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的研究考证

生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定储光羲生于公元707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亦持此说。后来李金坤《储光羲里贯、生卒年考辨》对此说作了补考。但是陈铁民在其《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中认为，储光羲当生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葛晓音《储光羲评传》，则认为储光羲生于公元702年，似更合理。对于储光羲的卒年，异说较多。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储氏约卒于公元759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则认为储氏约卒于公元760年，陈铁民《考辨》认为储之卒，当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遇赦后不久，姑定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李永祥、于友发《储光羲事迹考略》认为储光羲大约是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前后谢世的。李金坤《考辨》也认为储光羲并未贬死岭南，当卒于遇赦后的大历元年左右。

籍贯储光羲的籍贯，向有鲁国兖州的说法。施章在其《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首先对此旧说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储光羲并不是山东的兖州，而是江苏的江都人，又从他的诗中得知，储光羲的生地不是山东的兖州，而是江苏的南兖州。马茂元《储光羲里贯及生平事迹考辨》也对兖州说进行了辩驳，但他认为光羲世居鲁郡，后占籍润州之延陵，实应为延陵人。后来陈铁民《考辨》对马茂元的说法表示赞同，且以储诗证之，认为“储无疑是延陵人”。同时或稍后，又有黄进德《储光羲贯润州延陵考》、李永祥、于友发《储光羲事迹考略》、李金坤《储光羲里贯、生卒年考》等文皆认为储光羲籍贯当为润州延陵。

科第考对于储光羲科第的情况，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马茂元《考略》认为，储光羲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登进士第，与崔国辅、綦毋潜同榜。所谓“应制”，即诏中书试文章。盖登第后试文章，乃释褐也。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储光羲行年考》则认为，储光羲开元十四年在东都，成进士，制科及第。陈铁民《考辨》对开元十四年进士试在洛阳举行而非在长安举行作了辨析；又谓储光羲是年登进士第后并未立即解褐入仕，盖登第后又试文章，然后授官也；又据《秋庭贻马九》诗知是年秋储尚在洛阳，估计他授官和离开洛阳赴任的时间约在十四年秋冬间。

仕宦考马茂元《考略》据储诗补考了他曾在释褐后一度归隐，后又出山官太祝，天宝末曾使至范阳，其为御史当在天宝十四五载间（公元755――756年），安禄山乱起之际，其任伪官后似曾谋欲建功以自赎而未遂。陈铁民《考辨》则考出储曾四为县尉，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乡；归乡后约于开元二十八年复入秦，嗣后，即隐居终南；储出山官太祝的具体时间，难于确考，估计在天宝六、七年间；其官监察御史最晚即在天宝九载，出使范阳应在天宝九载；对于储陷贼后的行止，该文也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谭优学《行年考》对储光羲的仕宦经历也有较详细的考辨，并作了编年，他认为，储开元十四年制举及第后，即授汜水尉，自洛还江东当在开元二十一年之后，自开元二十三年至开元末，似闲居洛中（何时从";故丘";返洛中返此不可考），于天宝四载或稍前尉安宜，天宝十载任华州下邽尉，天宝十二载自下邽尉征拜太祝，未上，隐居终南庄城，天宝十三载或稍后迁监察御史，天宝十五载，陷贼，受伪署，疑于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贬赴冯翊。另外，李永祥、于友发《考略》也对储光羲的仕历作了一些考证，如他认为储光羲属于张九龄一派，于开元二十二年被擢入朝任监察御史，在开元二十五年疑因系张九龄党而入狱。葛晓音《储光羲评传》对储光羲的仕历也有一些新的考证，如她认为储光羲于开元十四年释褐后应先任下邽尉，时在开元十五年；开元十八年又转安宜尉，大约在开元十九年或二十年在安宜尉任上弃职归隐（先回故乡，然后又到太行山附近的淇上赋闲）；他任汜水尉当在开元二十二年左右，此后可能曾任冯翊尉；开元末到天宝初储光羲隐居终南山；其拜太祝的时间，应在天宝五载以后。

