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的特点

边贡以诗著称弘治、正德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驾诗坛，而边诗以富有文采为时人称许。综观边贡诗集，佳作多有，“风人遗韵，故自不乏”（《明诗别裁集》），而拟古摘句之什也掺杂其中；沉稳平淡，风格朴质，是其所长，而题材狭窄，调多病苦，为其弱点。要之，其拟古摘句之作，影响消极，而其纤丽俊逸之作，则开“神韵”之渐。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整理翻刻其诗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诗心有相会之处。因此，边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自应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文，后人编为《边华泉全集》。王士祯编选有《华泉集选》4卷。

边贡子边习亦有文名，在乡里教徒谋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称赞，把其诗作附刊于所编的《华泉集选》卷后行世。

边塞经历

彭而述长期仕于西南边陲，西南的风土人情自然不同于中原，使他倍感惊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风物诗就是记载、描摹西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如：“黔山殊易了，值此忽惊人。象马空中下，鸾凰物外真。古柏蹲山脚，奇峰触面开。三山涌作柱，百怪结成胎”（《飞云岭》）；“乌蛇长百尺，巨蟒大十围，倒餐角鹿卷树枝”（《行路难》）；“环山簇石笋，拔地起松根”（《平彝卫》），等等，写景状物，如在眼前。而其有些诗则侧重于表现当地人民，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如“红藤腰围黄金齿，乡面花角来嘎理。双颊象牙环，髻插白雉尾。南山遮些郎，北溪地羊鬼，相约共赴陆梁会。”（《大（棘火）歌》）男女青年，身着独特的民族服饰，兴致勃勃地相约赴会，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特点描述

总之，《读史亭诗集》在内容表现上，有个人苦闷的倾诉、战乱生活的叙写、世道人心的评说、边陲生活的描绘。彭而述在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基础上，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动乱年代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彭而述的古诗乐府，质朴通俗，多仿民歌之作，不乏清新的韵味；其律诗严守格律，平仄对仗，极见功力。诗人精研经史，博见广识，故作诗使事用典，得心应手。

手迹与成就

传世书迹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柳州石井铭》等。《罗池庙碑》，唐长庆元年（821）正月立。韩愈撰、沈传师书、陈曾篆额。旧在广西柳州，久佚。仅清何绍基藏宋拓孤本传世。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影印本。此碑书法秀润妍美，清劲有神，字型虽瘦，然筋而藏肉，略无枯瘠之态，极为可爱。唐代后期是书法的萧条时期，但以沈传师为代表的“矫肥”派，显然多少也给沉闷的书坛带来一些活力，也给柳公权创“柳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与柳公权书法的比较

楷书《柳州罗池庙碑》为沈传师53岁时所书，碑文由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纪念颂扬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所做的政绩。碑立于罗池庙内，碑石早已不存，至于何年遭毁，现无从查考，今所见拓本乃据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一册影印。浏览此碑书法，气息清劲圆润、骨法神健，结字虽较为瘦削，然挺健秀朗，肉藏于筋，略无枯瘠之垢病。乍一看，近似柳（公权）书，但细察与柳书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柳书中宫过于内敛，紧缩得让人心中发慌，沈书却无此特征，虽然中宫也稍作内敛，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较宽松的。另一个与柳书不同点即在结构上，沈氏书法结体多呈左低右高势，且略向右欹侧，当然，此碑书法也确实存在与柳氏书法相同的地方，其中竖弯钩、点、撇、捺、悬针竖等用笔和一些字的结体如“言“字旁，“诏”、“柳”、“师”、“不”等与柳书如出一辙，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请看王铎跋此拓本的一句话“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柳诚悬、欧率更，合为一家”。如果王铎的话可信，显然沈师承了柳，然据《旧唐书》柳公权本传推测，柳（公权）小于沈传师九岁，同时，本传有一段话也耐人寻味，“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说不定这“近代笔法”里就包括沈传师在内。如捡柳书《李晟碑》与《罗池庙碑》对照，用笔与结字即颇为仿佛。看来王铎的沈“本”柳公权是要打折扣的。黄鲁直在论唐代书法时，曾说“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元和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可见柳、沈都是力“矫肥厚之病”以尚“清劲”为美的书家，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柳、沈都是极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这样看来，柳、沈书风的相近也就不足为怪了。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语音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语汇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篇章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运用

