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列子的学说，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列子.序》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讳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还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概述政治观—孔子是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路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入学时间上的延误，鲁钝的天资，在其思想成熟的时间上落后于其它弟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特点。特别是孔子去世后，曾参独立生活实践的几十年间慢慢消化夫子教诲，结合自己的经验所得，从而对孔子学说的某些方面予以推进。

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他强调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以强有力的武力作为保障，才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但是他反对穷兵黩武，指出作战胜利能够挽救濒临灭亡的国家但战败也同样会失去土地、危害社稷，一味好战必然会灭亡，自取其辱，所以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孙膑主张积极地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来获得胜利，这样才能做到以战争抑制战争。他指出政治和经济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强兵”必先“富国”，只有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作为后盾才能做到“事备而后动”。他又指出民心军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战争必须顺应民心军心，要做到“得众”、“取众”。

战争认识论方面，孙膑提出将领要知“道”，“道”就是战争的规律。孙膑认为作战时人众、粮多、武器精良等因素都不足以保证取胜，只有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指挥得当，才能保证取胜。为此他专门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还对“奇正”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将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矛盾的作用，把握了这些矛盾的转化规律，才能利用微妙的变化出奇制胜。

吴起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吴子兵法》。在《吴子兵法》中，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起更重视政治教化，用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吴起还从战争起因上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吴起主张兵不在多，要建立一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速不可追的军队。建立这样的军队，要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为他们加官进爵，厚待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作为军队的骨干。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其发挥各自的特长。要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相互联保，对部众严格管理。采取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万人教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让士兵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以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前进有重赏，后退有重罚，赏罚必信。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要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安抚士众、威慑敌军、决断疑难的武将作为军队的主将。

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有无与高低，取决于两个方面：

就个人而言：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在曲折中生生不息、向前发展，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个世界发展的奇迹。其奥秘核心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兼蓄包容”性，犹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不断容纳百川，奔腾向前。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打破思想桎梏；在兼蓄包容中，不断积蓄能量，发展壮大。

焦竑，他承接与发展了晚明“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运动，打破了程子朱子“理学”死守教条，把圣人看成不可企及的“圣人思想至上”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焦竑提出：“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刍狗”，是古人扎制的用以祭祀的泥、木偶。祭祀时，作为神圣之物，祭祀完，则弃之不用。焦竑认为，古人的学说，作用如同刍狗，那是在当时需要下杜撰出来的，随着事过境迁，而后人将这些无用之物当作宝贝，只能蔽固自己的聪明……

富强思想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

外交思想

净土五会念佛，是法照大师一生自行化他的主要法门，也可以说是大师佛学思想的中枢。五会念佛之法是以《佛说无量寿经》为理论基础，《无量寿经》经文中佛所描述的极乐国土，“或有宝树，砗磲为本，紫金为茎，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晶为叶，珊瑚为花，玛瑙为实，行行相植，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曜，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合，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闻音者，得深法忍，不退转至成佛道”，大师以此结合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而创立五会念佛之法。经文中所谓出五音声，微妙宫商，指的是古乐谱曲所用的“宫、商、角、征、羽”五种音符。然则极乐世界六尘说法，种种妙乐，绝非此界粗音俗乐所能比拟。大师倡导的五会念佛，结合五音的曲调与节奏，一方面可以诱导众生生念佛之兴致，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念佛者全凭一心专称佛号而成就念佛三昧。

三曹非常中重视网罗民间隐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隐士人才都聚集起来。三曹一方面批评动摇隐士所信仰的荒诞无稽，让众人退出山林入世治国。另一方面又歌颂其情操，把隐士视为同道中人，意在招隐求贤、让众人入世治国辅君济世。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开头即以人生短暂发问：”今我隐约欲何为？”接着以入世的物质享受诱发隐士们出山，为其建功立业。此诗受到曹植《七启》劝隐士出山，建功立业的影响。 这一方面说明三曹欲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存在着大量的隐士不为朝廷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