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伯的历史评价

刘基的历史功绩在于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帮助朱元璋勇敢地担负起统一中国这一伟大任务。他主要干了如下六件大事：

（1）帮助国主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将，子兴死后，小明王韩林儿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借用龙凤年号，名义上受小明王节制。在攻克南京，据淮河江左地区，下浙江后，朱元璋被手下奉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仍奉韩林儿。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独基不拜。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所谓天命，就是要朱元璋有雄心壮志、大展宏图、担负起打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使命。

（2）协助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朱元璋起于淮右，渡江后，势力发展较快，但仍只局限于浙江一带，且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均为劲敌，稍有不慎，就有败亡之危。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士诚据有苏湖富饶地区，宜先攻取。但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这战略决策，遂成帝业。

（3）在重大战役中，或运筹帷幄，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基因谙韬略，通天文地理，故往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如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三十万，战舰五千只，攻下太平，进驻采石矶，直逼金陵，势甚器张。当时朱元璋驻金附守兵仅十万余。由于双方力量对悬殊大，朱元璋军中文武大臣乱成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有的主张出击，一决雌雄……独刘基一人张目不言，朱元璋就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征求意见。刘基说：“主张投降和逃跑者，应杀头治罪，因他们不看大好形势，散布失败情绪。事实上，陈友谅自以为兵强势众，又打了几次胜仗，更是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的骄傲情绪，设下埋伏，使计诱其深入，一鼓可破。”朱元璋听了刘基这番独见后，乃定征伐之计。刘基勇气奋发，计划立就：首先遣人诈降，使康茂才诱陈友谅夜来劫城，并约定陈友谅至江东木桥边呼“老康”为联络信号。陈友谅不知是计，结果点精兵三十万，行至江东桥边，并无木桥，是座铁桥，使人呼“老康”，又无人答应。正在疑惑间，又突遇暴雨，四下伏兵齐出击，陈友谅鼠窜狼奔，败退至江边。谁知原有渡江用的战舰，刘基以计尽将拘掠，仅留破船三百只于江边。陈友谅败军争先逃渡，行至江中，又突闻火炮声，破船连人沉没一半多。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军，挫败陈的锐气，乘胜收复太平，攻下安庆、信州、兖州。陈友谅只得带领剩余的伤卒败将仓惶地逃回汉阳。

三年后（1363年7月），陈友谅重整旗鼓，号称百万，再度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中作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在这胜负的关键时刻，刘基始终和朱元璋在一条船上参与军机，运筹帷幄。一次，他忽然发现水鸟惊飞，刘基预知这是陈友谅的船队集中力量向朱元璋的指挥船开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拉起朱元璋转到另一条船上，当他们还未坐定，原来那条船已被陈友谅火炮打得粉碎。当时陈看到朱元璋的指挥船已被打沉，大喜过望。不料朱元璋仍在指挥战斗，士兵越战越勇，最后大败陈友谅，陈也在这次水战中败死。这次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历史上称为鄱阳湖之战。

（4）洪武开国之前，1366年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1367年授太史令，上戍申大统历，并与李善长、杨宪、傅献、陶安等一起定律令。平定张士诚后，有张昶者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及时提醒朱元璋“居安思危”。

（5）洪武开国以后，刘基奏立《军卫法》，提出“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主张，肃纲纪，整吏治，严惩贪枉。如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虽丞相李善长出面替其义子说情，刘基仍将李彬奏斩。刘基还谏止营建东都，提醒朱元璋不要轻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王保保\u0026lt;扩郭帖木儿\u0026gt;未可轻也。”

（6）六十一岁告老还乡，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临终前遗嘱次子仲璟，待胡惟庸败后上奏朱元璋：“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

以上六件大事，前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打天下，后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巩固天下。说明刘基是位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他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治国良臣。

据有关文献记载，刘基的先祖是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一带）人，后迁往鄜延（今属陕西）。北宋灭亡 ，刘基的七世祖乃南宋初年荣国公、鄜王刘光世“南渡”到临安（今杭州一带）。据周群教授考证，刘光世到江南后，虽也“屡屡迁寓”，“ 但大致不出今浙江境内”。刘光世之子尧仁后迁居丽水竹洲，而刘尧仁之子，也就是刘基的五世祖刘集卜居当时的青田县南田镇武阳村，至此刘集一支就在南田一带繁衍生息，现在南田镇武阳村还有“宋处士刘集墓”。刘基的曾祖父刘濠、祖父刘庭槐、父亲刘炝和刘基都生长在南田镇武阳村。

元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十五日(儒略历西元1311年7月1日，今格里历西元1311年7月9日)子时，刘基出生于江浙行省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田县九都武阳村）。刘基的父亲刘爚为人正直，才智出众，10岁时，就和祖父刘濠一起设谋挽救了许多同邑人的性命。 原来，南宋灭亡后，青田县一带的起义军也相继被元军围剿四散，潜伏下来。元朝统治者为了斩草除根，巩固他们的政权，派浙东道宣慰副使苟贴儿在青田县调查反元义军的情况。他们在叛徒李熊的提供下，造了一个黑名册，准备上报朝廷，予以镇压。这个黑名册，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苟贴儿路过武阳村时，受到著名乡绅刘濠一家的丰盛款待，并留他们在家里过夜。刘濠将苟贴儿灌醉，偷出黑名册烧掉，然后亲自点火烧毁了自家的祖屋。他们故作慌乱的样子，从大火中救出苟贴儿。苟贴儿自知饮酒误事，所幸死里脱生，对刘家感激不尽。青田县人对刘家不惜财产智救同胞的义举十分钦佩。刘炝后来成为当时的名儒，当过遂昌县(今属浙江)教谕(县学校长)。他40多岁时，生子刘基，视之如掌上明珠。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对爱子的培养上，从而使刘基受到良好的教育。