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笔法圆劲

传为阎立本的作品保留到至今的有《历代帝王图卷》，就是古代画家企图表现性格特点的重要作品。

这一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的肖像：前汉昭文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蒨、陈宣帝顼、陈废帝伯宗、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其中前六人距阎立本时代较远，后七人则较近。陈叔宝及杨坚父子等人，阎立本都有可能亲自会见过，宇文邕虽是他的外祖父，因去世较早，恐未及见，但对他的了解可能是较真实具体的。阎立本成功地刻画了帝王们的个人性格。画中不仅表现了画家对他们的了解，并且表现了画家对于他们的评价。据过去史书的记载，魏文帝曹丕是博闻强识，才艺兼备的。晋武帝司马炎是深沉、有度量，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北周武帝宇文邕是粗野强梁，没有文化，然而是很有策略、很有能力的人，他从叔父手中夺回了政权，进一步统一了整个北方。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有名的，表面上平和，而心中有计谋多猜忌的人。隋炀帝杨广，据史书上说是美姿容，很聪明，但又浮夸、空想、好享受。陈文帝陈衍也是美姿容，有学识才干，很干练。这一切都和阎立本的表现相符合。

阎立本是从拥护统一，赞美稳固的政权的立场出发描写这些帝王，这一立场是符合初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要求的。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字文邕、杨坚等统一了天下，或促成了统一的趋势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而陈叔宝是所谓亡国之君，阎立本则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就都缺少英雄气概，但江南的陈蒨是一个建立基业的帝王，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无办法的帝王，两人也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历史上的帝王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个人的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而经他们之手所实现的统一与分裂、偏安等不同的政治情势对于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阎立本对他们的描绘联系着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就是通过了个人的性格刻划而企图实现概括广阔生活的目的，这样的创作是从人物肖像画的最高要求出发的。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的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

画家所选择的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的是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和嘴。眼睛除了天生的尖圆长宽等不同外，更显然可以看出内心的心理状态经常表现的不同，而筋肉因习惯性的动作而形成的特点，嘴部表情或用力，或放松，对这些部位都特别着力地加以刻划。

此外，如胡髭，因人而有软硬、疏密的不同，头身的姿势和面部筋肉、骨骼、皮肤也显然可以看出各人的差异。皮肉有松有紧，有硬有软，有粗有细。字文邕的粗野和陈蒨的文雅，极其明显地表现出面部筋肉的不同，几乎能够令人感觉到一个是白净光细，一个是黑而粗糙。

其他，如侍从有男，有女，服饰器物中有的挎剑，有的执如意，也都有烘托性格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

《历代帝王图卷》的这一些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新水平，在古代绘画史的发展上有着重要地位。

政治题材

阎立本的不少创作活动与初唐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据记载，他画过《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政权的强大。他曾画《魏徵进谏图》则是表现太宗时名臣魏徵敢于直谏，从而歌颂唐太宗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的美德，他曾画《永徽朝臣图》，系表现高宗时的大臣肖像，又画《昭陵列像图》，则是树立在太宗陵墓两侧的各族首领石雕像的设计图，可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罗贯中被称为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他的章回小说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且已经分卷分目，目录文字也很讲究。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他与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每回的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除分回立目之外，他的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罗贯中的章回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

罗贯中的艺术造诣，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谙熟、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的长处，取得了民间话本《说三分》的精华，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他对成百上千的帝王将相谋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征，甚至不少人物的社会关系、历史命运和仕途风云，都了如指掌。这一番广采博纳、熟记活用的功夫，是罗贯中将一百年历史尽收眼底、聚整世纪风云于笔端的底气所在。

矛盾冲突，是历史小说的最诱人之处。作者可以用它来造势，用它来展示人物行动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

罗贯中最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精彩。赤壁之战的第一个特色是两国开战，三方参与；既有大量的军事活动，又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将三国时期的主要谋臣战将都引人这些活动之中。第二个特色是推进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以斗智、伐谋为主，而不是以交锋为主。作品中大量描写和记叙的是文战而不是武战。第三个特色是时代特征，赤壁之战之前是诸多军阀混战时期，而赤壁之战的一把火，烧出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历史。第四个特色是地理特征，曹操、孙权双方，中间横着一条长江，这条长江上垂高天，下接厚地，渺乎苍苍，浩乎无际，或大雾迷天，或惊涛拍岸。于是作战双方，都围绕这一条大江大做文章。这条大江的阴晴变化，时刻都影响着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第五个特色是多重矛盾相互交叉，既有敌我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要灭孙权，又有盟军内部的矛盾如周瑜要杀诸葛亮；既有明枪、有暗箭、有勾结、有背叛、有正义的伸张，又有阴谋的破灭。第六个特征是：矛盾斗争的结果出人意料：最强者败，最弱者胜；兵最多者败得最惨，兵最少者获利最大。

罗贯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塑造出了永远都光芒四射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几百年来都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印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坎里。

情节曲折而新奇，语言个性化而凝练，也是罗贯中的历史小说的一个特征。

清代苏广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里没有一首瑞安人的诗，但是，晚清大词家朱孝臧(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里却有温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学的《好事近·送春》。这也是该书中惟一入选的瑞安籍作者的词。

