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的艺术成就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书画风格

文徵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文徵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评论说：“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文徵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气势，却具晋唐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文徵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形成当时吴门地区最大的绘画流派。

绘画艺术

初期作品

文徵明从小开始就学习了各项艺术。相传吴宽为其父亲守丧而停留在故乡苏州的时候，文徵明曾就近从他学习古典的艺术。这是九岁时，一四七八年的事。十年后的一四八八年又随李应祯学书法，翌年一四八九，二十岁的时候藉着沈周的摹本习画。了种种画风，文征明一方面吸收理解，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方法。他由沈周身上学得了被沈周称为绘画上唯一能传授的“意匠”。所谓“意匠”，换句话说是指沈周对场景的构造能力，或许还正确些。沈周晚年的作品《落花图》和几乎同时期一五0七年的文征明初期作品《雨余春树图》作比较，在形式、笔致和主题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两者同属于青绿山水，其基本构图上的类似点应可被注意到。这一点在文徵明截取山坡的角度更明显。从前景看过去，可看出二者的基本型态：坡顶变成平形的小山的，呈现一片无际的平淡和宁静；石头由各个圆形结成带状分布参差。这些都交互搭配色彩：丘陵上部用淡绿色，侧面涂上暖暖的黄褐色，石头或是青色的，或是青绿色的。各个形状虽都是独立的个体，却彼此紧紧地结合着。使用了这两种“像”，文征明在自己画中设计了一连串的“区域画面”。这一个“区域画面”从右到左，从左到上，又从右折回，最后到达最顶部。在这部分，随着两侧远处灰色的山，成为全图的核心；同时，有平顶的山，距离变远了，连带地也看出形状有所变化。留白部分的抑制感觉把依据这两个主题而使用的技巧作更一层的肯定。

从构图上来看，沈周在落花图里，形态和空间的处理仍是如此的。平滑而明确的轮廓画成的小的（斜面用暖色调，顶部则涂上青色）、和经过选择而画的图形岩石，然后是山崖模样的士坡，这幅图就完成了。岩石和土坡是青色和绿色的。与文征明的情形相同：使各种材料的效果都发挥出来；根据经过计算的速率，从画卷开头的右下方移升上去到中间，连及左边的远景，空间的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谨慎地点上去的“点”更加强了画面的动感。

在其初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其纤细而精密记忆及有力的组织能力的表现方法。用普通线条的细心描写，不但很精致，一旦使用模糊的效果，在微妙的灰色部分就会生动起来。浓墨通常只作重点式地使用，色彩也就淡多了。这么做的结果，根据画册中的《风雨孤舟图》或米芾风格的《春山烟树图》，就要被归入宋末绘画的样式。然而在同时，这图甚至连《雨余春树图》使用青绿色的古风或《溪山深雪图》的雪景技巧都谈不上。当时活跃于苏州的画家们，尤其是承教于沈周的弟子，封元代大家都有相当的敬慕之意。《仿王蒙山水图》是文征明透过其生活体验，所做的一连串相同主题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在《东林避暑图》中——稍稍大胆地使用沈周的风格——可以看出倪瓒的格调。在纤细的小品《秋山图》里也可看到吴镇的影子；现存于上海的《天平纪游图》（1508年），即是用黄公望的格调。这么一来，拿沈周画的名胜的正面图与现代的摄影对照来看，文征明转而倾向元人的风格，可更清楚地查证到。又《听泉图》里的敏锐和简洁，以及简拙的古风，都比较接近赵孟頫的风格。

后期作品

一五二三年以后，停留于北京的四年期间，文徵明并不幸运。在这短暂担任公职的期间，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作品。由于繁琐的公务缠身，加上官场并不得志，而无法激起创作意愿及培养优秀的技法。这时期被认为最优秀的作品，在技法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画里的诗暗示了对江南的憧憬，这应该是唯一一次在一五二七年春天回乡省亲的时候，由于顿时的解放感而心中百感交集的作品。一五三〇年的作品洋溢着自信，被压抑的才能一下子迸绽开来。这十年间作品的光彩，不仅是文徵明职业性的名人艺术而已，更反映了他初获苏州画坛指导者的自信，同时也因提拉了多位年轻画家和朋友，而以．老师的身分受到仰慕。文徵明的处世之法是竭诚地尊敬那些以自身遭遇作素材的宋元大画家们，而他也以新的肯定态度对待当代的画家。他清楚地自觉自己的能力，这使得文征明能独创出生气活现的作品，谁也无法模仿。

在文徵明的作品里，光辉的形象不断地出现。一道沁凉的瀑布由岩石中从天而下，长卷的士方满横平的黑枪树枝，和冬景山水的白雪强烈对照的景物，以及断崖、连峰、谷涧、村落、结冰的河，冬天往返穿梭的旅人。打破这个单调性的是，尚未坚固的湖面冰被推移所发出的尖锐声音，行旅者如火般赤红的外套和赤色的树叶抽芽所呈现的生命的律动。他也未曾遗忘微小的束西。故宫所藏的两幅画中，锯齿状的芙蓉叶在画册中寂静地漂着，画起竹来，朱竹墨竹表现得同样卓然坚瘦。相同地，故宫所藏的一五三五年王蒙的作品中，高峭险峻的山也在这里得到新式的神采。文征明不畏使用减笔之体，这是为寄望于更永久的世界，而使用了意识较弱的古朴风格。恰似某种感性的激情似的。这样的繁杂性，在他描写与旧友别离的《停云馆言别图》中也可看到。文人画的基本观念是不夸耀用笔的“巧”。在乍见看似笨拙的表明之下，才是其真正隐藏价值的地方。一四九四年，沈周放弃了以前对画的对象体及自己艺术手段所秉持的理念，正是由于了解了这件事。然而对照地来看，只有文征明一人——特别是在一五〇三年——是完全隐藏技巧而作画的文人画家。在他笔下所完成的艺术作品，其光芒是无法形容。文徵明的画中也有重要的跋文。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五三三年的《花卉册》是被窗外盛开的花所感动时的杰作，它的界边处理法与沈周的《写生册》相类似。可以想见这幅画册是多么忠于古法。同样的，在故宫所藏的一五三八年的《墨竹册》，是追随某位画家，吸收他的画风参改而作。但根据他的技巧和独创性，不能说他只求极为逼真便算了事。他自己也不这样想。《花卉册》、《墨竹册》两画册的后跋中，叙述他与画的关系，也就是对作画时的切望和兴奋，感动的一刹那和冲动。安·克拉普对文徵明的心境，简要地说是“被合理的思想和被鼓舞着的感受性所分断着”。文氏自己也在《花卉册》后这样说：“拿起笔时所意识到的只有冲涌而上的美感。”