王磐在担任翰林直学士期间，由于他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深受众人的拥赞。王磐连惩了忙兀斛、西域大贾后，在真定扶持了正气，打击了邪恶，再加上他极力推行世祖忽必烈的以“农桑为急务”的方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真定也出现了繁华稳定的局面。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顾城评价）

“张苍水的级别是南明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他不像岳飞，祭礼是不能按皇家规格来办，不能戴黄巾，由他的官阶品级决定。”（丁云川评价）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张玉兴评价）

为官处事

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上书陈天下安危，劝神宗励精图治，言词慷慨激昂，忧国爱民之情溢于言表。疏中云：“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1582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占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吕坤在疏中言“采木”一事云：“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苦，倘遇险阻，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吕坤在疏中言采矿一事云：“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疏中还向朝廷发出“奸臣当道，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的警告。在边防上，吕坤亦高瞻远瞩，提出：“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在疏中还提到“抄没法重，株连数多”的祸国殃民问题：“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威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吕坤在疏中对万历皇帝严加指责：“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不应故事。……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臣观陛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 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臣老且衰，恐不得复见太平……”

疏入，不报，又遭给事中戴士衡诬告，于是吕坤愤然称病乞休，结束了他26年的做官生涯。吕坤引退后，杜门谢客，授徒讲明心学，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学者称他为“沙随夫子”。“所著述，多出新意。”《呻吟语》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吕坤积30年心血写就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这部著作谈哲理，抨时弊，探求人生，思考宇宙，举凡人之修养、处世原则，人际交往，居家过口等等，真知灼见，时时闪现，警句妙语，不一而足。这部著作不失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这里面凝聚着吕坤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探幽发微的哲思。如“无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业。”“名心盛者必作伪。”“处世常过厚无害，惟为公持法则不可”等等，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

逝后追赠

吕坤是一位方正质朴、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他的诗文，语言通俗而又巧发奇中；文风峻峭而不失浑厚。他曾潜心研究音韵学，所著《交泰韵》不拘泥前人而另辟蹊径，是一部颇有创见的音韵学专著。吕坤一生著作颇丰，除《呻吟语》外，还有《去伪斋文集》等。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八日（7月28日），吕坤病故，享年田岁，葬于宁陵西北吕坟村，其墓冢称之为吕坤墓，至今保存完好。

天启初，赠刑部尚书。

为纪念归有光，清道光8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请道光皇帝批准， 动用菩提寺东边空地，建造震川书院。于道光8年（1828）动工，3年后竣工。书院占地11.7亩。

书院与古刹菩提寺相连，南有和尚浜溪流，对岸为大熊墙，缀以绿树翠蔓，清净异常。东与因果树相通，北又有和尚浜小溪。书院门首镌刻“震川书院”四个篆字。

清道光15年（1834），江苏巡抚林则徐因兴修水利事，过访震川书院，留下了“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的字联。

清光绪25年（1903），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32年（1906）增办中学。现为震川中学（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

求实精神　　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史书评论　　《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

“史才三长论”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略论刘知几和他的〈史通〉》，《新建设》1958年第2期）。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高振铎的《刘知几和他的史才“三长论”》对以上两种观点均表异议。他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应在开元初年，具体时间是公元713年。其理由是，郑惟忠任礼部尚书在开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体会才可能洞察得这样深刻。对于“三长论”的渊源。高文认为，“才、学、识”不是“文、事、义”和“意”等演变而来的，演变而来的讲法似是而非，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文、事、义”和“意”等概念的内容。“文”与“才”并不相配，“事”与“学”也不相类，“义”到象是“史识”，但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根本反对孔子不直书的史法。“意”和“义”也不能相提并论，范晔讲的“意”不是论史，而是论文学作品，论文章如何表达一个人的心意（《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三辑《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论集》，1980年）。

极言直谏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　　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听广纳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及这段时间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文化功绩贞观二年（628），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太宗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 466余部，89 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 127部，36 708卷，佚书1 064部，12 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633），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僧孺授伊阙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后来，僧孺、宗闵与李德裕（吉甫子）等纷争数十年，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迁户部侍郎，因拒绝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忘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落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洽）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滴，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

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五十三岁的段成式从长安来到处州任刺史。诗人方干在《赠处州段刺史》中对他在这段时间里的生活和府城的闲居环境有所反映“幸见诗才镇栝初，郡城孤峭似仙居；山萝色里登台阁，瀑布声中阅簿书。德重自将天地合，情高原与世人生疏。”段成式在处州德政卓著，民望很高，其中是突出的是整治水患，兴修水利。好溪是缙云与丽水之间的交通水路，因为险滩遍布，水势湍急，人称恶溪。

段成式决意治理恶溪。他实地查看了河道，制订方案，一面组织民工疏浚水路，排除险阻，一面筑坝开渠，引水浇灌，完成了兴建好溪堰的工程。好溪堰使丽水人民受益一千多年，至今还是丽水东郊农田浇灌和城中洗涤、消防、排污的主要设施。段成式治理恶溪，变水患为水利的事迹受到人们的赞颂。处州人民为了纪念段成式的功绩，在好溪畔建立了“思贤亭”。南宋状元、龙图阁学士王十朋在丽水时瞻仰了思贤亭，写下了《游洞溪》赞段成式。

