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谢朓的诗当然也不无缺点。譬如它们往往不能做到全篇尽善尽美；与篇首相比，结尾显得比较平踬。因而它们只能是向盛唐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中间”作品。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文学史上就愈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九天揽明月。”这是对谢朓诗歌的最恰当的评价。李白自己一生追求的便是像谢朓诗歌所体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此外谢朓的诗歌，对盛唐“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谢朓在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北魏、北齐、北周政权，南方先后为刘宋、南齐、南梁、南陈政权。郦道元虽然只是活动在北魏统治的地区之内，但他的著作并没有受政权和地域的限制，他的视野远远地超出了北魏政权统治的范围，反映了他盼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的心情。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朝鲜的坝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新头河 （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今苏联咸海），北到流沙 （今蒙古沙漠）。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

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突破了《水经》只记河流的局限。他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等古今情况，并且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和距离的观念。像这样写作严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裴度由一个书生凭辞章辩才、对答策问考中制科，数年之间，几经浮沉，获得清贵、接近皇帝的官职。适逢时局艰难困苦，而能奋发奏召决策机要，亲身广行讨伐逆贼，成为人们崇仰的中兴名臣。在宪宗元和（806年—820年）、穆宗长庆（821年—824年）年间，众乱臣贼子，积蓄了力量却意气衰颓，害怕的是裴度的声威。裴度身材不超过中等，但风神俊爽、文采出众，应口答对雄辩有力，观者听者为之震动。当时凡有出使极远地区的使臣，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君长必定问裴度的年岁多大，形貌与谁相似，天子是否正任用他。他的威名传扬到远方、流传于俗众，中原、异邦对他都如此畏惧钦服。裴度当时的威信名望、德操功业，与郭子仪并驾齐驱。他进调朝廷，以一身维系国家的安危，对时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达二十年。凡是委任将相，不论贤士还是不正派的人，无不首推裴度，他被士大夫爱戴推重到如此境地。即使是晋代的江左王导、谢安，在风雅之士与流俗之辈中安坐能起镇定作用，但在大的谋略上，裴度又超过了他们。他曾自赞道：“尔身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

朱长文《续书断》把它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并列为妙品。宋欧阳修《六一题跋》云：“传师书非一体，放逸可爱。”宋代米芾对他人的书法很少许可，但对沈传师极为推崇。说沈的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人称中唐以后沈书最佳，米芾自称学大书以沈传师为主。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善楷、隶、行、草，以书自名”。

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517—520），年轻的萧纲（十五至十八岁）正处于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为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为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出为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萧纲入主东宫，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为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为副领袖，又得著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虽然徐摛、庾肩吾这两位早期健将在东宫初期曾先后离开过东宫，但是，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 写作宫体诗的主张除了与“新变”的文学观念有关之外，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氛围、与永明体以来文学史发展的趋势也并不矛盾。宫体诗的倡导、宫体新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学史实际是可以衔接得上的。宫体诗的基本观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张“新变”，所以反对复古；主张修辞，所以反对“阐缓”冗长；主张文娱审美的倾向，所以主张“放荡”，主张美文学。

卢思道一生，聪爽俊辩，通侻不羁；不持操行，好轻侮人。因而，他的仕途并不通畅，但文章诗词却是非同寻常。其代表作《听鸣蝉篇》抒发了“暂听别人心即断，才闻客子泪先垂”的乡思，也讥讽了长安权贵们“富贵功名本多豫，繁华轻薄尽无忧”的生活，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其《从军行》无疑是古代边塞诗的佳作，“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真切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其文以《劳生论》最负盛名，揭露了北齐、北周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颇为生动传神：“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艺能，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靡愧友朋，莫惭妻子。外呈厚貌，内蕴百心，繇（介词：作“自”解）是则纡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帻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钟，耳倦丝桐，口饫珍旨。虽素论以为非，而时宰之不责，末俗蚩蚩，如此之敝。”——被近代文学家钱钟书赞誉为：北朝文章的压卷之作。

周墀在朝屡进正直之言，以大公无私、直言敢谏、不避权贵、荐贤不避亲仇著称。后因议河湟（西戎）事，不合皇上旨意被罢相，改拜检校刑部尚书，以御史大夫出任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兼剑南东川节度使。未及起程赴任，起居郎、驸马都尉郑颢向宣宗皇帝进谏：世人都称周墀因直言为宰相，今又因直言免官，天下难服。周墀一去，以后朝中还有谁敢直言进谏。宣宗悔悟，追制改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加食邑五百户。周墀59岁卒。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郭子仪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收复两京之战、邺城之战等重大作战；安史之乱后，他计退吐蕃，二复长安；说服回纥，再败吐蕃；威服叛将，平定河东。他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史书称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郭子仪不但武功厥伟，而且还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处理问题，资兼文武，忠智俱备，故能在当时复杂的战场上立不世之功，在险恶的官场上得以全功保身。

郭元振守边多年，无显赫武功，以建设、安抚见长，故能“克致隆平”，“安远定边”。他“武纬文经”，以诚信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因而深得他们的爱戴，能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突厥、吐蕃之兵，这就是所谓的“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了。此等边将，对于保持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梁代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认为，南北朝宋齐两代能诗文的女子，只有鲍令晖、韩兰英两人。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俱见《诗品》下卷）。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因此，鲍令晖就成了宋、齐两代唯一留有著作的女文学家了。

鲍令晖是“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的妹妹。鲍令晖的诗才虽不如鲍照，可是，鲍照却对宋孝武帝这样说过：“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左思。”（《诗品》下卷）左思，是晋太康文坛上重要作家，曾以他的《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左芬是左思的妹妹，晋武帝的贵嫔，写有《离思赋》、《啄木鸟》等诗文。鲍照在这里是自谦，然而却把鲍令晖与左芬相提并论，并为有似左芬一样才华的妹妹而自豪。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家父子、兄弟、夫妻为文学家的多有，似左思兄妹一样同为文学家的则罕见。因此，鲍照以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妹妹而自豪，也并不奇怪。

《小名录》记载说：“鲍照，字明远。妹字令晖，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