一五四〇年反映了他更一层的复杂，很显然地他失去了原有刺眼的锋芒。一来由于他变稳重了，二来是更加奔放地、公然地表现感情。耀眼的格调因为某种微妙的目的而被取代了。画中大半部分的稳健性来自他重新对宋画空间的体认。特别是这个认识唯有通过李成的传统手法才领悟得到。沿着曲迥河流而下的茂密树林，把我们引入到《仿李成寒林图》《寒林待雪图》两幅图里的静寂世界。另有对照性的《江南春图》的梦幻色彩，在构图上令人联想到元代的倪瓒。然而，使画面谐调美更醒目，使画中所呈现的宁静梦境更具体的东西，可以说是在树后面那一叶文人之舟，以及为了表现远山距离而渐渐后退的空间处理手法。所隐藏的东西是广为人知但不违背其稳健之画风的形态。通过文字的叙述，文徵明的感情如排山倒海之势溢涌而出。这是这十年中的后二年、一五四八——四九的情况，文徵明创造最杰出作品的时期。这种表现——由他的谨慎落笔好像与这种意志相反——不由得地被孕育而生的自然所感动。在《仿赵伯骕后赤壁图》的卷末处到顶点的部分可看出这一点。高险的台地，斜峭的悬崖，被风吹弯的树木、急流和飘浮漂的云。和上述的图同一年所作，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引用吴镇的水墨样式的图《溪山高逸图卷》。画面形式当然不同，是在绢本上所绘的一种纯粹用水墨表现的关怀之情，这是其共通点。而文征明对历史的真挚态度即使到了年老以后也没有变得暧昧。元代“平淡”的画风是以十世纪的格调中所蕴含的丰富立体感作为其对象接下来的阶段，被预期到的是——说是历史性的自然演进或许更合适，一五五二年的《赤壁胜游图》中稳健的表现。这幅画中恐怕没有由广大的空白所带来的沉寂之气。另外加同他晚年所写的字之大部分的情形，用笔没有丝毫的犹豫，正确地把握了古代理想性的画题，表现了继承文征明和苏州画派特有的洗练格调。正因为由惜墨如金和平板的意匠而产生的吴镇的画的单纯性，文徵明最后的作品明显地看出来正迎合这种口味。《前赤壁舟游图》是有年代记载的作品中最晚的一幅，当时文征明八十九岁。

九十岁，文徵明作诗迎接新年，下一个月的二十日，在写完朋友的墓碑铭之后，把笔搁在一旁，静静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所以故宫博物院的《古木寒泉图》恐怕是表现这种强烈紧迫感的最好作品。松、杉的枝像被折弯似的，草好像被压扁地长着，千丈高的崖，和垂直而下的瀑布，这些景物都被挤在左右毫无余地的狭窄画面上。

文徵明生命的最后十年间，一五五〇年代所作的，现藏于故宫的《古木寒泉图》也使用同样的狭长画面形式，在此，远方的树林直逼太阳，树木向着光却不见得笔直的姿态，歪歪斜斜的，顺应着他对这世界特有的主张——苦战而脆弱的层层山峰。

这作品是文徵明八十岁时所绘，当中也可看出他晚年对衰老最后的抵抗。比如，形状都覆盖着老迈而硬厚的外壳、只能说是任由生命沉默的无奈。果真如此的话，在稍后所绘的《古柏图》、《古木寒泉图》中，以送别时那深邃寂静而且更安稳的晚年人生作为主题。这从文徵明把自己的思想用极淡的水墨作微妙的变化所呈现的风格中来看，可肯定其中一部分。若更明确地来说，是因为枯木、岩石和山水的表现，不问及他的周围和背景，集中在近乎空荡的平稳的空间之中的缘故吧。文征明的艺术不单纯地在形态上保留葛藤而已，他已达到所谓“自然界经常充满真实”，“完全的物象是被空间环绕而生的”的思想境界了。从这里，广博的哲学在中国一直被保存了下来。文徵明到临死之前仍是精力充沛的画家，他晚年作品和思考性的作品多广传于世。由于在表面上，不能强烈感觉到其共通的个性，很多作品都被断定为他的真迹，加上当时他已是苏州画坛的长老，弟子和模仿者就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他的画风更是万人共有的财产。我们只能过滤出没有疑问的真迹，才能确切表示为文征明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一幅根容易令人联想到董源、巨然的风格：《仿董巨山水图》。他在这幅画中表现了堂堂的安定感，坚毅挺拔连绵的山峰，笔直延伸的树干，以不单调垂直地往复用笔，表现着斜陡的尖峭地形。如此一来完全地依照自己的喜好，以纵长的画面形式更强调着。所以在此，我们可知要脱离传统所具有的安定性是不可能的。诚如形容李成那样，再度确认十世纪之大作家不可动摇的重要性。

书法艺术

文徵明于书法则是博习专精的典范。

文徵明的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以及钟繇《宣示》，王献之《十三行》等，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

文徵明小楷《真赏斋铭有叙》》的主要内容包括：书法作为我国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灿若群星，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流传千古。小楷作为楷书的一种，始于汉末三国魏晋之际。在印刷文字还不方便的时代，通行的正式郑重文书都需要以小楷书写。自隋唐以来，直至清代，都把小楷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科目，若不及格必将名落孙山，因而，小楷书法自然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由于小楷通行年代已久，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长于小楷的书法名家，以及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小楷作品，如魏国钟繇书《宣示表》，东晋王羲之书《乐毅论》、《黄庭经》，唐代钟绍京书《灵飞经》，元代赵孟頫书《汲黯传》、《道德经》，以及明代文征明书《真赏斋铭有叙》，王宠书《圣主得贤臣颂》，祝允明书《醉翁亭记》、《前后出师表》等等。这些珍贵的小楷作品，都是书法艺苑中的奇葩，作为一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和追求者，理应把小楷作为一门必修课。当前，硬笔书法艺术方兴未艾，以流传下来的经典小楷作为范本，当是取法乎上的明智之举。

文徵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

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争座位》、《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瀛州帖》、苏东坡《前赤壁赋》（并为此以苏体补书所缺三十六字）、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竹枝词》以及米芾、赵孟頫等行书大家的墨迹。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以苏、黄、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后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文徵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也学怀素、黄山谷的狂草。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狂草作品很少，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50岁、51岁的三件作品。43岁应友嘱作《东林避暑图卷题诗》（现藏纽约美术馆）以黄山谷行书、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其中狂草《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十七行，体由山谷及狂素。50岁所作《草书卷》（现藏无锡博物馆）则是学山谷狂草《竹枝词》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51岁所作《八月六日书事·秋怀七律诗合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直逼怀素神意。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毫不逊色。李登在此卷后跋云：书家拟仿，虽极品皆可致力，所谓步步趋趋，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何？危波以纵逸。而以拟仿，神先乖隔。故能逼真，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文老当盛年时作此书，直通颠素，视京兆未足多羡。岂其神情自适，非若拟仿然耶？窃怪此老胡不终世作此种书……这幅狂草确实堪称神品，因此李登有一疑问，文征明为何终世不作此种书？有人认为，这实在和文征明庄重谨慎的态度有关，所以文征明愈到晚年，字里行间愈重规矩。笔者认为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此外恐还有一个原因：当文征明51岁时，其知友祝允明61岁，尚出仕在外，62岁致仕归里，与文徵明过从甚密，其时祝允明狂草之名如日中天，按文征明的性格，很可能故意少作甚至不作狂草，以免两者书作在形式上的冲碰。而绝非文徵明在狂草方面的才情不足。

