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亶的后人评价

后人对张翰评价颇高，宋代苏东坡有诗赞美张翰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明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对张翰身后名和当世名的看法也颇表赞同。清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卷五对张翰、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有比较中肯的分析。

张翰也世代受到家乡人的纪念，据乾隆《吴江县志》卷七载，宋元祐年间，吴江知县王辟筑三高祠，将张翰、范蠡、陆龟蒙并称三高，入祠其中，后经历代兴修，规模大备，祠内有塑像等物，每逢春秋都有祭奠。

活了一百多岁的卜商先哲，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在传播儒家学说上，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中博学笃志，传授五经，后世治五经的学者，大都认为他们的学说托之于卜商的传授；他不但学识渊博，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更重视躬行实践，讲究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晚年西河讲学，离群索居，继承孔子的未竟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肯定其文学能力。子夏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但这也造就了他的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子夏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孔门弟子的不同特征，连齐国的晏婴都有耳闻，《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晏婴曰：“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与颜回等人在一起可以积德行善，而与子路、子夏在一起，则可以免于“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在这里子夏为人爽直，无所畏惧的特征被突出地体现出来。

子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交友时有一定的选择，所以孔子预言自己去世后子夏会更进步。《说苑·杂言》记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悦）不如己者。”子夏与子贡（端木赐）不同，子夏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自己不断进步的前提。《说苑》这里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论语》中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佐证。

《子张》记曰：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拒人也？”

《论衡·知实》引《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然后评论说：“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子夏有圣人一体而不具，与颜渊等人还有一些区别。《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有子贡对子夏的评论：“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这基本概括了子夏的为人性格特征。

子夏曾经收徒授学，所收门徒可能为数不少。《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注引《史记》曰：“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论语·子张》中记有“子夏之门人”与子张的对话，《墨子·耕柱》也有关于“子夏之徒”的记载。子夏在魏时所收弟子可能为数不少，《世本》之《秦本·姓氏篇》称“魏有子伯先，子夏门人，居西河”；《史记·儒林列传》则记曰：“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这里是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都跟从子夏等人学习。《吕氏春秋·尊师》则具体指出了“段干木学于子夏”。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称田子方、吴起、禽猾釐皆为子夏弟子，不妥。

子夏的晚年是孤独的，他因丧子而双目失明，《礼记·檀弓上》等说他过着“离群而索居”的生活。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后汉书·徐防传》）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得更为具体，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迈之说虽未必每事皆实，但学者一般以为亦非无稽之谈。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据历史资料研究与分析，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东轩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

原来张商英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

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宋史》载：“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多私”未必，但这个时期的舒亶意气飞扬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丰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发话说：“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对朝官而言，少一个比较会“寻麻烦”的人毕竟不是坏事。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

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没有再被起用。直至绍圣元年，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后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巩固地方统治。崇宁二年，舒亶生病死于军中，终年62岁。

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带领22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命丧刀下，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生衰死荣，令人握。怪不得民谚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称颂为“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赞颂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4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禁，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柳如是曾自号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别传》。

据史书记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由于她本人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可以在江南社会独自谋生，比名门闺秀有更多的活动自由，也更加见多识广，所以柳如是对人情世事颇有独到的见地。她超乎于一般女子的优点，不仅为人们所敬慕，而且她在儒生墨客的宴饮酒席中，有平等相待的特殊地位，甚而有人为她刊印诗文集。例如，柳如是的《尺牍》和《湖上草》就是她的一位密友汪汝谦为她刊印的，以传后世。汪汝谦既是富商，又是一位精通金石音律、善为诗文的才士。他极其推崇柳如是的文才，认为她是女中豪杰，经常邀请柳如是参加吴越名流的诗酒集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柳如是自称为“弟”，称汪为“先生”。清代女作家林雪在《柳如是尺牍小引》中赞誉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尺牍》中最具柳如是词文风格的代表作是《踏莎行》：

花痕月片，悉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

很多才子名士读了柳如是的诗文赞叹不已，甚至将她誉为女中状元，“谪来天上好居楼，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牍，篇篇蕴藉更风流。”

柳如是《湖上草》的诗作“脱尽红闺脂粉气”。也备受人推崇。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后，不仅为柳如是的诗才而感慨，更为她豪侠的男士气魄而激动，曾提笔写了三首绝句，其中第三首写道：“幅中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诗中写的就是柳如是自选意中郎君的佳话。（叶萍　文，摘录）

总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平定天下，成功复国，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恢复了中华，带领华夏复兴。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历代评价

●赵翼：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顺治帝：“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康熙帝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还说：“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

●毛泽东：“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商传：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顾城评价）

“张苍水的级别是南明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他不像岳飞，祭礼是不能按皇家规格来办，不能戴黄巾，由他的官阶品级决定。”（丁云川评价）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张玉兴评价）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在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当他看到宦官刘瑾擅权、贪赃枉法时，敢于直言纳谏，上书吏部部尚书，劝其秉政毋挠。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虽已因病返乡，也难逃罢官厄运。

