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威的史学贡献

魏书

《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共一百二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其二十卷志尤有价值，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六百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官氏志》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一百三十馀次之多。《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历来为人所诟病处在于其矫饰之过，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魏澹《后魏书》、李延寿《北史》、《高氏小史》等补足。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有点校本。

王彦威出身儒学世家，青年时代曾撰《元和新礼》30卷，因而担任太常博士。文宗大和6年担任史官。在担任史官期间“又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关于《唐典》，可以在王彦威《进\u0026lt;唐典\u0026gt;表》中看到具体情况。《唐典》是国史基础上“略其繁文，举其机要”而撰成的一部唐代编年体通史。范围是“起自武德，终于永贞”，即撰写从唐高祖时期开始一直到唐顺宗时期的历史。

根据《新唐书·艺文录》，王彦威还撰有《虚古今谥法》14卷，参与撰写《穆宗实录》20卷，《元和取台礼》30卷，《续取台礼》30卷，《内典目录》12卷等。可见他对于儒、佛都有很大的兴趣。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特殊的反映。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除《宋书》外，沈约还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

但是，沈约在南朝的刘宋、萧齐和萧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为齐武帝撰《宋书》时，曾经因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职而避讳了很多从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时期的史实。民国史学家蔡东藩曾认为《宋书》讳莫如深。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

创作主旨范晔在狱中，写了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

体例创新《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又有所创新。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首创的《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

此外，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艺术特色《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其《后汉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惯于大量使用对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现了四六相间的标准骈体形式，造句明显倾向于整齐化、骈俪化；范晔还致力于追求语言的声韵美，运用音韵的规律来润色序论的创作，其序论赞，文辞精美、音节和谐、铿锵可诵，富有音律美。

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

思想倾向范晔是一个无神论者，反对天命论、图谶说。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表明了赞同的态度。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范晔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他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未对起义领袖张角等立传。

尚简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直笔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 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 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作品数目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

主要内容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他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及赋、曲、杂文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夏完淳研究专家白坚先生总结其主要内容为：　　其一，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诗集中大量篇章直接间接、多方多面、借古喻今、因物寓意地表现了诗人心怀故国、志在南归、念切中兴的思想襟怀和抱负。尤其可贵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等，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其二，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完淳的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的内容。　　其三，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和哭钱熙的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千百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

艺术表现夏完淳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幼年时代吸收的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实际斗争的磨炼，都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就诗论诗，亦足以睥睨一代，辉耀千秋，屹立于古今爱国诗人之林。

影响后世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 即十八岁——作者注），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诗文风格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如《军中有作》、《军宴》、《江城》、《避地》、《即事》、《翠华篇》等诗，小令《狱中草》，套数《自叙》、以及赓续其父所写的《续幸存录》等等，记述了江南亡国之变和自己抗清斗争的史实。叙事抒情，都有生活实感。　　展示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他投笔从戎之后，“风骈霜胝，提襟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忠臣之冤酷”，以血泪写了《大哀赋》，抨击了明朝廷弊政，剖析了亡国原因，描写了“竿木群兴，风云毕会；兴六月之师，振九天之锐”的战争经历，表达了“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复国志向，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同样的思想内涵，也见于《易水歌》、《博浪沙歌》、《南越行送人入闽》、《题曹溪草堂壁》、《霸图》等大量诗中；而在他被捕后写的《南冠草》中，有了更大的发扬。如其中《别云间》写道：“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寄内》：“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等句，都充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他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作品中流露出昂扬的乐观精神。如《哀燕京》诗写道：“风云江上钟山气，夜看牛斗伫中兴。”《土室馀论》文中也说：“呜呼，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魄。”充满了光复故土的必胜信念。　　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形成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他悼念老师陈子龙的诗《细林野哭》：“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真挚的战斗情谊，极为感人。正如陈均在《夏节愍全集序》中所评：“故其忠肝义胆，发为文章，无非点点碧血所化。”

作品编集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嘉庆十二年(1807)，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14卷。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加校订，编印为《夏完淳集》，为今日较完备的通行版本。《狱中上母书》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教材。《别云间》被选为初中语文教材。

