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的外交理念

行政

重用韦氏

为彰显对韦氏的信任，李显还不顾众人反对把韦玄贞破格封王。李显年经气盛，还对裴炎脱口说出：“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还吝惜一侍中吗？”。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炜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率禁军入宫，宣太后令，废李显为庐陵王，流放均州。李显高声喊冤“我有什么过错？”，武则天回答：“你要把天下给韦玄贞，这还不是大罪吗？”。由此，李显降格成了卢陵王。

李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明确韦氏的皇后身份，武则天把持朝政的教训在前，李显丝毫不吸取教训，又允许韦氏参预朝政。

交结武氏

重新为太子后，李显很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家人的关系，出于这一动机，他决定和武氏联姻。他把女儿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魏王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幼女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李显与武家结亲，无疑是想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长安元年（701年）九月，他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少年气盛，对祖母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表不满，被张易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武则天，说他们诽谤朝廷，结果武则天逼令李重润、永泰公主和丈夫武延基自杀。不过，因为牵扯面不大，武则天并没有深究。显而易见，张易之、张昌宗已对李显一家构成了威胁。

恢复唐朝

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80岁的武则天因病避居迎仙宫。武则天的病情很严重，迎仙宫中只有张易之、张昌宗侍奉左右，外人不得进入，甚至连宰相也难见她。张柬之和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决定乘机诛杀张易之，逼病重的武则天让位，复辟唐朝。张柬之利用职权迅速安排桓、敬二人担任羽林将军，掌握禁兵，为政变提供保障。当时皇太子李显在北门起居，桓彦范和敬晖利用禁军将军身份拜谒李显，密陈政变计划，得到太子的赞同。因为张柬之早年在外地担任刺史时，曾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谈起武周的乱象，两人相互约定：“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于是，张柬之此时便推荐杨元琰担任羽林将军，共同筹划政变。

政变后，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敬晖被封为平阳王、桓彦范被封为扶阳王、袁恕己被封为南阳王、崔玄暐被封为博陵王，时称“五王”，所以，神龙政变又被称为“五王政变”。

对于张柬之等人的政变行动，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持支持肯定态度，唐人皇甫澈就在《赋四相诗·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一诗中写道：“周历革元命，天步值艰阻。烈烈张汉阳，左袒清诸武。休明神器正，文物旧仪睹。南向翊大君，西宫朝圣母。茂勋镂钟鼎，鸿劳食茅土。至今称五王，卓立迈万古。”

外交

北面的突厥进犯骚扰，西面的吐蕃也发兵滋事，最后，中宗只得将养女金城公主送到吐蕃和吐蕃首领尺带珠丹结婚，这才平息了西部边境。这次联姻和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外嫁不同。一为松赞干布的求婚，彰显了大唐的领导地位；一为兵临城下，被迫把女儿嫁出去求和。

以文化为纽带走出国家

黎庶昌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在时代风云的推动下，不仅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而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员。就清代的外交官当中自郭嵩焘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如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黄遵宪等。黎庶昌似乎没有被划归什么派，他的兴趣也确乎不在政治、经济方面。访书、编书、著书、刻书都是文人学者“当行”的事情。正是这不经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独特外交风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成熟的过程。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视之为“夷狄”的成见。对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进而产生向往倾慕之情。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即编撰了《西洋杂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雏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时，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汉学的朝野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纷纷将诗文集请黎庶昌审正，赐序。黎庶昌对日本文士热情接待，坦诚倾谈。与不少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并从中获取了一些可贵的外交事务情报。这一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

外交风格的缔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这一外交风格的缔造者，黎庶昌来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充当外交使节。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去游历西欧各国以及日本。在游历过程中，他以一个文人独有的眼光侧重于驻在国的国政民俗、社会生活、交通途径、风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文人外交家来说，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对于本国以及他国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样，就更应该在对待外交事务中掌握驻在国的文化，以期达到相互认同，圆满地完成外交事务。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这样一种文人气质，铸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这个大势就包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内，掌握这一大势可以试图使用各种方法。黎庶昌在这种时代的召唤之下，走出国门，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就黎庶昌个人来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力主“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具备厚重的儒家文化的积累。同时，眼光开阔，极富远见。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文名得到驻在国的钦佩；以其高尚的品格获得了驻在国的友情和敬爱。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主观条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欧洲初见端倪，而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其根源在于西欧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相互抵制的。对于一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欧文化，黎庶昌只能从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华，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欧文化，继而了解西欧文化。在其《西洋杂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西欧各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但未与上层建立亲密关系，而在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开花结果。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加之，当时的日本学术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尚存，这一切都成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产生的土壤。

