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绘画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文同对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故其画竹法度谨严，同时作为文臣，其作品又有着区别于职业画家的新意。《图画见闻志》说他的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宣和画谱》则进一步指出其作品“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战”。

看到了文同墨竹画中所具有的特质。可以说文同这类作品的出现，是文人画开始兴起的标志之一。文同的墨竹作品给当时苏轼、金代王庭筠父子、元代李刊等诸多画家以重要影响，墨竹逐渐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一个重要题材。

文同主张画竹必先“胸有成竹”。所写竹叶，自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洋州有篔簹谷，多竹林，时往观察，因而画竹益精。与表弟苏轼诗词往来唱和，确立了四君子题材。其画竹，“深墨为面，淡墨为背”。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也喜作古木老槎，并写山水。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教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跌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意境，于今宜宾市郊北凿石饮水为池，现为宜宾市江北公园，曰“流杯池”。受当地人喜爱。

秦少游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秦少游时，习惯上总是把他与婉约词联系在一起，却较少提及他的诗，更少论及他的文。其实，在秦少游现存的所有作品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诗文相加，其篇幅远远超过词若干倍。当然，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不能只看作品数量而不看质量，有的作家存世虽只有一部（篇）作品，但其影响巨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无可撼动的。尽管如此，要历史而客观地评价秦少游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如果只论其词，而不论其诗其文，尤其是不论其策论，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也评不出一个完整的秦少游。

紧扣现实，不尚空谈秦少游的策论共有50篇，其中进策30篇，进论20篇。认真分析这些策论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大都能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较少作书生之空谈。这一方面与当时制科之文的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业师苏东坡的鼓励与点拨有关。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创作的成就颇高，他的鼓励与点拨当然是经验之谈。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

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却使人感到默默的悲凉也。

文学

赵葵工诗文，著有《行营杂录》、《信庵诗稿》，其文言简而意赅，其诗发旷怀雅量于翰墨。诗集已佚，《全宋诗》卷3023据《后村千家诗》等书所录，编为一卷；《全宋词》亦辑录有其诗词；《全宋文》卷7472收有其文。

绘画

赵葵工书画，尤善画墨梅，其几务余暇，为梅写真，苍枝老干，杈芽突兀。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华光（仲仁）、补之无复过。有墨梅石刻，在吴中虎丘寺。传世作品有杜甫“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诗意图（即《杜甫诗意图》）。

赵葵绘画才分虽高，单就《竹溪消夏图》技艺水准而言，已不亚于专业画家。但因其艺术生涯起步较迟，大抵晚年或罢官或请辞间隙才得以寄情笔墨，技痒一试，一显身手；旋即因受制于时局、朝政而于政治、军事上重出江湖，业余爱好几为欲罢不能的官职、军务羁绊而再度荒废生疏，从而不可能为后世留下大量像《竹溪消夏图》那样用心的精湛之作。而当他重拾画笔显然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而难以为继了。故赵葵之于南宋画坛，正仿佛暮年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归心似箭，却逆水行舟，身先死而中道崩殂于长江江心小孤山一样，始终未能融汇、鼎足于南宋画坛的滚滚主流而成为中流砥柱。

李阳冰主编李白诗集《草堂集》并为序。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自秦李斯创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曾刊定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为二十卷，但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渐消失，而李氏刊本则盛行。直至宋代初年，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对原书内容进行了整理，才大致恢复许著原貌。

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张旭的笔法也曾得到李阳冰的传授。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自称：“ 斯翁（李斯）之后， 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其为：“以瘦劲取胜，若《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

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必请李阳冰用篆书题额，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说明李阳冰的篆书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也称，篆自秦汉而後，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综述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绘画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青年时代曾师事汪道昆、王世贞；后倾心“公安派”。交游极广，与戏曲家张凤翼、汤显祖、屠隆以及袁宏道兄弟等的友谊都很深，与李贽也有过来往。他曾长期生活在南京、苏州等地，晚年住在黄山，专心整理著述。潘之恒一生爱好戏曲，曾多次主持“曲?”活动。他写了许多文章，详细记录了从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整整50年间昆山腔演出的许多具体情况，保留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书法篇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 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诗歌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怀素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金壶记》说他是“一日九醉”。大概醉翁之意不在酒，“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他志在“狂草”而已。

怀素的草书以篆书入笔，藏锋内转，瘦硬圆通，用笔迅疾，气势宏大，虽然狂放，但并没有为追求新奇而无视法度。相反，他的草书严谨，结字简练，体现独特的草书艺术风格。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但怀素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如圣母、食鱼、苦笋、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藏真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如小草千字文、圣母帖，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