蔡幼学不但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时力主抗金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为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光辉业绩所掩盖，他在《宋史》中被编入《列传·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他的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传。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五言的古体和律诗6首，及被朱孝臧编入《宋词三百首》里的《好事近》词一首。

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7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幼学的诗风朴实，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无艳丽虚浮之辞。他虽与“永嘉四灵”处于同一个时代(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又生活在温州地区，但诗风与“四灵”迥异，而又与“江西诗派”不同。他写诗不猎奇，不立异，不用典故，不发议论。现存的6首诗和1首词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语言，记述眼前之情之景，能于细微处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孙锵鸣在他的《东嘉诗话》中说“蔡幼学之诗‘冲和粹雅’，置之《止斋集》中，亦不能辨。”的确，笔者也觉得他的诗风受其业师陈傅良影响很大。

其次也可以发现蔡幼学诗词的思想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处处体现出儒家面对现实的入世观念。正如叶适在《蔡幼学墓志》中所写的：“公幼以文显，无浮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多阐教化、养性情，花卉之炫丽，风露之凄爽不道也。”其诗在写景中常闪耀着哲理光辉，抒情中不忘勉励之语。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园》的这首五言古诗：“凉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爱此朝气清。池荇浥风露，洒洒醉梦醒。来禽俯清泚，相照脸色赬。悠然到瓜田，钩蔓亦轩腾。万物咸得宜，吾生亦何营。”本来是记游写景之作，但经过他的笔触，却使人们看到的万物都呈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引人奋进的色彩。

由于吴镇以董巨起家，其画中山、石、树、水、房屋、小桥都显得格外宁静、平和，但吴镇有时也着意打破这种气氛，使宁静中增几分动荡，那就是近景大树和山石的表现，特别是三两棵树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果说吴画山、石、水、小桥、屋舍、群树的表现乃至整体气息是以董巨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其局部的大树则主要是以马夏的面目出现的。结构布局上立于近景，形象表现上夸张变形，树种的选择上以松柏寓人格。这种形象的树出现在平和、宁静的境界里显得格外突出。它们或直立挺拔、俯势向上；或倚斜偃蹇、欲倒还立；或技条倒挂、曲折盘桓。而且吴镇对大树的形象也是情有独钟的，几乎每幅山水画均有此类形象。这一个个形象频繁出现于其笔下，有何深刻含义？如果联系一下元代的民族岐视政策，联系一下同样比邻而居，盛氏求画者门限为穿，自家之门阒然的事实，或许透露出个中消息。在大树的塑造上，如果把吴镇放在“元四家”其他三家中做一比较，吴镇的独特个性尤能充分展现。黄公望、王蒙为了表现高士的居住环境，用平和、冷静的笔触画群山诸峰，力量均匀，气势平缓，树木郁郁葱葱，均为山的点缀，很少突出某一大树。倪瓒、吴镇在景物取舍上有极强的一致性，均喜画几棵树。倪瓒的树是纤细、弱小的，树干上长出几条树枝，枝上顶着几片叶子，立在空旷的荒野里显得孤独而又凄凉。而且倪瓒的树往往是叫不出名字的，并无具体所指；吴镇在树的种类上往往是有选择的，他最喜欢选取被赋予隐逸人格象征的古松来充实画面。在近景中吴镇很少画杂树而是喜爱强调几棵大树，个个粗壮而枝叶茂密，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通过比较，可以明白吴镇那种孤高、耿直，虽“势力不能夺”的个性是何等强烈。

刘晏自幼天资颖悟，少年时期十分勤学，才华横溢、名噪当时，七岁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唐玄宗召见后，大加赞赏，授秘书省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记载，刘晏十岁那年，“一日玄宗御驾勤政楼，大张鼓乐百妓，罗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歌舞”。这时刘晏被唐玄宗诏于楼中，“使贵妃施粉黛如巾栉”，打扮停当，玄宗目视刘晏发问，“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真不愧是有风趣的字谏。接着贵妃又让刘晏针对勤政楼下百戏争新和王大娘头戴百尺竹竿的精湛表演作诗。刘晏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和嫔妃等人的一片赞颂。为此，唐玄宗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神童刘晏一时名噪京师。从此他利用职务之便，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四处救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都有重大影响。

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把他树立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

刘言史与孟郊友善，与李翱亦有交往。他和李贺同时，诗歌风格亦近似。如《七夕歌》中有句云：“云衣香薄妆态新，彩輧悠悠度天津。玉幌相逢夜将极，妖红惨黛生愁色。”美丽恢赡，颇具匠心。皮日休称其诗“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刘枣强碑》）。刘诗多游赏酬应之作，但《苦妇词》一篇，对贫苦无告者深表同情，较能反映人民疾苦。严羽《沧浪诗话》说：“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翁方纲《石洲诗话》也认为：“刘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

