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的行政外交

投机取巧

邀他人之功为已功。王钦若为太常丞、判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理欠凭由司时，度支判官毋滨古有次对他说：“全国老百姓因逃亡拖欠下的钱粮，自五代起到如今，虽政府一直在催缴，但始终上缴不了，因老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负担不起。我将疏请皇上，将这笔钱粮减免。”王一听，认为这是桩邀功请赏的好买卖，连夜命人核算好这笔拖欠钱粮的总数和减免成数，第二日，即以他个人名义抢先疏奏真宗。真宗一见这奏疏大惊，找来王问：“这件事难道先帝不知道吗？”王从容诡称：“先帝本来就知道的，只是他有意把它留给陛下来处理，以收人心。”真宗听了大喜，即日下令减免钱粮一千多万担，并释放囚犯三千余人。从此，真宗对王更器重，召为翰林学士。后调西川安抚使还朝，又授左谏议大夫、参加知政事（副宰相）。

迎合帝意

大搞荒诞无稽的迷信活动。有一次，真宗曾梦见神人对他说：“（吾）赐（汝）天书于泰山。”真宗是迷信道教的，信以为真，并将这事暗中告诉了王钦若。后大中祥符初年王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时，为了迎合帝意，伪造天书，即所谓《天书再降祥瑞图》，通过朝廷中官，奉献真宗。

且事前部署周详，八方缝合，捏造情节，说是某年六月甲子日，有木工董祚于泰山醴泉亭之北见有一方黄绢飘摇草上，走近一看，除上有御名“真宗”二字外，其他字都不能识，便拾来请钦若过目。钦若细看，乃知是《天书再降祥瑞图》，便盥手威仪迎奉至社首，然后又跪授中官，驰奉皇上。同时他还说，他来到泰山任职后，曾两次梦见神人，要求增建庙庭。

王钦若把他编的这一套鬼话一说，真宗信以为真，既封禅泰山，在泰山上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而王钦若也因此大捞一把，命他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因前与寇准不和，已罢参知政事，为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次年，又升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挑拨离间

谗语伤人，打击政敌。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方契丹（即辽国）军队大举南侵，深入到北宋都城开封以北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宋朝君臣上下惊惶失措。为避契丹锋芒，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陈尧叟（蜀人）主张迁都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战，不仅不主张迁都，还主张宋真宗亲征，说当今“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若向南迁都，“所在人心崩溃”，契丹乘势深入，则天下不可保。

最后真宗勉强听了寇准的话，稳住阵脚，与寇准一起亲征。河北军民听到皇帝与宰相来，抗战情绪十分高涨，“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由于真宗把军事指挥权全给寇准，“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而寇准在大敌当前，抗战坚决、果敢，指挥机智、镇定。故宋军和契丹一接触，契丹军被“斩获大半”，并射死其大将军挞览。

这一战役的胜利，本可乘机北进，收复失地；但因真宗的亲征，原非出于自愿，又“厌兵”，加上投降派从中作梗，流言蜚语，打击寇准，结果在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真宗同意与契丹媾和，寇准也被迫认可，与契丹订立了一个岁输币“三十万”的所谓“澶渊之盟”（澶渊是澶州西南一个湖泽）的屈辱和约。澶渊之盟本身当然是不值得称道的，但澶州一战打得敌方落花流水，余敌弃甲曳兵而走，主要是寇准的指挥得当。这点，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战事结束，他给寇准加官进爵，更加器重。

然而“素与寇准不协”的王钦若却“深嫉之”，乘机挑拨离间，谗言中伤。一日会朝，寇准先退，真宗目送之。钦若见此则进言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又问：“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一时愕然，说不出道道，只反问一问“为什么”后，钦若又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帝听了有些不痛快，未等他开口，钦若又加尖：“陛下闻博（赌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原来就认为寇准“刚直难独任”的真宗经钦若这样一挑拨，对寇准产生了疑虑，景德二年就用王旦为宰相，将寇准降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虽然背了黑锅，但他的爱国精神和优良的政治品质却为人民所承认，故在戏剧中，他是作为一个“清官”的典型出现的。

嫁祸于人

宋真宗咸平年间，王钦若为科举主考官。考生临津任懿为录取开后门，间接通过王要好的一个僧人惠秦搭桥引线，送了三百五十两的贿赂银票到王家撮成其事。其时王在试院监考，任懿这名字，是王的妻子李氏暗中写在他家奴仆祁睿的手臂上，祁睿以进试院给王送汤饮为名而告诉王的，任懿的贿赂银数也由祁睿同时告诉了王。这场腌脏交易虽然做成了，但事后为人检举揭发，御史中丞赵昌言逮捕了祁睿、任懿等人，并疏请皇上要逮钦若归案惩处。

