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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的曲折生涯

初到南方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隐居生活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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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的曲折生涯

初到南方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隐居生活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8岁。

李时珍的太医生涯

1551—1557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召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

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传教士或英法联军)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对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薛道衡的为官生涯

少年奇才薛道衡,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年),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历仕北齐、北周、隋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辞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土。

政治才能杨坚作相时,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使,多次往还江东,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要求对陈“责以称藩”,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实有灭陈、统一南方之意。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颎出兵伐陈,专掌文翰。隋师临江,高颖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字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土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高颖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  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

被逼自尽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广一起伐陈,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隋文帝时,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被除名,处以流放岭南。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听说这件事后,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等他到了扬州,就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但薛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就没有走扬州路,而走了江陵道。  杨广即位后,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慕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薛道衡高估了皇帝的心胸,最要命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隋炀帝看了以后,大怒,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颖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隋炀帝岂能容忍。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悻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最后逼令自尽。  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踢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幕,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

不善谋身出身世家,天资早慧,成人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他写文章用心很专,“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每有文章写出,人们“无不呤诵焉”。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总是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明确指出隋必胜、陈必亡,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高颎对薛道衡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然而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也是如此。薛道衡的“短”,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就是“迂诞”,也就是为人迂阔,不得“转”。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改),结果由此得祸。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流放岭南。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想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于是取道江陵而去,不给杨广面子。杨广即位后,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

崔与之的为官生涯

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晚年号菊坡,广东省增城市中新坑背崔屋村人。是南宋著名的治国能臣、政治家、军事家。 生活在偏安半壁河山的南宋时期,崔与之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人生道路。

立志报国家崔与之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还在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因此家境清贫。但崔与之少年有大志,立志救国济民。他刻苦读书,钻研经史,务求通晓大义,文章写作朴实得体。待人接物,办理事情,他也十分机警。不过命运似乎有些与他作对,青年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都没有中榜。于是崔与之寄望于出外求学。直到三十二岁时,由于得到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的慷慨资助,崔与之终于能够跨出增城,一酬宏愿。离家前,他向亲友表示,决心三年学成。   崔与之单身远涉关山,步行到南宋京师临安(杭州),入太学读书。此时的临安,南宋小朝廷苟安一隅,城内十万人家,栏院酒馆林立,城外西湖名胜,景色迷人,达官富贾过着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日子,早已把中原父老忘到九霄云外。崔与之在学舍埋头苦读,三年里不曾踏足临安街市。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学得满腹经纶,果然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上进士的人,从此步入仕途。   只是“朝中无人难做官”,崔与之被调往荒远的广西浔州(桂平),做了个“从八品”小官——司法参军。只要能为社稷尽力,崔与之就不计较官职低微,就不避艰苦。有一次,巡按到浔州视察,但接待用的驿所却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郡守要崔与之主持维修,限令几日内完成。仓猝之下难以找到屋瓦,崔与之就叫属下用茅草盖屋顶,将屋内整饰一新,按时完成了任务。不久,用来储备谷物、调节物价、赈济灾荒的粮食仓库也因久未修葺而漏雨,郡守便打算卖掉储粮。崔与之得知,不顾官卑言轻,坚决反对。郡守改变主张,命崔与之负责修粮仓。崔与之以保粮为重,将自己居所的屋瓦拆下换用茅草,而把屋瓦盖在粮仓上。郡守因此赏识他的胆识才干,推荐他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在淮西,一个大京官的儿子称霸乡里,人们告状,许多官吏都不敢受理。状纸递到崔与之那里,他拍案而起,不畏权势,秉公判决,责令乡霸退还民田。那京城里的大官闻讯,非但没有怪罪崔与之,还表示赞许,把他推荐给朝廷。   其后,崔与之先后调任建昌(江西南城)新城县知县、邕州(广西南宁)通判等职务。在新城,他整顿赋税,减免各种中间环节和费用。他规定,百姓应缴纳的钱粮直缴官衙,已缴纳的不准滥追,未缴纳的不准随便责罚,改变以前官差追缴赋税使不少民户倾家荡产的陋习。这一来,百姓争先恐后缴税,开创了未有施一次刑罚而办好赋税的德政。在邕州,知州盘剥士卒,不按时发衣服粮饷,激起士卒哗变。上司下令崔与之摄理知州职事并处理事件。崔与之从自己驻守的宾阳赶到邕州,叛军在城门口阻拦。他不顾危险,冲门而入,执行公务。待叛军有所安定之后,他查出一名为首滋事者处斩,其余不究,迅速平定兵变,使全州恢复安宁。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五十三岁那年,崔与之升任提点广西刑狱。广西路包括海南岛和雷州,大部分是荒寂之地,属边远军州,海南岛更是没有朝廷要员去过。崔与之不辞劳苦,跑遍全地区的二十五个军州。准备去海南时,他的下属说:“海滨有神灵,要渡海先得求神祷告,否则很难成功。”崔与之不以为然:“海南各地官吏长期违法鱼肉百姓,我去为民除害,哪里需要神灵批准庇佑!”尽管第一次渡海因风浪大作船舵折断被迫返航,他仍然不懈努力,第二次出海终于到达琼山县。每次到各地巡察,他都自带费用,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不用地方一分一毫。每到一地,他就张榜明示奖廉肃贪,公正判案,官吏百姓深为震撼。往返辛劳,殚精竭虑,没几年,崔与之鬓发全白了。