利用好溪落差特大的优势，采用长藤结瓜的方法，沿溪建造了不少小电站进行多级发电，使水利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对段成式主持修建的好溪堰，包括贯穿丽水城内的水渠，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在灌溉和改善城市环境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千多年前的段成式所无法预知和想象的。 　　好溪风景区位于磐安县南部，好溪又恶溪，左出大盘山，右靠清明尖，两岸连云，高岩壁立，风景迷人。区内风景点有：江南第一瀑--百杖潭风景区、仙风玉柱、黄檀林海、青梅尖、破连山、红挺一纵烈士陵园、竹水涧、潘潭风光、云山八景、大智寺、大炮岩和跌水岩瀑布等。

上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忽诸？”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

昭宗在位的十六年间，一直在为解决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而努力，当时一位宰相就曾说昭宗“内受制于家奴，外受制于藩镇”。昭宗励精图治，希望能够恢复大唐的盛世局面，无奈主观意愿被无情的客观事实所限制，他面临的局面已经使他的满腔热情无用武之地。由于长安尚在昭宗的掌握之中，对于翦除宦官还算顺手。但对藩镇割据，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改变状况，可这正是昭宗所缺少的，因此昭宗只能实施一种平衡政策，即不允许任何一股势力强大起来。他将杨复恭赶跑到山南西道，但是却不允许李茂贞去攻打山南；自己屡次遭到关中几股势力的欺凌，但是当李克用率大军赶来时，却不许之进攻。尽管这样，朱温还是逐步铲除河南群雄，大败李克用，成为中原霸主。到此，

纵观昭宗的一生，他颇想有番作为，整顿内政，但是事与愿违，大唐事实上早已经支离破碎，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藩镇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大唐于死地，昭宗所做的，只是勉强使大唐多存在了几年而已。

奏请购募

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人受诏撰《艺文类聚》。当时，战乱之后，书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渊上奏，请以重价购求天下遗书，置书吏修缮补录，数年间，群书大备。贞观中，又奏议修纂梁、陈、周、齐、隋五史，他主修《周书》。高宗朝，官弘文馆、崇贤馆学士，迁国子祭酒。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晚年著述尤勤。编有《五代史志》、《大唐礼仪》、《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皇帝封禅仪》等。

成绩可观

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

贞观二年

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参与撰修

二十四史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

史学讲解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政治讲解

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正统观念

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

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

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

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是史学史上的奇迹。

文益非常博学，精通传统的典籍。但他却不是书本知识的奴隶。他常引证古人的话，但由他的口中说出，都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有个学生问他：“什么是古佛？”

他回答：“现在就很好嘛”！

吕温在法律思想上强调明刑立威，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权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罚”；但又认为刑罚是道德的辅佐，刑罚的运用必须服务于“导之以德”，以达到使人“迁善远罪”的目的。为了维护封建法制的严肃性和力求执法公正，他提出了两个主张：①反对“功臣恕死”的规定，认为功不可以不赏，罪不可以不刑；信赏必罚是天经地义。如果有功勋的人犯了死罪予以免死，或者没有犯罪而先行恕死，乃是弃信废刑，挠权乱法，以罪宠人。这样不但不能劝善惩恶，反而会鼓励犯罪，对国家对功臣都将有害无益。②反对纳粟赎罪的规定，认为刑赏是国之大本，不可不严肃对待。汉代曾用过纳粟的办法除罪拜爵，但那是“杂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规而狃小利”。以之拜爵，固然毁坏了有功必赏的规定，以之除罪，更是废弃了有罪必罚的法律，是对残贼之徒和□宄之党大开免罪之门，使凶人酷吏可以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这样，刑法规定得再严，甚至“临以斧钺，驱于鼎镬”，也是不足以立威的。

梁代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认为，南北朝宋齐两代能诗文的女子，只有鲍令晖、韩兰英两人。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俱见《诗品》下卷）。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因此，鲍令晖就成了宋、齐两代唯一留有著作的女文学家了。

鲍令晖是“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的妹妹。鲍令晖的诗才虽不如鲍照，可是，鲍照却对宋孝武帝这样说过：“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左思。”（《诗品》下卷）左思，是晋太康文坛上重要作家，曾以他的《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左芬是左思的妹妹，晋武帝的贵嫔，写有《离思赋》、《啄木鸟》等诗文。鲍照在这里是自谦，然而却把鲍令晖与左芬相提并论，并为有似左芬一样才华的妹妹而自豪。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家父子、兄弟、夫妻为文学家的多有，似左思兄妹一样同为文学家的则罕见。因此，鲍照以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妹妹而自豪，也并不奇怪。

《小名录》记载说：“鲍照，字明远。妹字令晖，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于世。”

鲍令晖，鲍照之妹，南朝宋女文学家。东海(今山东省兰陵县南桥镇)人。钟嵘《诗品》称她是齐人，但从鲍照《请假启》中所语来看，她似在孝武帝时即已去世。诗文俱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才女。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即写于她。鲍照自以为己才不及晋左思，而妹才亚于思妹左棻。有《香茗赋集》，作品留存不多，《玉台新咏》录其诗七首。其中为人传诵的是拟古之作，如《题书后寄行人》、《拟客从远方来》等，多凄婉之辞，真挚感人，如“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等。钟嵘《诗品》评令晖诗：“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又批评她“百愿淫矣”，大约是指她那些诗主要写相思之情。清钱振伦注《鲍参军集》，附注其诗。

