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珙的年代考证

《全唐诗》“无考”类诗人中收录一首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原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泰斗程千帆先生一仍其例，以唐温如为唐末人，并著《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此说遭到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反对，其1987年所作《〈全唐诗〉误收的一首七绝——唐温如的〈题龙阳县青草湖〉》一文即专论此事，考订唐温如为元末明初人，资料极为翔实，其云：

按，唐温如此诗，不见于唐、宋人有关载籍中，连素有淹博之誉的宋人洪迈撰集的《唐人万首绝句》进御本及赵宦光、黄习远的编定本中也没有此诗，自唐至清诸家唐诗选本也未予选录。唯一例外的是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选入此作，见该书卷三十四。最早收录唐氏此诗的是元人赖良编撰的《大雅集》，题为《过洞庭》，唐珙作。在作者小传中介绍，珙字温如，会稽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赖良字善卿，浙江天台人，“是集皆录元末之诗”，“其去取亦颇精审”，“故不失为善本”。《大雅集》前有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年杨维桢序，称其“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可知《大雅集》所录诸家，皆为编集者同时代人，又有乡里之谊，所收作品亦当可靠。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十一收入唐珙《过洞庭》及《题王逸老书饮中八仙歌》，据《列朝诗集》编辑体例，甲前集所收的多为“明世之逸民”，可知唐珙也是自元入明的诗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山川典》第二百九十八卷“洞庭湖部”收录唐珙《过洞庭》诗，亦置于元人之列。

因此，唐珙（字温如）为元末明初诗人已确定无疑。又此卷中唐珙自题籍里为“雷门”，雷门即古代会稽城门，如《会稽记》记云：“雷门上有大鼓，围二丈八尺，声闻洛阳。”《湘州记》亦云：“泉陵山有大石鼓。昔有神鹤飞入会稽雷门中，鼓因大鸣。”又《太平寰宇记》“台州白鹤山”条：“昔有白鹤飞入会稽石鼓，俗传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太平御览》：“昔有白鹤飞入会稽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故名。”则唐珙其人其里可知。

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死因，旧说多谓为宋之问所害。 此说肇始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及《刘宾客嘉话录》。《大唐新语》云：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善掐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刘宾客嘉话录》云：“刘希夷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宋以后不少著作，每每沿袭此说。现当代一些名家著作乃至一些文学史、辞典等，也采用此说。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辞海》、《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致1981年临汝县(今汝州市)重修刘希夷墓，林冠夫先生撰写碑文时，仍宗此说。

然而，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此说不仅既乏确凿的根据，也无有力的旁证；而且无论从时间上抑或从情理上似乎都讲不通，因此，难以成立。

从时间上说。刘、宋二人的生卒年月均史无明载，只能从比较隐微的材料中推测。倘若果如《唐才子传》所言，即刘希夷上元二年(公元675)中进士时“年二十五”、死时“未及三十”；那么他当生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闻一多《唐诗大系》即定刘希夷生于是年)，卒于仪凤、调露间，至迟不晚于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而据宋之问《秋莲赋》一文自序云：

“天授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分直，指分直习艺馆(据《通鉴卷二○八注，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武后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又据《新唐书·宋之问传》云：

“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则宋之问在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时方才“甫冠”(即刚刚二十岁)。

那么他当生于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也就是说，宋之问比刘希夷小了整整二十岁。可见当刘希夷三十岁死时，宋之问只不过是个十岁的幼童，试问其如何能“以土袋压杀之”?或者“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

就情理上说。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新唐书》中“‘甫冠’的记载是错误的”，并引《唐才子传》言宋之问亦“上元二年进士”，进而推断宋之问当生于公元656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即定宋之问生年为公元656年)。这样一来，刘希夷死时，宋之问已二十五岁，自然单从年龄上讲，足以能够杀人夺诗了。但据史载宋之问自少时即以诗著称，如《旧唐书》云：“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而刘希夷则“体势与时不合”、“不为所重”，也就是说，宋之问的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何至为了区区两句诗而用极残忍的手段杀人?何况被杀者还是自己的外甥(二人是否真有甥舅关系尚待另考)?

综述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文献记载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别墅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子嗣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

《全唐诗》“无考”类诗人中收录一首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原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泰斗程千帆先生一仍其例，以唐温如为唐末人，并著《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此说遭到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反对，其1987年所作《〈全唐诗〉误收的一首七绝——唐温如的〈题龙阳县青草湖〉》一文即专论此事，考订唐温如为元末明初人，资料极为翔实，其云：

按，唐温如此诗，不见于唐、宋人有关载籍中，连素有淹博之誉的宋人洪迈撰集的《唐人万首绝句》进御本及赵宦光、黄习远的编定本中也没有此诗，自唐至清诸家唐诗选本也未予选录。唯一例外的是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选入此作，见该书卷三十四。最早收录唐氏此诗的是元人赖良编撰的《大雅集》，题为《过洞庭》，唐珙作。在作者小传中介绍，珙字温如，会稽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赖良字善卿，浙江天台人，“是集皆录元末之诗”，“其去取亦颇精审”，“故不失为善本”。《大雅集》前有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年杨维桢序，称其“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可知《大雅集》所录诸家，皆为编集者同时代人，又有乡里之谊，所收作品亦当可靠。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十一收入唐珙《过洞庭》及《题王逸老书饮中八仙歌》，据《列朝诗集》编辑体例，甲前集所收的多为“明世之逸民”，可知唐珙也是自元入明的诗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山川典》第二百九十八卷“洞庭湖部”收录唐珙《过洞庭》诗，亦置于元人之列。