文徵明的隶书作品不多，但他颇为自得。主要学钟繇、梁鹄等。他有时以隶书作跋，如《跋范庵石湖诗卷》、《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等；也常作四体千字文（正、草、隶、篆）；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此外，他曾集汉隶书写《汉隶韵要》（祝允明校韵，国家图书馆藏）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文徵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

文徵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王世贞曾云：“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笔不能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可宝也。”又云：“征仲恒自负隶法则不尚古人，而歉于篆。然余得《千文》一本，亦在吴兴堂庑也。”《艺苑巵言》由于文徵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

文嘉《先君行略》曾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的公博学，诗、词、文章、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

由此可知文徵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比他的前辈师友吴、王、李、沈、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因此，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

文学艺术

文徵明诗文亦富有造诣。其诗接近柳宗元、白居易，诗风淡雅秀丽，清新自然，多为感兴、纪游、题画之作。

书法

陈洪绶虽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于书法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惊人的。陈洪绶作书严循中锋用笔之法，他深谙掌竖腕平执笔的奥秘。其间虽小有以侧锋取妍处，但他能立即将笔调整过来。如此高超的控笔能力，无疑只能以掌竖腕平执笔法为之方可。再有，书法所要求的“回藏”、“提按”、“顿挫”、“绞衄”、“呼应”等等笔法要略，在他的运笔过程中，似无一处有缺憾，只是他做了无痕迹罢了，这也正是大相不雕、信言不美、修养至炉火纯青境界的具体体现。从其书作中，我们可以感到，陈洪绶作书，心态是愉悦恬静、轻松欢跃的，书写过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最甜美适畅的享受。因此可以说，陈洪绶已找到了一种执运笔法的最佳方式，而这方式正是书法执笔、运笔的“真义”，在这“真义”中，书法的中锋运行、回藏提按以及顿挫绞衄，全都是为畅爽书写且写出美感服务的。

清代包世臣将陈洪绶的书法归在“逸品上”，评曰：“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方邵村与周亮工论画时说：“逸者轶也，轶于寻常范围之外，如天马行空，不事羁络为也。亦自有堂构窈窕，禅家所谓教外别传，又曰别峰相见者也。”吴修在《明代尺牍小传》称“章侯书遒逸”。这种“逸”无疑是在审美情趣上受师友黄道周、倪元璐影响，所谓“师其心而不师其迹”也，黄涌泉先生分析陈洪绶书法是早年从欧阳通的《道因碑》用功，中年参学怀素，兼收褚遂良、米芾之长，并得力于颜真卿的三表。黄先生大抵是综合从三百年来各家对陈洪绶书法的简识，实质上从“气格”上辨析陈洪绶书画是同调的，因人物画的线描书法是关键所在，如宋徽宗虽创“瘦金体”，也纵然逃脱不了从欧取骨这一法则，杜甫讲“书贵瘦硬方通神”即是此理。陈洪绶的行书为长方的字形，内敛的结体，外拓的撇捺，细劲的笔致，如中宫收紧之波挑、长捺、抛钩等这些都是从唐人写经体中所取法。再则劲峭秀逸的书体用来题款与画面相得益彰，精通其理的赵吴兴一语道破“画法关通书法律”，历代的工笔画题款大致如此，若用肥硕的东坡体题陈洪绶画款岂不笨拙而使画面主次不分。反之，若徐渭的大写意画用瘦硬劲秀的书体题跋明显“失调”了，所以画家笔法必然与其画同调，亦即书法是为画法的用笔与题跋相辅的，鉴定古代书画从画法与题款的笔法来分析也是关键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大千造假“四僧”蒙骗了世人，而其作伪金农与陈洪绶两家题款解决不了，他自言因金农“金石气”的气格高古无从落笔。而陈洪绶的假款相传为研究陈洪绶的谢稚柳所为，当然这一公案谢先生并未认可。

绘画

陈洪绶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版画方面。明代至清初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尤以萧云从、陈洪绶两位主持画坛的大家之作为最。萧的传世木版画以山水为佳，而陈洪绶则独霸人物画坛。

陈洪绶所作版画稿本，主要是书籍插图和制作纸牌（叶子）用，著名的有《九歌图》及《屈子行吟图》十二幅，《水浒叶子》四十幅，《张深之正北西厢》六幅，《鸳鸯冢娇红记》四幅，以及他逝世前一年所作的《博古叶子》四十八幅等。1638年，来钦之的《楚辞述注》付梓时，陈洪绶的《九歌图》被作为插图，付诸木刻，影响极大。他所创作的屈原像，至清代两个多世纪，无人能超过，被奉为屈原像有经典之作。

《水浒叶子》是陈洪绶二十八岁时，花费四个月所作的另一组版画精品。陈洪绶在这套《水浒叶子》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从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位水浒英雄人物。陈洪绶大量运用锐利的方笔直拐，线条的转折与变化十分强烈，能恰到好处地顺应衣纹的走向，交代人物的动势。线条均较短促，起笔略重，收笔略轻，清劲有力。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

明末，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遍传天下，以致后世绘写水浒英雄的画工很难脱出他的范畴。

《西厢记》是陈洪绶给书籍作插图最多的一种，流传有张深之的《正北西厢》、李吉辰本《西厢》及李卓吾《评本西厢》三种。张本的六幅插图中，第一幅为莺莺像，其余直接描绘原作内容有《目成》、《解围》、《窥简》、《惊梦》和《报捷》五幅，出色地表现了陈洪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博古叶子》（图2）是陈洪绶去世前一年所作。由陈洪绶的好友、明末徽派最著名的刻工黄建中所刻。这套图共四十八幅，黄建中的精湛技艺，与陈洪绶的设计堪称珠联璧合，忠实地展现了老莲晚年的画风和精神状态。人物造型和线条要比壮年期高古，人物头大身短，显得颇有稚趣，线条布置愈趋自然、散逸、疏旷，不像壮年期那样凝神聚力，细圆而利索，但更加苍老古拙，勾线也十分随意，意到便成。其人物及笔墨的舒缓状态，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最高境界。