作品风格慷慨悲凉、高亢激越、语言华美、意境苍凉悲壮、爱国激情、时代气息。

轶事典故夏完淳少年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他问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无从回答。

《本草纲目》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明李时珍著。　　五十二卷。书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　　全书共分为十六部、六十类。　　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方一万一千九十张。　　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辩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方”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　　并附有一千一百余幅药物形态图。内容极为丰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中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复刻甚多，并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流传，为世界药物学者、植物学者所重视。

《濒湖脉学》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王磐在担任翰林直学士期间，由于他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深受众人的拥赞。王磐连惩了忙兀斛、西域大贾后，在真定扶持了正气，打击了邪恶，再加上他极力推行世祖忽必烈的以“农桑为急务”的方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真定也出现了繁华稳定的局面。

法规制度

海瑞曾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兴革条例》，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 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

海瑞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明代法律规定与当时的国情，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因为当时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海瑞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清廉作风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断案技巧

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袁了凡在许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1.博学多才、涉足极广　　袁了凡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　　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如在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也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2.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　　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　　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它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　　袁了凡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与另一位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1586)的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倡举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又建立同善会馆，作为经办善业的常设机构和公所。同善会馆是江南最早兴起的民办慈善组织，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雏形，成为后来风行全国的乡村社会团体，引发了清代民间力量组织介入慈善机构的浪潮，具有重大意义。

3.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　　功过格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它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袁了凡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到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重的一笔，用专门的著作来写！”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今云南腾冲），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徐宏祖霞客，后世誉之为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乃至史学家；其研发价值，代有精进，称之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自是中外公论。《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写的就是徐宏祖从宁海西门进入天台山脉的事。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四），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左、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瞿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叩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说︰‘余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辩难（《紫柏全集》卷三〈法语〉）。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达观大师塔铭〉），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

1362年考中进士，翌年任忠州司录、典校主簿。1375年遭权臣保守势力的诬陷，过了7年的流放和地方飘泊的生活。1383年恢复官职后，成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李朝建立后，郑道传先后担任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国家要职，后在王宫内乱中受牵连被杀。他的著作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等各领域，哲学代表作有《佛氏杂辩》、《心气理篇》等，均收录在《三峰集》（14卷）中。还有《学者指南图》。

郑道传以朱熹的“万理皆实”为武器，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的“万理皆虚”的宗教迷信说。他认为“太极”是先行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实体，阴阳是从太极中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他的“理气”观是唯心主义的，认为“理”是“天理之先”，派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是“气”“心”的根据和始源；“气”由“理”派生，“心”亦由“理”禀生。他的专著《佛氏杂辩》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全面批判的著作，发挥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思想。郑道传反对佛教“轮回之说”，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形质”与“神气”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不复存在，人死了，精神再不能存在。他还提出事物处于不断发生、发展、消亡的运动变化之中的辩证思想，认为“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这种“生生无穷”，“运行不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质的变化，前进的发展。

郑道传在认识论上尽管有“知万物之理具于吾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但也提出对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人们可以借“璇玑”、“玉衡”等仪器和数学“乘除”的计算法来认识和计算的合理观点。

郑道传的伦理道德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特别强调“忠孝”思想，又是“性三品”说的提倡者。但是，他作为改革派的政治家，在同佛教大僧侣、权臣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提出整顿土地制度、抑制世臣大地主和大僧侣的特权、巩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

李泌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被历来以儒家出身、执笔写历史的大儒们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　　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早慧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识。在唐玄宗（明皇）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七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慎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到了成年的时期，非常博学，而且对《易经》的学问，更有心得。他经常寻访嵩山、华山、终南等名山之间，希望求得神仙长生不死的方术。　　到了天宝时期，玄宗记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别召他来讲《老子》，任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因而与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钻研于道家方术的修炼，很少吃烟火食物了。 有一天晚上，他在山寺里，听到一个和尚念经的声音，悲凉委婉而有遗世之响，他认为是一位有道的再来人。打听之下，才知道是一个作苦工的老僧，大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常收拾吃过的残羹剩饭充饥，吃饱了就伸伸懒腰，找个角落去睡觉，因此大家便叫他懒残。李泌知道了懒残禅师的事迹，在一个寒冬深夜，独自一个人偷偷去找他，正碰到懒残把捡来的干牛粪，垒作一堆当柴烧，生起火来烤芋头。这个和尚在火堆旁缩做一团，面颊上挂着被冻得长流的清鼻水。李泌看了，一声不响，跪在他的旁边。懒残也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一面在牛粪中捡起烤熟了的芋头，张口就吃。一面又自言自语地骂李泌是不安好心，要来偷他的东西。边骂边吃，忽然转过脸来，把吃过的半个芋头递给李泌。李泌很恭敬地接着，也不嫌它太脏，规规矩矩地吃了下去。懒残看他吃完了半个芋头便说：好！好！你不必多说了，看你很诚心的，许你将来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道业却不说了！拍拍手就走了。