御史拷问任懿作弊情节，任说：妻兄张驾认识考官洪湛，曾与张一起到过洪家里说过考试开后门的事；但后来真的贿赂行事，是间接通过僧人惠秦等人暗中进行的，被贿赂者是谁他不清楚。拷问祁睿、惠秦，虽承认干了这上述勾当，但于太常寺另外鞫问王钦若时，王却将祁睿、惠秦口供全盘否定。且说祁是前几日才到他家为佣的（祁原是王任亳州判官时小吏，虽跟随王多年了，但祁的户藉一直在亳州，后来才移来王家，故王诡称祁前几日来他家为佣），还不信任祁，祁也不可能干这种勾当。说到与惠秦的关系，王承认彼此友情甚厚，但惠秦从未登过他家的门。

因王的狡辩，这两点都落实不了。鉴于王当时是真宗的红人，法司不敢深究，最后把这考场贿赂舞弊事落到考官洪湛身上，既削籍，又流放儋州以死。当时人们虽知洪是冤案，但因王当时是副宰相，权势大，谁也不敢出来抱不平。

抢功为己

这也就是群众说的一句俗话：“取到经是唐僧的，犯了祸是孙猴子的。”这里举修纂《册府元龟》为例。王钦若与寇准不和，罢为副宰相兼任刑部侍郞、资政殿学士后，宋真宗命他与杨亿等人主修《册府元龟》一书。该书专录上古至五代君臣事迹；所录以正史为主，兼及经、子、集。全书正文一千卷，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部有“总序”，类似小沿革史；每门有“小序”，类似每门的总论。《册府元龟》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开始修纂，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完成，前后共八年。在修纂过程中，因每修辑一部分要向真宗汇报，如得到真宗的褒奖称赞，王钦若则将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一以谢皇上；如果出了毛病，受到真宗的谴问时，则推卸责任，叮嘱书吏说是杨亿等人干的。

奸邪险伪

王钦若诸于上述的“奸邪险伪”，大中祥符七年马知节与王一起在枢密院任事时，马曾当着真宗的面进行揭露丑诋，曾使王一度罢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卖力为真宗上玉皇尊号、建祥源观等等，而王本身从年幼起就崇信道教，（年青时，在宜春的湖岗寺和奉新华林书院读过书，这两地都是当时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有深厚影响），特别是当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书仪制》、《五岳广闻记》等书，校刊道书数百卷），“情人眼里出西施”，因此真宗对他有种特殊感情，罢相后不久，又官复原职，重登相位，他的龌龊行径不能得到彻底揭露。

真宗死，仁宗即位，钦若又献《迁叙图》，论述“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赏，加上太后从中赐以青睐，钦若仍得为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隆。钦若最后染疾归家，“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亲信二十余人入官。“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在此情况之下，钦若的龌龊行径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后，仁宗的头脑冷静下来，可能听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觉察、体验，才对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地域之见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有的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证来看，似乎是肯定。如《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任爽在《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一文中说：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同时给南北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

大体上，五代以前，由于南方较为落后，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开始更多地影响北方。这一进步，意味着北方地主阶级集团传统的优势地位，首先是政治优势地位的丧失。因此，这一进步绝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阶级集团所轻易接受。唐宋之际，大多数北方人士对这一进步，特别是对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采取了一致的敌对态度。北方人士如此，当然南方人士也不会自甘菲薄，双方从各个角度、利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阵线之清晰，前所未有。

政治斗争

接着，作者在缕述唐宋之际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首先说了唐代后期永贞革新运动是南方人争取全国政治地位的初次尝试，因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以后在谈到王安石变法中，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其原因，除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观点不一致外，作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谁来改革的斗争，因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作者在论述北宋初年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时，对南北两派的尖锐对立作了更多形象具体的描绘。他说：

《道山清话》载：“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为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尝上。”及真宗欲相临江军人王钦若，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传》）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尚需找些“公议”一类的理由搪塞舆论，不敢过分露骨。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

抚州人晏殊，七岁以神童其荐。真宗召其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晏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真宗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不高兴，曰：“殊江外人！”连真宗也觉得不象话，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宋史·晏殊传》）及临江军人萧贯（新喻人）当作状元，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结果北人蔡齐夺魁。寇准出院，居然对同僚夸耀：“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邻几杂志》）

这种状况，使得在朝南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始终有一种“弱羽惊弦势未安”（《东轩笔录》）的惆怅。但是，南方政治势力的发展，并非统治者个人意愿所能阻止。自真宗破例以王钦若为相，其后居相位者五十四人，而南人有二十九，超过了半数，与唐代仅占十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太祖御笔刻石的下落，尤其发人深省。据《道山清话》：“自王文穆（钦若）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他处。后寝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石为人窃去。”