淮东抗金兵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晚期,金国强于宋,不断南侵,而新兴的蒙古族政权也屡次大规模进攻金国。金人为避蒙古兵,企图南掠宋土,南宋朝野震动。但讳言战争的宰相史弥远把持朝政,朝廷上下一片主和投降之声。当时将帅乏人,宋宁宗破格起用崔与之,任命他为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崔与之成为高级干部了。宋宁宗召见崔与之,询问战守之策,崔与之说,要选择好的守将,集合官军和民众的战斗力量,才能巩固边防。只有边强防务,才进可以攻,退可以和。   崔与之抵达扬州,认真筹划守御事务。他整修城防,历时一年多重修护城河,在城外广植柳树,在城内接近河流运输的地方建仓库十二座,储备了充足的军粮。崔与之一贯主张,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缘于训练有素。他统率的军队,步兵的弓箭手和长枪手,按身材年龄技术分成三等进行教习,骑兵则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进行训练。崔与之身为统帅,每五日亲率幕僚到校场督促,月终更要考核,奖优罚劣。部队出城野练,他率将校随后视察,要求部队遇到山岗沟涧不得绕道,必须勇往直前。整训扬州守军之后,他又命令下属州县守军依照执行,效果明显。于是淮东军威大振。   淮东一带有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崔与之深入考察了解,认为万弩社有利于组织民众防御金兵,于是奏请朝廷将万弩社定为各县民兵组织。他又招募当地青壮年创立万马社,平时配给农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   崔与之守边五年,边境没有战乱。宰相史弥远见边防巩固,又有山东起义军归宋,想捞取边功,紧急密令都统刘王卓率领所部渡江攻取泗州,结果刘王卓全军覆没。崔与之事后得知,悲愤上书史弥远:“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金兵乘势入境,史弥远惊慌失措,三次下令崔与之与金“和议”。崔与之回书拒绝,据理力争:“金兵得势之际,我方求和,必遭屈辱。”他积极加强战备,调遣精锐部队扼守要冲之地。金兵入侵无功而退,和议之事遂不再提及,淮东局势又趋于稳定。