因此，唐珙（字温如）为元末明初诗人已确定无疑。又此卷中唐珙自题籍里为“雷门”，雷门即古代会稽城门，如《会稽记》记云：“雷门上有大鼓，围二丈八尺，声闻洛阳。”《湘州记》亦云：“泉陵山有大石鼓。昔有神鹤飞入会稽雷门中，鼓因大鸣。”又《太平寰宇记》“台州白鹤山”条：“昔有白鹤飞入会稽石鼓，俗传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太平御览》：“昔有白鹤飞入会稽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故名。”则唐珙其人其里可知。

苏州说：写进族谱和祠堂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这两段文字说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到兴化，然后再迁到白驹场。　　赵伯英和奇林编著的《施耐庵年谱》中说：　　“公元1296年秋(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公元1308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按以上各种说法，施耐庵不仅祖籍苏州，而且生于苏州长于苏州，还讨了苏州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苏州人。

兴化说：明朝文献可以佐证近些年来，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03年，《苏州杂志》发表了黄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对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提出了商榷。　　黄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即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　　黄俶成认为，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　　据悉，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载于较早版本的《施氏族谱》。该族谱是1952年才发现的，但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毁失了。　　1962年6月，一个有关施氏源流的文物被发现了，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认，乃是施让“地照”(旧时迷信，人死后由其家属立“地照”向后土之神购得土地，一般刻在砖头或石头上，与死者灵柩一齐下葬)。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后据文物部门发掘考证，这块“地照”上的施让，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让。　　二十年后，在施让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据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施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尤其可贵者，墓铭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即施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　　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黄俶成认为，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吴兴说：纪念馆馆长辨析施耐庵纪念馆的馆长窦应元说，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兴化，也不是苏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湮”，窦应元介绍说，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是搞水运的，有关史料中称其为“舟人”，后来施元德在兴化落脚，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驹场。　　窦应元认为，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很多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资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难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又生了儿子? ”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呢?　　窦应元认为，施耐庵的进士，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得来的，而是张士诚封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施耐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后三年生子’的悖论。”　　窦应元说，施耐庵的很多活动与张士诚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时，应该将其和张士诚“捆绑”在一起，这样很多谜案即可迎刃而解。　　施耐庵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施耐庵祖籍何处，对此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耐庵与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方——白驹场，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那么，白驹场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记载，张士诚起兵后，敬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想法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跟随张士诚来到平江(即苏州)，与其部将卞元亨来往密切，后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根据这些史实，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施耐庵原籍兴化，后又跟着张士诚来到了苏州并逗留过一段时间，而张士诚败亡后，明朝官府四处侦查其旧部，施耐庵为了避祸，于是又回到了江北老家。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巨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　　向东十余里，大丰市白驹镇境内（白驹原属泰州海陵县，明朝划归兴化，大丰建县后又划归大丰），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

王昭君卒于何年，不得而知了。昭君死后，葬于青冢，而专家考证说，这只是她的衣冠冢，王昭君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迷了。现代史学界对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过意见分化严重，赞之毁之皆有。

而骚人墨客几乎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受苦受难，所以跟着也伤心同情。学者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固然繁华，但与王昭君何干？她只能困在宫廷的小小天地。而宫廷的小小天地，在匈奴汗国也是一样，拥有顶尖的享受。并且，就在王昭君辞行后当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就死了。如果把她留下，最好的结局不过一个被汉元帝偶尔玩过的普通小宫女而已。她将守着灵枢，老死坟园。事实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她的幸福才真正开始，她成为匈奴汗国单于最宠爱的妃妾，因她的花容美貌和她的来自中国的强大背景，在匈奴汗国宫廷中有极为尊贵的地位。相形之下，她留在长安，只能囚在坟园。塞外却有广阔的苍穹，使她拥有丰富的爱情和人生温暖。

柏杨先生的认为只是一个假设，以后来发生过的事去推断之前的发展，有点不妥。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未知的。而且柏杨先生说的如果也不过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是你想不到的，事情的发展不会按照我们能想到的已知的结果去发展。在古代那种外交政策下，昭君出塞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

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的。

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贯籍司马迁著《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名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集解引《吕氏春秋》讲：东海上，乃“东夷之土”。东夷指当时东方各少数民族，东夷之土，即泛指淮河中下游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很有功劳，受封在吕国，《辞海》有一条古吕国在南阳的记载：吕，古国名，作甫，亦称有吕，姜姓。传为四岳之后。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为楚所灭。而吕国何地也成了姜子牙故里之争的焦点。

出生地关于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今河南省卫辉市）也；”《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子牙“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的“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辖的莒县一带。据此，一般认为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在今山东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

身世姜子牙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子牙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子牙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子牙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子牙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子牙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现在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的。
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一、其生平，传世载籍多记载为“自号幽栖居士，祖籍浙江海宁路仲，世居桃村。工诗，嫁为俗吏为妻，不得志殁”。幽栖居士之说，最早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

学术界已断为伪托；世居桃村，则不详其说从来。此外各项均见宋魏仲恭《断肠集序》，而据集中《春日书怀》“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可知，其夫亦曾仕宦。因此除钱塘人，出身宦家，生活不幸外，诗人生平今已难详考。

二、有关朱淑真的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祖籍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江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初年时在世。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父母作主，嫁予一文法小吏，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墓在杭州青芝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