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裴諝后来因事受到牵连，被贬为阆州（四川阆中）司马，但不久即召还为太子右庶子，后历兵部侍郎，至河南尹、东都副留守。裴諝因先祖曾有四代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上任后，一直不肯坐在主位上处理公务，他以宽厚和易著称。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终，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

总评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治理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

他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观点，“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因性格诙谐，滑稽多智，常在武帝面前谈笑，被汉武帝视为倡优之类人物，始终不得重用。于是东方朔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抒发不满。其中赋体散文《答客难》是其代表作，开了赋体文学的新领域。杨雄的《解嘲》和班固有《答客戏》，都是由《答客难》的形式发展来的。

东方朔亦著有《神异经》。在后来的各种记载中，东方朔的事迹常被神化，将其描绘成暂居人间的神仙之类的人物。李白也有诗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东方朔同时因其滑稽多智被尊为相声业的祖师爷。

东方朔是一个协助汉武帝巩固政权，打败匈奴、扩展疆土的智慧文人 他报读史书 精通兵法 由于过于狂妄自大 一直没得到武帝的重用 既不重用 也不流放 就这样 到后来汉武帝野心膨胀 到处征战 东方朔规劝不了 使得民不聊生 他知道这也有他的责任 因此悄然离开他过去一直向往的宫殿，归隐田间。

程颢、程颐经学思想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亦是经学史上的宋学发展为思想史上的理学的重要标志。二程以新儒学的义理来阐释儒家经典，是其与前代儒学的基本区别，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二程创立的天理论哲学代表了宋代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二程确立了理学的道统论，由此体现出其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颢和程颐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谓宋学（注：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学界也有指宋代学术总称）泰斗。

《辞海》：程颢，教育家、哲学家。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但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总评班婕妤相貌秀美，文才颇高，尤其熟悉史事，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她经常开导汉成帝；班婕妤还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她的词曲有感而发，使汉成帝在丝竹声中受益匪浅。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她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班婕妤的贤德在后宫中也是有口皆碑。因她不干预朝政，谨守礼教，深受时人敬慕，有“古有樊姬，今有婕妤”之称。

班婕妤算得上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女，但宫廷女子的作用本来就是讨皇帝的欢心，是否有才倒不重要。会做诗的班婕妤，终是敌不过会飞舞的赵飞燕。班婕妤堪称古代妇德的楷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又未尝不是为此所害。

班婕妤的一生可以看作是古代后宫嫔妃生命历程的一个标本。她的人生从繁华到萧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后宫嫔妃们的普遍人生境遇。她们或许凭借才华美貌，能赢得帝王的一时喜爱或宠信，但终会因人老色衰或其它种种原因而被无情地抛在一边，渐渐被忘却。更言之，班婕妤的生命历程，也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

钟嵘《诗品》将班婕妤列入上品诗人十八位之列。西晋博玄诗赞她：“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臣君。纳侍显得，谠对解份。退身避害，云邈浮云。”

历史评价曹植：“有德有言，实惟班婕。盈冲其骄，穷悦其厌。在夷贞坚，在晋正接。临飒端干，冲霜振叶。”

学问大家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他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王平甫文集序》)。

文章如《后周书序》、《韩干画马跋》，借题发挥，议论爽快，绰有深意(《艇斋诗话》)。

诗歌格律稳健，风韵秀雅，足以名家(《诗薮》外编卷五)。七言诗佳句如“桧作寒声风过夜，梅含春意雪残时”(《缭垣》)，“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甘露寺》)，“若怜燕子寒相并，生怕梨花晚不禁”(《春阴》)，“北固山横三楚尽，中泠水入九江深。纷纷落月摇窗影，杳杳归舟送梵音”(《同器之过金山奉寄兼呈潜道》)，颇有唐诗风韵。

还擅长作词，《减字木兰花》(春情)词有“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之句，将思春情绪写得缠绵悱恻，楚楚动人。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低于县令）。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总之，作为一个著名赋家，王褒没有司马相如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无法达到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描写那些独具特色的事物。在汉赋的题材开拓、手法创新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仍然不愧为一代名家。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乃是巴蜀人民乐观开朗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巴蜀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