直言荐贤朝廷决定升任崔与之为秘书少监,调他去当京官。扬州军民闻悉崔与之离任赴京,万人夹道垂泪相送。   到达临安就任,崔与之第一次提出奏章就阐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从外地来,只知道对外患未息深感忧虑;到了内地,才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他分析道,内外之情不通是当今大患,而人才的进退、言路的通塞则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建议朝廷,用人要听其言观其行。他在任内一直“以致君泽民,经邦辅国,进贤退不肖为己任”。他举荐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且将德放在首位。   这时候,朝廷议论有一种不正之风,称“直言”是贪图好名声。崔与之抨击这种歪风:倘若有识之士不敢公开在朝廷明说己见,而只在家里忧心忡忡,不敢对君王直言,而只在朋友间私下谈论,国家就危险了。   有一天上朝,宋宁宗问崔与之家乡有什么人才,崔与之当即推荐吴纯臣有监管之才。不久朝廷提拔吴纯臣担任提点广西刑狱。崔与之推荐温若春适宜担任清要之职,于是朝廷任命温若春为秘书郎。他们都成为称职的官员。   崔与之当京官或地方官期间,先后向朝廷举荐了数十人。这些人才“各以道德文章功名表表于世”,有的后来甚至成为高官显宦或出名学者。   有个学子叫李心传,他乡试落第后,不再应举,闭门著书。崔与之等推荐他,平民之身的李心传被召入史馆,赐为进士。李心传主修多部史书,成为南宋有名的史学家。后来官至工部侍郎,以敢于上疏直言闻名。   被崔与之推荐过的游似,担任过许多职务,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建议宋宁宗之后的宋理宗要看清“艰危之势”,做到“从谏”、“检身”、“节用”、“选廉”。   崔与之举荐的人,绝大多数与他没有私交,只有吴纯臣、李昴英等出身同邑或门下。无论对谁,崔与之都出于公心。他的弟子李昴英应试荣登榜首之后,写信向老师致谢。崔与之告诉他,读书人成名后要坚持操守,盛名之下,更要谦虚;初入仕途不必挑拣官职和地方,朴素谨慎是日后发展的开始。后来李昴英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为官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崔与之一个同乡人的孙子,姓吕,考试及第初出茅庐,就来求崔与之疏通举荐。崔与之正色道:“入仕之初,应当以职业为重,不要担心别人或上司不了解自己。”以后崔与之知道他居官清廉谨慎,就向有关方面推荐。那小老乡升迁了,还不知道崔与之出了力。崔与之的姐姐也曾为她儿子求官的事向崔与之说情,但崔与之却说:“当官贤能与否,事关百姓的欢乐和忧愁,官位断不可私相授受。”他始终没有循朝廷恩例为外甥求官。

福星临川金兵进犯四川,四川制置使董居宜弃职逃跑,蜀地大乱,人心惊惶。朝廷调安丙为四川安抚使,调崔与之为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安丙久在蜀中握有重兵,以攻为守,甚得朝廷倚重,但他一向猜忌朝廷从东南调来的人。崔与之赴任后,却能与安丙以诚相处,迅速稳定四川局势。一天,西夏国来书安丙,约他夹攻金国。崔与之知道此事后,以为不可,急致书安丙说:金国已处于颓势,我方宜于此时招纳豪杰,选将练兵,巩固阵地,等候时机。四川连年动兵,士气未振,不宜轻率举兵。西夏只是区区小国,不足以作为我方犄角。一旦出战失利,就后悔莫及。不料安丙不听劝阻,出兵攻打秦州、巩州,拿不下来,大将王仕信还兵败皂郊,西夏兵也退走了。时局发展一如崔与之所料,安丙不得不深表敬服。   安丙任内去世后,朝廷任命崔与之为四川路安抚制置使,统率四川全军。崔与之整肃军政纪律,扭转各州军政不合局面,训令诸将汲取教训,同心卫国,告诫边防将领不能随便接纳西夏请兵要求。   后来西夏又出兵攻打金国,派百余骑兵到凤州请宋军守将增援。崔与之命都统李冲前去答复,说:两国交往应派使节持国书传达信息,不应派兵直入,边民不了解情况,如果误伤西夏人,便损害了两国友好,还请西夏兵退回原驻地。西夏人知崔与之不为所动,不再提夹攻金国之事。  金国名将呼延棫及其部属诚心投宋,崔与之大胆收留并使用他们,让呼延棫在抗金作战中发挥特殊作用,造成金人内部互相猜疑残杀,使部署于川、陕、甘的金兵再无力侵犯宋境。   崔与之善于理财,他调整粮食征购措施,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边民买卖,将金、夏统治区大批战马、粮食买入,使四川很快成为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百姓富裕的地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一日,他同部属到大慈寺游览。看河山壮丽,满目葱茏,崔与之神清气爽,仪态安详。幕僚洪平斋见状,不禁赞道:“大帅真是岭南古佛,西蜀福星!”   宰相史弥远见蜀中局势安稳,便派心腹郑损替代崔与之。朝廷调崔与之回京,崔与之移交了大量库存金钱物资给郑损,自己不取丝毫。金国得到情报,马上调集大兵侵蜀。崔与之这时年已六十七岁,正请求归粤养病,目睹此情此景,奋然再次亲临前线。金兵见崔与之仍在,惧而撤军。那郑损乃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他放弃崔与之重兵扼守的要地,致令宋军失势,又挥霍无度,使军需无以为继。西蜀自此一蹶不振。