鲍令晖由于生活的视野所限，她的诗作除写离思别恨之外，没有多少深厚的社会内容。可是她的诗作，拟古而创新，结思巧妙而又纯厚的手法，还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既然封建时代的钟嵘能在他简约的文学专著中，给于这样一位有才思的女文学家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则有更多的理由来予以评说。

鲍令晖以鲍照之妹为人所知，其作品虽数量有限，但有其独特之处，拟古诗注重雕琢词句，对仗工稳，大量使用对偶句，在格律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五言小诗有唐诗风味，这些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文学史尤其是妇女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悬丝诊脉

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怀孕已十多个月不能分娩，反而患了重病，卧床不起。虽经不少太医医治，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太宗每日愁锁眉头，坐卧不宁。

有一日，唐太宗理完朝政以后，留大臣徐茂功问道：“皇后身患重病，经太医不断诊治，百药全无效果。卿可知哪里有名医?请来为她继续治疗才是！”徐茂功闻言，便将孙思邈推荐给太宗说道：“臣早听说华原县（今耀县）有位民间医生孙思邈，常到各地采药为群众治病，对妇儿科尤其擅长。疑难之症一经他手，都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以臣之见，还是将他召进宫来，为皇后治疗才好！”

唐太宗听过徐茂功的一番话后，表示同意。便派遣使臣马不停蹄，星夜奔赴华原县，将孙思邈召进了皇宫。

唐太宗见孙思邈已经来到，便立即召见了他，说道：“孙先生医术超群，有起死回生之功，皇后身患重病，昏迷不醒，特请先生前来治疗，若能好转，寡人定有重赏。”

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束缚，医生给宫内妇女看病，大都不能够接近身边，只能根据旁人的口述，诊治处方。孙思邈是一位民间医生，穿着粗布衣衫，皇后的“凤体”他更是不能接近的。于是他一面叫来了皇后身边的宫娥采女细问病情，一面要来了太医的病历处方认真审阅。他根据这些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已基本掌握了皇后的病情。然后，他取出一条红线，叫采女把线系在皇后右手腕上，一端从竹帘拉出来，孙思邈捏着线的一端，在皇后房外开始 “引线诊脉”了。

没有多大工夫，孙思邈便诊完了皇后的脉。原来，孙思邈医术神奇，靠着一根细线的传动，竟能诊断清人体脉搏的跳动。这就是他被群众称为神医的原因。

“万岁！民医已对病症经过了查问诊脉，诊断其为胎位不顺，民间叫做小儿扳心，故而难产十多个月不生，致使皇后身患重病。”孙思邈诊断完毕，向太宗禀告了病因。唐太宗听完以后，问道：“孙先生言之有理，但不知你打算怎样治疗？”孙思邈答道：“只需吩咐采女，将皇后的手扶近竹帘，民医在其中指扎上一针即见效果。”于是采女将皇后左手扶近竹帘，孙思邈看准穴位猛扎了一针，皇后疼痛，浑身一颤抖。不一会儿，只听得婴儿呱呱啼哭之声，紧接着采女急急忙忙跑出来说道：“启禀万岁，皇后被孙医师扎过一针后，产下了皇子，人也苏醒了！”　　唐太宗闻言大喜，对孙思邈说道：“孙先生果真医理精深，妙手回春，确实是当代名医！今日医好中宫疾病，生了皇子，要算奇功一件，寡人有心留你在朝执掌太医院，不知你意下如何？”

孙思邈不愿在朝为官，立志漂泊四方为广大人民群众舍药治病，并撰写《千金方》济世活人。于是他向太宗陈述了自己的志愿，婉言谢绝了太宗赐给的官位。太宗听了，也就不好强求挽留。赐给他“冲天冠”一顶、“赫黄袍”一件、金牌一面、良马一匹和千两黄金、绸缎百尺。并大摆宴席，一来欢送孙思邈，二来庆贺皇后病愈生下皇子。但孙思邈又拒绝了太宗赐给的黄金绸缎。唐太宗深为孙思邈的高尚品德和为人处事的精神风貌所感动，同文武百官将他送出皇城，任他去名山大川采集药材，为黎民百姓救死扶伤，任何人不得阻拦。

