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的后代评价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西部的于家石头村现有400多户人家，当地人说，其中大多都姓于，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

于家村是于家乡政府所在地，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约有五百年的历史。1988年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命名为“于家石头民俗村”。石头村是一个环山的小村子，村南面还有一座小山，但海拔并不高。地理位置可谓奇特：小村庄建在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不到一平方华里的小盆地里。道路在山脚下，蜿蜒曲折好多圈，终于柳暗花明，看到“于家村”三个大字，“不到村口不见村”果然名不虚传。

当地老人说，800年前先祖于谦遇害后，其子前往冀晋交界娘子关的南峪村隐居，后生有三子。成化年间因生活所迫，于谦之长孙于有道迁居到于家村。于氏先人靠勤劳的双手，代代开山凿石，辈辈垒房盖屋，建造了规划有序、工艺奇特、粗犷豪放、独具特色的石头村落。500年后的今天，于家村已是河北省知名的石头村旅游区，石楼石阁，

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桥石栏，随处可见。于氏宗祠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石头四合院，宗祠的大院北面（正房）是祠堂，门首悬挂“僾见忾闻”（音ài jiàn xì wén，寓意仿佛看到先祖的身影听到先祖的叹息）金字匾额。门口两边挂有镌木楹联，上书：

基业远遗祖德恩泽大，藻苹时荐百世水源香。

于有道有五个儿子，家谱上分为五股，黄缎围帐制成的家谱上星罗棋布的排列着先逝者姓名。这里每年会举行盛况宏大的祭祀活动，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

遥想于谦当年以石言志，如今泽被后世，今日余家后人秉先祖遗德，将当年与世隔绝的避难之地，改造成现实的世外桃源，开放的山村。于家村独特的石头文化、淳朴的民风已经成为致富的金钥匙，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许多学生到于家村写生，画的是风景，学到的是品德。

于家村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仿佛在沉静中回味着这个村落五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它不仅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村落史诗，更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家族史诗。

多少年来，于谦是如何被害的却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于谦后裔于德培老人告诉记者，2008年的2月28日，塘头于氏后裔到在杭州的“于谦词墓”进行了祭拜。有人说于谦被害时是被砍头的，可他却不认同。从塘头于氏后人世世相传得知，他认为当时于谦遇害时却是被“腰斩”的，而且有遗存为证。在塘头老街北头德源桥向东有个“半腰巷”，巷名的来历于氏老人口口相传，它是纪念于氏远祖于谦的悲惨历史，于谦惨遭奸臣迫害时，是被“腰斩”于北京，所以就把这条老巷取名为“半腰巷”，此巷至今仍存。

宋代

宋理宗时，以张浚、赵鼎为宰相典范，并将张浚列为宋朝昭勋阁二十四人之一，图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宋理宗时期著名政治家，理学大师魏了翁为纪念张浚、张栻，修建紫岩书院，并为之作赞。南宋淳熙年间，在张浚、故乡四川绵竹始建进德堂，祭祀张浚。南宋后期，朝廷在汉中建“张浚祠”以纪念张浚。

元代

元朝时，为追念张浚，光禄大夫赵世延捐俸在张浚故乡绵竹修建书院，因张浚自号紫岩先生，竣工后朝廷就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延祜五年（1318年），元名相张养浩所作《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有载。

明代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便有张浚，并将他的事迹载入《永乐大典》国朝忠传。明英宗时，下旨免张浚后裔差役。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下诏修复张浚父子坟墓，敕建“张浚祠”，并下旨建“南轩书院”，御书匾额，命其墓地为“官山”。将宁乡张浚、张栻父子祠墓及绵竹大柏林张浚父张咸墓两处纳入国家祀典；由首辅杨廷和撰写了重修张浚祠堂记。

清代

清顺治时，张浚等四十一位历代功臣从祀帝王庙。清乾隆十一年（1746），巡抚追捕锡绂于都司衙门旧房，恢复城南书院。嘉庆二十五年，巡抚左杏庄在妙高峰故地复建，并在峰上建“南轩夫子祠”，前为文星阁，道光御书“丽泽风长”匾额。同治八年重建了张浚张南轩墓，并下诏书：“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参拜。清朝政府还优待张浚后人，免除张浚后人的一切差徭杂役。

清朝时，汉州（今四川广汉）建有“三贤堂”，主祀杨绘、宇文之邵、张浚。

张栻后裔繁多，现湖南涟源（原安化县）白杨、冲头、马头、大范等张姓大多为张栻之第七世孙张万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张汝诚）、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后。每年在农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此支张姓后裔均会在白杨进行祭祖活动。

