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据历史资料研究与分析，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东轩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

活了一百多岁的卜商先哲，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在传播儒家学说上，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中博学笃志，传授五经，后世治五经的学者，大都认为他们的学说托之于卜商的传授；他不但学识渊博，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更重视躬行实践，讲究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晚年西河讲学，离群索居，继承孔子的未竟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肯定其文学能力。子夏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但这也造就了他的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子夏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后人对张翰评价颇高，宋代苏东坡有诗赞美张翰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明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对张翰身后名和当世名的看法也颇表赞同。清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卷五对张翰、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有比较中肯的分析。

张翰也世代受到家乡人的纪念，据乾隆《吴江县志》卷七载，宋元祐年间，吴江知县王辟筑三高祠，将张翰、范蠡、陆龟蒙并称三高，入祠其中，后经历代兴修，规模大备，祠内有塑像等物，每逢春秋都有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