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慥的编辑思想

为研究和进行养生修道，曾慥从众多道书中，选录大量修道养生术资料，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共一百零八篇（一篇分上、中、下篇或上、下篇者，均作一篇计）。一般都辑录原文，加以串写，定以篇名。又在每篇篇名下，以四言四句，提示该篇内容要点或传授原委，从中可见编者的观点。

如《玄轴》篇提要曰：“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表明其以安心养神为道教修炼之主旨；又如《内德》篇提要曰：“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脏，三一永存。”表明其佛道结合的思想；再如《碎金》篇提要曰：“漆园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与儒同功。”反映其三教合一的思想。

任《道枢》中，坐忘下、容成、周天、水火、坎离、火候、甲庚、昆仑、服气、呼吸、修真、真一、五行、众妙、入药镜等十五篇，每篇文内均用“至游子曰”的形式，直接表示编者自己的见解。如在《众妙》篇中有“至游子曰：吾有性命之宗，世未之知也，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于是运之与玉池之渊相合，久而斯为丹矣，斯吾之性命也”。说明他编《道枢》，并不完全是将前人的资料进行简单的选录编纂，而是包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又如在《容成》篇中，曾慥驳斥御女之术，谓“魏伯阳曰：割肉以内于腹不可以成胎，则外物不可以为丹也明矣。是知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者也。于是深根固蒂，使纯气坚守，神不外驰，至于坎离交际，而大药可成矣。善乎庄子之论曰：必净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未闻有以御女而获仙者也。”可见曾慥是主张内丹修炼术者。

他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王夫之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理气问题、道器问题、有与无的关系问题等都进行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他还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的最一般属性。他还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他强调 “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提出“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否认了离开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客体精神--理。发展了张载“理也顺而不妄”的观点，说明了理不仅在气中，而且是气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必然”——规律性。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犹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没有牢醯、璧币、钟磬、管弦便没有礼乐之道一样。他明确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乃是一种谬说。他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顶峰。　　王夫之在道器关系上，批判了宋明理学中的“离器言道”的唯心主义论调，对道器关系作了新的发展。他说：“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所谓“器”，就是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物质，所谓“道”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没有事物，运动的规律就是不存在的，所以“道不离器”。还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即没有事物就没有事物的规律，只能说规律是事物的规律，而决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总之，当有某种事物的时候才会有关于它的原则、道理和规律。同时还认为，随着“器日尽，而道愈明”，意思是说，随着事物向前发展，它所表现的规律也就愈明显了。他的“道不离器”的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

“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综合以往丰富的认识成果，并对自己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进行哲学概括，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夫之基于“□□生化”的自然史观，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而坚持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绝对的动，相对的静。这样，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富于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观，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过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主观认 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对“惟心惟识之说”的批判，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学唯心论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同时，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内容，如把认识对象规定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注意到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即民见天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用“理势合一”来规定“天”的内涵。他进一步利用“天视听自我民视听”等古老命题，把“天”直接归结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赋予“天”以现实的客观内容。因而在肯定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为强调必须“畏民”、“重民”而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王夫之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　　学说。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在他看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人性的形成发展，就是人们在“习行”中学、知、行的能动活动的过程，以此否定人性二元论、人性不变论的观点。王夫之还反对程朱学派“存理去欲”的观点，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他也反对把道德同功利等同起来的倾向，强调“以理导欲”、“以义制利”，认为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社会才能“秩以其分”、“协以其安”。从上述观点出发，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也没有价值。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懂得生死成败相因相转的道理，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　　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其中包含着一些启蒙思想因素，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见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对于美学问题的论述，不但直接见之于他的文艺批评著作《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而且见之于他的哲学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经过审美主体的择取淘选的一种创造。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王夫之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诗艺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地步。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在论述美的创造时，王夫之借用因明学的“现量”说，很强调好诗要从“即目”、“直寻”中求得具象感知，“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此外，王夫之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

动静学说王夫之在物质运动问题上，认识到物质运动的绝对性，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变论。他说：“天下之变万千，而要归于两端。”意思：世界变化无穷无尽，究其原因，是由于气中存在着两端，“两端”就是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比如阴和阳、刚和柔、动和静、聚和散等。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这“两端”。他认为静与动的关系是辩证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方动即静，方静施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就是说，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如江河之水，表面看来，似乎古今一样，其实今水已非古水。他认为“天地万物，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他还阐述了“道日新”、“质日代”的发展变化观点。他说：“天地生物，其化不息”，是说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废然而止”。修正了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观点，更有力地抨击了宋明理学：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

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观去观察历史，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即人们必须从“势之必然处”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进一步提出，历史既然有“理”和“势”，治天下就必须要“循理”、“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他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诗歌创作理论关于“势”的文学理论，王夫之提出了一整套很有见地的诗歌创作理论，“势”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他认为文意是第一位的：“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那么无意之文也就是滥造之文了。意不能离开势，势是“意中之神理”。 王夫之所讲的“意中之神理”，并非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是指诗人在创作激情到来，联想和想象充分调动之时，意象之间、情景之间突发的一种内在逻辑，它不是什么神明之道，而是按必然规律建立起来的自然结构。简言之，“势”标志着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情语和景语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它逐情而起，“不由作意”，却在诗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评价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学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显示出可贵的价值，也有受到封建传统意识严重束缚的弱点。王夫之思想中这种矛盾，是17世纪中国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