另一支世系为张栻（南轩先生）——张焯——张明义——张翔——张庚——张忠志——张万四（字登龙，又字秀成）——张梦松——张国辅——张文遂——张良臣。今有张良臣之子必文、必庆、必达、必遇、必胜、必禄、必全、必贤、必才、必亮、必明、必照、必兴等十三人之后裔，现广泛分布于湖南之邵阳、洞口山门、衡阳、娄底、湘潭、四川之德阳、广汉新华、中江兴隆、什邡、绵竹仁圣宫、三台新鲁镇、资中大有乡、威远、泸州以及重庆、贵州等地区，此支后裔时常在清明时节致祭宁乡、绵竹之祖墓。

诸葛亮46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才八岁。但他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很强。长大后从低级军官做起，一直升到他父亲曾担任过的军师将军。

后来，诸葛瞻官至卫将军，一度执掌蜀国朝政。魏国大将邓艾讨伐蜀国时，诸葛瞻率领军队前去抵抗，拒绝魏军诱降，战死在绵竹。当时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七岁，同样战死沙场；诸葛瞻殉国之时，他的次子诸葛京还很小，不到参军打仗的年龄，所以幸存了下来。

晋朝统一三国之后，诸葛京被新的朝廷迁居到中原一带，征召为官吏。诸葛京出任过关中地区眉县令，并治理得很好。想当年，他的祖父诸葛亮多次想攻打眉县，都未能如愿。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他从未谋面的孙子成为这里的县令。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早年投效东吴，深得孙权的器重。后来官至大将军等最高军职。他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在吴国权倾朝野，后来死于一场政变，东吴的诸葛家族被满门抄斩。

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很早就追随曹操，在魏国担任一流高官。后遭司马家族的打击，其家族也被全部杀光。如此一来，诸葛家族除了在老家山东琅琊一带的族人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幸存者就只剩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和诸葛诞之子诸葛靓，诸葛京在担任眉县县令之后，继续升迁，最后官至江州刺史……从此，史书上就不再有诸葛京后人的记载。

当前，在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各有一批姓诸葛的人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家谱记载着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在浙江，诸葛后人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但据说，他们都发源于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

从明代起，兰溪一带的诸葛族人主要以经营中医药业为主。据说这是秉承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祖训。后来，他们在此行业中逐渐发展壮大。清代中后期，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盛极一时。同时也造就了诸葛村今天众多华丽精巧的民居建筑。

说到徐淑的诗歌成就，还是要联系着她老公秦嘉一起说的。夫妻二人都可以诗文，当下存秦嘉诗六首和文二段；徐淑诗一首，文3段；除徐淑《为誓书与兄弟》外，都为夫妇往来叙情之作。从文人五言诗发展过程来看，秦嘉与徐淑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歌作品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渐趋成熟。诗歌评论家钟嵘更是在《诗品》中将他们列入中品。以为“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并认为徐淑诗仅次于班婕妤《怨歌行》、为汉代难得的女诗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女诗人、徐淑一生为一个情字而活、为情坚守、为情发光。所谓“比目连心游、鸳鸯结伴啼。河枯石已烂、身影不见离”。

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带领22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命丧刀下，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生衰死荣，令人握。怪不得民谚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称颂为“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赞颂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4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禁，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柳如是曾自号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别传》。

据史书记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由于她本人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可以在江南社会独自谋生，比名门闺秀有更多的活动自由，也更加见多识广，所以柳如是对人情世事颇有独到的见地。她超乎于一般女子的优点，不仅为人们所敬慕，而且她在儒生墨客的宴饮酒席中，有平等相待的特殊地位，甚而有人为她刊印诗文集。例如，柳如是的《尺牍》和《湖上草》就是她的一位密友汪汝谦为她刊印的，以传后世。汪汝谦既是富商，又是一位精通金石音律、善为诗文的才士。他极其推崇柳如是的文才，认为她是女中豪杰，经常邀请柳如是参加吴越名流的诗酒集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柳如是自称为“弟”，称汪为“先生”。清代女作家林雪在《柳如是尺牍小引》中赞誉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尺牍》中最具柳如是词文风格的代表作是《踏莎行》：

花痕月片，悉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

很多才子名士读了柳如是的诗文赞叹不已，甚至将她誉为女中状元，“谪来天上好居楼，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牍，篇篇蕴藉更风流。”

柳如是《湖上草》的诗作“脱尽红闺脂粉气”。也备受人推崇。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后，不仅为柳如是的诗才而感慨，更为她豪侠的男士气魄而激动，曾提笔写了三首绝句，其中第三首写道：“幅中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诗中写的就是柳如是自选意中郎君的佳话。（叶萍　文，摘录）

总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平定天下，成功复国，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恢复了中华，带领华夏复兴。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历代评价

●赵翼：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顺治帝：“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康熙帝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还说：“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

●毛泽东：“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商传：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顾城评价）