思想及诗歌研究关于储光羲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论，只有储皖峰《陶渊明与储光羲》、缪文逵的《储光羲的人生观》等为数不多的文章。另外施章在其《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一文中也对储光羲的思想和性格作了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储光羲的人生见解，受老氏思想的影响较深，“他有时虽然有同道士或炼师的游仙思想，这是由于不满当时的社会环境，虚构出一个乐园，来聊以消忧的方法。”“他理想中的人物是柱下史老聃，是浮丘子，是王子晋；而不是孔丘颜回。所以他能好独善，怀虚无，他既与为功名而钻营之徒异趣，自然功名中人也不愿与之为伍。所以他希望能如王子晋游太清之境，就可以无忧无虑了。”对于储光羲之受伪职，施章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姑不论储光羲从贼是事出无奈，就是从他的诗中，也可看出他率真的性格，看出他对唐明皇的不满和对明皇左右一般助桀为虐的家奴的痛恨”，“这位诗人虽有悖于奴隶道德的嫌疑，可是他的人格道德无论如何，乃光明落地，并不像一般腐儒的拘守绳墨。”张仲谋、孙映逵《储光羲简论》在谈到储光羲诗歌的思想价值时说其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稍微沾染了一些道家和神仙家的意识。葛晓音的《储光羲评传》也对储光羲的性格和思想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宁可崎岖下位，长守贫贱，也不肯改变自己的人生信仰，这种清浊分明、追求真淳的精神，是储光羲思想中可贵的一面。";";尽管他常怀独善之志，又好长生之说，积极入世仍是他的主导思想。”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在肯定了储光羲诗歌中有关心国事民瘼的力作，抒发了自己苦旱悯农，忧念社稷苍生的深切感情之后，又指出对其作品中的思想性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他还有一些歪曲历史的作品，表明了诗人也有阿谀权贵的庸俗思想意识。　　对储光羲诗歌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也不多。施章《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中有一节是专论";储光羲之农诗";的，他认为储光羲“以他率真的性格，健全耐劳的身体，由实地耕作当中来体验农夫的生活，而由诗中表现出农人的自得和辛苦的实感来，自然是成为最真实的农诗了”，又认为“光羲的全部诗集的艺术，都具有率真朴质的本色”，“他在唐代诗人中，能特树一帜，而成为一个名家，也就是由于这种质朴的艺术所致。”张仲谋等著《储光羲简论》则探讨了储光羲的五古创作及其艺术成因和储光羲的田园诗及其影响，最后认为，";储光羲的田园诗多于而且优于王、孟，作为唐代田园诗人的代表，他上承陶渊明，下开范成大，堪称中国三大田园诗人之一。";葛晓音《储光羲评传》也着重分析了储光羲的田园诗的艺术成就，该文认为，储光羲首先以田园生活为喻体，均采用民歌形式，从农村田猎、樵采、渔牧等日常劳动取材，歌咏隐逸生活的悠闲，并以各类劳动的不同性质和特征为比喻，寄托他仕途失意的种种感慨；其次，善于朴实细致地描写劳动生活的情景，富有农村的泥土气息；还有不少诗以境界的清新闲静见长；他在五古上用力最多，格调清雅老成，颇有古意，但有些诗较为繁杂，缺乏完整和谐的基调；五律则大抵轻快有余而凝练不足；他的小诗虽然不多，却有一些佳作，最能见出其思致清新、笔调活泼的特色。此外，论及储光羲诗歌的文章还有李无未、王辛凡的《储光羲诗韵谱》、刘继才的《论储光羲――兼与陶渊明等比较》等。

明潘廷章《硖川图志》载：殳山又作芟山，西山之西北六里，高二十余丈，周七里，桐辖也。《桐邑志》曰：殳山，因殳仙而得名。殳仙名基，得导引术入千金乡，相传宋时人，登此山数年，跌坐而化……其地历史，据《石泾小志》载：“汉代为由拳县西南境，三国（吴）后改属嘉兴，五代（后晋）时又改属崇德，明代宣德五年（1430）后划归桐乡。至1950年，殳山又划归海宁双山乡。

从贝琼的诗可以看出，他可能就是海宁当时的殳山人，有《殳山隐居诗》为证：病客从教懒出村，两山一月雨昏昏。野花作雪都辞树，溪水如云欲到门。无复元戎喧鼓吹，试从田父牧鸡豚。来青处士时相过，犹是平原旧子孙。”