“不用南人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遗训。据此典则，王旦阻挠南人王钦若入相当国；寇准以北人自居，打开窗子说亮话，说“南方下国”之人，“不宜冠多士”，要入阁拜相当然更是不允许的。最后终于冲破了这个“门户之见”，王钦若登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当宰相的第一人。而王曾说王钦若等五人为“五鬼”，南北“门户之见”可能是个因素，因为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等四人都是南方人，只有山阳人刘承珪，他是属山东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尚不清楚。

行政

重用韦氏

为彰显对韦氏的信任，李显还不顾众人反对把韦玄贞破格封王。李显年经气盛，还对裴炎脱口说出：“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还吝惜一侍中吗？”。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炜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率禁军入宫，宣太后令，废李显为庐陵王，流放均州。李显高声喊冤“我有什么过错？”，武则天回答：“你要把天下给韦玄贞，这还不是大罪吗？”。由此，李显降格成了卢陵王。

李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明确韦氏的皇后身份，武则天把持朝政的教训在前，李显丝毫不吸取教训，又允许韦氏参预朝政。

交结武氏

重新为太子后，李显很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家人的关系，出于这一动机，他决定和武氏联姻。他把女儿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魏王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幼女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李显与武家结亲，无疑是想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长安元年（701年）九月，他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少年气盛，对祖母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表不满，被张易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武则天，说他们诽谤朝廷，结果武则天逼令李重润、永泰公主和丈夫武延基自杀。不过，因为牵扯面不大，武则天并没有深究。显而易见，张易之、张昌宗已对李显一家构成了威胁。

恢复唐朝

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80岁的武则天因病避居迎仙宫。武则天的病情很严重，迎仙宫中只有张易之、张昌宗侍奉左右，外人不得进入，甚至连宰相也难见她。张柬之和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决定乘机诛杀张易之，逼病重的武则天让位，复辟唐朝。张柬之利用职权迅速安排桓、敬二人担任羽林将军，掌握禁兵，为政变提供保障。当时皇太子李显在北门起居，桓彦范和敬晖利用禁军将军身份拜谒李显，密陈政变计划，得到太子的赞同。因为张柬之早年在外地担任刺史时，曾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谈起武周的乱象，两人相互约定：“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于是，张柬之此时便推荐杨元琰担任羽林将军，共同筹划政变。

政变后，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敬晖被封为平阳王、桓彦范被封为扶阳王、袁恕己被封为南阳王、崔玄暐被封为博陵王，时称“五王”，所以，神龙政变又被称为“五王政变”。

对于张柬之等人的政变行动，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持支持肯定态度，唐人皇甫澈就在《赋四相诗·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一诗中写道：“周历革元命，天步值艰阻。烈烈张汉阳，左袒清诸武。休明神器正，文物旧仪睹。南向翊大君，西宫朝圣母。茂勋镂钟鼎，鸿劳食茅土。至今称五王，卓立迈万古。”

外交

北面的突厥进犯骚扰，西面的吐蕃也发兵滋事，最后，中宗只得将养女金城公主送到吐蕃和吐蕃首领尺带珠丹结婚，这才平息了西部边境。这次联姻和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外嫁不同。一为松赞干布的求婚，彰显了大唐的领导地位；一为兵临城下，被迫把女儿嫁出去求和。

纵观胡寅思想，我们可以对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一小结：

第一，其思想始终以“尊王攘夷”为其宏旨。维护宋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是胡寅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无论是修内政，还是平内乱、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复北宋王朝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并力图实现其理想中的统治模式。第二，轻民思想。对于下层民众，胡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也曾上书建议统治者爱民、以民为本，但他仅仅把民众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要求统治者作到使民不乱即可。“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他还认为民众是是非之端，“凡事皆本于民，无民则无事，无事则无官，而民终不能无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养之事治则足矣”。民众奉养官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人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镇压。可见胡寅地行政思想指向是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完全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实体现，走的是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

第三，坚守儒家传统学说。胡寅论事皆以儒家元典为据，其言行皆以礼为守则。湖湘学派务实的思想、原始儒家身体力行的实践思想在其身上明显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寅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但是正因为如此，胡寅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王安石的变法和其新学都有所排斥，他要求的是用儒家传统的治世之道来拯救南宋王朝衰亡的命运。然而其学说多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后人这样评价他所著的《读史管见》：“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彦、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这也可以作为对胡寅整个思想的一个评价，虽然此评有刻意抨击宋明理学之嫌，但也有可借鉴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深深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辽、金等国强悍的攻势相交织而形成的强弱鲜明对比为其背景的，而其思想源头则终归于儒家正统元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特有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新儒学的兴起是否因单纯的道统延续的使命感使然；近世以来的实学救国思想的渊源何在；儒学的真正意义或其真谛是什么，等等。胡寅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我们如何去正确、客观地对待他以及他所反映的历史和由他而引发的思考，这是应该继续深入探讨的。