辞官归故里崔与之四川为帅五年,清廉自持,政绩斐然。朝廷召崔与之入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三次上疏请辞,毅然返粤。离蜀之际,各路官员特来相送。四川盛产美锦、奇玉,五年前崔与之到任之初,下属众官争相馈赠,全被崔与之推却了。现在送别,各路官员的赠礼更加可观,登时五彩缤纷,光艳夺目。但崔与之看都不看一眼,一一婉拒,分毫不取。   回到广州,崔与之建住宅于城西(今朝天路崔府街),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过问地方政事。次年,宋宁宗驾崩,并非太子的宋理宗继位。为了报答史弥远拥立之功,宋理宗任史弥远为太师、右丞相枢密使,让史弥远独揽大权九年,到史弥远死后,他才主理朝政。这时他御笔诏令崔与之赴京,称崔与之“年高德邵,国之望也”。崔与之答复说:“我已经七十有六,老病缠身,实在不能从命。”   然而一起事件令崔与之又一次为国出力。   广州有支部队,叫摧锋军,被调到建康(江苏南京)驻守,长达四年。撤离卫戍后未过五岭,又在江西逗留了四年。这支部队转战各地,所向披靡。但幕府不上报功劳,驻守期满又不让回广东,于是激发兵变。   叛军由曾忠带领自江西经梅州返粤,焚惠阳扣官员,陷博罗杀知县,直取广州。广州知府曾治风连夜逃遁,庾使黄山成见事态紧急,率一班官员到崔与之住所,请崔与之出面抚谕。事关全城百姓安危,崔与之没有推托。他登上城楼与叛军相见,查问叛乱原因。叛军一见,立即拜伏于城下,说明兵变缘由。崔与之派弟子李昴英、杨汪中坐吊篮从城墙上缒下,到叛军营中晓之以逆顺祸福道理,宣谕允许叛军自新。叛军大部分人归家散去,曾忠带少数人退踞端州(肇庆)。   朝廷得知广东动乱,任命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府。崔与之临危受命,在家里办理公务。   崔与之调集各路军队合围叛军,并且对叛军进行政治瓦解,使叛军最终尽数投降。崔与之将曾忠等几名首领以军法处死,降兵分散编入各军。摧锋军兵变平息了。   崔与之向朝廷举奏黄山成等有功人员,并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他将为帅广州六个月所得的薪俸、大米,全部交回官库,分文不受。

