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

孤篇横绝

嵇含的才华，从《南方草木状》这部著作更可以看出。

这部书问世于西晋永兴四年(公元304年)，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是我国现存古代最早的植物学文献之一，是他在军旅中每到一处就悉心谘访当地风土习俗，将别人讲述的岭南一带的奇花异草，巨木修竹，笔记下来，整理、编辑而成。

《南方草木状》这部书，纲目分明，条分缕析。它在形式上分条叙述，但内容各异，互不牵连，所以可以独立成篇。作者按照事物本身的条理性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有层次地把叙述和议论交替进行，不仅使读者对此树的形态，用途有所了解，也领会到其中包含的哲理。这部著作问世后，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笔记文学的发展。

《南方草木状》是世界上最早的区系植物志，比西方植物学专著要早一千多年。因此，我们说嵇含是世界上可考的第一位植物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长孙无忌曾主持修定《唐律疏议》，奠定唐朝两百多年的律法根本。

《唐律疏议》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成就，创造性的于律条之后附上注疏，使得“疏在律后，律以疏存”，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立法典范。它贯彻“先存百姓”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使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对后世立法如《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有深远影响。

开宗始祖

惟俨属禅宗南宗青原行思一系，经云岩昙晟再传至洞山良价，创曹洞宗，著《宝镜三昧歌》。良价弟子曹山本寂继承师法，大振洞门禅风，著《寒山子诗集》。曹洞宗教以“正、偏、兼”三概念，配君臣之位，分析佛教真如与其派生之世界万有关系。禅风以“回、互、细、密”著称。

佛学主张

惟俨继承希迁的禅法，认为修行贵在自然，不必执意读经和修禅观想。

南宋时传入日本。公元1983～1984年，日本佛教寻根参拜团两次到津市药山寺寻根，参拜惟俨禅师墓。

失政丧国

桓玄上台后，面临东晋末年的种种乱象，也很想振作，大力整顿，但桓玄的政权代表门阀士族，不可能触动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最后没能实行。他即位以后，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例如他亲自审讯囚犯时，不管罪刑轻重，多予释放；拦御驾喊冤者，通常也可以得到救济；然而他为政繁琐苛刻，又喜欢炫耀自己，官员有将诏书中“春蒐”字误缮为“春菟”，经办人员即全被降级或免职。而桓玄又好游玩打猎、兴筑宫殿，因此人心思变。桓玄在位仅数月时间，桓楚王朝便宣告覆灭了。

改简为纸

桓玄在位时，曾颁布改简为纸的命令。自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来，纸张虽然不断推广使用，但国家政令仍采用简牍。桓玄下诏：“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以后，纸张才完全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u0026nbsp;

宗教政策

刘向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秋八月，鉴于秘府之书颇有散亡，诏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领导校勘、整理采访来的书籍。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在三阁校书19年，把数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宫廷藏书重加整理。每校完一书，乃条贯篇目，撮其旨意，编成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别录》，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目录工作的先例。方法为：广罗遗本，较之异同，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然后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有：叙撰人之生平，辨书籍之真伪，剖学术之源流。《别录》记录了上古至西汉的文化典籍，为古代文化史之精华，对后世目录学、分类学有极深远的影响。该书已佚，今从《七略》可窥一斑。

新序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人物思想

儒家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洛阳求学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

文学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赋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为骚体。最为人传诵的是作于客居荆州时期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赋铺张扬厉的传统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愍世道，怀念故乡，热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对自己的坎坷遭遇，也发出了强烈的感慨。赋中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是其一大艺术特色。在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中，这篇作品具有重要地位。王粲散文以他为刘表拟的《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比较成功。

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编写《鸿烈》刘安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巨著《淮南子》。

《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刘安作为主编，《淮南子》也反映出了他本人的思想。

《淮南子》原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不过流传至今的《淮南子》只剩下“内书”21篇。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淮南子》蕴含丰富的史学研究价值和精神智慧。

热气球升空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

政治贡献东方朔终其一身最高职务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朝，东方朔未能立下青史书名的政治功绩，然其以近侍的身份与汉武帝君臣相伴多年，亦对汉武帝的行为举措做出了一定影响。

东方朔利用其接近汉武帝的机会，察言观色，一有机会便直言切谏。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枉风化。诸如此等，不一而足。

文学成就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据史书记载其与枚皋多有辞赋，然而存世的却很少。

个人作品《答客难》、《屏风》、《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禖》、《封泰山》、《殿上柏柱》、《神异经》、《平乐观赋猎》、《责和氏璧》、《从公孙弘借车》、《试子诗》、《七谏》

在随李世民征战时，凡王府书檄，驻马即成，言简意尽，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为“十八学士”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龄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监修国史，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同时负责国史馆，先后监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去世后，谥号“文昭”，后配享太宗庙廷。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