出谋划策到了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到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　　这个时候，李泌已少吃烟火食。肃宗有一天夜里，高兴起来，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三王争取，也不肯赐予。外出的时候，陪着肃宗一起坐车。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便是皇帝，旁边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觉得不是办法，就特别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并且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玄宗），中间又作过我的师傅，要请你帮助我儿子作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谁知道他后来帮忙到子孙四代呢！ 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肃宗对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满，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坟墓，烧他的尸骨。李泌力谏不可，肃宗气得问李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当年用错了人，是上皇（玄宗）的过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难免会有过错。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严厉处分，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是揭玄宗的疮疤。你父亲年纪大了，又奔波出走，听到你这样作，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伤心，一旦病倒，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养老父。这样一来，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肃宗经过他的劝说，不但不意气用事，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痛哭着说：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这就是李泌“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笔。唐明皇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全靠他的周旋弥缝。　　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他就当时的情势，定出一套围剿的计划。首先他断定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党羽，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目的只在抢劫，“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因此，他拟定战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诩，入河东，隔断盗魁四将，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让盗众能通关中，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粹劲骑，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帝子建宁王李谈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后来都不出其所料。这便是李泌的“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 后来最可惜的，是唐肃宗急功近利，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便自粉饰太平，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　　为了特别褒扬久被埋没的李泌长才，再略加说明他的行谊事绩。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首都长安，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便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李泌就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想要速得两京，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全靠碛西突骑（骑兵）、西北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情况，春天来得较早，气候容易闷热，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战士们思春。也会想早点回家，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那么，沦陷中的敌人，又可休养士卒，整军经武以后，必复再度南来，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但是肃宗这次，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急于收复两京，可以称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 两京收复，唐明皇还都做太上皇，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请求隐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就准他退休，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另有一说，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是在他避隐衡山的时期。总之，“天道远而人道迩”，仙佛遇缘的传说，事近渺茫，也无法确切地考据，存疑可也。 英雄退步学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不了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当皇帝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后来称号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到处仍有很好的政绩，这便是李泌的“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自处之道。　　当时奉命在奉天，后来继位当皇帝，称号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适，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辕），授以左散骑常侍。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到了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封为邺侯。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以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睡。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总之，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经的筹划，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 但德宗却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如对你有恩的，我会代你还报。李泌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他们，都自毙了。过去与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但是如你方才所说，我可和你有所约言吗？德宗就说，有什么不可呢！于是李泌进言，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言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认为很对，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着皇帝感泣而谢。

认真负责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曾经与皇帝力争相权。因为德宗对他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张延赏），刑法委浑（浑碱）。”李泌就说：“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听了，便笑着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说的完全对。

调和皇家矛盾不幸的是，宫廷父子之间，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说：“卿不爱家族乎？”意思是说，我可以杀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说：“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独任汝为相，不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巨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　　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梯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杀了儿子建宁王李谈）德宗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耳。”李泌说：“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观兹事。且其时先帝（德宗的父亲代宗）常怀畏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黄台瓜辞》，唐高宗太子——李贤作。武则天篡位，杀太子贤等诸帝子，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搞令瓜希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德宗听到这里，总算受到感动，但仍然说：“我的家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说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回到内宫，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不可自裁，他对太子说：“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特别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对他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李泌听了，拜贺之外，便说：“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预知似的。　　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况且“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亮的高明，他在荆州，便不敢正面答复刘传问父子之间的问题。但在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排难解纷，调和其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实在是古今历史上的第一人。