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认为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章太炎也称道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　　王夫之僻居荒野发愤著书，其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10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起来，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先后多次刊行，传播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夫之遗著的整理出版、佚文的搜集刊布等受到重视，在日本、苏联和欧美各国已有船山论著、诗文的译本，王夫之的学术遗产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葛兆光教授在文中指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了“势之所趋”即“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但在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无论是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还是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他是敏锐的，又是迂腐的，在总体的历史上看出了变革的必然，却在无数具体的史论上又被多年积淀的保守观念拖住了后腿。因此，当他尖锐地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思想时，也猛烈地抨击着同样新颖的异端思想。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揉在了一起。这种充满了矛盾的行为，正是充满了矛盾的思想的产物。”　　王夫之比较关心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从小就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学，食货经济之学，典章制度之学，都很感兴趣，着意研究。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青年时代的王夫之，风华正茂，激扬文字，一方面仍走着读书、科举、入仕的老路，另一方面则十分关心动荡的时局，踊跃参加带一定政治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诸如“行社”、“匡社”、“须盟”等，以文会友，指点江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现出试图突破传统樊篱的倾向。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政治

抨击程朱理学

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响较深。晚年颇好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李贽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对儒家经典的《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这些著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时代，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人人都是圣人，没必要一定要去学孔子。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一种丑态了。

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还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

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民本思想

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当在历代统治者中，实际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更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李贽将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

经济

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文化

文学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认识论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的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心学之上的先验论，主“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皆可以为圣”。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观

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社会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提倡人类平等

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提倡婚姻自由

李贽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尊重妇女

李贽反对歧视妇女，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宗教态度

李贽自序中说自己“幼年不信道和仙释，老年信真佛。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李贽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关于落发为僧，在《与曾继泉》一文中，李贽写道：“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李贽视念佛往生西方是真实的，十分推崇净土，他在觎音问)中说：“念佛者，念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国土，专一接引念佛众生。”又说道：”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可见，李贽以往生为归，并不排斥他力作用。《豫约》中认为：”夫念佛者，欲见西方弥陀也。见阿弥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无别有西方生也。见性者，见自性阿弥陀佛也，见自性弥陀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重虚谈”、“多议论”、“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弊端。杨慎说： 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此指象山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言）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学“削经铲史，逃儒归禅”，同时又明确点示理学同禅学也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31）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33）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擒贼先擒王，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己）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对明代中后叶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有所批判。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 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1362年考中进士，翌年任忠州司录、典校主簿。1375年遭权臣保守势力的诬陷，过了7年的流放和地方飘泊的生活。1383年恢复官职后，成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李朝建立后，郑道传先后担任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国家要职，后在王宫内乱中受牵连被杀。他的著作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等各领域，哲学代表作有《佛氏杂辩》、《心气理篇》等，均收录在《三峰集》（14卷）中。还有《学者指南图》。

郑道传以朱熹的“万理皆实”为武器，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的“万理皆虚”的宗教迷信说。他认为“太极”是先行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实体，阴阳是从太极中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他的“理气”观是唯心主义的，认为“理”是“天理之先”，派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是“气”“心”的根据和始源；“气”由“理”派生，“心”亦由“理”禀生。他的专著《佛氏杂辩》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全面批判的著作，发挥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思想。郑道传反对佛教“轮回之说”，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形质”与“神气”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不复存在，人死了，精神再不能存在。他还提出事物处于不断发生、发展、消亡的运动变化之中的辩证思想，认为“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这种“生生无穷”，“运行不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质的变化，前进的发展。

郑道传在认识论上尽管有“知万物之理具于吾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但也提出对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人们可以借“璇玑”、“玉衡”等仪器和数学“乘除”的计算法来认识和计算的合理观点。

郑道传的伦理道德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特别强调“忠孝”思想，又是“性三品”说的提倡者。但是，他作为改革派的政治家，在同佛教大僧侣、权臣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提出整顿土地制度、抑制世臣大地主和大僧侣的特权、巩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

司马承祯认为人的天赋中就有神仙的素质，只要“遂我自然”、“修我虚气”，就能修道成仙。他将修仙的过程分为“五渐门”，即斋戒(浴身洁心)、安处(深居静室)、存想(收心复性)、坐忘(遗形忘我)、神解(万法通神)，称“神仙之道，五归一门”。将修道分为“七阶次”，即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此“五渐门”、“七阶次”，他认为又可以概括为“简缘”、“无欲”、“静，心”三戒。只需勤修“三戒”，就能达到“与道冥一，万虑皆遗”的仙真境界。他的思想对北宋理学的“主静去欲”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玄宗开元元年（713）来南岳衡山，先是住九真观附近白云庵修炼，后来又在祝融峰顶建息庵，法从者甚众。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亲降手敕，赞美他道行高超。睿宗景云二年(711)召入宫中，询问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他回答阴阳术数为“异端”，理国应当以“无为”为本，颇合帝意，赐以宝琴及霞纹帔。后至南岳，结庵九真观北。张九龄屡谒之。

