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治学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纪晓岚在评论郑谷全部诗作的问题上，历代文人各抒己见。

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郑谷“其诗极有意思，亦多隹句”，但他直言“其格不甚高”。

童宗说的意见比较委婉，他称郑谷的诗“丰入而啬出之，论其格调虽不甚高”，但“要其锻炼句意，鲜有不合于道”。

元代辛文房的说法有点不同，他认为“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

而明代的叶涵云和费嘉树对郑谷的评价却显得很高；叶涵云把郑谷推崇为“有唐三百年，风雅雄一代”的重量级人物，费嘉树不仅称赞郑谷“骚坛树赤帜，群贤拜下风”，而且还说他的诗是与“李杜相颉顽，岂与郊岛同”的杰作。

在清代纪晓岚等人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有一说，谓郑诗“往往于风调之中，独饶思致”，但“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然而，称他“风雅雄一代”也好，论其“格调不甚高”也好，不过都是各取一端，各执其词罢了。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易其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

郑都官诗非不尖鲜，无奈骨体太孱，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

谷有“诗无僧字格还卑”之句，故其诗入“僧”字者甚多，昔人尝以为讥，然大历以后，诸公借阿师作吟料久矣。（同上）

郑守愚声调悲凉，吟来可念，岂特为《鹧鸪着》一首，始享不朽之名？（清·薛雪《一瓢诗话》）

谷以鹧鸪诗得名，至有郑鹧鸪之称。而其诗格调卑下，第七句相呼相唤字尤重复。寇宗夷《本草衍义》引作‘相呼相应’，差无语病，然亦非上乘。”方回《瀛奎律髓》又称谷诗多用“僧”字，凡四十余处。谷自有句云：“诗无僧字格还卑。”此与张端义《贵耳集》谓诗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觉有清意者，同一雅中之俗，未可遽举为美谈。至其他作，则往往于风调中，独饶思致，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擘矣。（《四库全书》卷一五一）

思想家

思想家

戏曲关目在戏曲关目上，沈自晋力图避免沈璟在《义侠记》中的松散平直，使用了多头并进，有张有弛的技法。例如戏首就是石秀、戴宗、杨雄三头并进，蓄势待发；后又有第十二出看佛牙，潘巧云、裴如海勾搭成奸；第十三、十四出周通起兵妄想强抢石秀之妻；第十五出李逵、戴宗下山，这三处齐头并进，引发高潮。后有李逵扮新娘打走周通，此为一弛。此后便是石秀知奸情，告知杨雄，潘巧云反诳，石秀杀僧，杨雄杀妻，齐奔梁山，共襄义举。一路下来，跌宕起伏而又明快干练，酣畅淋漓。其实石秀之妻的出现显然受到了沈璟塑造武松之妻以旦配生的影响，只为表现男怀忠义、女守贞节的风教思想，虽然增加了李逵、戴宗之戏，却仍然不免枝节之嫌。

结构在结构上沈自晋使用了双线布局，张弛有度且相映成戏，戏剧性强而不会过于冗杂，较《翠屏山》明快简洁，且有了很大的改进。一线是钱青因风雪而被迫三夜守身洞房，一线是颜俊苦守湖边急盼新娘，两线交替并进，一方是愈见尴尬，一方是焦急恼怒，互推剧情至高潮，更加引人入胜。

历史上的唐伯虎确实有一些狂放不羁的行为，如酗酒、狎妓、傲倨、玩世不恭，他的自暴自弃实际上反映着对社会的不满。这正如徐文长的狷介被人们曲解视为“狂生”一样，那都是社会制度扼杀了人才，是在人格上的一种变态反应。其实在读书人中这样的例子又何止像唐伯虎、徐文长二个，只是在唐伯虎身上比较集中典型地具备了这些品格素材。这些素材恰好为通俗小说所用，并加以渲染附会，从而在民间广泛流传。这里不免有许多低级庸俗，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数百年来唐伯虎就是以这样一个优游于山水、闲情于风月的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现的，把唐伯虎的真实形象极大地歪曲了。

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他一生坎坷，最后潦倒而死，年仅五十四岁。唐伯虎的悲剧，实际是有抱负不甘心沦落的读书人共同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