最后贡献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

段成式在当时文名颇著，与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号称“三才”，但其诗歌艺术成就远逊于温、李。所著《酉阳杂俎》，分类记载各种异事方物，被《新唐书·艺文志》列入了小说家类。书以内容广博，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学者多所征引。所记古代中外传闻、神话、故事、传奇，丰富多彩，有些篇章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为研究唐传奇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同时，书中还辑录了南北朝和唐代的若干史料，其中记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秘闻轶事，南北朝交聘使者的应对和仪礼，以及民间婚丧嫁娶、风土习俗，旁及中外文化、物产交流，这些或得之于传闻，或采之于遗文秘籍，为我们研究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关于陨星、化石、矿藏的记载，动物、植物形态、特性的说明，也极富科学价值。 　　《酉阳杂俎》在国外，也颇受重视。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所著《中国伊朗编》，英国作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曾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李更摘引书中不少材料。当然，书中也有诡怪不经、荒诞无稽之谈，是其糟粕。

另外，段成式的诗文也有一定的成就，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时号“三十六”，因段、温、李三人皆排行十六，故有“三十六体”之称。三人皆为晚唐文之高手。研究段成式的诗文，可与其笔记小说相互参照，对全面了解唐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大有裨益。

王彦威出身儒学世家，青年时代曾撰《元和新礼》30卷，因而担任太常博士。文宗大和6年担任史官。在担任史官期间“又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关于《唐典》，可以在王彦威《进\u0026lt;唐典\u0026gt;表》中看到具体情况。《唐典》是国史基础上“略其繁文，举其机要”而撰成的一部唐代编年体通史。范围是“起自武德，终于永贞”，即撰写从唐高祖时期开始一直到唐顺宗时期的历史。

根据《新唐书·艺文录》，王彦威还撰有《虚古今谥法》14卷，参与撰写《穆宗实录》20卷，《元和取台礼》30卷，《续取台礼》30卷，《内典目录》12卷等。可见他对于儒、佛都有很大的兴趣。

当然是他在茶学或茶业方面对我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一点，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一直是后人对陆羽研究、介绍的主要方面。由于大家对陆羽这些方面的贡献并不陌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讲他茶学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

陆羽之被尊为“茶圣”或茶叶专家，基本上是他逝世以后的事情。在他生前，他虽然以嗜茶、精茶和《茶经》一书就名播社会或已有“茶仙”的戏称，但在时人中，他还不是以茶人而是以文人出现和受到推崇的。这是因为其时茶叶虽在《茶经》问世以后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时属初创，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和古老的文学相比。其次，《茶经》一书，是撰于陆羽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之后，即陆羽在茶学上的造诣，是在他成为著名的文人达士以后才显露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成就。

《茶经》的成书年代，坊间说法很多，笔者是从万国鼎撰于公元“758年左右”①说。天宝五年李齐物贬官竟陵时，陆羽还身在伶界，被李齐物发现后，才弃伶到“火门山邹夫子墅”读书。但至十一年崔国辅谪任竟陵司马时，陆羽便学成名遂，文冠一邑了。据记载，崔国辅到竟陵以后，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谈永日”，并把他们唱和的诗还汇刊成集。崔国辅其人据载，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于休烈为试文之官。崔国辅以诗词尤其是以古诗见长。《河岳英灵集》载：崔国辅的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不及也。”①陆羽与崔国辅游处三年，不但名声由崔而更加显要，同时也从崔国辅身上，显然进一步学到了不少学问。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以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誉全国以后，以至在陆羽的后期或晚年，他还是以文人称著于世。如权德舆所记，他从信州（今江西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辣”；后来由南昌赴湖南时，“不惮征路遥，定缘宾礼重。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②。所到一处，每离一地，都得到群众和友朋的隆重迎送。社会上所以对陆羽有这样礼遇，如权德舆所说，不是因为他茶学上的贡献，而是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③，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所以，从上面的种种情况来看，陆羽在生前和死后，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说他死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为《茶经》所掩”，成为茶业的一个偶像的话，那么，在生前，相反，他在茶学方面的成就，是为文学所掩，他是以“词艺卓异”闻人的。