晚节留香崔与之谢绝政事之后,安居广州。他一生酷爱菊花,更喜欢北宋名臣韩琦的名句:“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亲笔书写这句诗悬于崔府堂前。他很赞赏韩琦之言:“士之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将自己寝室题匾“晚节堂”,表示自己将永远保持清白晚节的操守。他将处士刘皋的语句修改后命门客写成隶书贴于书斋:“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作为座右铭。又自号为“菊坡”。   崔与之中年丧偶之后,不再续娶。做了大臣,生活仍然俭朴,不养歌姬。老来居家,左右只有书籍相伴,家里连亭园台榭都没有增建。一生所得俸禄,除自用外,其余都用来接济亲友。退休以后,朝廷发给的退休金,则一概辞谢不受。有人问他为什么,崔与之说:“我当官受薪,尚且怕尸位素餐;现在退休了,怎么还能贪图朝廷的俸禄呢?”闻者无不赞叹。他儿子崔叔似结婚,媳妇带来七百多亩“嫁妆田”,他让儿子尽数退回外家。   宋理宗一直想让崔与之赴京主政,亲自下七道诏书,任崔与之为右丞相,前后四年留着相位等待崔与之赴任。宋理守甚至命令在京当官的李昴英暂停公务,去广州专门劝说崔与之,侍候崔与之出发。但崔与之终因年老体衰,数月间先后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这一年,他已八十一岁。   次年,八十二岁的崔与之溘然长逝。   临终,他嘱咐家人:不许作佛事,薄葬就行了。   崔与之病故后,有一次李昴英为宋理宗讲学,谈到他老师一生的事迹与操守,宋理宗深为感动,愈加赞叹,于是大书“菊坡”二字赐给崔与之家人。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这样赞誉崔与之:“盛德清风,跨映一代。”

和凝的为官生涯

天成三年(928)和凝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与儿子一起编撰《疑狱集》。书中收集了许多情节复杂、争讼难决最终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学著作,对古今相关人员办案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并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此后,和凝又被转主客郎中兼权知贡举,春闱开科取士放榜时,一反其他人以往“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的做法,遂使得“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即由于她所主持的科举考试,公开、公正、公平,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贡院门前闹事。当时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得人”,即称当时所录才名之士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在此年所录进士中,和凝最看中了一个名叫范质的人,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将来一定会继承自己而当宰相。后人称之为“传衣钵”。

后晋初(天福二年)和凝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和凝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六月份又晋升礼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学士。十二月,和凝又被改任尚书户部侍郎,照常为朝中做一些案头之事。

天福六年(941)九月,和凝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不负众望,巧平安从进谋反。《旧五代史·和凝传》记曰:“安从进‘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

辛弃疾的曲折生涯

初到南方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隐居生活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8岁。

蒋捷的词作生涯

蒋捷的词大多情调凄清。他没有正面地直接反映时代的巨变,而是采用“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女冠子》)的方式,于落寞愁苦中寄寓感伤故国的一片深情。如“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秋”(《高阳台》),“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贺新郎》),“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梅花引》)等,都包含着山河易色、无处容身的悲哀。《虞美人·听雨》通过听雨一事,概括了作者少年、壮年和晚年三个时期的不同感受,身世家国之感极为痛切,其中“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二句尤其悲壮苍凉。但他的词又不尽是低沉暗淡的情调,时而振起一笔,开扩意境,呈现清丽色彩。如《贺新郎·秋晓》本写“万里江南吹箫恨”,却于月影微黄的院落中点缀上青花、红枣,再推向白雁横天、楚山隐约的远景,使词中所表现的忧伤苦闷之情不致于过分沉抑。《一剪梅》写“舟过吴江”,其中“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句,也冲淡了伤逝怀归的悲凉气氛。所以周济称其“思力沈透处,可以起懦”(《宋四家词选》)。这当然与其词“炼字精深,调音谐”(《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分不开的。对竹山词的评价,前人意见分歧很大。贬之者如冯煦,认为其“词旨鄙俚”“不可谓正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更认为在南宋词人中“竹山虽不论可也”(《白雨斋词话》)。那是用姜夔、张炎的词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实属偏见。刘熙载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说:“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文房(刘长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艺概·词曲概》)称竹山为长短句之长城,固属过誉,但他从词品与词法两方面充分肯定了竹山词,还是颇有见地的。

总之,竹山词思想内容较充实,写作方法和风格多样化,不失为南宋高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