曾经一度出家的陈洪绶，对于道释图像也多有涉足。《无法可说图》画一罗汉，高鼻深目，面颔奇异，手把藤杖坐在顽石上。罗汉耳孔穿环，嘴唇微启，似乎正在向面前跪拜之人说法。这一跪拜的人形貌也颇奇异，神态专注而虔诚。人物造型很可能受五代禅月大师贯休的影响，并经陈洪绶特有的变形处理，古朴率真。《观音像》是他晚年的另一幅佛画精品。图绘一男相观音，身披白衣袈裟，手执拂麈，端坐菩提叶团上。细眼长眉，方面阔耳，雍容大度。其风格状貌，一如论者所谓“躯干伟岸，衣纹细劲清圆”。画面上方以一半篇幅书《心经》，字体劲秀，末署“云门僧悔病中敬书”。

综观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壮年时已由“神”入“化”，晚年则更炉火纯青，愈臻化境。造型怪诞、变形，线条清圆细劲中又见疏旷散逸，在“化”境中不断提炼。直到近代，陈洪绶的作品还受到鲁迅的极力推崇。鲁迅早在壮年就着手于陈洪绶作品的搜集，晚年还预备把他的版画介绍出来。这一切，都说明了陈洪绶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光彩熠熠的伟大画家。

一、在中国美术史上，独立创作一组个性极强的历史人物而达到特殊效果的，《水浒叶子》是显著的里程碑；

二、夸张的人物造型是基于深刻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他的想象力在此显示出极强的说服性，叶子成为他人物画作风的有力说明，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对后世有如此大的影响；

三、他利用各种作画技法适应不同题材，如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英雄、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用游 丝描表现高古，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画法的丰盛宝库。陈洪绶一生秉性孤傲倔强，吞恨而终。他是一位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的绘画大师，与北方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当代国际学者推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著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等作品集。

1599年（明万历二十六年）1岁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或十七日（戊戌十二月五日起，为公历1599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长阜乡长道地。父陈于朝二十七岁。母王氏二十四岁。兄陈洪绪六岁。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4岁是年，就塾萧山来斯行家，作巨幅关羽像于壁。

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9岁五月十八日，父陈于朝殁，年三十五岁。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0岁是年，与兄洪绪读书涉园前之搴霞阁，并至杭州学画。濡笔作画，钱塘画家蓝瑛、孙见而奇之。数摹杭州府学宋代李公麟所绘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圣贤图石刻》，改变其法，易圆为方。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12岁约此时，作《乾坤交泰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4岁是年，悬画市中，立致金钱。

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15岁十二月二十日，为胡锦石、机石兄弟之母作寿图、寿文。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岁七月初七日，祖陈性学殁，年六十八。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7岁或于是年娶妻萧山来氏，并侍妇翁来斯行先生几杖。

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8岁二月十三日，母王氏殁，年四十一岁。

秋，作《无极长生图》于广怀阁。约此时，离家僦居绍兴，师事刘宗周。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9岁八月，画高士人物扇（故宫博物院藏）寄岳父来斯行为寿。

冬，在萧山松石居和来风季一起学《离骚》，并拟李贺体为长短歌行，烧灯相咏，风季取琴作激楚声。因作《九歌图》，始《东皇太一》，终《礼魂》，又画《屈子行吟图》，共十二幅，凡两日而就。

约是年，于来斯行之槎庵为萧山徐也赤作《水浒叶子》（白描）。

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20岁是年，读《华严经》，寝食皆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21岁是年为诸生。督学索画，勿与。此时嗜酒学诗，并喜习草书。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22岁是年，曾住在杭州法华山翻阅佛经，并写飞白竹数种。李流芳题曰：小净名（陈洪绶别号）醉墨。后为权要得之，传于关中。张道民以白马易之。

画摹古册（美国翁万戈藏）。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23岁正月二十九日，为山阴友人陈至谟画《准提佛母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三月，在杭州西湖岳坟应名妓董飞仙之请，画莲花图并赋七绝。是年，曾游杭州灵鹫寺。约于此时结识李流芳。

1621年（明天启元年）24岁是年乡试失利，功名不得意。

1622年（明天启二年）25岁二月，作设色桃花扇面，赠沈相如出守武陵。

1623年（明天启三年）26岁春，妻来氏卒。第一次北上，游天津，得诗数百首。至北京，甚穷困。

1624年（明天启四年）27岁春，在京得病，逾五六月始渐愈。后南返诸暨。八月，为锦城社兄作墨梅图。九月二十五日，赏红叶于诸暨苎萝山。此时，与周亮工订交，数同游诸暨五泄山。秋冬间，至杭州，与赵介臣、颜叙伯、卓珂月及张岱兄弟读书于杭州灵隐韬光山下之岣嵝山房。此时，继娶杭州卫指挥同知韩氏女。十一月，为璧生作山水人物扇面（故宫博物院藏）。冬，何实甫到金陵，舟次丹阳，赋诗送别。

1625年（明天启五年）28岁春，萧山来风季过访，吟诗唱和。十二月三十日，长子义桢生。约此时，作《水浒图卷》，凡四十人。

1626年（明天启六年）29岁二月初，在萧山来风季家住半月归。夏秋间或在杭州，写佛西湖南岸。八月二十六日，制序贺来斯行六十寿辰。是年。为豫安居士作《岁朝清供图》，未竟。

1627年（明天启七年）30岁正月底，于诸暨牛首山永枫庵读书。五日后，以访社友入城，遂留试。六月试毕归故里，旋渡江至杭州。此时，代来斯行作《寿太母范夫人七十序》。九月，诗邀孟称舜游西湖。十一月八日，与叔贶生、铭、面之等游永枫庵，作《游永枫庵记》。十一月中，在杭州为杨生作《古木秋天图扇》（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于清响斋。

1628年（明崇祯元年）31岁正月十八日，次子峙桢生。六月，为豫庵作人物山水册十二幅。冬，雪夜醉后为友人画水仙于读书处。

1629年（明崇祯二年）32岁九月，与朱士服、王子、吕吉士、赵介臣、孟称舜等水嬉二日，醉后为朱士服书旧诗。十二月，画凤尾墨竹（上海博物馆藏）于清泉草亭。

1630年（明崇祯三年）33岁三月二十一日，三子楚桢生。五月，涉园构成一堂、一亭（醉花亭），并穿二池，但因奔走功名，不得坐。清夏，摹元代李东书阁壁上所画墨竹一帧。八月应试，榜发未取，愁栖杭州，兄洪绪为招亲友相陪，并买酒买舟以宽慰。秋，在杭州为李廷谟（告辰）《北西厢》题词、写跋并作《莺莺像》插图。暮秋，为单继之画绢本山水一幅于醉花亭。冬，作人物一幅，贺张平子卜居。十二月，为季方社弟作《岁寒三友图轴》于玉树轩。

