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秦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

一、“有笔有墨，水晕墨章”　历代画史画论著作都爱引用荆浩这几句话：“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他本人在《笔法记》中说：“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这两段话确实概括了荆浩艺术的一大特色。

六朝以来，山水画都是青绿设色，勾线填彩。从盛唐、中唐开始出现水墨山水画，属于开创者行列的有张璪、王维、王洽等人，然整个社会尚未形成风气。到五代，水墨山水画日益成熟，经荆浩进一步发展，上升为理论性的“有笔有墨”，并对水分运用也更加讲究。用笔与水墨相结合，更有助于表现大自然变化万千的气象，在绘画审美观上是一种拓展，在技法上也显然有助于消除那种刻板的笔迹。如前引答大愚诗中所说的“墨淡野云轻”，就是水墨微妙的艺术效果。

按荆浩自己的解释：“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他主要强调的是用笔的变化运动感，用墨的韵味天趣。吴道子只有线条笔力而无墨色变化，项容只有墨的变化而无用笔之美，荆浩将这两家长处结合起来，达到“人以为天成”的效果，“故所以可悦众目使览者易见焉”（引自《宣和画谱》）。

由于吴镇以董巨起家，其画中山、石、树、水、房屋、小桥都显得格外宁静、平和，但吴镇有时也着意打破这种气氛，使宁静中增几分动荡，那就是近景大树和山石的表现，特别是三两棵树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果说吴画山、石、水、小桥、屋舍、群树的表现乃至整体气息是以董巨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其局部的大树则主要是以马夏的面目出现的。结构布局上立于近景，形象表现上夸张变形，树种的选择上以松柏寓人格。这种形象的树出现在平和、宁静的境界里显得格外突出。它们或直立挺拔、俯势向上；或倚斜偃蹇、欲倒还立；或技条倒挂、曲折盘桓。而且吴镇对大树的形象也是情有独钟的，几乎每幅山水画均有此类形象。这一个个形象频繁出现于其笔下，有何深刻含义？如果联系一下元代的民族岐视政策，联系一下同样比邻而居，盛氏求画者门限为穿，自家之门阒然的事实，或许透露出个中消息。在大树的塑造上，如果把吴镇放在“元四家”其他三家中做一比较，吴镇的独特个性尤能充分展现。黄公望、王蒙为了表现高士的居住环境，用平和、冷静的笔触画群山诸峰，力量均匀，气势平缓，树木郁郁葱葱，均为山的点缀，很少突出某一大树。倪瓒、吴镇在景物取舍上有极强的一致性，均喜画几棵树。倪瓒的树是纤细、弱小的，树干上长出几条树枝，枝上顶着几片叶子，立在空旷的荒野里显得孤独而又凄凉。

书法李隆基工书，尤善八分、章草，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帝王书家之一。《旧唐书·本纪》称李隆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书法工整、字迹清晰、秀美多姿。在唐朝书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而吞鲸。”《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传世书迹很多，以《鹡鸰颂》《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最为有名。

《鹡鸰颂》其起笔与收笔少藏锋，挺拔别致。书风雄秀，结体丰丽，用笔遒厚。从整幅观之，书法遒紧健劲，丰润浑茂，具有唐典型风格，书出“二王”之间，而渐趋肥腴，法袭传统家学。师承历代宸翰之风。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评此帖云：“结构精谨，笔法纵横”。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云：“字径寸许大，遒劲峻爽，神气逼人，盖法文皇大令”。清梁巘《承晋斋集闻录》云：“顿挫提空，得褚之趣，开米之门”。清吴其贞《书画记》亦云：“书法雄秀，结构丰丽，绝无山野气”。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明皇碑版已开圆熟之派。此帖柔而有骨，故自可传。”此颂为唐玄宗书法墨迹传世之唯一孤本，为有唐一代稀世之珍，世称人间瑰宝。

杨凝式生活的时代，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继之以五代战乱的时期。《五代史》本传称“凝式虽历仕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杨凝式书《新不虚词》而加以纵逸，即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迹，辄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由于他喜欢遨游佛寺，又特别喜欢书壁，据说他居洛阳的十年间，二百余所寺院的墙壁，几乎都让他题写遍了。而各寺僧人，也以能够得到他的题壁墨书为荣耀。为此，寺僧们见有可题写的墙壁，就先将其粉饰一过，专等他到来。杨凝式或乘兴游到此处，见墙壁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兴发若狂，乃信笔挥洒，且吟且书，直到粉壁书尽才肯作罢。这种创作方法与唐代的张旭、怀素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张旭、怀素是借酒作书表演给人看，杨凝式则是为了自慰和自我发泄胸中的逸气。

杨凝式的这些题壁作品一直到北宋时期还可以看到许多，黄庭坚曾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跋杨凝式帖后》）如果说《韭花帖》是他作为正常人，常的心理状态之下笔底神来的杰作，那么，他的行草书《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的恣肆散逸，恍惚变幻，则可以说是展现了他的貌似狂放与怪诞实则清醒颖悟的精神状态。

1599年（明万历二十六年）1岁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或十七日（戊戌十二月五日起，为公历1599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长阜乡长道地。父陈于朝二十七岁。母王氏二十四岁。兄陈洪绪六岁。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4岁是年，就塾萧山来斯行家，作巨幅关羽像于壁。

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9岁五月十八日，父陈于朝殁，年三十五岁。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0岁是年，与兄洪绪读书涉园前之搴霞阁，并至杭州学画。濡笔作画，钱塘画家蓝瑛、孙见而奇之。数摹杭州府学宋代李公麟所绘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圣贤图石刻》，改变其法，易圆为方。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12岁约此时，作《乾坤交泰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4岁是年，悬画市中，立致金钱。

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15岁十二月二十日，为胡锦石、机石兄弟之母作寿图、寿文。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岁七月初七日，祖陈性学殁，年六十八。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7岁或于是年娶妻萧山来氏，并侍妇翁来斯行先生几杖。

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8岁二月十三日，母王氏殁，年四十一岁。

秋，作《无极长生图》于广怀阁。约此时，离家僦居绍兴，师事刘宗周。

书法

陈洪绶虽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于书法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惊人的。陈洪绶作书严循中锋用笔之法，他深谙掌竖腕平执笔的奥秘。其间虽小有以侧锋取妍处，但他能立即将笔调整过来。如此高超的控笔能力，无疑只能以掌竖腕平执笔法为之方可。再有，书法所要求的“回藏”、“提按”、“顿挫”、“绞衄”、“呼应”等等笔法要略，在他的运笔过程中，似无一处有缺憾，只是他做了无痕迹罢了，这也正是大相不雕、信言不美、修养至炉火纯青境界的具体体现。从其书作中，我们可以感到，陈洪绶作书，心态是愉悦恬静、轻松欢跃的，书写过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最甜美适畅的享受。因此可以说，陈洪绶已找到了一种执运笔法的最佳方式，而这方式正是书法执笔、运笔的“真义”，在这“真义”中，书法的中锋运行、回藏提按以及顿挫绞衄，全都是为畅爽书写且写出美感服务的。

书画风格

文徵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文徵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