开元九年(721)，玄宗亲派其弟承祎迎入宫，命校正《道德经》，深加礼待，呼为“道兄”。

开元十五年(727)，又召入宫，请他在王屋山自选佳地，建造阳台观以供居住，并按照他的意愿，在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善书篆、隶，自为一体，号“金剪刀书”。玄宗命他以三种字体书写《老子道德经》，刊正句文，刻为石经。羽化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称“贞一先生”。诏以其南岳旧居为降真观，命弟子薛季昌主其观。复命衡州铸铜钟一口赐观中，重四千斤。他创造出一套道家修真的理论和“五渐门”、“七阶次”等一系列修真法则，著有《修真秘旨》、《上清含象剑鉴图》、《坐忘录》、《天隐子》、《服气精义论》、《采服松叶法》等近20种，收入《四库全书·道藏》内。

魏徵早年做过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复劝谏唐太宗要以无为为本，与民休息，这样天下才能清净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中，还坚持认为：“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说：“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这些又跟黄老道家思想非常相似了。

第一类是揭露统治者残暴，反映社会矛盾的，如《窦娥冤》、《鲁斋郎》等；

第二类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斗争，突出她们的机智勇敢，多带有喜剧意味，如《救风尘》、《金钱池》等；

第三类是歌颂历史英雄的杂剧，以《单刀会》最为突出。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关汉卿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执着于现实的人生态度。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天道思索程朱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范畴，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刘因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观。

刘因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由理所生，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理。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理，即天理，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刘因关于理的阐释，不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 ，是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独立的本体，而且强调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在刘因的思想中，理既是一种超然的神秘实体，又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根据，体现在万物之中，并主宰万物。

程朱论道 ，不同于老庄，他们是以理为道。 在刘因这里， 道是与理同一的范畴。刘因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产万物的本原。刘因并不是孤立地论道，而是从道与物的关系中释道的，刘因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显见，这个道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本体。

天人合一刘因把“化”（宇宙间的化育）区分为“天化”（天地的化育）和“人化”（人群的教化）。天化表现为阴阳五行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界的秩序、生成万物、繁衍生息、绵延不绝、运动不停；人化则表现为五伦为代表的纲常伦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是与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而要由圣人来完成。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天”，天化的理在世界一开始就已具备，人化的理则是在人类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刘因由“天化”引出“人化” ，并认为 “人化”源于“天化”，主张“天人合一”。在刘因看来，人伦物理，皆来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刘因强调要顺天化，尽人道，主张事在人为，不要因为“时运”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努力、无所可为。.天道，主要指自然规律（也有某些神秘意味）；人道则指社会制度、伦理规范、政治措施等。刘因认为，这二者是合一的、一致的。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须遵循的至理，又是人事最终成败的关键。人性由天道所决定，人心又是人性的枢机，只有做到人心、人事暗合于天道，才能成功。

刘因所谓 天人合一 ，就是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要人道合于天道。从本体上讲，天道是人道的根本，即自天而人；从作用上说，必须用人道去符合天道，即自人而天。圣人根据天道来确立人道，是天道的体现者和人道的完成者，所以说圣人是兼体用的。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违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就会出乱子；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一切就都会有良好的秩序。刘因的这些说法，表明了他为解释天人关系所做的努力。他主张的天道不可违反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强调的执天之行说，也没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突出圣人的作用，则不免有些牵强。

观物思想观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学用语，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其所谓观，既指感官对外物的认识，又指心灵的体认和理性的反观。因此，观物是有不同层次的，既有认识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尤其指一种修养境界意义。刘因对观物说十分欣赏，直接提出观物的诗就很多，表达的都是一种感受（受用意境。

刘因在《退斋记》中谈到道与物的关系，他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他所讲的物是指有形可见的客观事物。对这种物的实在性、真实性，刘因在认识上表示怀疑，进而认为由于人们对外界现象的认识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所以人们不能认识物的本来面目，应当放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刘因把观物作为一种修养境界、一种思想方法来运用，因而常表现出一些辩证色彩，刘因讲到过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问题。坚持朴素的辩证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宋代理学诸大家在这方面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张载讲一物而两体，程颐讲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熹讲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都是很精彩的。刘因这一思想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

心性修养刘因认为，太虚之气（即元气）是万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来源。人性善恶，取决于“阴阳”二气。气有刚柔，禀而为性，刚柔各有善恶，因而人性分为四种类型。在这里，刘因是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人性之善恶的。他认为善恶来源于阴阳二气，而不是来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说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为性” ，又不同于陆九渊的“以心为性”，他用气来说明人性。

刘因强调“无待于外 ，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刘因强调养气持守、不动心。这种不动心，基本上是沿袭周敦颐的“主静” 到程颢的“居静”方法。不过周敦颐不是主张弃物求静，而是主张遇物识物，以达到不为物诱。而刘因则视物若无，主张涵养自守，使气不暴于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动心”。这样一来，不仅我遇物相忘 ，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