基本思想

陆九渊的思想接近程颢，偏重在心性的修养，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过于“支离破碎”。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其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见性”，“心即是理”，重视持敬的内省工夫。即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明代王阳明赞赏陆九渊的学说，使得陆九渊的“心学”得以发扬，因此学界称之为“陆王”学派，实际上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心学缘起

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陆九渊之学，学者一般认为是家传。而家学其实只是创造了这一学说形成的氛围和条件。对于陆氏心学，陆九渊曾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语录》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卷一《与李省干》）。陆九渊对于伊洛渊源，也不否认自己思想与他们的联系，他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语录》下）他以为“伊洛”虽得儒家正统，但二程子之学只是理学的草创阶段，有待于“我”来进一步发明。陆九渊的这些说法自然包含着理学的道统观念及自诩为承担道统的意识，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陆氏心学与孟子思想及伊洛渊源的关系。陆九渊思想是自得于孟子，但他是受孟子思想的启发，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命题，来阐发二程理学中“心性”的层面，而与道德践履的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的，这也就是陆九渊在理学中的理论贡献。

除此之外，《宋元学案》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九渊思想是继程门谢良佐之后，经由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发展而来。此一说根据大体有三：

其一，《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表在陆九渊名下有王梓材注：“庸斋、梭山、复斋弟。艾轩讲友，上蔡、震泽、横浦、林竹轩续传。”以为陆九渊之学，除得自家传，尚可由林季仲（竹轩）、张九成、王苹、谢良佐溯源至程颢。

其二，《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全祖望案语说：“洛学之……入吴也以王信伯。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象山之学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其实正点出陆九渊心学与程氏学说的内在联系。

其三，全氏于《艾轩学案》又曰：“愚读艾轩之书，似兼有得于王信伯……且艾轩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而起。”此条又补充了林光朝（艾轩）与陆九渊的关系。

陆九渊之学出于家传是确切的，而与谢、张、林等并无师承关系。就思想上看却不无相通之处。从陆九渊对二程的态度来说，亦确有褒贬之不同。如《语录》中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此段为傅子云所录。又《语录》同卷严松所录曰：“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通疏。”这都说明陆氏思想与程颢更为接近。宋代理学自二程之后，程颐之学由杨时、罗从彦、李侗而传朱熹；程颢之学则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传至陆九渊，由此分成两大支流。此说法中，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考，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出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因此全祖望在《象山学案》序录中对于陆九渊学系做了这样的结论：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这个结论当是可信的。

黎庶昌除了在散文创作、古籍整理及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外，颇为值得称道的是，他具有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国际眼光，能够将自己的见闻对照中国封建体制，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的科学建议，并创办“新学”付诸实施，可谓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就其在不同时期对待教育的态度而言，大致可分为“尊崇传统教育方式、形成教育改革思想、实践教育改革”三个阶段。

黎庶昌作为来自边远地区-贵州的一名文人学士，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自然也不可能超脱科举考试的藩篱。因此，他12岁便师从杨开秀（字实田）先生学习传统儒学经典文化和科举应试知识。继杨开秀先生之后，又师从伯父黎询（字雪楼，晚号拙史）。雪楼先生曾在外为官，晚年辞官返家时用薪傣购买了大量古籍带回沙滩，存于锄经堂内并开架让子侄们阅读，黎庶昌当是受益者之一。加之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家兄庶焘、庶蕃，从兄兆勋等的教导、影响，使得他不仅开拓了阅读视野，更形成了奋发进取、刻苦钻研的良好品质，为之后参加科举考试及向朝廷上《万言书》（即《上穆宗毅皇帝书》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当时大背景而言，黎庶昌发奋求学的根本动力还是为了科举入仕，当时的他还是认同科举取士这一制度的，所以对于以讲授四书五经、以儒学为 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体制，他还是尊崇的。否则他也不可能以糜贡生的身份千里迢迢远赴顺天参加乡试。再说，在他家境贫寒时曾远离家小只身赴威宁担任时任威宁州知州顾昆扬（字赋亭）家的塾师，他的教授内容及方式方法当也是围绕科举考试内容，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有人聘请违背科举制度的塾师教育自己的孩子。

因此，可以说黎庶昌26岁之前，亦即《上穆宗毅皇帝书》（1862年）之前，对于科举取士的制度、对于封建私塾围绕科举考试而开设的教学内容还是尊崇的。随着阅历的不断开拓，加之自身及才华横溢的内兄莫友芝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失败，黎庶昌逐步认识到科举制度埋没卓越人才之弊端，并因此而引发了他深刻的思考。1862年朝廷颁发求言诏书时，处于落寞潦倒的黎庶昌依据广大十子之情况及中国时局，以“干犯天威”的胆量，剥茧抽丝般地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陈述出来上呈朝廷，这便是《上穆宗毅皇帝书》。在上书中，黎庶昌明确指出人才对于国家兴旺的重要性，同时客观地指出了科举考试存在的弊端。