行政

重用韦氏

为彰显对韦氏的信任，李显还不顾众人反对把韦玄贞破格封王。李显年经气盛，还对裴炎脱口说出：“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还吝惜一侍中吗？”。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炜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率禁军入宫，宣太后令，废李显为庐陵王，流放均州。李显高声喊冤“我有什么过错？”，武则天回答：“你要把天下给韦玄贞，这还不是大罪吗？”。由此，李显降格成了卢陵王。

李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明确韦氏的皇后身份，武则天把持朝政的教训在前，李显丝毫不吸取教训，又允许韦氏参预朝政。

交结武氏

重新为太子后，李显很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家人的关系，出于这一动机，他决定和武氏联姻。他把女儿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魏王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幼女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李显与武家结亲，无疑是想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长安元年（701年）九月，他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少年气盛，对祖母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表不满，被张易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武则天，说他们诽谤朝廷，结果武则天逼令李重润、永泰公主和丈夫武延基自杀。不过，因为牵扯面不大，武则天并没有深究。显而易见，张易之、张昌宗已对李显一家构成了威胁。

恢复唐朝

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80岁的武则天因病避居迎仙宫。武则天的病情很严重，迎仙宫中只有张易之、张昌宗侍奉左右，外人不得进入，甚至连宰相也难见她。张柬之和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决定乘机诛杀张易之，逼病重的武则天让位，复辟唐朝。张柬之利用职权迅速安排桓、敬二人担任羽林将军，掌握禁兵，为政变提供保障。当时皇太子李显在北门起居，桓彦范和敬晖利用禁军将军身份拜谒李显，密陈政变计划，得到太子的赞同。因为张柬之早年在外地担任刺史时，曾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谈起武周的乱象，两人相互约定：“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于是，张柬之此时便推荐杨元琰担任羽林将军，共同筹划政变。

政变后，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敬晖被封为平阳王、桓彦范被封为扶阳王、袁恕己被封为南阳王、崔玄暐被封为博陵王，时称“五王”，所以，神龙政变又被称为“五王政变”。

对于张柬之等人的政变行动，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持支持肯定态度，唐人皇甫澈就在《赋四相诗·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一诗中写道：“周历革元命，天步值艰阻。烈烈张汉阳，左袒清诸武。休明神器正，文物旧仪睹。南向翊大君，西宫朝圣母。茂勋镂钟鼎，鸿劳食茅土。至今称五王，卓立迈万古。”

外交

北面的突厥进犯骚扰，西面的吐蕃也发兵滋事，最后，中宗只得将养女金城公主送到吐蕃和吐蕃首领尺带珠丹结婚，这才平息了西部边境。这次联姻和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外嫁不同。一为松赞干布的求婚，彰显了大唐的领导地位；一为兵临城下，被迫把女儿嫁出去求和。

以文化为纽带走出国家

黎庶昌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在时代风云的推动下，不仅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而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员。就清代的外交官当中自郭嵩焘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如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黄遵宪等。黎庶昌似乎没有被划归什么派，他的兴趣也确乎不在政治、经济方面。访书、编书、著书、刻书都是文人学者“当行”的事情。正是这不经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独特外交风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成熟的过程。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视之为“夷狄”的成见。对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进而产生向往倾慕之情。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即编撰了《西洋杂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雏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时，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汉学的朝野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纷纷将诗文集请黎庶昌审正，赐序。黎庶昌对日本文士热情接待，坦诚倾谈。与不少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并从中获取了一些可贵的外交事务情报。这一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

外交风格的缔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这一外交风格的缔造者，黎庶昌来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充当外交使节。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去游历西欧各国以及日本。在游历过程中，他以一个文人独有的眼光侧重于驻在国的国政民俗、社会生活、交通途径、风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文人外交家来说，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对于本国以及他国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样，就更应该在对待外交事务中掌握驻在国的文化，以期达到相互认同，圆满地完成外交事务。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这样一种文人气质，铸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这个大势就包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内，掌握这一大势可以试图使用各种方法。黎庶昌在这种时代的召唤之下，走出国门，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就黎庶昌个人来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力主“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具备厚重的儒家文化的积累。同时，眼光开阔，极富远见。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文名得到驻在国的钦佩；以其高尚的品格获得了驻在国的友情和敬爱。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主观条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欧洲初见端倪，而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其根源在于西欧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相互抵制的。对于一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欧文化，黎庶昌只能从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华，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欧文化，继而了解西欧文化。在其《西洋杂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西欧各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但未与上层建立亲密关系，而在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开花结果。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加之，当时的日本学术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尚存，这一切都成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