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的处世态度

我们说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四次归隐，五次离京第一，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　　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处自由，这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权力的中心——朝廷：　　第一次发生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李泌传》)。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顺便要提到的是，元载是一位靠应试老、庄、列、文起家的文人，却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也仅呆了两年，至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不能被视为受到排挤。到了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侯。贞元五年(789)，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被赶出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李泌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前两次为主动人京外(第二次肃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诏书即起身赴行在)，后三次都是被召，这说明李已经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李泌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避祸全身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旧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以谦退处世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们说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四次归隐，五次离京第一，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　　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处自由，这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权力的中心——朝廷：　　第一次发生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李泌传》)。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顺便要提到的是，元载是一位靠应试老、庄、列、文起家的文人，却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也仅呆了两年，至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不能被视为受到排挤。到了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侯。贞元五年(789)，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被赶出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李泌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前两次为主动人京外(第二次肃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诏书即起身赴行在)，后三次都是被召，这说明李已经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李泌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避祸全身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旧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以谦退处世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

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像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像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作品风格：语言清淡朴素，以铸字炼句取胜，刻意求工。题材窄狭，缺少社会内容，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情调偏于荒凉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