唐太宗十分欣赏孙思邈，后来还曾亲临华原县五台山去拜访孙思邈，并赐他颂词一首。直到现在，药王山南庵内还留有唐太宗御道、“拜真台”、“唐太宗赐真人颂”古碑一通等。

养生理论

唐朝邓王李元裕，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位儿子，喜欢学习，擅长谈论辨名析理之学，典签卢照邻是他的布衣朋友，他经常声称，说：";我的命相就这样了。";卢照邻是范阳人，任新都尉，因为患有难医治的疾病，他住在阳翟的具茨山，编著并注释《疾文》和《五悲》。卢照邻性情高雅颇具诗人风度，不料后来竟投颍水自杀身亡。卢照邻曾居住在景城鄱阳公主废弃的府第中。显庆三年时，唐高宗召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当时孙思邈也住在这里。孙思邈是华原人，当年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视力和听力都一点没有减弱。卢照邻见到孙思邈后伤感自己正在壮年，却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终日里困顿疲备，于是作《蒺藜树赋》，用来伤悼他与孙思邈二人之间承受自然的体质的差异。卢照邻作的赋，词句极其美丽。孙思邈会算天象历法和摄生养性之术。卢照邻和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都用对老师的礼节待孙思邈。他们曾问孙思邈，说：";名医能治好病，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孙思邈说：";我听说通晓天的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体，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为本体，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和金、木、水、火、土。黑天、白日轮流更替，寒冬暑夏交换更迭，这是大自然在运动。自然界中的大气，合起来就成为雨，流动的时候就成为风，散发开去的时候就成为露，紊乱无序时就成为雾，凝聚时就成为霜雪，伸展扩大成为虹霓，这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人体有四肢和五脏，醒着、睡时，呼出吸进，吐故纳新，精脉和气血循环。流动就是血气循环，显现出来就是人的气色，放出来的就成为声音，这是人体的正常运动。阳用它的精华，阴用它的形体，这是天与人相同的，及至它违背了这正常规律就要生病了。蒸就发热，不然就生寒，淤结就成为瘤赘，阻隔就成为痈疽，奔走过疾，就气喘嘘嘘用尽了精力，就会焦枯，根据表面的诊断，可以检查出身体内部的变化。从人体类比自然界也是这样。因此金、木、水、火、土的伸屈变化，星辰运行中出现的差错，日蚀、月蚀现象，彗星的陨落，这是自然界的危险的征兆！寒暑颠倒，这就是外界的冷热失常啊。石头竖起。泥土跳跃，这是自然界的瘤赘啊。山崩地陷，这是自然界的痈疽。急风暴雨，这是自界的喘乏。不降雨露，河流、湖泽干涸，这是大自然的焦枯啊！良医用药物进行输导，用针灸治病救人；圣明的人用高尚的道德和善于用贤任能来治理天下。所以身体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掉的灾害，这全都是气数啊！";卢照邻说：";人世间的事情怎么样呢？";孙思邈说：";胆要大，心要小；智虑要圆通，行为要方正不苟。";照邻说：";怎么讲呢？";思邈说：";心是五脏的元首，它应该遵循规律办事，所以要谨慎。胆是五脏的将领，它必须坚决果断，所以胆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动如同天，所以要圆通，仁义的人沉静如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诗经》说，\u0027好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仿佛踩在薄薄的冰层之上，是小心。威武雄壮的武士，保卫着三公九卿，是大胆。\u0027《传》说\u0027不因为有利可图就返回去；不因为行仁施义就悔疚，就是仁义的人的方正不苟。\u0027《易经》说\u0027遇到机会就要立刻去做，不能整天地等待，这就是明智人的圆通。\u0027";卢照邻又问：";养性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孙思邈说：";天有满有亏，人世间的事情有许多艰难和困苦。如果不谨慎行事而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的人，从来也没有过。所以讲求养性的人，自己首先要懂得谨慎。自己谨慎的人，长期以忧畏为根本。《经》说，\u0027人不畏惧灾祸，天就要降灾难给你。\u0027忧畏，是生死的通路，存亡的因由，祸福的根本，吉凶的源头。所以读书人无忧畏，仁义就不存在；种田的人无忧畏，粮食就不能增产；做工的人无忧畏，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和法则；做买卖的人无忧畏，经营就不能盈利；当儿子的无忧畏，孝敬父母亲就不至诚；做父亲的无忧畏，慈爱就不执著；为人臣子的无忧畏，就不能建功立勋；身为君王的无忧畏，国家就不会安定，因此养性的人，失掉了忧畏就心思紊乱没有条理，行为焦燥，难以自持，神散气越，意迷志摇。应该活着的却死了，应该存在的却消亡了，应该成功的却失败了，应该吉利的却遇凶险。啊忧畏就象水与火一样，一会儿也不能忘掉它呀！人无忧畏，子弟就会成为你的强敌；妻妾变成你的仇寇。因此，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后是畏天，其次是畏物，再次是畏人，最后是畏你自身。你不忘忧畏，就不被别人限制，自己永记忧畏就不受别人管束。在小的事情上谨慎，就不怕大的挫折；戒惧眼前忧虑，就不害怕以后的磨难。能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龙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老虎、犀牛这些雄猛的动物都不会伤着你；各种兵器也碰不到你；各种疾病、瘟疫也传染不上你；爱说别人坏话的人也毁谤不了你；有毒的蜂、蝎也螫不到你。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就全明白了。";不久，孙思邈被授予承务郎，执掌药局事务。孙思邈在唐高宋永淳初年去逝，留下遗嘱：要薄葬，不要焚烧那些纸扎的阴间器物，祭祀时不宰杀性畜。他死后一个多月，颜色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抬他的尸体放入棺中时，给人的感觉就象抬的是空衣服一样。孙思邈一生撰写《千金方》三十卷，传给后代。

