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究其内涵：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政治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宋仁宗拜韩琦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自此，韩琦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仁宗因连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忧之。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子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

政治贡献

重农贵粟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续成汉书班昭在完成汉书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点：整理《汉书》、完成八表、传播汉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被牵连，死于狱中。《汉书》未成，稿本散乱。班昭继父兄遗志，在藏书阁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史籍，整理、核校父兄遗留下来的散乱篇章，并在原稿基础上补写了八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除整理、续写《汉书》外，班昭在传播和普及《汉书》方面，也颇有贡献，曾教授大儒马融等诵读《汉书》。

主要作品《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谕、上疏、遗令等，共十六篇，其儿媳丁氏曾编撰成集，今佚。班昭作品存世有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六》收录的《东征赋》 、《女诫》等七篇 ，班昭曾为班固《幽通赋》作注，见于《文选》李善注中。

作品名称散文 《汉书》八表、《女诫》、《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 　　赋 《大雀赋》、《 针缕赋》、《蝉赋》 、《东征赋》、《欹器颂》

贞观年间，杜正伦被唐太宗选为东宫辅臣，教导太子李承乾。他出入于皇帝所在的太极宫与太子所在的东宫，参与机密，以干练著称。担任宰相后，杜正伦又上疏高宗，建议精简入流品官。

经济改革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

熊禾以毕生精力研究儒家经典，继承、弘扬和发展了朱子理学，成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后人称誉：";朱熹有功于圣门，熊禾有功于朱熹";。著有《易经讲义》、《易学图存》、《周易集疏》、《书说》、《大学尚书口义》、《三礼考略》、《春秋通解》、《春秋论考》、《四书标题》、《大学广义》、《四书小学集疏》、《文公要语》等。

谏吴王书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

至明末，睢州的袁枢（袁可立子）成为收藏荆、关、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明王时敏在《烟客题跋》中有《题自画关使君袁环中》对袁枢赞赏道：“环翁使君，既工盘礴，又富收藏。李营丘为士大夫之宗，米南宫乃精鉴之祖，故使荆、关、董、巨真名迹归其家。”

在历代绘画史籍和著录书中，记有荆浩作品约共五十余幅，其中山水画占绝大部分，也有少量人物画。如《宣和画谱》所记的山阴宴兰亭图三幅、楚襄王遇神女图四幅，以及前面提到的观自在菩萨、钟离访道图，这九件作品都是以人物为主的。山水画据《图画见闻志》记述有四时山水、三峰、桃源、天台；《宣和画谱》记有夏山图四、蜀山图一、山水图一、瀑布图一、秋山楼观图二、秋山瑞霭图二、秋景渔父图三、白苹洲五亭图一；南宋《中兴馆阁储藏》记有江村早行图、江村忆故图；此外，在《襄阳志林》、《云烟过眼录》、《铁网珊瑚》、《珊瑚网》、《清河书画舫》、《图画精意识》、《平生壮观》、《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庚子消夏记》等著录中，还记有渔乐图、秋山图、山庄图、峻峰图、秋山萧寺图、峭壁飞泉图、云壑图、疏林萧寺图、云生列岫图、溪山风雨图、楚山秋晚图、仙山图、长江万里图、庐山图、匡庐图等。比较特殊的是《珊瑚网》中记载荆浩有交泰图册页，可能是一幅画有三只羊的风俗画，寓意“三阳（羊）交泰”。

文化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后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社会

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年—1284年）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事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