何景明生性梗直，当文坛挚友李梦阳受迫害关到江西牢狱时，人人自危，惟何景明上书吏部为之奔呼。并在《应诏陈言治安疏》里，揭露皇帝存在的四个错误：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80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对故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明史》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

总评

嘉靖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治国与为政，诚如不少学者、研究者所指出的，有许多劣迹，如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等，但也不能不看到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史书上都会说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宠信“青词宰相”严嵩，奸人当道，国事日非。二十几年不上朝是真，但不上朝并不就是不管事。嘉靖帝在西苑修道的同时坚持亲自批阅奏疏，始终牢牢掌控着一切大权。嘉靖朝的外患严重，北方蒙古侵扰连绵，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围了北京，朝野震动。而东南沿海又有倭寇肆虐，南北夹击之下，朝廷一片忙乱。嘉靖帝忧而不惧，分别拣选重臣应对南北的侵扰，对地方大员既付以大权又责以重任。官员把事情办好了便升官加赏，毫不吝惜，若是稍有差池，更是毫不手软，直接逮回北京下狱论死。从结果上来看，在嘉靖末期，南北方的纷扰基本停息。严嵩虽然当权二十几年，但只要嘉靖帝出手，一道饬令就让严嵩丢官回家，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其他的督抚尚书人等，嘉靖帝更是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后世的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正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

政治上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积极改革，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

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清理勋戚庄田，鼓励生产，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

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

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阻挡倭寇入侵。

负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后期，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

嘉靖二十一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日求长生。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

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

历代评价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酒与文化，自古结下了不解奇缘。酒兴诱发文才，奇才更催豪饮。我们的文明古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朝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明朝状元曾棨（1372~1432年），永丰龙潭（今江西永丰县富溪乡曾家村）人，以豪饮与奇才闻名于世。

豪饮振邦交“虏使”酒探路。曾棨在当朝以饮酒海量著称。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虏使”（大国对来访的外交官的贬称）到京，欲侦探朝廷的虚实。他自认饮酒有海量才是表现一个民族的豪强剽悍，而自己便以豪饮为其强项。因此，首先即以酒探路，步步紧逼，以期逞能。奏凯而归。朝廷也深察其用意，自然就派曾棨前往陪饮。他便当仁不让，欣然奉陪。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饮至酒酣耳热之际，外使自况本民族的豪饮海量，剽悍强劲，不可一世。　　曾棨酒气豪。曾棨则极尽主人之谊，多多敬酒，待至客人自觉难以为继，有了几分醉意，这才奉劝起来：大明朝廷一贯主张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双方互助，边陲百姓大家安居乐业，岂不妙哉！客人听了深悟点头。主人更给客人斟满酒奉劝，宾主一饮而尽，酒至数巡，客人已不堪酒力，而主人谈笑风生，怡然自乐，酒意末阑，潇洒豪放。客人至此则深为感服，并恳切表示：回去一定如实禀报，大明朝廷宽宏大量，以使双方和睦共处，造福百姓。

文才魁天下三步对妙联。曾棨被誉为“江西才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才思敏捷。成祖皇帝朱棣在审阅其状元试卷时，就极其赏识，御笔亲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高质，启沃惟良显哉。”但是，有时兴起，还要难一难他。一次，乃吟出一上联：“红袖手提鹦鹉盏，来迎状元”，限三步就要对出下联。当他跨出第三步时，果真对出了下联：“白衣身到凤凰池，进朝天子”。又一次，正值元宵佳节，皇帝领群臣观赏彩灯，华灯灿烂，永乐帝大喜，即兴口吟一上联：“灯明，月明，大明一统，”令群臣对下联。群臣无人能对，哑口无言。即刻，只听曾棨大声吟对：“君乐，民乐，永乐万年。”皇帝当下大为欣赏嘉奖。　　一梅咏百诗。朱棣屡试曾棨的奇才以为乐，并图难倒他。于是，出一题梅花，令他作诗一百首。曾棨文学渊博，诗词歌赋无不精通，记序赞传得手应心。其中的作诗更是他的强项，如何难得倒他。当下凝神构思，欣然命笔，每首都是七律，仅第40首最后有一“梅”字，再无一个“梅”字。他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尽写梅花之鲜丽，抒发梅花之神韵，形象生动，寓意深远。文采喷发，一如梅花斗雪怒放。当朱棣击节诵吟，音律铿锵，口齿留香，怡情悦性，拍案称绝。于是，更是赞赏有加。一代文豪留下后世的著作有《睫巢集》18卷、《西墅集》10卷。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褒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五）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四库全书总目》：“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四〉）　　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说：“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平生著述，四百多种…学者恨未睹其全也。”顾起元《升庵外集序》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纪昀更赞曰：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贬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