象数思想“象数”是用“象”和“数”解释《周易》的一种学说。“象”指卦父的象征意义，如乾坤分别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君子小人、刚健柔顺等等。数指卦爻所表现的数量关系，有天数、地数、天地之数、等说法。“象”“数”是《易大传》中固有的概念，西汉时期形成系统的象数理论，终东汉之世，易学中象数派占主流。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兴起，倡导得意忘象之说，一扫象数而只谈义理，象数之学遂一蹶不振。宋代理学兴起，周程张朱诸大家，虽都以义理为主，但对象数之学也有一定继承。

刘因探讨了有关河图的一些问题。朱熹写的《周易本义》一书，有很高的权威性，本该有廓清的作用，但在元代初年，种种不同的说法仍然存在，并有一定影响。刘因维护朱熹的观点，对于纷纷然的种种议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刘因还探讨了太极图的作者问题，刘因认为周子的太极图是自己的创造，但对于邵雍之学，则承认是发于陈传。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批评，对于宋元之际污漫的学术空气，具有一定的澄清净化作用；对于保护和延存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尹洙论文，尊崇孟子、韩愈；他说，为文章，当“务求古之道”。欧阳修谓“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范仲淹亦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然尹洙所作多章奏记序，一般质朴无文，成就不高。尹洙虽尊崇韩愈，却不排斥佛老，在《送李侍禁序》中说李君“乐于佛氏之说”，“非取其所谓报施因果，乐其博爱而已”。著有《河南先生文集》、《五代春秋》二卷等传世。

张继先提出“心”为万法之宗，论述心神，无恶与符法的关系，认为人身有“精气、元气、

元神”三宝，称只要把握自身的元神即可通天，摈弃他法，是谓“破妄”。张继先会通祥宗，除继承其家传符箓道法之外，亦兼修内外丹。他认为人之所以轮回于三界，出入于生死，乃是由于“一念萌动于内，六识流转于外”，故须“斋戒以神明其德”，应“慎言语，节饮食，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虚无恬淡，寂寞无为，收视返听，和光同尘”，使“一直澄湛，万祸消灭”，认为“道不远，在身中”，“神驭气，气留形，不须杂术自长生”，劝来拜受天师秘箓者脱去世网，反求诸己，“俱登道岸”。

有著作《大道歌》（即《明真破妄章讼》）、《心说》等传世，后代天师明张宇初辑有《虚静真君语录》七卷，多叙述张继先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的《心说》谓心与神，道异名而同义，守一虚无，即离尘绝世。一念萌动，即堕轮回之苦。其论说、书信、诗歌，明张宇初编次为《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行世，收入《正统道藏》。另外，《正统道藏》又收有署题“虚靖张真君著”的《明真破妄章颂》。

重兵思想李觏深知军队、战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并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于中可见其救世之意。我们知道，战争是由来已久之事，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古及今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腊哲宁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普遍的。”②“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自由人。”①战争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圣的，它可以决定人和宇宙万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说：“战死的灵魂比染疫而亡的灵魂纯洁。”②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战争中阵亡的人，是“更伟大的死”，应当“获得更伟大的奖赏”。③就是说把战争视为头等大事。在中国古代先皙中，把“兵”（或战争）视为国之大事，尤为普遍、突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论述，真可谓史不绝书，屡屡可见。

用兵策略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

强兵之策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①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②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

建军思想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办学指导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教学程序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具体方法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知与行的关系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丘处机是“万里赴诏，一言止杀，悲天悯人”的道教全真龙门开创祖师。在学术界有不少人对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撰文予以评价。尤其是在对他思想评价的认识上，各有说法。

三教合一长春真人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他曾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适时而用，只是世人执迷不悟，自造忧患。在处世上，他说“和光同尘随是非，化声相待无相洁”，然而“达士随方化有情”（《磻溪集》卷三），就是说达士无除暴惩恶之权，只宜随缘说法，方便行事，弘扬教化，引人向善而已。虽然“众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规”（《磻溪集》卷四），而长春真人仍致力于“建德随方料物宜，因时设教从人乐”（《磻溪集》卷三）。真人年逾七旬，西游万里，度化成吉思汗戒杀。

悲世悯人追溯长春真人往昔的悲世悯人思想言行，就更可以知其为人了。《述怀—调寄满庭芳》词：“漂泊形骸，颠狂纵迹，状同不系之舟。逍遥终日，食饱恣遨游。任使高官重禄，金鱼袋，肥马轻裘。……深知我，南柯梦断，心上别无求。”说明了他不为名利所动，专心济人利物的思想。在“憨物诗”中写道：“天苍苍兮临下上，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又诗云：“呈天生万象，万类属皇天，何事纵凌虐，不救生命全。阴阳成造化，生灭递浮现。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他在“秦川吟”中写道：“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作远游”。这些诗句都是他面对当时的社会，目睹生灵涂炭而发出的叹息和疾呼声。抒发了他悲天悯人，甘愿为人民而奔走的情怀。　　另外一些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丘处机平生热心济世及其弟子传其道的思想言行记载。如弟子《尹清和语录》云：“丹阳师父全行无为古道也。至长春师父，惟教人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是执古是谓道纪，无施不可。师父尝云：‘俺今日些小道气，非是无为静坐上得。是以大起尘劳作福上，圣贤付与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圣贤自然与之……’”这段记载说明长春真人与丹阳真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在修养上所走的路子也不同。说明了他只是在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的力行思想。元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记》说：“长春丘公应骋南还，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人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失。此修行之先务，人当铭诸心’。既居燕，上庶之托迹，道侣之来归坂者，不窗千数”。丘处机在当时乱世中，无处不以“救世为先务”作其行动的指南。正如《古今图书集成·跋长春真人手帖》所言：“虽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实欲匡济斯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开辟了救世济民的有利条件，开创道教“十方丛林”体制。元王鄂《大宗师典常真人道行碑》说：“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离于燕者，往往窜名名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饭于斋堂者日数千人，或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之诚，类如此”。这一类觉世救人的史料尚多，元戈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均有类似的记载。