光看此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殳山山麓有他的故宅与来青堂主陆容的遗址。殳山位于硖石镇双山村，分为东殳山和西殳山，东殳山也称史山。所《硖石图志》记载：“殳山在西山之西六里，高二十余丈，周七里，桐辖也。”桐邑志曰：“因殳仙而得名。殳仙名基，得导引术入千金乡。相传宋时人，登此山数年，趺坐而化，其徒收瘗惟巾氅云。”殳山上名胜古迹很多，据《桐乡县志》记载：“山上有潮音庵，又有殳仙石、铜棺冢、洗药池、炼丹台、藏兵坞、小赤壁、一滴泉、公主墓诸胜迹，山麓有明初贝清江故宅及陆容来青堂遗址。”1950年，桐乡县屠甸区殳山乡的七个村并入海宁县。20世纪80年代，已将殳山改为公墓。

殳山原属桐乡，后改归为海宁。故说贝琼是桐乡人也没错，说他是海宁人更是没错。现殳山归属海宁的双山乡，那贝琼自然就是海宁人了。另外，他还写了《游殳山诗》：

神人夜割蓬莱股，苍然尚作青狮舞。殳基得道此飞腾，烟火千家自城坞。前年盗起官军下，存者如星绕四五。我来欲置读书床，出入未愁穿猛虎。山寒月黑无人声，夹道长松作风雨。”

从诗句来看，贝琼确实曾在殳山隐居。

文史哲诸领域的贡献

焦竑一生博览群书，涉猎广泛。除著作等身、藏书两楼外，在史学、金石文字学、考据学、文献目录学、印刷出版、哲学、佛教等诸多领域里颇有建树，赢得了他在这诸多领域里的历史地位。

最突出的应是史籍文献学研究。对焦竑的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后人评说：“焦公是明代中国文献学第一大高手，博学淹贯，稀有能及”（《新语丝》1995年，第16期）。

对古籍藏书的分类整理，又使他成为了一位目录学家。主要是其为明朝国史（万历时期受命的）所修撰的《经籍志》（未完成）。由于某些缘故受到《四库》的批评。但是似乎对海外影响甚大。（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提到，日本有古版。可见流传应当很广。）

考据学方面，他将考证研究书籍中发现的错误，汇编成了《俗书勘误》一书。

在印刷方面。他一生以“致用”为目标，广泛搜辑抄撰存世书刊，成为了明代著名的古籍出版家；他在为皇长子做老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将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年少时奋发图强的故事，插入绘画，编写了文图并茂、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课外读物——《养正图解》。备受当代印刷界、出版界推崇。

南京大学著名学者、民革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徐雁教授评价焦竑：“他是中国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在理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文献考据学等领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树，从而在中国思想学术历史上自成一家。”（《明代南京学术人物传》）。

评议研究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大地开始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大诗人。由此，寒山始受到国人的青睐，大陆及台湾学术界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更呈现出雨后春笋之态势。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其诗一时之间风靡欧洲。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那里，他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

寒山诗在二十世纪受到了中国及西方众多读者、研究者的关注。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文学及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如寒山一样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纳的诗人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以下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百年中的寒山研究概况。

研究内容

二十世纪以来的寒山子研究，总体上可分为生平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部分。关于寒山子生平研究包括对其生活年代、生活经历、以及葬地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寒山子生活年代问题，历来有“贞观说”（公元627—649）、“先天说”（公元712—713）以及“大历说”（公元766—799）三种说法。贞观说以唐代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为始，后经宋释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肯定，后人如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元释熙仲《释氏资鉴》、1979年版的《辞海》等均以此说为准，近有学者中亦有赞同此说者，其中以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为代表。前者以诗为证，通过历史与寒山诗的相互印证，指出寒山“约生于隋开皇三年（584），卒于唐长安四年（704）﹙也许是个概数，难以肯定﹚”。后者通过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社会状况的详尽分析同样支持贞观说。先天说以宋释赞宁所作《宋高僧传》为滥觞。此说仅有元释昙噩，撰于至正二年（公元1366）的《科分六学僧传》和谭正璧所撰，1934年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表示赞同。

