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军事著作

在繁忙的军务中，戚继光抽空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皆收录《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戚继光还以「能诗」著称，喜欢延揽文士，饮酒赋诗，往来酬对，晚年将诗文编为《止止堂集》。戚继光还著有《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禅家六籍》十六卷。

纪效新书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利用作战间隙撰成《纪效新书》。他在序言中说：「夫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书中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还吸收了同时代人的可贵经验，如卷十二收录了俞大猷的《剑经》，卷十四收录了各个拳派的拳法。这本书是他抗击倭寇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戚家军的教本，深受后人推崇，是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经典。

练兵实纪《练兵实纪》是戚继光镇守蓟州时撰写的兵书，完成于隆庆五年（1571）。练兵方面，戚继光主张严节制、明恩威、正名分，训练时要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关于行军队形、行军规则、野营布置、宿营规则，及作战纪律、注意事项，戚继光也作了系统阐述。练将方面，戚继光认为将领必须德、才、识、艺四德兼备。兵种方面，戚继光详细介绍了马营、步营、辎重营的组织，以及各兵种的挑选及操练方法。《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守边经验的总结，与《纪效新书》同为中国古代兵书的经典。

阵法戚继光创造独特的“鸳鸯阵”，充分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力量，机动灵活打击敌人。　　建立车、骑、步相配的联合兵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敌人；伏兵奇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鸳鸯阵阵形以1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　　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　　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最后一名是伙夫。　　“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　　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仪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这些都体现了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现代性，是戚家军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

领兵将略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学到许多行军打仗的学问。带兵打仗后，又不为书本知识所束缚，能够因地因时制宜，积极寻求制胜良策。他不喜欢书生式的高谈阔论，注重实际有效的军事学问，所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便是其实际经验的总结。他还很善于向同时代人学习，如向俞大猷学习棍法，向唐顺之学习枪法，并以此训练士兵。这种注重实效，虚心学习的态度，使戚继光的军事才能成为一代名将，他所带领的戚家军从未遭受失败，成为抗倭的一只劲旅。

招募新兵 编组训练明朝的基本武装力量是各地卫所军队，但到明朝中叶，各地卫所处于严重废弛状态，根本不能承担实际的战斗。针对这种局面，戚继光主张另行招募新军，并且认为只能用「乡野老实之人」，切忌用「城市游滑之人」。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先后三次深入浙江义乌，共招募一万余名农民和矿工。选定士兵后，对他们进行编组，按照年龄、身材和体质等条件，分别授与藤牌、狼箲、长枪、叉、刀等武器。一方面进行单个训练，另一方面进行营阵训练，以发挥整体的战斗力。通过建立新型的军队，对倭作战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

军纪严明 赏罚必信严明的军纪是胜利的保证。在平时的训练中，戚继光要士兵熟练掌握金鼓、号炮、旗帜的号令，要求做到统一步调，万为一体。作战时，全体官兵必须集体向前，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此外，戚继光还制定了各种赏罚措施，如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一律论罪。采用这样的治军方针，戚继光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

健全兵种 协同作战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所依靠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水师。步兵编制依次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十二人，每营二千六百九十九人。队是基本单位，各人分持不同的武器，作战时集体配合，以「鸳鸯阵」对付敌人。步兵之外还有水师，为了协同作战，戚继光将不同船支配为一哨，二哨为一营，共设四营。北调蓟州后，为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将「鸳鸯阵」加以发展，创立了由车、骑、步相互配合的联合兵种。车兵抵御敌军的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各兵种协同作战，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军事思想。

以众击寡 速战速决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时，经常采用以众击寡、速战速决的战术，这与沿海地形及倭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中国东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倭寇随时都会登陆，登陆后往往占据地形险要之处，向前推进时又常常小股分散。为了争取主动，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调集军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迅速消灭敌人。史称戚继光「临事则飙发电举」，他常以惊人的行军速度，像疾风骤雨一般，及时赶到数十百里之外，用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重点，迅速将敌人瓦解、全歼。然后赶到援敌必经之地埋伏，待援敌经过，出其不意将其歼灭。

军制改革明代名将戚继光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当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40多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军民伤亡竟达3000多人！　　当时中国人口和军队数量都超过倭寇海盗多倍，倭寇海盗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　　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所部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比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军制改革后，这支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2000人。戚家军经过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10年，日本海盗因惧歼而不敢再犯。

