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上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忽诸？”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

《全唐诗》收录其诗词30多首，多华艳之作，也不乏清丽之篇。其文学成就主要不在诗歌，而是体现在所著代表作《酉阳杂俎》之中。这部书内容繁杂，有自然现象、文籍典故、社会民情、地产资源、草木虫鱼、方术医药、佛家故事、中外文化、物产交流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诸如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王勃写文章蒙在被里打腹稿等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很广。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志怪小说。鲁迅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以为这部书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驾齐驱”。后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对这种文体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这部书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宋明以及清初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清代纪昀等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纲要》指出：对于这部书，“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

作为契丹人，耶律倍免不了北方民族的豪爽直率，但由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已变得外表宽让，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他以太子身份失去国主地位，却不曾兴兵征战，最终投奔国外，很明显是受到了“吴太伯让国”的影响。他让位以后长期受到弟弟的压制与监视却少有怨言，与他通晓阴阳之术，受道家玄学影响有关。可以说，中原文化的侵染，使他在皇位的角逐中，抵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表现出罕见的隐忍与退让，最终做出了“让国”的选择。

在流亡后唐期间，耶律倍突然变得“刻急好杀”起来。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后唐时有嗜饮人血的毛病，疯狂时甚至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微犯了点儿小错，耶律倍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掉她们的眼睛。他的暴躁脾气把嫁给他的汉妻夏氏吓得魂飞魄散，为防丈夫的辣手，以至于她请求削发出家为尼。史家评论耶律倍这种两极分化的性格时认为，这很可能与他在自己祖国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

阿保机对三个儿子的评价是：“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从中可以看出耶律倍的灵巧，也显示出阿保机对耶律倍的喜爱。

《辽史·义宗倍传》最后的“论曰”，高度概括、评价了耶律倍的一生：

綦毋潜是唐代江西最有名的诗人。前人对他的评价较高：“盛唐时，江右诗人惟潜最著”、“清回拨俗处，故是摩诘一路人”，说明他的诗风接近王维。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他与初唐、盛唐诗人的名字同列，“况唐人如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张燕公、张曲江、贾至、王维、独孤及、韦应物、孙逊、祖泳、刘虚、綦毋潜、刘长卿、李长吉诸公，皆大名家。”《河岳英灵集》的评议是:“潜诗屹峭茜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历代诗评家也基本上持此观点。从内容上说，他的诗多为山水纪游，咏赞自然风光，也即是《唐人才子传》所说的“善写方外之情”。从诗作的风格上讲，他的诗以清丽典雅，恬淡适然为特色，作为这一特色的代表，历代诗选家均以《春泛若耶溪》为最。

《唐才子传》载：潜，字孝通，荆南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及第。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复授校书，终著作郎。与李端同时。诗调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后见兵乱，官况日恶，挂冠归隐江东别业。王维有诗送之，曰：“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一时文士咸赋诗祖饯，甚荣。有集一卷行世。

赵光逢年幼时爱读经典书籍，一举一动都很守规矩，人们把他看作像“玉界尺”那样正直温和的人。赵光逢眼见王道衰退，有人结党，他担心灾祸殃及自己，因而辞官到伊洛隐居，前后达五六年之久。 曾经有个女道士寄放了二十两黄金在他家里，后来女道士死了。二十年后，赵光逢便将金子交给官府，金子上的旧封条还在。

同光初年，他的弟弟赵光胤为平章事，时常到家中拜访，曾经谈到政事，有一天，赵光逢在门上题字道：“请不要谈论中书省的事。”他就是这样清净寡欲，端正沉默。曾经有个女道士寄放二十两黄金在他家里，碰上乱世，女道士死在别处。二十年后，金子不好还给谁，便交给河南尹张全义，请转送给道观，金子上的旧封条还在。他在两个朝代任官，四次退休，遵行伦常，不暗中作坏事，官员绅士都敬仰地把他当作名教主。天成初年，迁太保退休，封齐国公，死在洛阳。皇上下诏赠为太傅。

褒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五）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酒与文化，自古结下了不解奇缘。酒兴诱发文才，奇才更催豪饮。我们的文明古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朝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明朝状元曾棨（1372~1432年），永丰龙潭（今江西永丰县富溪乡曾家村）人，以豪饮与奇才闻名于世。

豪饮振邦交“虏使”酒探路。曾棨在当朝以饮酒海量著称。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虏使”（大国对来访的外交官的贬称）到京，欲侦探朝廷的虚实。他自认饮酒有海量才是表现一个民族的豪强剽悍，而自己便以豪饮为其强项。因此，首先即以酒探路，步步紧逼，以期逞能。奏凯而归。朝廷也深察其用意，自然就派曾棨前往陪饮。他便当仁不让，欣然奉陪。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饮至酒酣耳热之际，外使自况本民族的豪饮海量，剽悍强劲，不可一世。　　曾棨酒气豪。曾棨则极尽主人之谊，多多敬酒，待至客人自觉难以为继，有了几分醉意，这才奉劝起来：大明朝廷一贯主张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双方互助，边陲百姓大家安居乐业，岂不妙哉！客人听了深悟点头。主人更给客人斟满酒奉劝，宾主一饮而尽，酒至数巡，客人已不堪酒力，而主人谈笑风生，怡然自乐，酒意末阑，潇洒豪放。客人至此则深为感服，并恳切表示：回去一定如实禀报，大明朝廷宽宏大量，以使双方和睦共处，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