得出看法

对寒山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及对诗歌内容分类的研究，有以下几种看法。李振杰在《寒山和他的诗》中将寒山诗内容分为以下几种：表达对战乱时期社会伦理崩溃状况下社会中丑恶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对山林生活的描写和吟咏；直接宣传佛理；记叙个人生活及身世。李敬一在《寒山子和他的诗》中，把寒山子诗歌内容分为：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面貌；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揭露社会上不合理的婚姻现象；反映沙门生活，宣扬虚无观念、因果轮回、消极遁世以及描画社会炎凉世态和城镇、乡村不同习俗等几个方面。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对其诗歌也作了较系统的分类，将其诗歌分为：自叙诗、隐逸诗、风俗诗、道家诗和佛家诗五类，并分别对各类诗歌作了较详尽的解释和说明。项楚《寒山诗校注·前言》中认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绝对地泾渭分明的。”其世俗诗中又包括抒情咏怀诗、讽世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通过寒山子诗歌内容的探究，可以使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从而进一步认识其诗歌的价值。寒山子的诗歌“有相当多的作品触及现实生活，大谈人生问题，从农业生产、社会道德、到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几乎触及了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这部分诗歌不仅在绮靡软媚的初唐诗风笼罩下面使人感到清新可爱，就是在高亢激昂的盛唐之音回荡的时代里，也掩盖不了它的蓬勃生机和朴爽之美。”寒山诗歌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对社会现实等各方面的反映表现出来。

除了对寒山诗歌总体上的内容分类研究外，由于寒山诗中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有人认为其诗从内容上看“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因而，对寒山诗歌宗教思想的研究也颇为重要。张立道《浅谈寒山子诗的道家思想》、钱学烈《试论寒山诗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这两篇文章对寒山诗所体现的儒、道思想有所论述。然而，寒山思想相对来说受佛教思想影响更大，其诗中体现佛禅思想的诗占一大部分。台湾黄永武指出：“唐人中以诗来写禅理，写得最多，写得境界最精湛的，应该是寒山。”因而对其诗歌从禅的角度分析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钱学烈在其《寒山子禅悦诗浅析》中，将其佛禅诗分作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而其禅悦诗又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禅趣诗几类，并分析各类诗歌具体包含内容及思想特征，系统地对寒山子佛禅诗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另有何西虹的《略论寒山景物诗中的禅意》一文，对寒山景物诗中所体现的禅意之美有所论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寒山诗集提要》中指出，寒山诗“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可见寒山诗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探究其诗的艺术特色。李振杰《寒山和他的诗》中指出，寒山诗“蕴藏着神秘的禅机哲理”、“形式自由、感情朴实”、“语言通俗”、多用“比拟的手法”等几大艺术特点。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中则指出，其诗歌“具有民歌那种通俗、质朴、生动、清丽的特色”、“常采用民歌中的比、兴手法”、“尤其注重自然界声音的模拟”、“体制上一般都较为短小……形式和风格是比较多样的”等艺术特点。钟文《诗僧寒山子》将其艺术风格概括为“讥讽时态，毫不容情”、“劝善戒恶，富于哲理”、“俚语俱趣，拙语俱巧（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耐人寻味”、“有许多比喻生动的句子”、“叠字的连用”等几方面。《吴中先贤谱》苏文编绘

贯籍司马迁著《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名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集解引《吕氏春秋》讲：东海上，乃“东夷之土”。东夷指当时东方各少数民族，东夷之土，即泛指淮河中下游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很有功劳，受封在吕国，《辞海》有一条古吕国在南阳的记载：吕，古国名，作甫，亦称有吕，姜姓。传为四岳之后。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为楚所灭。而吕国何地也成了姜子牙故里之争的焦点。

出生地关于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今河南省卫辉市）也；”《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子牙“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的“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辖的莒县一带。据此，一般认为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在今山东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

身世姜子牙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子牙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子牙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子牙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子牙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子牙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另据当代学者考证，毛文锡其实死于后蜀建立之前。