编练戚家军戚家军成军于治世(相对明末)，所面对的敌人以倭寇中的萨摩人为主。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戚家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农民和矿工。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比较有名的大战有：嘉靖四十年台州之役，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3000余级，烧杀溺毙无算；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5000余级，其中横屿之战是一场精彩的步炮协同作战，先以火炮击沉倭寇战船并轰击倭寇大营，再以突击队强行登陆突破倭寇本阵，斩杀倭寇头领。嘉靖四十二年莆田的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斩真倭20000余，另于广东剿灭勾结倭寇的海盗吴平，斩从倭30000，吴平逃亡海上。同时还创造了，以平均每22人伤亡，换取斩杀1000人的冷兵器时代“敌我伤亡比”的记录。　　戚家军的胜利还建立在严格甚至是严酷的军法上：如果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队长斩首，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十名士兵全部斩首。斩级的赏赐也颇丰，每一级赏银40两。（相当12000元。）　　戚家军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这样的军队在封建王朝是独一无二的.。　　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3000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编练车步骑营三万。隆庆二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入寇，戚继光以车营抵挡，俘董狐狸侄子长昂，董狐狸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关请罪；万历三年，长秃帅兀良哈入寇，戚继光又活捉长秃。　　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成军到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共斩级万余级，这在日久承平的万历中兴时期是很恐怖的战绩。　　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台的老将吴惟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最初也是由两万浙兵构成。　　戚家军百战不败的原因在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极为先进，以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后膛的神威将军炮、佛郎机炮、大口径的加农炮发熕、鸟铳、倭刀、铁甲，戚家军的装备绝对是东亚第一，世界前列。要知道三十年之后的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两万只火枪，却只有两门轻炮，全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现。而戚家军作为一支地方军队，其火器的先进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机营。

发明兵器狼筅，戚家军的独创兵器，是一种在竹子上安装枪头，伪装性极强的武器。它的本质就是一种长矛，但还留有竹子刚砍下后留下的枝叶等等，适合在隐蔽地带埋伏时使用，枪杆极长，通常与盾牌配合使用，从远处杀伤倭寇。　　戚氏军刀，一种融合了倭刀与中国传统大刀二者共同优点的兵器，它的刀身比与倭刀极为相似，锻造过程也极为考究，吸取了日本刀精工细作的特点，同时在刀身处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弧形缳首和手感更好的握把，便于单手使用（而这正是倭刀的致命缺点，即无法单手护持，防御力差），是一种攻防兼备的利器。　　藤牌，用植物藤条编织的盾牌。乍看上去不堪一击，但防御力极强。　　虎蹲炮，是为了弥补一些外国火器的缺点而创造的炮，这种炮“比鸟铳，一可当百”；比佛朗机更轻、更便于携带，野战时机动性强，防御则可控扼险隘，防御大队敌人，而且机动性又强，翻山越岭不在话下。　　赛贡铳，铳长三尺，内装半斤火药，发射时用木马放在火药前面，再放入若干弹丸，在铳身下面垫着木块以调节射击角度。500人之间可装备五六门。　　六和铳，用六块木板组成，外面装上铁箍，以防爆膛，在水陆均可用来近距离攻坚。　　无敌神飞炮，仿造佛郎机制成，重约1050斤，一发500子，击宽20余丈。

重兵思想李觏深知军队、战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并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于中可见其救世之意。我们知道，战争是由来已久之事，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古及今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腊哲宁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普遍的。”②“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自由人。”①战争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圣的，它可以决定人和宇宙万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说：“战死的灵魂比染疫而亡的灵魂纯洁。”②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战争中阵亡的人，是“更伟大的死”，应当“获得更伟大的奖赏”。③就是说把战争视为头等大事。在中国古代先皙中，把“兵”（或战争）视为国之大事，尤为普遍、突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论述，真可谓史不绝书，屡屡可见。

用兵策略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

强兵之策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①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②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

建军思想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吴起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吴子兵法》。在《吴子兵法》中，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起更重视政治教化，用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吴起还从战争起因上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吴起主张兵不在多，要建立一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速不可追的军队。建立这样的军队，要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为他们加官进爵，厚待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作为军队的骨干。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其发挥各自的特长。要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相互联保，对部众严格管理。采取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万人教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让士兵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以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前进有重赏，后退有重罚，赏罚必信。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要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安抚士众、威慑敌军、决断疑难的武将作为军队的主将。

吴起主张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制定不同的军事策略，为此他针对六国不同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吴起还强调要摸清敌人的部署情况，选择其薄弱环节进行打击，为此他列出了八种不需要占卜吉凶就可出击、六种不需占卜不要与敌作战的情况。吴起还主张用兵要随机应变，为此他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此外，吴起还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他强调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以强有力的武力作为保障，才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但是他反对穷兵黩武，指出作战胜利能够挽救濒临灭亡的国家但战败也同样会失去土地、危害社稷，一味好战必然会灭亡，自取其辱，所以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孙膑主张积极地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来获得胜利，这样才能做到以战争抑制战争。他指出政治和经济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强兵”必先“富国”，只有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作为后盾才能做到“事备而后动”。他又指出民心军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战争必须顺应民心军心，要做到“得众”、“取众”。

