。当时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七岁，同样战死沙场；诸葛瞻殉国之时，他的次子诸葛京还很小，不到参军打仗的年龄，所以幸存了下来。

晋朝统一三国之后，诸葛京被新的朝廷迁居到中原一带，征召为官吏。诸葛京出任过关中地区眉县令，并治理得很好。想当年，他的祖父诸葛亮多次想攻打眉县，都未能如愿。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他从未谋面的孙子成为这里的县令。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早年投效东吴，深得孙权的器重。后来官至大将军等最高军职。他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在吴国权倾朝野，后来死于一场政变，东吴的诸葛家族被满门抄斩。

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很早就追随曹操，在魏国担任一流高官。后遭司马家族的打击，其家族也被全部杀光。如此一来，诸葛家族除了在老家山东琅琊一带的族人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幸存者就只剩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和诸葛诞之子诸葛靓，诸葛京在担任眉县县令之后，继续升迁，最后官至江州刺史……从此，史书上就不再有诸葛京后人的记载。

当前，在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各有一批姓诸葛的人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家谱记载着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在浙江，诸葛后人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但据说，他们都发源于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

从明代起，兰溪一带的诸葛族人主要以经营中医药业为主。据说这是秉承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祖训。后来，他们在此行业中逐渐发展壮大。清代中后期，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盛极一时。同时也造就了诸葛村今天众多华丽精巧的民居建筑。

说到徐淑的诗歌成就，还是要联系着她老公秦嘉一起说的。夫妻二人都可以诗文，当下存秦嘉诗六首和文二段；徐淑诗一首，文3段；除徐淑《为誓书与兄弟》外，都为夫妇往来叙情之作。从文人五言诗发展过程来看，秦嘉与徐淑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歌作品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渐趋成熟。诗歌评论家钟嵘更是在《诗品》中将他们列入中品。以为“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并认为徐淑诗仅次于班婕妤《怨歌行》、为汉代难得的女诗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女诗人、徐淑一生为一个情字而活、为情坚守、为情发光。所谓“比目连心游、鸳鸯结伴啼。河枯石已烂、身影不见离”。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王晙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唐建中元年），王晙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山公王晙”。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王晙。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王晙亦位列其中。

大中二年（848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内，萧华位列其中。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郭元振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唐建中元年），郭元振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848年（唐大中二年），唐宣宗择取功臣三十七人，将他们的画像挂在凌烟阁，郭元振名列其中。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郭元振。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郭元振亦位列其中。

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郭元振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唐建中元年），郭元振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848年（唐大中二年），唐宣宗择取功臣三十七人，将他们的画像挂在凌烟阁，郭元振名列其中。

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郭元振。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郭元振亦位列其中。

唐朝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太尉中书令尚父汾阳郡王郭子仪”。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郭子仪。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郭子仪亦位列其中。

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就有郭子仪。

清朝康熙年间，遵循明朝旧例，取古今功臣四十一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有郭子仪。

清朝光绪年间，长乐县立庙祭祀郭子仪。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十月，裴度与杜黄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宪宗庭庙。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裴度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779年（大历十四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刘幽求位列第一等十一人之内。

780年（建中元年），刘幽求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唐德宗定为功臣上等。

848年（大中二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内，其中就有“尚书左仆射刘幽求”。

叶法善作为世代相传的著名道士，受到李唐皇朝的重视当始于高宗李治一朝。高宗李治（650-683）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禇遂良等贞观老臣手中，其基本国策仍是沿袭贞规遗规，在宗教政策上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高宗一朝对于道教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第一，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庙加以祭祀，首开唐王朝统治者给老君册封尊号之先河。

第二，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规定为科举考试之内容。

第三，提高道士地位，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九载：仪凤三年，高宗令道士隶属宗正寺，班列于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宗族事务的机构，高宗将道士划归宗正寺管理，实是将男女道士视为自己的本家。如此，道士的地位得到大大地提高。在优宠道士方面，高宗不仅优礼在世道上，而且对已逝道士亦加以追封。受高宗优宠的道士主要有：万天师、刘道合、潘师正、尹文操、叶法善等人。叶法善，世为道士。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城，将加爵位，因辞不受，求为道士。弘道元年（683），令叶法善封南岳，辟地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

第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兴起修建道观高潮。

叶法善道教宗教领袖的地位的确立始于高宗一朝，在后续的睿宗李旦（710-712），玄宗李隆基（712-756）得到了巩固和逐步走向顶峰。

睿宗李旦，是位佛、道二教皆信奉的皇帝，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睿宗尤崇信道教。据史书记载，他不仅对道教理身理国理论十分赞赏，以此作为他的理国之要，而且其登上帝位也与道教有关。《新唐书·叶法善传》载：“睿宗立，或言（叶法善）阴有助力。”《旧唐书·方伎传》曾载：“……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

唐玄宗对叶法善亦宠幸有加，先天元年（712），认为叶法善有“得包贞素，学究无微”的学问与道行，以及“预睹衅萌，亟申忠款”的美德，因此加以封赏，封叶法善为越国公。开元八年（720），在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在《赠叶法善越州都督制》中还肯定其：“天真精密，妙理幽畅，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因以冥默难原，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阆，迹混朝伍”的高超道术，而且进而表彰他“保皇冠而不拔，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芳，冷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映”的崇高美德，以及对唐皇朝“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宜宏益”的政治作用，表达了自己“何莫懋遗，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于怀”的悲痛心情，最后表示要“宜申礼命，式贲泉壤。”赠叶法善以“越州都督”的封号。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还思念仙逝的叶法善，特为之亲撰《叶尊师碑》以祭奠之。