陆羽生前和高僧名士为友，在文坛上是活跃和有地位的。但可能他受当时社会上某些名士“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他对文学和对茶叶的态度也一样，喜好但不偏一。所以，反映在学问上，他不囿于一业，而是涉猎很广，博学多能。

过去笔者根据陆羽一生的活动和著述，曾提出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音韵和小学专家、书法家、演员、剧作家、史学家、传记作家、旅游和地理学家。

如果我们笼统称陆羽是一位历史学家，除去他编著过《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志》和《吴兴刺史记》等一些史学著作外，他还是一位考古或文物鉴赏家。据皎然在《兰亭石桥柱赞》的序文中称，大历八年（773）春天，卢幼平奉诏祭会稽山，邀陆羽等同往山阴（今浙江绍兴），发现古卧石一块，经陆羽鉴定，系“晋永和中兰亭废桥柱”。为什么请陆羽鉴定，陆羽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皎然说得很清楚：“生（陆羽）好古者，与吾同志。”再如我们称陆羽是一位地理学家，细分，他还可以说是一位研究山水和编写地方志专家。如独孤及刺常州时，无锡县令为整修惠山名胜，“有客竟陵羽，多识名山大川”，还特意请了陆羽当“顾问”。说明陆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对地理尤其是对山水是有研究的。陆羽在流寓浙西期间，为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曾编写了《吴兴记》、《吴兴图经》、《慧山记》、《虎丘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多种地志和山志，说明他对方志的学问也是很感兴趣和极有研究的。

一种说法陆羽以《易》自占，得《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其意为鸿雁飞于天上，四方皆是通途，两羽翩翩而动，动作整齐有序，可供效法，为吉兆。按此卦义，当时还没有姓名的陆羽自定姓为“陆”，取名“羽”，又以“鸿渐”为字。这仿佛谕示着：本为凡贱，实为天骄；来自父母，竟如天降。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

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九岁时，有一次智积禅师要他抄经念佛，陆羽却问：“释氏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能称有孝吗?”并公然称：“羽将授孔圣之文。”住持闻言，颇为恼怒，就用繁重的“贱务”惩罚他，迫他悔悟回头。陆羽被派去“扫寺地，结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并不因此气馁屈服，求知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他无纸学字，以竹划牛背为书，偶得张衡《南都赋》，虽并不识其字，却危坐展卷，念念有词。积公知道后，恐其浸染外典，失教日旷，又把他禁闭寺中，令芟剪卉莽，还派年长者管束。

眨眼三年，陆羽12岁，觉得寺中日月难度。趁人不备，逃出龙盖寺，到了一个戏班子里学演戏，作了优伶。他虽其貌不扬，又有些口吃，但却幽默机智，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陆羽亦不例外。唐天宝五年，竟陵太守李齐物在一次州人聚饮中，看到了陆羽出众的表演，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抱负，当即赠以诗书，并修书推荐他到隐居于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贬为竟陵司马。是年，陆羽揖别邹夫子下山。崔与羽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天宝十五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行前，崔国辅以白驴、乌堼牛及文槐书函相赠。一路之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次年，旅居丹阳。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蘑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迟疑徘徊，每每至日黑兴尽，方号泣而归，时人称谓今之“楚狂接舆’。

另一种说法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茗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被遗弃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不知其父母是何许人，后被龙盖寺住持僧智积禅师在竟陵（湖北天门县）西门外西湖之滨拾得，并收养。

《陆文学自传》是陆羽于二十九岁时为自己写的小传，可信度较高。他在自传中写道：“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又《新唐书·陆羽传》载，他稍大一些，“以《易》自筮”，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词由智积禅师定姓为“陆”，取名为“羽”，以“鸿渐”为字。

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但都未就职。

奏请购募

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人受诏撰《艺文类聚》。当时，战乱之后，书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渊上奏，请以重价购求天下遗书，置书吏修缮补录，数年间，群书大备。贞观中，又奏议修纂梁、陈、周、齐、隋五史，他主修《周书》。高宗朝，官弘文馆、崇贤馆学士，迁国子祭酒。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晚年著述尤勤。编有《五代史志》、《大唐礼仪》、《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皇帝封禅仪》等。

成绩可观

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

贞观二年

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参与撰修

二十四史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

史学讲解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政治讲解

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正统观念

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

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

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

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是史学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