事前蜀，官翰林学士承旨，迁礼部尚书，判枢密院事，后进文思殿大学士，拜司徒，仍判枢密院。因与宰相张格、宦官唐文扆争权，贬茂州司马。前蜀亡，归后唐。不久，又事后蜀。与欧阳炯等五人以小词为后主孟昶所赞赏。

毛文锡词大都是供奉内廷之作，内容多写歌舞冶游，成就不高。但其〔巫山一段云〕“雨霁巫山上”咏巫山神女事，就题发挥，即景寄兴，“远风吹散又相连，十二晚峰前”，“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惹人情思，历来传咏。〔甘州遍〕调长63字，其“秋风紧”一首，写边塞征战：“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场面比较宽阔，凄厉苍茫，开北宋边塞词先声。此外如〔醉花间〕“休相问”、〔更漏子〕“春夜阑”、〔临江仙〕“暮蝉声尽落斜阳”等，也较清新可读。

毛文锡著有《前蜀纪事》2卷，《茶谱》1卷。词今存30余首，见于《花间集》、《唐五代词》。其事迹见《十国春秋·前蜀》。

至二十世纪，鱼玄机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对其进行专门研究。 研究文章有许袆之《女诗人鱼玄机》、谭正璧之《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鱼玄机》、卢楚娉之《女冠诗人鱼玄机》等，及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有缪军之《试论晚唐女诗人鱼玄机及其诗作》、曾志援之《试评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诗》、王中华之《敢于乱礼法的女性——谈鱼玄机的诗》、艾芹之《鱼玄机的女性意识及其爱情》、张乘健之《感怀鱼玄机》、苏者聪之《论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曲文军之《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彭志宪等编著的《唐代诗人鱼玄机诗编年译注》。

通俗文化中，鱼玄机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题材。有颇多出版或未出版的网络小说以鱼玄机故事为蓝本，比如向哲著《新鱼玄机传奇》，薇在旦夕著《我与你说鱼玄机》，夏雨rain著《觉今是而昨非》，玻璃唇著《爱如鲜血流千年》，吴蔚著《鱼玄机》，莲香小荷著《烟姿柳：才女鱼玄机》，王小波著《寻找无双》等等。还有一些以鱼玄机故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比如方令正执导的电影《唐朝豪放女》等。

关于鱼玄机的罪案，温州大学张乘健教授认为，《三水小牍》关于鱼玄机“妒杀”绿翘的故事有编造的痕迹。理由有二：一、绿翘已死，她死前和鱼玄机说的话来源不可靠；二、绿翘作为鱼玄机的女僮，年龄顶多不过十几岁，而说的话义正词严，全然不像天真烂漫的稚龄女孩子的口气。这些话未见得是皇甫枚所编造，很可能就出自京兆府刀笔吏对鱼玄机罪案的陈述；而绿翘斥鱼玄机“淫佚”，简直就是京兆府尹对鱼玄机严正的判词。张乘健认为，绿翘事件必定有复杂的背景，里面隐藏着隐秘的委曲和细节；所谓鱼玄机“妒杀”案是亘古之谜，也是千古奇冤。

关于对鱼玄机的评价，明代文学家钟惺在《名媛诗归》称“绝句如此奥思，非真正有才情人，未能刻划得出，即刻划得出，而音响不能爽亮……此其道在浅深隐显之间，尤须带有秀气耳。”现代作家施蛰存说：鱼玄机诗一卷，四十九首，还有一个南宋刻本……她的诗以五、七言律诗为多，功力在薛涛之上与李冶不相上下。

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死因，旧说多谓为宋之问所害。 此说肇始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及《刘宾客嘉话录》。《大唐新语》云：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善掐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刘宾客嘉话录》云：“刘希夷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宋以后不少著作，每每沿袭此说。现当代一些名家著作乃至一些文学史、辞典等，也采用此说。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辞海》、《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致1981年临汝县(今汝州市)重修刘希夷墓，林冠夫先生撰写碑文时，仍宗此说。

然而，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此说不仅既乏确凿的根据，也无有力的旁证；而且无论从时间上抑或从情理上似乎都讲不通，因此，难以成立。