这些大胆的进言，实质上是指出朝廷选拔人才不得其道，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理性思考。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正是因为科举考试存在这样的弊端，才形成了“士不讲修齐平治诗书礼乐，而专讲小楷时文”的不良风气，从而向朝廷提出招揽贤才的建议:“讲取士之法，宽用贤之格，宏听言之路延揽天下贤”。

虽然他的这些言论与当时的整个风气不合，但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授予官职，但是由于其上司的进谏，他被发到曾国藩处接受检查。

后来随着对封建的教育制度很多切身的体会和出访外国所见所闻，黎庶昌逐渐形成变革体制、兴邦强国的思想，于是他再次上书朝廷，独抒己见，提出若干改革国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创办学堂将其教育改革之构想付诸实施，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开设外语、讲授自然科学知识，这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清朝政府及教育情况的实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黎庶昌早在《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时便已提及在中国开设“绝学”，其时朝廷“洋务派”已经开始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官方还兴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冲破封建传统教育中只学四书五经的藩篱，将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知识、技能等内容纳人学堂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科举教育制度。

黎庶昌多年出任清廷驻德、意等国参赞和驻日公使，后又返回国内任职，耳濡目染，中外对照，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教育之弊端，其对教育的态度理所当然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因此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理念而且力图付诸实践之中。

黎庶昌在出使了西欧诸国并出任驻日公使之后，认真考察、翔实记录了西欧各国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编成《西洋杂志》一书，书中对画院，竞技，学校教育，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形，也都有大量清晰的记写。鉴于官方创办的洋务学堂较少且大多集中于京师的实际情况，黎庶昌在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后，个人出资在重庆创设川东洋务学堂，“聚颖秀之士凡二十人肄业其中，习中文、英文、算学三科”，英语、数学为主科，聘请饱学且通洋务者为师，甚至自己亲自授课，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等传统文化。

这已经是他上书朝廷建议开设“绝学”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说明他对改变封建传统教育体制之事是牢记于心、志在必行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具体实施。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加上自身游历诸多国家的经验，他不仅将自然科学引人课堂教学以培养实用人才，而且还在自己开办的川东洋务学堂里选拔优秀学生赴伦敦留学，开西南学子留学之先例，川东洋务学堂将算学等内容直接纳入课堂教学.是在洋务运动开办的洋务学堂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对后来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一批国立大学的兴办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语及自然科学、技术等内容先后纳人教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实际操作技能。辛亥革命的‘大将军’、《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即肄业于黎庶昌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川东洋务学堂。

以文化为纽带走出国家

黎庶昌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在时代风云的推动下，不仅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而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员。就清代的外交官当中自郭嵩焘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如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黄遵宪等。黎庶昌似乎没有被划归什么派，他的兴趣也确乎不在政治、经济方面。访书、编书、著书、刻书都是文人学者“当行”的事情。正是这不经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独特外交风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成熟的过程。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视之为“夷狄”的成见。对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进而产生向往倾慕之情。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即编撰了《西洋杂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雏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时，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汉学的朝野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纷纷将诗文集请黎庶昌审正，赐序。黎庶昌对日本文士热情接待，坦诚倾谈。与不少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并从中获取了一些可贵的外交事务情报。这一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

外交风格的缔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这一外交风格的缔造者，黎庶昌来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充当外交使节。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去游历西欧各国以及日本。在游历过程中，他以一个文人独有的眼光侧重于驻在国的国政民俗、社会生活、交通途径、风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文人外交家来说，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对于本国以及他国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样，就更应该在对待外交事务中掌握驻在国的文化，以期达到相互认同，圆满地完成外交事务。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这样一种文人气质，铸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这个大势就包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内，掌握这一大势可以试图使用各种方法。黎庶昌在这种时代的召唤之下，走出国门，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就黎庶昌个人来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力主“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具备厚重的儒家文化的积累。同时，眼光开阔，极富远见。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文名得到驻在国的钦佩；以其高尚的品格获得了驻在国的友情和敬爱。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主观条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欧洲初见端倪，而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其根源在于西欧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相互抵制的。对于一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欧文化，黎庶昌只能从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华，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欧文化，继而了解西欧文化。在其《西洋杂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西欧各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但未与上层建立亲密关系，而在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开花结果。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加之，当时的日本学术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尚存，这一切都成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