创立全真教王重阳祖师创立全真教，而全真教的崛起，又是与丘处机的济世之奇功不可分的。当时人民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一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这就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清末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说，全真教是乱世中积极的宗教，而丘处机更是积极的人物。乾隆曾为北京白云观丘祖殿题联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真可谓至言之笔。长春真人之所以能为世人而立奇功，取得前哲后贤之佳誉，是他以“救世济民”思想为行动指南的结果。　　丘处机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海也。”全真道把成仙证真的根据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超出生死或长生成仙之道，唯在自心中体认真性。“按全真道的观点，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乱而不自觉，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便可于一念间顿悟，乃至超出生死”。全真道的这种唯重修心见性以期超出生死的修炼路线，已十分接近佛教之道。修心见性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　　丘处机在《北游语录》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如心定，有为也是，无为也是；心不定，处有为也不是，无为也不是。”也就是说，首先要心定，从而清除妄念，磨尽爱欲、除去旧习。故丘氏在《舍本逐末》诗中云：“一念无生即自由。”又如其《月中仙·山居》云：“天生耿介，爱一身孤僻，逍遥云壑。利名千种事，我心上、何曾挂着。”他的《无俗念·性通》上片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法轮初转，慧风生、陡觉清凉无极。皓色凝空嘉气会，豁荡尘烦胸臆。五贼奔亡，三尺逃循，表里无踪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动戈戟。”又如：“放四大，优游无所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临风对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钟美酒，日月循环不老伊。”故况周颐曰：“丘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语。”其《无俗念·灵虚宫梨花词》最为后人所欣赏：“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堆雪。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万化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材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其次是外修功行。王喆去世后，七大弟子分至各地传教，但他们对王喆的宗教思想的理解各有不同，丘处机在继承王喆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龙门派内外双修的基本原则。与王喆的其他弟子相比，丘氏所开创的龙门派更注重吸收儒家思想，显示出儒家所具有的入世倾向。 　　著名学者钱穆曾论述丘处机之学与马钰之学的差异，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中认为：“丹阳（马钰）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钱先生所论极是。丘处机在论述修心见性时，主张从积累功行开始。如前所述，全真道认为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妄念遮蔽迷乱而不能自觉。虽然制服妄念可以真接从炼心方面入手，炼尽妄念，仅存正念，久而久之正念亦除，达到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直到超出生死。但丘氏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感到仅仅单纯地以心制念，难度很大，也应该在尘世中锤炼，同时在这种锤炼中积累功行，直到功行圆满，道心自成。　　《北游语录》中转引丘处机的话说：“俺学者，下志把握心情，自内观其心至寂无所寂地面，前后百回，虽鬼神至灵不能窥测，忽一念横起，自不可遏，用尽智力，终无可奈何，此无它，只是少阙功行也。”所以，丘氏开创的龙门派一方面重视修心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内外结合实际上就是儒道结合，内道外儒，这也是王重阳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种体现。任继愈先生认为它已成为儒教的一个支派：“应当指出，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　　丘氏的外修功行主要表现在为民做实事上，最著名的是他不顾年老体衰，万里西游，劝成吉思汗戒杀这一壮举。《磻溪集》收录了他在出发前写的《复寄燕京道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其爱民之心溢于言表。实事上，他也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关心，如其《满庭芳·述怀》云：“逐疃巡村过处、儿童尽、呼饭相留。”《无漏子·乐道》亦云：“昏告宿，馁求食，坊村没阻颜。”　　第三，积极进行斋醮活动。虽然金元全真道继承的是钟吕内丹派，以个人修炼成仙为其宗旨，但是也继承传统的修炼方法，进行斋醮炼度。另一方面，个人修炼的影响毕竟有限，为了全真道的发展，故从马钰开始，在传教的方式上逐渐兴起了斋醮之风，通过祷雨祈晴等活动，以便吸引更多的信徒。刘处玄、王处一的斋醮之事较为频繁，丘处机的斋醮活动就更多了。　　全真道士所进行的内修心性、外修功行的修炼，是以极端的僧侣禁欲主义为基础的，是苦修。他们从开始起，就仿印度佛教初期之制，建立了出家制度，倡修苦行，不准有妻室，该制度是与其成仙证真的信仰和内丹修炼的要求相适的。全真道还吸取了爱染缘起之说，把传统道教的节欲思想发展到极端，宣称家庭、亲情的虚妄。他们把家庭看成“牢狱”、“火宅”，称父子夫妻亲情为“金枷玉锁”，宣扬人的七情六欲是成仙证真的大障，要人把七情六欲都消散。丘处机身体力行，“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簟瓢不置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七年，如在磻溪时。”丘氏在磻溪六年，昼夜不眠，这是最使人惊叹之处。　　丘处机倡导内丹心性说理论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别于传统道教多为“飞升炼丹之术，祭醮禳禁之科”，不重视文化修养的风习，力主文以载道、文道并重，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以便更好地宣传本门教义。他原先文化水平不高，自入道门以后即刻苦自学，不仅精通道教经典，而且对儒佛二家经典也多有研究。元代人陈时可说丘处机“于道经无所不读，儒书梵典亦历历上口，又喜属文赋诗，然未始起蒿，大率以提唱玄要为意，虽不雕镌而自然成文，有《溪》、《鸣道》二集问世”。除了上述两书外，丘处机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丹直指》。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全真教内丹修炼法之奥秘，理论博大精深，被后人誉为“文简而理直，实修真之捷径，入道之梯楷”，是中国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构成谢枋得思想和精神境界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爱国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了他精神世界中的主色调，也是最为后人敬仰的。第二，程朱理学对他的影响。第三，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爱国主义思想分析谢枋得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道德认知水平，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笔者认为谢枋得爱国主义精神是高尚的，是有传承意义的。谢枋得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关怀，对故乡山河和亲人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认同，这可说是谢枋得爱国思想的核心，并使他的爱国思想远超出了单纯抗元斗争的范围。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除了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权之外，还指生养哺育人们的山川大地和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故乡和亲人师友，包括儒家文化。正是对这一切的热爱，才使谢枋得强烈憎恨南宋的贪官污吏和蒙古贵族压迫者。　　谢枋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爱国志士，这决不是偶然的。谢枋得生活在宋、元之际社会动乱的时代。他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他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父亲谢应诱曾任浔州签判，为人正直；母亲桂氏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经常受到父母有关忠义爱国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谢枋得在被押赴大都时还高唱“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充分表达了他那威武不屈的民族骨气和贫贱不移的高尚志向。　　当然，对谢枋得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更大的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谢枋得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四书五经，谢枋得非常熟悉祖国的历史，并常以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为榜样。他特别敬仰辛弃疾，一则他也是诗人，也是爱国者，情趣相近，志向相同；二则，谢枋得和辛弃疾均属同朝，辛弃疾长期在铅山定居，有亲切感。1271年，当元军长期围攻襄、樊，南宋国运垂危之秋，谢叠山曾与同志十七人在铅山金相寺集会祭奠辛弃疾，盛赞了他“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表示要将他的言行录于书史， 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谢枋得的爱国往往又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分析谢枋得忠君思想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谢枋得“从道不从君”，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才报以无限忠诚。当皇帝的旨义与谢枋得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如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他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1276年从大都寄来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南宋各地臣民降元的招书时，谢枋得并不服从。后来他谈到这件事时说：“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可见，谢枋得对皇帝并非只是无原则的愚忠。