从时间上说。刘、宋二人的生卒年月均史无明载，只能从比较隐微的材料中推测。倘若果如《唐才子传》所言，即刘希夷上元二年(公元675)中进士时“年二十五”、死时“未及三十”；那么他当生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闻一多《唐诗大系》即定刘希夷生于是年)，卒于仪凤、调露间，至迟不晚于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而据宋之问《秋莲赋》一文自序云：

“天授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分直，指分直习艺馆(据《通鉴卷二○八注，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武后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又据《新唐书·宋之问传》云：

“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则宋之问在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时方才“甫冠”(即刚刚二十岁)。

那么他当生于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也就是说，宋之问比刘希夷小了整整二十岁。可见当刘希夷三十岁死时，宋之问只不过是个十岁的幼童，试问其如何能“以土袋压杀之”?或者“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

就情理上说。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新唐书》中“‘甫冠’的记载是错误的”，并引《唐才子传》言宋之问亦“上元二年进士”，进而推断宋之问当生于公元656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即定宋之问生年为公元656年)。这样一来，刘希夷死时，宋之问已二十五岁，自然单从年龄上讲，足以能够杀人夺诗了。但据史载宋之问自少时即以诗著称，如《旧唐书》云：“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而刘希夷则“体势与时不合”、“不为所重”，也就是说，宋之问的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何至为了区区两句诗而用极残忍的手段杀人?何况被杀者还是自己的外甥(二人是否真有甥舅关系尚待另考)?

综述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文献记载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别墅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子嗣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

《全唐诗》“无考”类诗人中收录一首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原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泰斗程千帆先生一仍其例，以唐温如为唐末人，并著《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此说遭到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反对，其1987年所作《〈全唐诗〉误收的一首七绝——唐温如的〈题龙阳县青草湖〉》一文即专论此事，考订唐温如为元末明初人，资料极为翔实，其云：

按，唐温如此诗，不见于唐、宋人有关载籍中，连素有淹博之誉的宋人洪迈撰集的《唐人万首绝句》进御本及赵宦光、黄习远的编定本中也没有此诗，自唐至清诸家唐诗选本也未予选录。唯一例外的是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选入此作，见该书卷三十四。最早收录唐氏此诗的是元人赖良编撰的《大雅集》，题为《过洞庭》，唐珙作。在作者小传中介绍，珙字温如，会稽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赖良字善卿，浙江天台人，“是集皆录元末之诗”，“其去取亦颇精审”，“故不失为善本”。《大雅集》前有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年杨维桢序，称其“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可知《大雅集》所录诸家，皆为编集者同时代人，又有乡里之谊，所收作品亦当可靠。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十一收入唐珙《过洞庭》及《题王逸老书饮中八仙歌》，据《列朝诗集》编辑体例，甲前集所收的多为“明世之逸民”，可知唐珙也是自元入明的诗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山川典》第二百九十八卷“洞庭湖部”收录唐珙《过洞庭》诗，亦置于元人之列。

因此，唐珙（字温如）为元末明初诗人已确定无疑。又此卷中唐珙自题籍里为“雷门”，雷门即古代会稽城门，如《会稽记》记云：“雷门上有大鼓，围二丈八尺，声闻洛阳。”《湘州记》亦云：“泉陵山有大石鼓。昔有神鹤飞入会稽雷门中，鼓因大鸣。”又《太平寰宇记》“台州白鹤山”条：“昔有白鹤飞入会稽石鼓，俗传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太平御览》：“昔有白鹤飞入会稽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故名。”则唐珙其人其里可知。

苏州说：写进族谱和祠堂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这两段文字说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到兴化，然后再迁到白驹场。　　赵伯英和奇林编著的《施耐庵年谱》中说：　　“公元1296年秋(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公元1308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按以上各种说法，施耐庵不仅祖籍苏州，而且生于苏州长于苏州，还讨了苏州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苏州人。