药王医龙

相传唐耀州五台山下，几个人抬着一口白木棺材，后面跟着一位老妇人。只见老妇人仰面捶胸，嚎啕大哭，悲痛欲绝。正行走间，碰见一老者，童颜鹤发，身背葫芦，看老妇人十分伤心，急步上前问道：“老妇人哭送何人？”不料老妇人只管嚎天呼地，痛哭自己的，对老者看也不看，理也不理。老者看那棺材，发现有血滴，忙安慰老妇人道：“老妇人不要难过，棺内人尚有救。”老妇人听说棺内人有救，才半信半疑，停止了哭声，心想：事已如此，也只有这样了。也许天可怜我，女儿有救。于是边擦眼泪边说：“老者有所不知，小女难产，死去已有两天，救恐怕也晚了？”老妇人擦干泪眼，抬头一看，惊喜地喊到：“孙真人！？”老妇人以为自己眼花，又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定神仔细一看，果然是孙真人，不觉大喜，忙叫忙叫抬棺木的：“快停，快停！”抬棺的人以为老人气糊涂了，传来喊话：“半路上不能停棺啊！”“停！停！我娃有救啦！孙真人来了！”听说孙真人来了，抬棺的人才停下来，将棺木缓缓落地。有人小声嘟囔：“医生能治病，但治不了命。谁再能没听说过能把死人治活。”孙真人来到棺前，让打开棺盖一看，说：“好险啊，我若迟来一步，这母子二人可就真完了。”随即拿出苗银针，找准穴位，扎进妇人身内，两指捻提转动。众人围着棺木，噔大眼睛，摒住呼吸，盯着棺内妇人。稍停，棺内便传出婴儿的啼哭，产妇的呻吟，众人才松了一口气。老妇人连连叩头谢恩人。孙真人一针救二命，刹时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京兆，传遍唐土。从此，人们对孙思邈以药王相称。

虎守杏林

虎守杏林典故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精研医学并兼通佛典，被誉为“药王”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晚年曾云游于邱县。观其景物优美，民风淳朴，遂留连忘返客寓郊寺，悬壶行医无欲求，施医无类，师承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不受谢，惟望患者病愈后在寺旁植杏树三株，经年植杏树百亩，郁然成林，杏熟以杏易谷赈贫。此间，有虎伏跪求医，孙思邈首创“虎撑”治愈金簪卡喉之疾，虎有灵性，不复危害人畜，感恩为其守护杏林并充当药王坐骑。药王佩逝，虎绕寺哀啸三日，不知去向。

答弟子问

一次，刘神威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中草药为何能医病，是什么原因？

孙思邈答道：“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原理是以偏就偏。由于各种药物不同的性：寒、热、温、凉；不同的味：酸苦甘辛咸；不同的升降浮沉的趋势；不同的归经，对于患病的机体，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

又一次，卢照邻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名医能治愈疑难的疾病，是什么原因呢？”

孙思邈答道：“对天道变化了如指掌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事；对人体疾病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根源于天道变化的规律。天候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犹似轮转。那么又是如何运转呢？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发散就是彩虹。这是天道规律，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人身之气流注周身而成营气、卫气；彰显于志则显现于气色精神；发于外则为音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常度时，人体气血上冲则发热；气血不通则生寒；气血蓄结生成瘤及赘物；气血下陷成痈疽；气血狂越奔腾就是气喘乏力；气血枯竭就会精神衰竭。各种征候都显现在外，气血的变化也表现在形貌上，天地不也是如此吗？”

孙思邈的回答十分精彩，也足见其医学上的造诣颇深。

杜光庭可谓唐末五代时期的高功大德，在僖宗朝即获赐紫加官，曾被目为“扶宗 立教，海内 一人”的大人物。唐亡，杜光庭依仕前蜀，先后被王建、王衍父子赐号、封爵，甚至担任各 种俗职。这些直接关系到对杜光庭的认识和了解，但今人对此辨析考证不足。?

①面对史 籍繁 复纷乱的记载，征引稍有不当，便致矛盾、舛误错杂其间。本文即就此试作梳理考辨，愿抛 引玉之砖，为杜光庭研究尽绵薄之力。? 唐代担任俗职，获赐紫衣、封爵的道士很多。

②杜光庭早年科举失意，但天台山“奋然入道 ”?

③以后，便平步青云，在僖宗朝获得尊崇。对此，较确切的记载就是《历代崇道记》文 后 杜光庭所署：“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 光庭上进谨记”?

④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但当时杜光庭与僖宗具在成都，杜光庭获赠 紫 服、弘教大师之师号等是在入蜀之前还是之后？《宣和书谱》卷五云：“弃儒衣冠入道，游 意澹漠……僖宗临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云：“郑 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从《宣和书谱》、《历世 真仙体道通鉴》所载，杜光庭可能在僖宗践祚初年（874即位）就辞吴进京，获赐紫加官。

另外，《广成集》收的多为杜光庭入蜀以后的表奏、青词，但却署：“上都太清宫内供奉应 制文章大德赐紫杜光庭撰”，这可能是出于尊唐之意，如果不是后人妄署，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杜光庭还被授予“内供奉道士”。杜光庭《〈太上洞渊神咒经〉序》所署官阶中也有“ 内殿供奉”，详见下文。内供奉可以随侍皇帝左右，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大内，地位相当显赫 。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杜光庭早年在道教界的地位和威望。