1631年（明崇祯四年）34岁二月三日，同宗兄陈庚卿因奉母故，卖田入国子学，写序赠行。

六月，始坐故里醉花亭。后应萧山来咨隆请，作《来鲁直像》、《来鲁直夫人行乐图》。霜降后五日，代来斯行书《鲁直弟小像题赞》。

是年，续成二十九岁所作之《岁朝清供图》。

1632年（明崇祯五年）35岁是年秋日，第二次北上入京。夜泊横市，有诗寄内。在京与倪元璐等人交游，纵酒谈诗。

1633年（明崇祯六年）36岁是年春离京南归，作《蕉石图》并赋诗辞别倪元璐。倪氏有五诗和之。至河西务关，因倪诗嘲其隐事者，复寄五诗答之。三月，作《花鸟画册》十开（上海博物馆藏）。四月，岳父来斯行卒，年六十七岁。中秋，作《湖石蜀葵凤仙图》。十月，作《松石罗汉图》。十一月，作绢本《山水人物》立轴于起馥楼（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是年，邀赵公简，相与读书习经于溪上小庐。年终，送其返乡。赠赵介臣《长松高逸图轴》。

1634年（明崇祯七年）37岁五月初一日，四子儒桢（即陈小莲）生。五月，作《静香书屋记》。秋九月雨中，作《林壑泉声扇面》于借园（上海博物馆藏）。十月，与张岱、曾鲸、赵纯卿等人集会于杭州西湖“不系园”（舟名）中，极文会歌舞之乐。其间为赵纯卿画古佛，并唱村落小歌，张岱取琴和之。

1635年（明崇祯八年）38岁年初，病目二月。春，作《乔松仙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月初七日，赵公简生日，集众亲友合钱觞于枫溪，并赋诗赠之。四月，应来彭禧之请，为岳父来斯行作传。五月十六日，五子芝桢生。十一月初一日，与社友采菊赋诗于溪山，应善至三叔嘱，写《冰壶秋色图》（真迹不传，伦敦英国博物馆所藏为伪本）祝开翁老伯寿。

1636年（明崇祯九年）39岁九月十一日，酌于绍兴祁彪佳家，观演《拜月记》。席半，游寓山，及暮乃别。十二月，作《三星图》于焚香馆。

1637年（明崇祯十年）40岁五月二十日，六子道桢生。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41岁正月，作《寿者仙人图》于道藏楼。四月，为周臣社弟画扇（武汉市文物商店藏）。八月初二日，作《宣文君授经图》（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祝姑母寿。十二月，来钦之《楚辞述注》付刻，以先生十九岁所画《九歌图》作插图，先生为之书序于善法寺。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42岁八月十三日，与张岱醉酒杭州西湖断桥边。秋，摹宋代李公麟《乞士图》。十二月，代马权奇书《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序》于杭州西湖定香桥畔，并作插图六幅。腊月，为孟称舜《节义鸳鸯冢娇红记》题签、评点、制序，并作《娇娘像》插图四幅。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43岁约是年正月，第三次沿运河北上至京。

二月，在北京临丁云鹏《祖师待诏图卷》。五月，跋友人画于公浦之来章馆。

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44岁正月十五日，得内府散出之《吴草庐先生外集》，撰《买书记》志慨。二月，作《芝草图》。五月，应朱兆柏请，为亡友钱受益作《真佛图》。九月，作绢本山水于京师选佛场中。是年周亮工谒选京都，与金堡、伍瑞隆结诗社。先生雅好亮工诗，遂成莫逆交。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45岁四月十一日，兄陈洪绪殁，年五十岁。约是年，挟策入赀为国子监生，试辄高等。作书上刘宗周。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46岁二月十三日，刘宗周受谴离京，赋诗赠别。三四月间，召为舍人，使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画，艺事益进。与顺天崔子忠齐名，时称“南陈北崔”。后被命为内廷供奉，不拜。此时名声蜚然，公卿均以识面为荣，得其片纸，珍若圭璧。七月，接家书，遂慨然离京。在天津杨柳青舟中作《饮酒读骚图》。至扬州，娶胡净为妾。

是年，诸暨故里重修陈氏家庙，为撰碑文。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47岁约春夏间，僦居绍兴青藤书屋。闻知国变，哭泣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九月，王（紫眉）、王素中劝应南京科举，先生赋诗辞之。

1645年（明弘光元年）48岁正月初四日，大雪，感赋五律六首，抒离乱之痛。二月，作《杂画册》于绍兴龙山。五月初五日，在青藤书屋为柳塘王盟兄作《钟馗像》。五月十五日，与赵伯章至祁彪佳家告以国事。六月二十二日，王毓蓍投柳桥河死，赋诗志哀。此时，在张岱家侍饮鲁王（朱以海），王命画扇，以醉酒不能提笔。鲁王征为翰林，隆武帝（唐王朱聿键）亦遣使以御史召，皆不赴。时马士英以重礼求一见，闭门拒之。秋，在杭州西湖长桥“宛在”（舟名）中作《雷峰西照小景》。

1646年（明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49岁正月十五日，画花鸟屏之一于杭州苏堤定香桥畔。三月底，为友人作《葛洪移家图》。四月，为全叔盟长兄作山水轴于钱塘舟中。五月，自画弥勒佛像供养，并书观世音菩萨偈。五月底，清兵下浙东，因拒画险遭杀害。六月，避乱山中，自灵鹫寺至绍兴云门寺，剃发为僧，改号悔僧、云门僧等。夏秋间，将四子儒桢（小莲）为其集录诗稿，展阅裁删，定名为《宝纶堂集》，寄请诸暨西安乡江藻村王指正。九月九日，老友朱之（集庵）携子来访，饮酒赋诗，抒发感慨。九月底，移居薄坞。此时，赋诗为陶去病题祁彪佳遗砚。冬，作《杂画册》。除夕，自序《避乱草》于秦望之竹楼。

是年，离乱多感，作诗文颇多。

1647年（清顺治四年）50岁正月初七日，访祁奕远于蒋氏山庄，和奕远所赋新诗。三月，移家绍兴卖画。此时，张名子赠米，书诗报谢。四月，续画花鸟屏之一于山阴讲堂。十二月十八日，孙昭（次子峙桢子）出生。是年，晤王于商道安之珠园。

1648年（清顺治五年）51岁正月初八日，作《枯木竹石图》于张墨妙之高寄轩。八月，在诸暨故里无见阁作《松溪高士图》。是年作《松石图》。与毛奇龄相识。

1649年（清顺治六年）52岁正月，寓杭州吴山。作《西湖垂柳图》，题《独步》诗于其上。春，为石友作人物扇。九月，应马白生请，为其友人所著《生绡剪》封面题字。十一月，为南生鲁作《四乐图卷》，命弟子严湛、四子儒桢设色。