程朱理学对其影响谢枋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本人又是南宋大臣。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一生恪守封建道德，谢枋得誓不化元，从思想根源来说，一是为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元朝初期斯文遭践踏，文坛萧条，儒生被欺凌，儒道被遗弃。同时元朝把人分为四等，汉人和南宋遗民地位最低，谢枋得反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反对的是元朝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二是程朱理学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建立，文化道德上的专制主义必然是皇权所要求的。汉代的《礼记》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来强调皇权和父权，董仲舒概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构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宋朝，在河南洛阳学者程颢、程颐两兄弟和南宋婺源人朱熹，又把封建伦理道德理论推到了顶点，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通俗化，并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南宋后期，朱熹所提出的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谢枋得深受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说：“忠臣不化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常道也，……此某书中第一义也”。

道教思想对其影响谢枋得信奉道教，这和南宋的历史环境有关，国破家亡的惨痛，使他对现实社会十分厌倦，逐渐滋生出世入仙的思想。道教的理想就是，世上没有战争，没有灾荒，人人安居乐业，信徒们希望通过修炼得道成仙。这种道教思想符合当时谢枋得的心理需要，谢枋得对功名利禄一向看得很淡，他不与豪门接近，生活俭朴，这与道教提倡的“清静无为”，非常接近。　　谢枋得在青年时期就精通《易经》，中年时期又信奉道教，在晚年所交的人物中，多半是道与卜方面的朋友，也有一些书画及文友，在他的文集中有不少和他们往返的文字之作。如《贺蔡芳原判镇为道士启》云：“满目氛埃，儒术不胜其拘贱；游神清静，道家尚可逍遥”。四十三岁以后开始学道家的“辟谷养气”之学。“辟谷养气”，这种养生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要“养气”，首先必须保持情绪的和谐安定和心理的平衡，也就是平日要心平气飘安静养神，“乐天知命”。其次，还必须保持人体内的清新洁静。而谷物、荤牲等都会破坏“气”的清新洁静，所以要除欲、禁食。禁食，也叫“辟谷”或“绝粒”。据道教的说法，神仙就是“饮风吸露”，不食人间五谷的。　　谢枋得为了练习“辟谷养气”，实行节衣缩食。从此，他不再服用丝绵衣被，常穿麻布服装。平时，他不吃或少吃荤牲，经常是只食少量蔬果。　　他在流亡期间，曾遍访武夷山、龙虎山等道教圣地，还号称“依斋易卦”，为人卜课算命，几乎成了游方道士。在《宋史列传》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云：“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钱，悉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子弟论学”。他在《与菊圃陈尚书札》中写道：“某少日酷信书，谓患难夷狄，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今而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读道家书颇有益，不敢号于人曰”。