“张苍水的级别是南明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他不像岳飞，祭礼是不能按皇家规格来办，不能戴黄巾，由他的官阶品级决定。”（丁云川评价）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张玉兴评价）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在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当他看到宦官刘瑾擅权、贪赃枉法时，敢于直言纳谏，上书吏部部尚书，劝其秉政毋挠。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虽已因病返乡，也难逃罢官厄运。

何景明生性梗直，当文坛挚友李梦阳受迫害关到江西牢狱时，人人自危，惟何景明上书吏部为之奔呼。并在《应诏陈言治安疏》里，揭露皇帝存在的四个错误：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80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对故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明史》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

总评

嘉靖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治国与为政，诚如不少学者、研究者所指出的，有许多劣迹，如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等，但也不能不看到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史书上都会说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宠信“青词宰相”严嵩，奸人当道，国事日非。二十几年不上朝是真，但不上朝并不就是不管事。嘉靖帝在西苑修道的同时坚持亲自批阅奏疏，始终牢牢掌控着一切大权。嘉靖朝的外患严重，北方蒙古侵扰连绵，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围了北京，朝野震动。而东南沿海又有倭寇肆虐，南北夹击之下，朝廷一片忙乱。嘉靖帝忧而不惧，分别拣选重臣应对南北的侵扰，对地方大员既付以大权又责以重任。官员把事情办好了便升官加赏，毫不吝惜，若是稍有差池，更是毫不手软，直接逮回北京下狱论死。从结果上来看，在嘉靖末期，南北方的纷扰基本停息。严嵩虽然当权二十几年，但只要嘉靖帝出手，一道饬令就让严嵩丢官回家，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其他的督抚尚书人等，嘉靖帝更是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后世的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正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

政治上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积极改革，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

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清理勋戚庄田，鼓励生产，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

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

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阻挡倭寇入侵。

负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后期，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

嘉靖二十一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日求长生。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

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

历代评价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酒与文化，自古结下了不解奇缘。酒兴诱发文才，奇才更催豪饮。我们的文明古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朝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明朝状元曾棨（1372~1432年），永丰龙潭（今江西永丰县富溪乡曾家村）人，以豪饮与奇才闻名于世。

豪饮振邦交“虏使”酒探路。曾棨在当朝以饮酒海量著称。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虏使”（大国对来访的外交官的贬称）到京，欲侦探朝廷的虚实。他自认饮酒有海量才是表现一个民族的豪强剽悍，而自己便以豪饮为其强项。因此，首先即以酒探路，步步紧逼，以期逞能。奏凯而归。朝廷也深察其用意，自然就派曾棨前往陪饮。他便当仁不让，欣然奉陪。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饮至酒酣耳热之际，外使自况本民族的豪饮海量，剽悍强劲，不可一世。　　曾棨酒气豪。曾棨则极尽主人之谊，多多敬酒，待至客人自觉难以为继，有了几分醉意，这才奉劝起来：大明朝廷一贯主张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双方互助，边陲百姓大家安居乐业，岂不妙哉！客人听了深悟点头。主人更给客人斟满酒奉劝，宾主一饮而尽，酒至数巡，客人已不堪酒力，而主人谈笑风生，怡然自乐，酒意末阑，潇洒豪放。客人至此则深为感服，并恳切表示：回去一定如实禀报，大明朝廷宽宏大量，以使双方和睦共处，造福百姓。

文才魁天下三步对妙联。曾棨被誉为“江西才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才思敏捷。成祖皇帝朱棣在审阅其状元试卷时，就极其赏识，御笔亲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高质，启沃惟良显哉。”但是，有时兴起，还要难一难他。一次，乃吟出一上联：“红袖手提鹦鹉盏，来迎状元”，限三步就要对出下联。当他跨出第三步时，果真对出了下联：“白衣身到凤凰池，进朝天子”。又一次，正值元宵佳节，皇帝领群臣观赏彩灯，华灯灿烂，永乐帝大喜，即兴口吟一上联：“灯明，月明，大明一统，”令群臣对下联。群臣无人能对，哑口无言。即刻，只听曾棨大声吟对：“君乐，民乐，永乐万年。”皇帝当下大为欣赏嘉奖。　　一梅咏百诗。朱棣屡试曾棨的奇才以为乐，并图难倒他。于是，出一题梅花，令他作诗一百首。曾棨文学渊博，诗词歌赋无不精通，记序赞传得手应心。其中的作诗更是他的强项，如何难得倒他。当下凝神构思，欣然命笔，每首都是七律，仅第40首最后有一“梅”字，再无一个“梅”字。他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尽写梅花之鲜丽，抒发梅花之神韵，形象生动，寓意深远。文采喷发，一如梅花斗雪怒放。当朱棣击节诵吟，音律铿锵，口齿留香，怡情悦性，拍案称绝。于是，更是赞赏有加。一代文豪留下后世的著作有《睫巢集》18卷、《西墅集》10卷。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