兴化说：明朝文献可以佐证近些年来，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03年，《苏州杂志》发表了黄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对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提出了商榷。　　黄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即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　　黄俶成认为，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　　据悉，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载于较早版本的《施氏族谱》。该族谱是1952年才发现的，但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毁失了。　　1962年6月，一个有关施氏源流的文物被发现了，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认，乃是施让“地照”(旧时迷信，人死后由其家属立“地照”向后土之神购得土地，一般刻在砖头或石头上，与死者灵柩一齐下葬)。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后据文物部门发掘考证，这块“地照”上的施让，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让。　　二十年后，在施让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据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施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尤其可贵者，墓铭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即施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　　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黄俶成认为，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吴兴说：纪念馆馆长辨析施耐庵纪念馆的馆长窦应元说，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兴化，也不是苏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湮”，窦应元介绍说，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是搞水运的，有关史料中称其为“舟人”，后来施元德在兴化落脚，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驹场。　　窦应元认为，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很多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资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难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又生了儿子? ”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呢?　　窦应元认为，施耐庵的进士，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得来的，而是张士诚封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施耐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后三年生子’的悖论。”　　窦应元说，施耐庵的很多活动与张士诚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时，应该将其和张士诚“捆绑”在一起，这样很多谜案即可迎刃而解。　　施耐庵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施耐庵祖籍何处，对此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耐庵与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方——白驹场，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那么，白驹场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记载，张士诚起兵后，敬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想法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跟随张士诚来到平江(即苏州)，与其部将卞元亨来往密切，后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根据这些史实，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施耐庵原籍兴化，后又跟着张士诚来到了苏州并逗留过一段时间，而张士诚败亡后，明朝官府四处侦查其旧部，施耐庵为了避祸，于是又回到了江北老家。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巨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　　向东十余里，大丰市白驹镇境内（白驹原属泰州海陵县，明朝划归兴化，大丰建县后又划归大丰），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

王昭君卒于何年，不得而知了。昭君死后，葬于青冢，而专家考证说，这只是她的衣冠冢，王昭君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迷了。现代史学界对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过意见分化严重，赞之毁之皆有。

而骚人墨客几乎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受苦受难，所以跟着也伤心同情。学者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固然繁华，但与王昭君何干？她只能困在宫廷的小小天地。而宫廷的小小天地，在匈奴汗国也是一样，拥有顶尖的享受。并且，就在王昭君辞行后当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就死了。如果把她留下，最好的结局不过一个被汉元帝偶尔玩过的普通小宫女而已。她将守着灵枢，老死坟园。事实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她的幸福才真正开始，她成为匈奴汗国单于最宠爱的妃妾，因她的花容美貌和她的来自中国的强大背景，在匈奴汗国宫廷中有极为尊贵的地位。相形之下，她留在长安，只能囚在坟园。塞外却有广阔的苍穹，使她拥有丰富的爱情和人生温暖。

柏杨先生的认为只是一个假设，以后来发生过的事去推断之前的发展，有点不妥。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未知的。而且柏杨先生说的如果也不过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是你想不到的，事情的发展不会按照我们能想到的已知的结果去发展。在古代那种外交政策下，昭君出塞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

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的。

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贯籍司马迁著《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名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集解引《吕氏春秋》讲：东海上，乃“东夷之土”。东夷指当时东方各少数民族，东夷之土，即泛指淮河中下游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很有功劳，受封在吕国，《辞海》有一条古吕国在南阳的记载：吕，古国名，作甫，亦称有吕，姜姓。传为四岳之后。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为楚所灭。而吕国何地也成了姜子牙故里之争的焦点。

出生地关于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今河南省卫辉市）也；”《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子牙“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的“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辖的莒县一带。据此，一般认为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在今山东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

身世姜子牙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子牙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子牙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子牙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子牙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子牙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现在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的。
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一、其生平，传世载籍多记载为“自号幽栖居士，祖籍浙江海宁路仲，世居桃村。工诗，嫁为俗吏为妻，不得志殁”。幽栖居士之说，最早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

学术界已断为伪托；世居桃村，则不详其说从来。此外各项均见宋魏仲恭《断肠集序》，而据集中《春日书怀》“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可知，其夫亦曾仕宦。因此除钱塘人，出身宦家，生活不幸外，诗人生平今已难详考。

二、有关朱淑真的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祖籍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江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初年时在世。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父母作主，嫁予一文法小吏，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墓在杭州青芝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