杜光庭依仕前蜀以后，尊崇有加，但有关其加官进爵的记载较为混乱，就其获赠师号、封爵 、担任俗职的时间、品级和过程尚待澄清。考证杜光庭仕蜀经历最重要也最可靠的文献当是杜光庭的表奏文。据《蜀 杌》卷上，前蜀 天汉元年（917）蜀主“以广成先生杜光庭为户部侍郎”，为此杜光庭曾进《谢恩除户部侍 郎兼加阶爵表》： 臣某言，伏蒙恩敕，除授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广成先生者⑤。 可见前蜀天汉元年（917），杜光庭任职事官户部侍郎，除授散官光禄大夫、勋官上柱国， 封爵蔡国公。但赐号“广成先生”却不能笼统地认为也是这一年。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 八：（后梁乾化三年）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 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根据《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后人很容易把两次加官进爵的品级和时间混淆。因为两处记载 都提到“广成先生”和“蔡国公”。按《资治通鉴》，“蔡国公”为后梁乾化三年（913） 封或不可信，因为从杜光庭《谢恩除户部侍郎兼加阶爵表》的题目可以看出，封爵也在谢恩 范围，蔡国公当是前蜀天汉元年（917）封。 而赐号“广成先生”在谢恩表题目中就没有提 到，而且表文中尚云：况复启运之初，垂裳之始，锡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无以身谕国之谈，上裨天庭；乏 造膝沃心之议，仰副宸衷。揣身世而荣显居多，于爵位而贪饕已极，岂可重尘清级，更履殊 荣。 可见在“启运之初，垂裳之始”，杜光庭就获赠“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峒 山之美号”典出《庄子·在宥》，该篇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 于崆峒之山，故往而见之。”“峒山之美号”即指“广成先生”；“北省华资”则指门下省 和中书省的官职，唐朝尚书省在中书、门下之南，又称南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则合称北省。 显然杜光庭是延续旧说。再看上引《资治通鉴》，“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 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这里与唐有所区别，但这一点还不至于有什么不同。可见杜光庭天汉元年（917）所说的“启 运之初，垂裳之始，锡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与《资治通鉴》后梁乾化三年（913） 所载是同一件事，只是《资治通鉴》云“封蔡国公”当是前蜀天汉元年事。从中我们还可以 看出，前蜀天汉元年（917），杜光庭的官阶品位较前蜀永平三年，也即后梁乾化三年（913 ），所任的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左谏议大夫有所上升，在王建统治后期受到极大尊崇 。 前蜀永平三年（913），太子元膺遭诛。此前杜光庭曾为之师。《新五代史》卷六十三云： 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记事戒之，令“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以保国。”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 光庭为之师。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乾化三年（913）： 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宫，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为太子师，应有东宫官阶，但杜光庭自己从未署过，显然这与太子后来遭到诛杀有关。那么 杜光庭何时担任太子师呢？前蜀武成二年（909）立王宗懿（后改称元膺）为太子，王建加 尊号英武睿圣皇帝⑥，为王建加尊号，杜光庭特进《谢允上奏尊号表》⑦，由此，很 可能在这 一年杜光庭就任太子师，或出任前蜀其他官职。杜光庭何时以何种方式出仕，关系到后人对 其出处大节的评价，如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高尚士》云：“郑（云叟）则后唐三诏 不起，杜则王蜀九命不从，可谓高尚隐逸士。”另外杜光庭还曾有广德先生的师号，也许是 在前蜀出仕以后获赠，到永平三年（913）才改赠广成先生。 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云：“王蜀广德杜先生光庭”；北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云 ：“蜀先主开（王）建初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户部侍郎、蔡国公”；南宋李石《续博 物志》卷二：“广德先生杜光庭，处州人。”《鉴戒录》、《湘山野录》及《续博物志》皆 近俳谐之言，然亦非全无可取，尤其《鉴戒录》，《通鉴考异》即屡用之，《全唐诗》、《 全五代诗》亦凭之得诗不少，何光远又曾仕后蜀，所言往往可资考证。据此，王建初赐杜光 庭广德先生应是可信的。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也有记载，而且较为详细 ，谓王建初赐号“广德先生”，后“欲优於名秩”改为“广成先生”。

关于杜光庭的官爵升迁变化，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前蜀后主王衍时期。前蜀光天元年（918） 六月，王建卒，王衍嗣位，此后两年内，杜光庭官爵没有变化，作于前蜀乾德二年（920） 的《道德真经元德纂序》仍署：“乾德二年庚辰降圣节戊申日，广成先生光禄大夫尚书户部 侍郎上柱国蔡国公杜光庭序。”但乾德三年（921），光庭又获赐“传真天师”号，任崇真 馆大学士?⑧，此外，杜光庭官阶品位似乎还有升迁。《宣和书谱》卷五云： 传授真大（天）师特进捡（检）校太傅太子宾客兼崇文（真）馆大学士行尚书户部侍郎广成 先生上柱国蔡国公。此时杜光庭的散官阶品已由“光禄大夫”升至“特进”，另有检校官“太傅太子宾客”。这 或许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杜光庭《〈太上洞渊神咒经〉序》所署职衔与此略同，这篇序文 是杜光庭为刊刻《太上洞渊神咒经》撰写的⑨，序前署为： 唐引驾传真天师特进检校太傅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崇真馆大学士上柱国彭城郡蔡国公弘 教大师金门羽客文章应制内殿供奉三教谈论广成先生食邑五千户实封一千六百户。

从所署师号、俗职、赐紫来看，既有僖宗朝的“弘教大师”“文章应制” “赐紫”、“内 殿供奉”，又有前蜀王建时的“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彭城郡蔡 国公”、“广成先生”；还有后主王衍时的“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而“特进”也 当是后主王衍所授。前蜀王衍时期，杜光庭已经年迈，这种官阶品位名号的堆积，若确实由 杜光庭自己签署，多少带有总结回顾的意味。但据《十国春秋》卷四十七所载，杜光庭接受 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以后，“未几解官，隐青城山。” 前蜀咸康元年（925）后主王衍 迎降，杜光庭解官退隐很可能在此之前，若此也算明智之举。