1650年（清顺治七年）53岁四月四日，应林仲青邀，与友人在眉舞轩作送春雅举，画观音大士一躯。五月，周亮工北上过杭州求画，勿得。此时，为纪南盟兄作《秋林晚泊图扇》。六月，在林仲青所，为周亮工作《陶渊明归去来辞图卷》。七月，与胡秋观游净慈寺、烟霞洞、石屋洞、玲珑庵，登南高峰写佛菩萨，归观盂兰盆会。秋，作《斗草仕女图》于护兰书堂。作《折梅仕女图》、《李白宴桃李园图轴》（美国翁万戈藏，临摹本）于林仲青之眉舞轩。此时，与胡秋观游高丽寺，见东坡像为风雨侵蚀，集资别构一室安之。因《生绡剪》引起风波，触怒卢子由，请戴茂齐辩白。十月二日，跋赵孟《东土第一祖像图卷》。十一月，将《陶渊明归去来辞图卷》寄周亮工。

是年，得知向老友索观未果之元代王蒙（字叔明）画，已悬于一富翁家，慨然作《王叔明画记》。

1651年（清顺治八年）54岁春，因卢子由穷究《生绡剪》，被迫写了《辩揭》。此时，作人物轴于定香桥畔。四月，与姜廷（绮季）游西湖及吴山。为林仲青作《溪山清夏图卷》。七月十五日，为自作诗集（姜廷手录）写序于杭州吴山火德庙之西爽阁。作《三处士图卷》（美国翁万戈藏）送姜廷之扬州。八月，作《辛夷花图轴》于眉舞轩。八月十五日夜，酒醉西子湖，让吴香扶磨墨、卞云裳吮管，为沈颢作《隐居十六观图册》。九月，得文徵明画一幅赠戴茂齐。后数日，丁良卯（秋平）之子病笃，先生借戴茂齐一金以资汤药。此时，据汪南溟所辑古代人物标目题赞作《博古叶子》四十八页。十月，将《博古叶子》赠戴茂齐。后因购米向戴茂齐借一金，作《春风蛱蝶图卷》酬之。此时，在菜根书馆作《陈治庵老人卖药缘起》，并绘《黄帝素问图》、《神农尝药图》。是年，周亮工入闽，途经杭州，十一日中先生为作大小横直幅四十二件。为杨犹龙作画数幅。

1652年（清顺治九年）55岁年初二，从杭州乘舟归绍兴。正月初七日，在绍兴罗坟陈鹤故居曲池，作《壬辰人日过曲池，叔翔属书壁》诗，有“曲池七日第三回”句。是年，画《白描罗汉卷》；又画《西园雅集图卷》，未竟，或为绝笔。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念佛号而卒，享年五十五岁。葬绍兴谢墅官山岙横浜岭下。

杨凝式生活的时代，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继之以五代战乱的时期。《五代史》本传称“凝式虽历仕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杨凝式书《新不虚词》而加以纵逸，即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迹，辄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由于他喜欢遨游佛寺，又特别喜欢书壁，据说他居洛阳的十年间，二百余所寺院的墙壁，几乎都让他题写遍了。而各寺僧人，也以能够得到他的题壁墨书为荣耀。为此，寺僧们见有可题写的墙壁，就先将其粉饰一过，专等他到来。杨凝式或乘兴游到此处，见墙壁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兴发若狂，乃信笔挥洒，且吟且书，直到粉壁书尽才肯作罢。这种创作方法与唐代的张旭、怀素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张旭、怀素是借酒作书表演给人看，杨凝式则是为了自慰和自我发泄胸中的逸气。

杨凝式的这些题壁作品一直到北宋时期还可以看到许多，黄庭坚曾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跋杨凝式帖后》）如果说《韭花帖》是他作为正常人，常的心理状态之下笔底神来的杰作，那么，他的行草书《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的恣肆散逸，恍惚变幻，则可以说是展现了他的貌似狂放与怪诞实则清醒颖悟的精神状态。

杨凝式书法艺术是在唐、宋两代的书法艺术高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就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言。有宋一代，只有米元章一人的行草书偶然能得其仿佛，而他的为人也因此而被称之为“米颠”。

书法李隆基工书，尤善八分、章草，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帝王书家之一。《旧唐书·本纪》称李隆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书法工整、字迹清晰、秀美多姿。在唐朝书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而吞鲸。”《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传世书迹很多，以《鹡鸰颂》《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最为有名。

《鹡鸰颂》其起笔与收笔少藏锋，挺拔别致。书风雄秀，结体丰丽，用笔遒厚。从整幅观之，书法遒紧健劲，丰润浑茂，具有唐典型风格，书出“二王”之间，而渐趋肥腴，法袭传统家学。师承历代宸翰之风。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评此帖云：“结构精谨，笔法纵横”。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云：“字径寸许大，遒劲峻爽，神气逼人，盖法文皇大令”。清梁巘《承晋斋集闻录》云：“顿挫提空，得褚之趣，开米之门”。清吴其贞《书画记》亦云：“书法雄秀，结构丰丽，绝无山野气”。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明皇碑版已开圆熟之派。此帖柔而有骨，故自可传。”此颂为唐玄宗书法墨迹传世之唯一孤本，为有唐一代稀世之珍，世称人间瑰宝。

此帖书法萧散洒落，丰厚腴美，给人行行淳厚之感。运笔精到，轻入重敛，笔实墨沉，神气完足，遒劲而舒展。黄山谷称：“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将此帖与太宗《温泉铭》、《晋祠铭》对比，的确能见其相承关系，但太宗清劲，玄宗遒婉，风格还是有异。 清王文治跋：“帝王之书，行墨间具含龙章凤姿，非人文臣者所能彷佛，观此颂犹令人想见开元英明卓逾时也”。

音乐李隆基富有音乐才华，对唐朝音乐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秋风高》等百余首乐曲。登基以后，在皇宫里设教坊，“梨园”就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唐明皇极有音乐天份，乐感也很灵敏，经常亲自坐镇，在梨园弟子们合奏的时候，稍微有人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并给予纠正，这是后来称戏班为“梨园”的由来。

他还制定了《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多首羯鼓独奏曲。

李隆基还很喜欢舞蹈，相传著名的《霓裳羽衣舞》的曲调，就是李隆基根据河节度使杨敬述将从印度传进来的《婆罗门曲》来润色改编，又称有月宫的神仙托梦与他创作而成的，且不管如何传说，但《霓裳羽衣舞》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李隆基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羯鼓，无一不通、没有不晓。