战争认识论方面，孙膑提出将领要知“道”，“道”就是战争的规律。孙膑认为作战时人众、粮多、武器精良等因素都不足以保证取胜，只有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指挥得当，才能保证取胜。为此他专门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还对“奇正”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将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矛盾的作用，把握了这些矛盾的转化规律，才能利用微妙的变化出奇制胜。

战略思想方面，孙膑强调“必攻不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进攻敌人防守的薄弱环节，不仅能够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能够转换攻守形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术方面，孙膑提出“因势”、“造势”的思想。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在具体的战术方面，孙膑对阵法进行了专门论述，进而分析了攻击各种战阵的对策。他还专门论述了攻城的问题，把处在不同地形的城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两类，论述了当时攻城的策略与技术。

在军队建设、管理方面，首先，他对君主和将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将领必须忠于君主，君主不应该干涉将领的具体军务，将领要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其次，他对将领的素质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将领应当具备义、仁、德、信、智五个要素，他还分析了能够致使将帅作战失败的品德缺陷。最后，他就管理队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概括为任用贤能、严明纪律、奖惩公平、赏罚及时。

但是孙膑的军事思想也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对战争的性质分辨不清，把士兵纯粹当作被驱使的工具，有些战略战术的表述过于简单片面，有时还夹杂着迷信观念，这也是应当指出的。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　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　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早在岳飞为张所部下时，张所素闻岳飞“勇冠三军”，便问他：“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他列举春秋晋国“栾枝曳柴以败荆（楚），莫敖采樵以致绞”为例，认为此“皆谋定也”。所以，岳飞进一步肯定了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岳飞注意灵活用兵。宋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必须依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不得擅自改变。岳飞认为，阵图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战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阵图。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刘基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

《郁离子》

《覆瓿集》

《写情集》

《犁眉公集》

《春秋明经》

以上均收录于《诚意伯文集》

《卖柑者言》

还有些是后人托名附会的作品：

《百战奇略》

《时务十八策》

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

此外，民间亦有多部与刘伯温有关的小说。当中，有说他经常微服出巡，体察民情。亦有说他很会占卜，常装扮成道士，并著有《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不过，由于刘伯温早在洪武八年就已离世，使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存疑。《烧饼歌》，全文共计一千九百一十二字，用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

其中的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他认为志利忘民，缺乏行义，国家是危险的。刘基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治世的理论基础，主张宽仁之道，认为只要把握好国家的纲纪，刑德，人才，就能治天下。在写作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在繁忙的军务中，戚继光抽空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皆收录《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戚继光还以「能诗」著称，喜欢延揽文士，饮酒赋诗，往来酬对，晚年将诗文编为《止止堂集》。戚继光还著有《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禅家六籍》十六卷。

纪效新书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利用作战间隙撰成《纪效新书》。他在序言中说：「夫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书中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还吸收了同时代人的可贵经验，如卷十二收录了俞大猷的《剑经》，卷十四收录了各个拳派的拳法。这本书是他抗击倭寇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戚家军的教本，深受后人推崇，是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经典。

练兵实纪《练兵实纪》是戚继光镇守蓟州时撰写的兵书，完成于隆庆五年（1571）。练兵方面，戚继光主张严节制、明恩威、正名分，训练时要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关于行军队形、行军规则、野营布置、宿营规则，及作战纪律、注意事项，戚继光也作了系统阐述。练将方面，戚继光认为将领必须德、才、识、艺四德兼备。兵种方面，戚继光详细介绍了马营、步营、辎重营的组织，以及各兵种的挑选及操练方法。《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守边经验的总结，与《纪效新书》同为中国古代兵书的经典。

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

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永历实录》《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明成祖即位后改编修，主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

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与马愉、曹鼎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定为4卷）。著录图书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

另著有《三朝圣谕录》三卷、《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

刻书作品

凌濛初为代表的凌家为江南刻书名家，所刻书有双色、多色套印，与湖州闵家齐名于世。刻书重于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有《孟浩然诗集》、《孟东野集》、《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虬髯客传》、《东坡书传》等，多达20余种。