尽孝上皇大安宫位于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的规模，和皇宫相比尚为矮小。臣认为东宫皇太子的住宅还处在城内，大安宫是太上皇所居住的地方，反而在城外。虽然太上皇崇尚淳朴的德行，追求清廉简朴，陛下难以违背仁慈的旨意，爱惜人力；但是藩夷人朝见及各方面的人士观瞻聆听，有地方不够用的感觉。臣希望建造高墙，修建门楼，务必体现显赫高大，以满足各方面人士的愿望，那么陛下的大孝之心就明示于天下了。

臣看到有明确的敕令在二月二日临幸九成宫。臣私下以为太上皇年岁已高，陛下应该早晚照看饮食和起居状况。现在所要临幸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多里，陛下的车乘一出动，清道呵禁行人超过十天，不是一早一晚可以到达的。太上皇如果思念，而想立刻见到陛下，陛下将怎能赶到？况且陛下这次前去本来就是为避暑。然而太上皇仍然留在炎热之地，陛下自己却到了凉快的地方，温情之道，臣私下赶到不妥。然而诏书已经发下，业已成为事实，希望能告诉迅速返回的日期，以解开众人的疑惑。

废除世袭臣又见诏书，命宗室和功臣镇守分封邦国，并传给子孙，使世代承袭政权，不是重大变故不能罢免。臣私下认为陛下封赐栽培的人，确实爱他们很深，想让他们的后代承袭职守而立国永久。臣认为如诏书的旨意，陛下应该考虑如何使他们安存，使他们富贵，然而何必要以官职来代替。为什么呢？凭着尧、舜这样的君父，还有丹朱、尚均这样的儿子。倘若有的还在孩童时期就承袭父职，万一骄奢淫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祸害而国家也会受到破坏。想断绝他们的封地与官爵，而栾黡的恶迹已经显露。与其让这样的人毒害幸存的百姓，宁可割恩于已死去的臣子，这是明显的道理。然则过去所谓被爱重的人，就正好伤害了他们。臣认为适宜分封给他们土地，使食邑世代相传的，一定要有才能品行。根据才能品行授予官职，这就使能力不强的，也可因此而获得免受过失的连累。过去汉光武帝不任命有功之臣去当地方官，所以最终保全了他们一辈子，确是由于他懂得治国的办法。希望陛下认真想想这件事，使众人能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孙孙也能终享福禄。

祭祀太庙臣又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把孝作为根基的。所以说：“孝莫大于尊敬父亲，尊敬父亲莫大于把父亲和天帝配祭。”又说：“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与战争。”孔子也说：“我不能参加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这是圣人如此重视祭祀。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宗庙祭祀之事没有亲自参加过。猜想陛下的心情，只要车驾一出，花费就会很多，所以忍着孝心哀思，以便利于百姓。于是使一代典籍不记入皇帝进入太庙祭祀的事情，这样将用什么传给子孙，示范后人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在于祭祀，然而圣人训导人们，的确有委屈自己而顺从时俗的说法，希望陛下考虑我愚笨的忠诚。

严明赏罚臣实行教化，在于得到贤人和挑选官吏；为政的根本在于提倡清明的时尚荡涤丑恶的风气。孔子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能轻易给人。”这说明选拔官吏是至关重要的。臣看到王长通、白明达原本出身乐工，是属于车驾一类的杂人，韦槃提、斛斯正就更没有其他才能，只是驯养马匹。即使技艺超过同行，技能有可取之处，可以重赏钱帛，使他们家庭富裕；怎能使列入士流，破格授任很高的官爵。于是使朝会的班位，万国来朝见天子的场所，有车驾的车夫歌舞艺人，也穿着配玉的官服和朝靴，和贤臣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私下以为耻辱。但朝廷的命令已经下达，即使不可追改，但也认为应该不使他们在朝会的班位中和士大夫同列。