从以上的材料和李唐皇朝自高宗李治始，继睿宗、玄宗对叶法善的持重和封赏以及所记述之事迹而言，叶法善应当为当时大唐社会的著名宗教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之一，并且对唐朝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他的独特的作用与影响。

公元782年（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隋司空尚书令越国公杨素”。时代被列入庙享名单的只有韩擒虎、史万岁、贺若弼而已。及至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杨素。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杨素亦位列其中。

宋代

宋理宗时，以张浚、赵鼎为宰相典范，并将张浚列为宋朝昭勋阁二十四人之一，图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宋理宗时期著名政治家，理学大师魏了翁为纪念张浚、张栻，修建紫岩书院，并为之作赞。南宋淳熙年间，在张浚、故乡四川绵竹始建进德堂，祭祀张浚。南宋后期，朝廷在汉中建“张浚祠”以纪念张浚。

元代

元朝时，为追念张浚，光禄大夫赵世延捐俸在张浚故乡绵竹修建书院，因张浚自号紫岩先生，竣工后朝廷就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延祜五年（1318年），元名相张养浩所作《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有载。

明代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便有张浚，并将他的事迹载入《永乐大典》国朝忠传。明英宗时，下旨免张浚后裔差役。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下诏修复张浚父子坟墓，敕建“张浚祠”，并下旨建“南轩书院”，御书匾额，命其墓地为“官山”。将宁乡张浚、张栻父子祠墓及绵竹大柏林张浚父张咸墓两处纳入国家祀典；由首辅杨廷和撰写了重修张浚祠堂记。

清代

清顺治时，张浚等四十一位历代功臣从祀帝王庙。清乾隆十一年（1746），巡抚追捕锡绂于都司衙门旧房，恢复城南书院。嘉庆二十五年，巡抚左杏庄在妙高峰故地复建，并在峰上建“南轩夫子祠”，前为文星阁，道光御书“丽泽风长”匾额。同治八年重建了张浚张南轩墓，并下诏书：“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参拜。清朝政府还优待张浚后人，免除张浚后人的一切差徭杂役。

清朝时，汉州（今四川广汉）建有“三贤堂”，主祀杨绘、宇文之邵、张浚。

阎立本在艺术上继承南北朝的优秀传统，认真切磋加以吸收和发展。从传为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刚劲的铁线描，较之前朝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成就卓越。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在生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录鬼簿》中贾仲明吊词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物”。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杭州名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可见关汉卿在当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地位。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从民间传说、历史资料和元代现实生活里汲取了许多素材，真实地表现了元代人民反对封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关汉卿从不写作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的题材。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的悲剧《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他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是后代喜剧的楷模。他的杂剧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许多杂剧经过改编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为人民所喜爱，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但是，元明清三代只有少数慧眼独具的评论家能正确评价关汉卿。有的人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贬低他的影响，如朱权说“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明代有的封建文人还肆意篡改他的作品，把《窦娥冤》改成一部“翁做高官婿状元，夫妻母子重相会”的庸俗喜剧《金锁记》，磨平原作反抗的棱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汉卿的作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宝库，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窦娥冤》等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汉卿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他的戏曲全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纪念大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后汉书》本传说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上计赵壹集》二卷，录一卷，至隋已佚。而新、旧《唐书》并有著录。今存赋四篇（两篇残），书三通（一篇为残句）及论文《非草书》。其中《解摈》不以赋名，实亦赋类。据先人所辑，存残句二十余字。《非草书》一文论草书的产生、特征与在当时的流弊，体现了历史的观点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论文。

赵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首先由于他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钟嵘《诗品》说：“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刘熙载《艺概》说：“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其实文学作品有多种不同的风格，联系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政治来看，赵壹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风格，是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的一个冲破。清代乾隆年间湖北一位私塾先生读《刺世疾邪赋》深受感动，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月兮，不饱暧于当今之丰年”上面批了“古今同慨”的字样，被人告发，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外以极刑。可见赵壹赋的影响与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痛恨的程度。其次，他的《刺世疾邪赋》是汉赋由铺采摛文的大赋向抒情的小赋转变中的代表作，是赋史上政治抒情之作的篇，其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批判，对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有一定影响。祢衡《鹦鹉赋》、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何逊的《穷鸟赋》都受赵壹《穷鸟赋》的影响；刘宋末年，卞彬每忤萧道成之旨，“因此摈弃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再次，赵壹也是汉代五言诗的重要作家。附在《刺世疾邪赋》后的两首五言诗，在《古诗二九首》和佚名的古诗（所谓“苏李诗”）的羁旅愁怀、人生职寄、儿女之情等主题之外，以其对现实的强烈揭露与批判而丰富了汉诗的风格，增加了汉诗思想的亮色。

780年（建中元年），魏知古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三十七位宰臣被唐德宗定为上等。

848年（大中二年），魏知古与李岘、王珪等三十七位功臣被唐宣宗图像于凌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