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的评论

历史上的唐伯虎确实有一些狂放不羁的行为，如酗酒、狎妓、傲倨、玩世不恭，他的自暴自弃实际上反映着对社会的不满。这正如徐文长的狷介被人们曲解视为“狂生”一样，那都是社会制度扼杀了人才，是在人格上的一种变态反应。其实在读书人中这样的例子又何止像唐伯虎、徐文长二个，只是在唐伯虎身上比较集中典型地具备了这些品格素材。这些素材恰好为通俗小说所用，并加以渲染附会，从而在民间广泛流传。这里不免有许多低级庸俗，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数百年来唐伯虎就是以这样一个优游于山水、闲情于风月的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现的，把唐伯虎的真实形象极大地歪曲了。

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他一生坎坷，最后潦倒而死，年仅五十四岁。唐伯虎的悲剧，实际是有抱负不甘心沦落的读书人共同的悲剧。

戏曲关目在戏曲关目上，沈自晋力图避免沈璟在《义侠记》中的松散平直，使用了多头并进，有张有弛的技法。例如戏首就是石秀、戴宗、杨雄三头并进，蓄势待发；后又有第十二出看佛牙，潘巧云、裴如海勾搭成奸；第十三、十四出周通起兵妄想强抢石秀之妻；第十五出李逵、戴宗下山，这三处齐头并进，引发高潮。后有李逵扮新娘打走周通，此为一弛。此后便是石秀知奸情，告知杨雄，潘巧云反诳，石秀杀僧，杨雄杀妻，齐奔梁山，共襄义举。一路下来，跌宕起伏而又明快干练，酣畅淋漓。其实石秀之妻的出现显然受到了沈璟塑造武松之妻以旦配生的影响，只为表现男怀忠义、女守贞节的风教思想，虽然增加了李逵、戴宗之戏，却仍然不免枝节之嫌。

结构在结构上沈自晋使用了双线布局，张弛有度且相映成戏，戏剧性强而不会过于冗杂，较《翠屏山》明快简洁，且有了很大的改进。一线是钱青因风雪而被迫三夜守身洞房，一线是颜俊苦守湖边急盼新娘，两线交替并进，一方是愈见尴尬，一方是焦急恼怒，互推剧情至高潮，更加引人入胜。

人物形象塑造和戏曲语言运用同样沈自晋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戏曲语言运用两方面也很好地依据“本色当行”的原则，进行了出色的发挥。《翠屏山》中主要有风尘英雄和市井之徒两种角色，沈自晋通常使用曲辞来表现失路英雄空有侠肝义胆，困游市井不能出头的抑郁不平之气，例如石秀在第二出所唱的[望远行]和[金风曲]；同时沈自晋亦使用大段曲辞来渲染水浒英雄快意恩仇的慷慨磊落胸襟，例如石秀在第二十六出“杀山”所唱的[山羊转五更]。至于戏中对于宾白的侧重，则推动了作品的通俗化，节奏更加明快有力，中间多有插科打诨，增强了戏曲的娱乐性和世俗化。沈自晋在第四出中使用大段苏白刻画了地痞张保的无赖至极，侧面表现了杨雄作为风尘英雄的不得意。戏中迎儿的多处插科打诨也有效地表现了她身为侍女的市侩恶俗和为非作歹。

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家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家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易其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

郑都官诗非不尖鲜，无奈骨体太孱，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

谷有“诗无僧字格还卑”之句，故其诗入“僧”字者甚多，昔人尝以为讥，然大历以后，诸公借阿师作吟料久矣。（同上）

郑守愚声调悲凉，吟来可念，岂特为《鹧鸪着》一首，始享不朽之名？（清·薛雪《一瓢诗话》）

谷以鹧鸪诗得名，至有郑鹧鸪之称。而其诗格调卑下，第七句相呼相唤字尤重复。寇宗夷《本草衍义》引作‘相呼相应’，差无语病，然亦非上乘。”方回《瀛奎律髓》又称谷诗多用“僧”字，凡四十余处。谷自有句云：“诗无僧字格还卑。”此与张端义《贵耳集》谓诗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觉有清意者，同一雅中之俗，未可遽举为美谈。至其他作，则往往于风调中，独饶思致，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擘矣。（《四库全书》卷一五一）

纪晓岚在评论郑谷全部诗作的问题上，历代文人各抒己见。

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郑谷“其诗极有意思，亦多隹句”，但他直言“其格不甚高”。

童宗说的意见比较委婉，他称郑谷的诗“丰入而啬出之，论其格调虽不甚高”，但“要其锻炼句意，鲜有不合于道”。

元代辛文房的说法有点不同，他认为“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

而明代的叶涵云和费嘉树对郑谷的评价却显得很高；叶涵云把郑谷推崇为“有唐三百年，风雅雄一代”的重量级人物，费嘉树不仅称赞郑谷“骚坛树赤帜，群贤拜下风”，而且还说他的诗是与“李杜相颉顽，岂与郊岛同”的杰作。

在清代纪晓岚等人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有一说，谓郑诗“往往于风调之中，独饶思致”，但“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然而，称他“风雅雄一代”也好，论其“格调不甚高”也好，不过都是各取一端，各执其词罢了。

客观地讲，从“汰其肤浅，撷其菁华”的角度来看，郑谷在诗歌创作上毕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艺术成就，郑谷的部分作品也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郑谷的“平楚干戈后，田园失耦耕”；郑谷的“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郑谷的“乱兵何日息，故老几人全”；郑谷的“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还有郑谷的“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等诗句，大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与批判了唐末衰败，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关心与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虽然难以与“李杜相颉顽”，但却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被后人称为晚唐“咸通后僖宗、昭宗时代的诗史”，实可称作“晚唐之巨擘”。

郑谷的其他诗歌，或咏物，或别离，或感遇等篇什，也都风格清新通俗，轻巧流利，语言工丽。如《菊》中的“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如《海棠》中的“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如《淮上与友别》中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如《席上贻歌者》中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再如《中年》中的“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等吟咏，文笔优美，思致婉转，感情丰富，韵味深长，读后叫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郑谷-名人评价 《唐诗鉴赏辞典》历代骚人墨客对郑谷的“一字师”和这首《鹧鸪》诗，均极为推重。有诗云：“早梅一字师，齐已谢不逮”；有诗云：“一字之师齐已拜，早梅开后独踟蹰”；有诗云：“一卷云台刚读罢，耳边疑听鹧鸪声”；有诗云：“读书堂侧老松枯，故址荒凉唱鹧鸪”；还有诗云：“何以鹧鸪诗，脍炙于千载”。

元代辛文房赞赏郑谷“尝赋鹧鸪，警绝”；清代金圣叹称扬郑谷这首诗“深得比兴之遗”；沈德潜也说《鹧鸪》诗的“三四语胜于‘钩（车舟）格磔’也”，并称誉是“以神韵胜”。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一书也载文称，《鹧鸪》诗“终篇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乡思之愁”，赞许“诗人紧紧把握住人与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均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

治学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