倡行节俭如今百姓处于丧乱之后，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供官差服徭役，却一个接一个被征发上路，哥哥离家弟弟才回来，前后相接不断，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秋冬夏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陛下虽然常常降下恩诏命令减省差役，但是有关部门的劳作仍不停止，自然需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照旧役使百姓。臣常常去访问，四五年以来，百姓很有怨恨的言辞，认为陛下不抚恤保养他们。从前唐尧用茅草盖房土块作台阶，夏禹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来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露台的建造，收集臣下上书用的布袋做宫殿的帷帐，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汉景帝认为锦绣纂组妨碍女工，特地下诏除去，所以百姓生活安乐。到了孝武帝虽然穷极奢侈，但是承接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因而民心没有动乱。假若汉高祖之后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这些距离当今较近，事迹还可以看见。现在京师和益州等地在制造供奉的器物以及诸王嫔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是节俭的做法。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绩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是懈怠；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的，后来还要败坏混乱。陛下小时候居住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功和失败又亲眼看到，尚且还要这样做。而皇太子在深宫里生长，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事，等陛下万岁之后该怎么办，这确实是陛下应当忧虑的事。臣探求前代以来国家成败的情况，只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众做盗贼，那么国家没有不迅速灭亡的。君主虽然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修治教化，应当在能够修正之时去做，如果事变发生才后悔，那就无济于事了。所以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就能知道他们政权丧事的原因，却都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嘲笑夏桀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的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齐、魏丧失国家。现在看隋炀帝，也像隋炀帝当时看齐、魏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担心后代看现在也像现在看古代一样”，这话不能不作为警戒。

与民休息从前贞观初年，全国遭灾荒，一匹绢才值一斗米，而天下安居乐业。百姓知道陛下十分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不曾有怨言。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值十多石粟，而百姓都以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又因为现在所新办的事很多是目前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能取决于积蓄了多少，只决定于百姓生活是苦还是乐。可拿近代的事证明这一点，隋朝贮粮洛口仓，确是李密接管了它；西京府库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还没有用尽。如果原来洛口仓、东都没有粮食布帛，则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够聚集大量人马。不过贮积本来是国家的正常事务，应当使百姓有余力然后征收储藏，怎能使百姓劳苦而强制征收，结果却拿去资助贼寇，这样储藏是没有好处的。节俭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做过了，所以现在实行它并不难。实行一天，如果天下人知道了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不停地役使他们，万一国内遭受水旱灾害，边境有敌国侵犯，不法之人趁机作乱，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不仅是要陛下晚食迟寝而已。古语说：“感动人是靠行动而不是靠言谈，感应上天要靠实际而不是靠祝词。”以陛下的圣明，真正想要励精图治，不永远求上古的策略，只要赶得上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约束藩王早先贾谊为汉文帝说可恸哭和长叹的事，说当韩信在楚为王、彭越在梁为王、英布在淮南为王之时，假使文帝继位一定不能安稳。又说幸赖各王年纪小，师傅国相管着他们，长大以后必生祸乱。历代以来都认为贾谊说得很正确。臣私下观察现在的诸将功臣，陛下与他们一起平定天下的，都仰靠禀受成规，供陛下像鹰犬一样的使用，没有像韩、彭那样有威望使陛下难以驾驭之人。而诸王年龄都还幼小，即使他们长大之后，在陛下还健在时必定没有其他意图。然而在陛下百年之后不得不忧虑。自从汉朝、晋朝以来，乱天下的何尝不是诸王？都是因为封授不当，没有预先确立一定的名分，所以导致灭亡。当君主的很清楚这种情况，但他们沉溺在偏爱之中，因而前面的车已经翻覆而后面的车却不改道。现在天下百姓受到的关怀极少，而对诸王的关爱却很多，宠遇之恩太过于厚重，臣的忧虑不仅是他们倚仗皇上的宠爱而骄傲自大。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到魏文帝继位，陈思王被禁闭防守如同狱中的囚犯一样。是因为先皇给他的宠爱太多，所以继位的君主也就畏惧他了。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害他受苦的原因。况且帝王的子弟何用担心不富贵，他们享受封国供奉，封赐的食邑不少，好衣美食之外还需要什么？而每年特别给予优厚的赏赐竟然没有规定的限制。俗话说：“贫困的人不比学习自然节俭，富贵的人不必学习自然奢侈。”是说他们自然而然就会那样。如今大圣创业，岂止是安置现有的子弟就算完事，还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让世代遵照执行。

选拔良吏治理天下的人以人为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多，不可能全是贤良的人，如果每一个州能配备一个贤良的刺史，那整个州境之内都能得到休养生息了。天下所有的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陛下就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廷之上了，百姓也不会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拔来担任宰相的人，一定要先让他们试做地方官，或者就直接从俸禄两千石的人中挑选入朝任宰相。如今朝廷只重用内官，县令、刺史，很轻视这些人选。刺史多是武官功臣，或者是京官不称职的，才委任外出。而折冲府中果敢刚毅的人，身体强壮的人，先入选中郎将，其次才委任州官。在边远之地更加轻视用人，那些才能胜任县令，以德行著称而升擢的不及十分之一。所以百姓不能平安度日，大概是由此造成的。

刘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刘晏传》)。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食货志四》)。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这一理财特点﹐被史家赞为“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刘晏传赞》)。刘晏的经济思想接近于西汉的桑弘羊﹐他的理财办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创造﹐但所涉及范围则要狭小得多。

理财以养民为先 刘晏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刘晏任转运使的初期﹐全国户口只有二百万﹐后来增加到三百余万﹐而且增加的都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养民为先”的政策确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新唐书.刘晏传》)。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3.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4.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