由于吴镇以董巨起家，其画中山、石、树、水、房屋、小桥都显得格外宁静、平和，但吴镇有时也着意打破这种气氛，使宁静中增几分动荡，那就是近景大树和山石的表现，特别是三两棵树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果说吴画山、石、水、小桥、屋舍、群树的表现乃至整体气息是以董巨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其局部的大树则主要是以马夏的面目出现的。结构布局上立于近景，形象表现上夸张变形，树种的选择上以松柏寓人格。这种形象的树出现在平和、宁静的境界里显得格外突出。它们或直立挺拔、俯势向上；或倚斜偃蹇、欲倒还立；或技条倒挂、曲折盘桓。而且吴镇对大树的形象也是情有独钟的，几乎每幅山水画均有此类形象。这一个个形象频繁出现于其笔下，有何深刻含义？如果联系一下元代的民族岐视政策，联系一下同样比邻而居，盛氏求画者门限为穿，自家之门阒然的事实，或许透露出个中消息。在大树的塑造上，如果把吴镇放在“元四家”其他三家中做一比较，吴镇的独特个性尤能充分展现。黄公望、王蒙为了表现高士的居住环境，用平和、冷静的笔触画群山诸峰，力量均匀，气势平缓，树木郁郁葱葱，均为山的点缀，很少突出某一大树。倪瓒、吴镇在景物取舍上有极强的一致性，均喜画几棵树。倪瓒的树是纤细、弱小的，树干上长出几条树枝，枝上顶着几片叶子，立在空旷的荒野里显得孤独而又凄凉。而且倪瓒的树往往是叫不出名字的，并无具体所指；吴镇在树的种类上往往是有选择的，他最喜欢选取被赋予隐逸人格象征的古松来充实画面。在近景中吴镇很少画杂树而是喜爱强调几棵大树，个个粗壮而枝叶茂密，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通过比较，可以明白吴镇那种孤高、耿直，虽“势力不能夺”的个性是何等强烈。

一、“有笔有墨，水晕墨章”　历代画史画论著作都爱引用荆浩这几句话：“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他本人在《笔法记》中说：“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这两段话确实概括了荆浩艺术的一大特色。

六朝以来，山水画都是青绿设色，勾线填彩。从盛唐、中唐开始出现水墨山水画，属于开创者行列的有张璪、王维、王洽等人，然整个社会尚未形成风气。到五代，水墨山水画日益成熟，经荆浩进一步发展，上升为理论性的“有笔有墨”，并对水分运用也更加讲究。用笔与水墨相结合，更有助于表现大自然变化万千的气象，在绘画审美观上是一种拓展，在技法上也显然有助于消除那种刻板的笔迹。如前引答大愚诗中所说的“墨淡野云轻”，就是水墨微妙的艺术效果。

按荆浩自己的解释：“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他主要强调的是用笔的变化运动感，用墨的韵味天趣。吴道子只有线条笔力而无墨色变化，项容只有墨的变化而无用笔之美，荆浩将这两家长处结合起来，达到“人以为天成”的效果，“故所以可悦众目使览者易见焉”（引自《宣和画谱》）。

有关荆浩用笔的特点，历来记载分析不一。有的说他“皴用小斧劈，树石勾勒，笔如篆籀”（李佐贤语）；有的说他“将右丞（王维）之芝麻皴少为伸张，改为小披麻”（布颜图语）；还有的说“其山与树皆以秃笔细写，形如古篆隶，苍古之甚”（孙承泽语）。这些说法表明荆浩在用笔方面融入了篆隶书法的骨力，在皴法上还处于探索之中，面貌不一。宋代周密的《云烟过眼录》记述他见到荆浩渔乐图两幅，上有题书《渔父辞》数首，类似唐代柳公权的书风。前人的记载值得参考。

二、“大山大水，开图千里”

荆浩之前的山水画，很少见到表现雄伟壮阔的大山大水及全景式布局。由于太行山气势磅礴，使他的审美眼光发生重要变化，认识到“山水之象，气势相生”。由于他放眼于广阔空间的雄伟气势，终于创立了“开图千里”的新格局。

北宋沈括《图画歌》写道：“画中最妙言山水，摩诘峰峦两面起。李成笔夺造化工，荆浩开图论千里。范宽石澜烟林深，枯木关同极难比。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

荆浩放眼于广阔空间的雄伟气象，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自然审美认识的深化。他把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不同部位、形貌的山峦水流，分别定名为：峰、顶、峦、岭、岫、崖、岩、谷、峪、溪、涧等，并指出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山水的规律：“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冈岭相连，掩映林泉，依稀远近。”正是在从上下、远近、虚实、宾主以及各种物象的全方位审视中，形成了“山水之象，气势相生”的整体观念，在创作中往往是危峰突兀，重岩叠嶂，林泉掩映，气势浩大。

收藏过荆浩作品的宋人米芾，把荆画特点归纳为“善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又说“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由此可以想见气韵雄壮的格局。清人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述荆作云壑图“峰岚重复，势若破碎，而一山浑成，无断绝之形”。这里说的是善于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细部刻画的真实具体，并未影响浑然一体的山势。他还指出荆浩所作多为“寻丈之笔”，以致“后之大图不能出范围焉”。但是荆浩也能作小幅，如册页云生列岫图就被评为“咫尺而得千顷之势，水墨浓淡生秀绝伦”。

荆浩好作秋冬之景，历代著录中有《秋山楼观图》、《秋山瑞霭图》、《秋景渔父图》、《秋山萧寺图》、《楚山秋晚图》等。元代黄公望称赞《楚山秋晚图》“骨体敻绝，思致高深”，并赋诗一首：“天高气肃万峰青，荏苒云烟满户庭。径僻忽惊黄叶下，树荒犹听午鸡鸣。山翁有约谈真诀，野客无心任醉醒。最是一窗秋色好，当年洪谷旧知名。”从诗中我们可以想见画面天高气爽，峰青树荒，云烟满户，有山翁相语，野客漫饮，午鸡啼鸣，一切围绕着渲染一个“秋”字。这是一个秋色寥廓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境界。由此可见，荆浩的大山大水之境，充满丰富的细节，既有强烈的震撼力，又耐人细细品味。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秦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

怀素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金壶记》说他是“一日九醉”。大概醉翁之意不在酒，“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他志在“狂草”而已。

怀素的草书以篆书入笔，藏锋内转，瘦硬圆通，用笔迅疾，气势宏大，虽然狂放，但并没有为追求新奇而无视法度。相反，他的草书严谨，结字简练，体现独特的草书艺术风格。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但怀素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如圣母、食鱼、苦笋、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藏真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如小草千字文、圣母帖，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从笔迹学的角度看，怀素一生的书法线条，质地上都倾向于瘦细，和禅修苦寒的美学有很大关系。怀素年轻时代，书法在于“不师古”。按照中国的笔法传承，他还“不得法”，还处于正统书法的门外。怀素二十九岁时，曾经写下了《秋兴八首》。《秋兴八首》是杜甫的诗句，创作于大历元年（766年），也就是“安史之乱”三年以后。怀素此帖的书风，到这时还未发育成熟，而他的内心也处于彷徨阶段。对于一个“野狐禅”，或者一个“贱家鸡”，怀素草书根本得不到认同。《秋兴八首》的书法线条，臃肿中包含着怯懦，为追求“一笔书”的效果，牵丝萦带显得很牵强，给人以拖沓的感觉。无论是起笔、行笔、收笔，远还没有迈进晋人的门槛。