求实精神

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史书评论

《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

“史才三长论”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略论刘知几和他的〈史通〉》，《新建设》1958年第2期）。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高振铎的《刘知几和他的史才“三长论”》对以上两种观点均表异议。他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应在开元初年，具体时间是公元713年。其理由是，郑惟忠任礼部尚书在开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体会才可能洞察得这样深刻。对于“三长论”的渊源。高文认为，“才、学、识”不是“文、事、义”和“意”等演变而来的，演变而来的讲法似是而非，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文、事、义”和“意”等概念的内容。“文”与“才”并不相配，“事”与“学”也不相类，“义”到像是“史识”，但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根本反对孔子不直书的史法。“意”和“义”也不能相提并论，范晔讲的“意”不是论史，而是论文学作品，论文章如何表达一个人的心意（《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三辑《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论集》，1980年）。

“韦令孔雀”韦皋镇蜀之初（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南越献孔雀一只，皋依涛意，于使宅开池设笼以栖之。至大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秋，孔雀死。次年夏，涛亦卒。一些诗词中提到的“韦令孔雀”也就是指的这段史话。　　薛涛字　薛涛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每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若公孙大娘舞“剑器”，黄四娘家花，托于杜甫而后有传也。然涛字真迹今皆佚。

薛涛笺薛涛自贞元初被罚赴边回，即退隐于成都西郊之浣花溪甚久。浣花之人多业造纸，涛惜其幅大，不便写己所作小诗，她在成都浣花溪采用木芙蓉皮作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精美的小彩笺，后世流行之红色小八行纸，薛涛笺也。多用于写情诗情书，表达爱慕思念之意，在当时及后世极为流传。因为薛涛所发明，所以称为薛涛笺。至于称浣花笺、松花笺、十样笺为涛笺者，实误。浣花殆假借地名；松花恐浣花笔误，况松花嫩绿色；而十样笺出自北宋。时谢景初于浣花溪专造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号谢公笺。

薛涛井薛涛井旧名玉女津，“水味甘冽，异于江泉。”乃因井傍锦江，源出江泉，又经砂滤过耳。传涛造笺系自此井取水，无考。然明藩确取此井之水造纸，且以上贡。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三月，冀应熊始书薛涛井三字，立石碑于井傍。嘉庆十九年（公元一八一四年），四川总督常明奉敕建雷祖庙于井左，布政使方积与王启锟等，因建吟诗楼、浣花亭于井右。

薛涛酒居人汲井为酒，名薛涛酒，甚美。但是，薛涛制笺系自所谓薛涛井取水之说，明代始尔，斯已谬矣。清初忽有用薛涛井水酿酒之事，自更与涛无关。但已吟咏不绝，皆附丽而已。

薛涛墓位于成都望江楼公园西北角的竹林深处。主体由墓、墓碑、墓基平台组成，四周有护栏分隔。墓体直径约三米，由三层红砂条石砌成圆形墓基，环墓为一米宽的墓基平台，用石板拼成环墓小路，墓与平台形成一个整体，视觉效果甚佳。关于碑的造型，最初设计为浮雕云头碑，后由于在公园发现一块风蚀的古碑，碑高一点五八米，宽零点八二米，碑右上方隐约可见明“万历”二字，故为明碑，中间正文首字一点一横一撇的广旁似唐字，猜测应为唐女校书薛洪度墓碑，重新设计时参考了该碑的造型、尺寸，形成现在的墓体造型。现在的幕碑正面“唐女校书薛洪度墓”八个大字，由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刘秉谦先生1994年十月题写。碑背面的“重建薛涛墓碑记”由四川省薛涛研究会副会长刘天文撰写。薛涛墓的立意布局，根据我国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认为天圆地方，设计以墙界为方以墓为圆，寓意女诗人在天地中安息，永为世人凭吊。　　据唐末诗人郑谷诗云：“渚远清江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知唐时薛涛墓四周种了不少桃树。又据清朝初期诗人郑成基诗句：“昔日桃花无剩影，到今斑竹有啼痕”知清代的薛涛墓旁已无桃花，唯有修竹万竿。故现在的薛涛墓旁栽种了桃花、翠竹，以示纪念这位杰出的女诗人。　　太和五年，公元832年一个秋日的黄昏一代才女薛涛香消玉殒，65岁的薛涛永远闭上了她寂寞的眼睛。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了“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至此，女校书便真的成了薛涛的别名。但真正葬于何处，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毕生致力于研究薛涛的专家，原上海大公报记者张蓬舟老先生根据晚唐诗人郑谷诗句“渚远清江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朱桥直指金门路，粉堞高连玉垒云，窗下断琴翘风足，波中濯锦散鸥群，子规夜夜啼巴蜀，不并吴乡楚国闻”，推测薛涛坟应在望江楼东面的锦江之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薛涛晚年生活在城西浣花溪。按照常理推断死后也应葬在城西一带。由于没有明文记载，当然也不排除葬在城东的可能。晚清贵阳诗人陈矩《洪度集》云：“墓去井里许，在民舍旁”，李淑熏的《记薛涛坟》中载：“江楼南去二三里，荒陇犹留土一抔”可知薛涛墓距薛涛井最多二三里之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距望江楼公园仅一墙之隔的四川大学校园曾有薛涛墓并题有墓碑，只可惜毁于十年动乱之中，踪迹全无，为我们后人破解其真伪留下了无穷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