咏怀诗阮籍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论说文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见《典论·论文》）。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

曹组的词以";侧艳";和";滑稽下俚";著称，在北宋末曾传唱一时，浅薄无聊者纷纷仿效。但在南宋初却受到有识者的批评，甚至鄙弃。他的儿子曹勋为他编刻的集子，在高宗时便";有旨下扬州毁其板";(《碧鸡漫志》卷二)。从他现存词来看，确有不少";侧艳";之作，如〔点绛唇〕";密炬高烧";、〔鹧鸪天〕";辇路熏风起绿槐";之类。但他还有一些词描写其羁旅生活，感受真切，境界颇为深远，无论手法、情韵，都与柳永词有继承关系。至于他的〔青玉案〕以";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对照写出";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则下开元人马致远〔天净沙〕那种笔调、章法。";滑稽下俚";固有其庸俗的一面，但语言生动、构思奇特、手法新颖，也还是表现了作者企图把词从高雅凝重中解放出来而作的尝试。如〔渔家傲〕的";睡觉只疑花改岸，抬头看，元来弱缆风吹断";，则已接近于曲，显示出词的演化趋向。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曹组《箕颍集》20卷，今已不传。赵万里辑有《箕颍词》，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中。

跟李璟、李煜一样，冯延巳也多才多艺，这也是李璟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他的才艺文章，连政敌也很佩服。《钓矶立谈》记载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如君也，诙谐不如君也。”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记载孙晟的话是：“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两处记载，文字虽不一样，但意思相同。看来冯延巳为人确实多才艺，善文章，诙谐幽默。又据《钓矶立谈》记载，冯延巳特别能言善辩。他“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听之不觉膝席而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他又工书法，《佩文斋书画谱》列举南唐十九位书法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冯延巳的大名。他的诗也写得工致，但流传下来的仅有一首。不过冯延巳最著名最有成就的，还是词。

冯延巳词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因循出新。所谓“因循”，是说他的词继承花间词的传统，创作目的还是“娱宾遣兴”，题材内容上也没有超越“花间词”的相思恨别、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的范围。所谓“出新”，是说他的词在继承花间词传统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

如冯延巳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时间意识和生命忧患意识。他在词中时常感叹人生短暂、生命有限、时光易逝。表现人生短暂的生命忧患意识，成为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但在词中，是冯延巳第一次在词中表现这种生命的忧患。人生本来就短暂，因此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充分享受爱情的幸福，在短暂的青春期及时享受爱情的欢乐，可偏偏“别离多，欢会少”。爱情失落的苦闷中又包含着一层生命短暂的忧患，这既强化了爱情失落的苦闷，也表现出了人生的悲剧，从而丰富了词作的思想内涵，提升了词的思想境界。

冯词写愁的最大特点，是忧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他词中的忧愁，具有一种超越时空和具体情事的特质， 写来迷茫朦胧，含而不露。冯词中的忧愁“闲情”，常常很难确指是什么性质的忧愁，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苦闷。比如前面例举过的《鹊踏枝》中的“闲情”，就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一种什么样的愁。他只是把这种闲情闲愁表现得深沉而持久，想抛掷也抛掷不了，挣扎也挣扎不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始终缠绕在心头。他的几首《采桑子》词，这个特点最为突出。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苦闷，抑郁不欢；一种可能已经存在又似乎是即将来临的人生忧患。冯词忧患苦闷的内涵性质，是无法确指的，无法界定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读冯词，也会被感动，但需要联想，需要深层的思考。

在艺术上，冯延巳词也有特色。一是空间境界比较阔大，常以大境写柔情，如“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流”(《更漏子》)；“楼上春山寒四面”(《鹊踏枝》)等。阔大无限的空间境界，表现出愁思的深重。二是善于用层层递进的抒情手法，把苦闷相思表现得一层深似一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层深”之法，最典型的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其他词作也屡用此法。三是在情景的配置上，善于用逆向配置法。词中写情，最常见的是情与景交融互写，但情与景交融配置的方式有同向配置和逆向配置两种。所谓同向配置，是客观景物蕴含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的性质相同，逆向配置是客观景物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性质正好相反。冯延巳词中，常常喜欢用明媚灿烂的春景来写悲哀的情绪。情景的逆向配置，加倍写出了主人公的愁情。面对欢乐之景，尚且苦闷，如果是悲哀之景，其忧愁苦闷更可想而知。

冯延巳的词集名《阳春录》，有的题作《阳春集》，北宋时就有传本，但宋代的本子早就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清代抄刻本也有不少。但各本收词不尽相同，有的收有伪作。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冯延巳词112首。（选自《南唐二主冯延巳词选》）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作品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