怀素本是一个叛逆者，在盛唐走向晚唐的时代，唐朝书法氛围崇尚法度；王羲之书法在初唐，受到唐太宗的追捧，时人更是趋之若鹜，怀素并不在意当代的艺术潮流。他更多地在“一笔书”的领域探索，继承了张芝、崔爰、杜度以及王献之的书法传统。如果说，怀素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凭借的是艺术直觉。那他三十岁以后的艺术探索，则是在艺术传统中求索。而中国书法的历史传统，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笔法传承，笔法则是魏晋书法的“核心机密”。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诗歌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书法后人称曹操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武双全、文艺兼亥之人。而曹操是一代书法家却鲜为人知，这主要是曹操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少的缘故。历史上见过曹操书法作品的人，无不赞其书作有“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笔墨雄浑，雄逸绝论。”之大美。　　西晋文学家张华在《博物志》中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　　南朝的书法评论家梁瘐肩在其《书品》中，把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唐代书法家兼评论家张玉灌，按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把它们划分为神、妙、能三类：杰立特出者为神，运用精美者为妙，离俗不谬者为能；他在书法评论专著《书 断》中称曹操的书法作品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的书法作品虽不能列为神品、上品，但在全国名书法家中是数得着的。　　有史料记载，他除常与当时出名的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人切磋书艺外，还特把喜爱的秘书令梁鹄的字挂在帐中，细细揣摩、欣赏；有时夜间睡不着，便起来慢慢品位、琢磨钉满墙的梁鹄的字。不仅如此，魏宫的牌匾他都让梁鹄写，可以说仰俯皆是。他与梁鹄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梁鹄倾其一生至力于书法事业，当曹操得知梁为借读大书法家蔡邕留给韦诞的一部论笔法的专著遭拒后，便又气又恨，呕血不止时，他遂将自己专用的五灵丹拿给梁鹄服用。　　曹操虽善书，大概因忙于战事、政事，没有机会写，所以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　　宋郑樵在所著《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操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操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操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现留存于世的只有两个字了，即曹操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处所见到的“衮雪”二字，系依拓本刻写；上边两个隶书小字落款“魏王”，因系直题，又模糊不清，乃后人仿题的。

书法篇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 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绘画篇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音乐篇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青年时代曾师事汪道昆、王世贞；后倾心“公安派”。交游极广，与戏曲家张凤翼、汤显祖、屠隆以及袁宏道兄弟等的友谊都很深，与李贽也有过来往。他曾长期生活在南京、苏州等地，晚年住在黄山，专心整理著述。潘之恒一生爱好戏曲，曾多次主持“曲?”活动。他写了许多文章，详细记录了从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整整50年间昆山腔演出的许多具体情况，保留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总结、分析了戏曲表演艺术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丰富了中国戏曲理论宝库。潘之恒认为，戏曲是“生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显陈迹于乍见，幻灭影于重光”，目的是“悟世主而警凡夫”。他主张戏曲表演必须从生活出发，“以情写情”，反对简单、生硬、机械摹仿。他认为“为剧必自调音始”，必须“先正字，而后取音”。他要求演员必须掌握“曲余”的技巧，要用饱满的感情，唱出曲中的余韵，使人感到余音袅袅，其味无穷。他从“度”、“思”、“步”、“呼”、“叹”五个方面，论述了表演艺术应该注意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认为表演一定要注意分寸，合乎规矩、节奏。只有“浓淡繁简，折衷合度”，演出才能得其意，传其情，收到良好的效果。潘之恒的这些意见，对于帮助演员提高表演艺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当时人们都把他视为“赏音”，誉为“独鉴”。许多人还认为，演唱昆山腔，只要得到他的称许，就算有了定评。潘之恒一生和演员关系极为密切，他曾怀着极大的同情，为全国各地的许多女演员写了不少小传，因而获得“姬之董狐”的称号。潘之恒生活在昆山腔正走向全面繁盛的历史时代，他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看戏、评戏，尤其在评论戏曲表演艺术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潘之恒的戏曲评论，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潘之恒论戏曲表演艺术的文章和所写演员小传都收入他的综合性著作《亘史》和《鸾啸小品》中。

综述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绘画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正如中国当代书画家南山乐山评论董其昌的艺术特点说：董香光（董其昌）满腹经纶，故能笔清墨润，山色如洗，宁静深邃，绝无尘垢。

书法

董其昌的书法，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李阳冰主编李白诗集《草堂集》并为序。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自秦李斯创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曾刊定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为二十卷，但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渐消失，而李氏刊本则盛行。直至宋代初年，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对原书内容进行了整理，才大致恢复许著原貌。

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张旭的笔法也曾得到李阳冰的传授。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自称：“ 斯翁（李斯）之后， 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其为：“以瘦劲取胜，若《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

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必请李阳冰用篆书题额，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说明李阳冰的篆书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也称，篆自秦汉而後，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文学

赵葵工诗文，著有《行营杂录》、《信庵诗稿》，其文言简而意赅，其诗发旷怀雅量于翰墨。诗集已佚，《全宋诗》卷3023据《后村千家诗》等书所录，编为一卷；《全宋词》亦辑录有其诗词；《全宋文》卷7472收有其文。

绘画

赵葵工书画，尤善画墨梅，其几务余暇，为梅写真，苍枝老干，杈芽突兀。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华光（仲仁）、补之无复过。有墨梅石刻，在吴中虎丘寺。传世作品有杜甫“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诗意图（即《杜甫诗意图》）。

赵葵绘画才分虽高，单就《竹溪消夏图》技艺水准而言，已不亚于专业画家。但因其艺术生涯起步较迟，大抵晚年或罢官或请辞间隙才得以寄情笔墨，技痒一试，一显身手；旋即因受制于时局、朝政而于政治、军事上重出江湖，业余爱好几为欲罢不能的官职、军务羁绊而再度荒废生疏，从而不可能为后世留下大量像《竹溪消夏图》那样用心的精湛之作。而当他重拾画笔显然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而难以为继了。故赵葵之于南宋画坛，正仿佛暮年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归心似箭，却逆水行舟，身先死而中道崩殂于长江江心小孤山一样，始终未能融汇、鼎足于南宋画坛的滚滚主流而成为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