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为研究和进行养生修道，曾慥从众多道书中，选录大量修道养生术资料，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共一百零八篇（一篇分上、中、下篇或上、下篇者，均作一篇计）。一般都辑录原文，加以串写，定以篇名。又在每篇篇名下，以四言四句，提示该篇内容要点或传授原委，从中可见编者的观点。

如《玄轴》篇提要曰：“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表明其以安心养神为道教修炼之主旨；又如《内德》篇提要曰：“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脏，三一永存。”表明其佛道结合的思想；再如《碎金》篇提要曰：“漆园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与儒同功。”反映其三教合一的思想。

纵观胡寅思想，我们可以对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一小结：

第一，其思想始终以“尊王攘夷”为其宏旨。维护宋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是胡寅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无论是修内政，还是平内乱、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复北宋王朝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并力图实现其理想中的统治模式。第二，轻民思想。对于下层民众，胡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也曾上书建议统治者爱民、以民为本，但他仅仅把民众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要求统治者作到使民不乱即可。“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他还认为民众是是非之端，“凡事皆本于民，无民则无事，无事则无官，而民终不能无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养之事治则足矣”。民众奉养官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人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镇压。可见胡寅地行政思想指向是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完全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实体现，走的是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

陈楠的内丹承前启后，强调练功者必须采先天真铅为药，按炼精、炼气的过程循序渐进，重以气为本，所谓“气之根本凝成神，方曰无为而通灵”。他将内丹分为上中下三品：

下品：“地仙之道”者，“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想升降为运用”，这是指《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等所记述的钟吕传统丹法。

中品：“水仙之道”者，以神、气为铅汞，他在《紫庭经》中所记述的，当属此类。

上品：“天仙之道”者，“以精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然为运用”，“以定为水，以慧为火”，“以念头起处为玄牝，…….....以打破虚空为了当”（白玉蟾《修仙辩惑论》，《修真十书》卷四）。陈楠认为此种丹法看起来虽然“与禅法稍同”，但实际上比禅门的“终日谈演问答，乃是乾慧;长年枯兀昏沉，乃是顽空”为优。

陈楠继承南宗传统，秉承“大隐混俗”，不倡出家，所谓“吾所以混俗和光者，不欲自异耳。鱼欲异群鱼，舍水登岸，则死；虎欲异群虎，舍山入市，则禽。”（留长元《海琼问道集.序》）陈楠明确主张“独身清修”，反对房中御女术。

另外，由于陈楠得到黎姆山神人所传授的“设坛关请雷神驱妖除魔的雷神秘书”——景霄大雷琅书，陈楠兼修雷法，以内炼金丹与外用符箓合而为一，称内丹炼就便能役使鬼神，呼召风雨。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早在岳飞为张所部下时，张所素闻岳飞“勇冠三军”，便问他：“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他列举春秋晋国“栾枝曳柴以败荆（楚），莫敖采樵以致绞”为例，认为此“皆谋定也”。所以，岳飞进一步肯定了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教育思想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公孙龙的哲学思想，《淮南子》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

他与惠施的";合同异";说正相反，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具有十分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色。但在逻辑学上，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对朱熹极为推崇，尊之为“百代宗师”，并自谓对朱学“尝私涉而有所得”。朱熹在儒学中能够占居那样崇高的地位，除了其自身对儒学巨大贡献之外，也与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扬分不开。作为朱熹之后学，真德秀的主要任务在于振兴和发扬理学，在学术贡献上重在阐发运用，但缺乏建树。全祖望说：“魏鹤山、真西山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尽管如此，真德秀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支遁作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支遁佛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即色论”、“逍遥论”和西方净土思想等方面，对其禅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也影响到对支遁佛学思想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本土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而形成的。魏晋时期可以称作中国佛教的建设期，三藏经典的译入、义理的阐释、修行方法的发扬等在本时期均已初具规模，僧俗两众自觉或不自觉多以中国思想来理解和推广佛教，如支谦以“大明度无极经”名《般若经》，时人以“格义”的方法解经等等，这对于佛教的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都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经过这样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的中国化佛教。因此，以中国思想来理解佛教或赋予佛教某种中国化的形式，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必要手段。

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 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少年时即为同郡山涛所知。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本传或言，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