文学作品

作为文学家，凌濛初一生著述极丰。有杂剧《虬髯翁》、《颠倒姻缘》、《北红拂》等13种；传奇《衫襟记》、《合剑记》、《雪荷记》3种；经学和史学著作《圣门传诗嫡冢》、《诗经人物考》、《左传合鲭》、《倪思史汉异同补评》、《战国策概》等；文艺评论著作有《西厢记五本解证》、《南音之籁》、《燕筑讴》等；其它还有《赢腾三札》、《荡栉后录》、《国门集》、《国门乙集》、《鸡讲斋诗文》、《已编蠹涏》、《东坡禅喜集》、《合评选诗》、《陶韦合集》、《惑溺供》等。

代表作品

《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两书，简称“二拍”。《拍案惊奇》 《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两书各40卷，其中“二刻”第23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二刻”的第40卷则是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二拍”实有小说78篇。

“二拍”共收拟话本小说78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的创作，同时寓有劝惩之意。小说取材十分广泛，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明代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有许多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黑暗，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明代晚期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凌潆初也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的一个作家。

明代抱瓮老人（真名不详）鉴于“三言”、“二拍”卷帙浩繁，不易购得，且良莠不齐，故选出其中佳作四十篇编成《今古奇观》，大获当时读者的欢迎。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撰《齐书》，是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如果刘知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话，那么《齐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间，即萧子显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岁以前这十年当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学家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后人为了区别萧子显的《齐书》和唐初李百药所撰的《齐书》，把前者称为《南齐书》，后者叫做《北齐书》。

萧子显在撰写《南齐书》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史学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最后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著的《齐典》、沈约著的《齐纪》、吴均著的《齐春秋》和江淹著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工作，在史书体例上“本（檩）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终于著成《南齐书》六十卷。

《南齐书》包含：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刘宋，有的起于萧齐立国，断限比较明显。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宋书·索虏传》是一样的。序录一卷，刘知几都不曾见到，说明它佚之甚早，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讲到，萧子显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这里面无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创之功。《南齐书》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作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用顾炎武的话说，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司马迁写《史记》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萧子显学习司马迁表述历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这是很自然的。

《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精医，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为诗本自“伤于轻靡”的萧纲，入住东宫后，宫体诗的创作更逾往时。

（1）所谓宫体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关照，同对器物的审美关照的心理是一样的。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慢。在描写女性的诗歌当中，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上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以及器物等方面。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辞藻、对偶、声律。

（2）宫体诗中有少数作品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卧》、《率而为咏》、《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萧纲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尽管人们对于“放荡”一词的理解不同，但是表现淫荡生活内容的作品在梁陈宫体诗中是存在的。

（3）咏物之作在宫体诗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

（4）萧纲之外宫体诗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擒，今存诗歌仅五首，其中四首皆为咏物诗，其情调与风格，与萧纲完全一致。其他宫体诗人的作品，大抵皆如此，不脱轻艳之风。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

（5）然而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承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至于其语言的风华流丽、对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三十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比原著增加了近千条，文字增加了二十多倍，内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白朴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白朴写过15种剧本，这15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唐明皇游月宫》、《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夕月夜银筝怨》、《汉高祖斩白蛇》、《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高祖归庄》、《鸳鸯间墙头马上》、《秋江风月凤凰船》、《萧翼智赚兰亭记》、《阎师道赶江江》。加上《盛世新声》著录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16本。现在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

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现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得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鸳鸯间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后者是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戏曲史上，宋、金两代已有了纯粹演故事的戏曲，但没有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说清楚这些戏曲的情况。元代的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地步，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保留下来的剧作中，可知其情节曲折，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剧中人物，无论是因享乐而坏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娇娆之气的杨贵妃，还是爽朗果敢的闺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以至于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唐明皇，还可见到白朴塑造的这一形象的遗风。

与关汉卿相比，白朴的生活圈子比较局限，因此，他不可能从社会下层提炼素材，写出像关汉卿那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然而，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又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剧作的艺术成就，早已成为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到明代已经残佚，字句脱误。清朝中叶，朱彝尊、洪升始为整理刊行。全集收词二百余首，除了一些应酬赠答、歌楼妓席之作外，多为伤时感怀的作品。赖有这部作品，我们才可以了解白朴的生涯。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著有《尚书讲义》、《鄮峰真隐漫录》50卷，有清印本。《鄮峰真隐大曲》2卷、《词曲》2卷，有《疆村丛书》本。 　　史浩文集中保存了许多不易见到的宋代大曲的歌词。关于唐宋的歌舞戏，如今大都已经失传。今能见到的宋人词曲集，大都是个别作者写的独立词调的结集，没有组成整套的演奏用脚本，一般士大夫家中歌女所唱的，也多数是单独的歌，前后不相连续。在史浩的《鄮峰真隐漫录》中，记录下了他创作的好几套大曲的歌辞。每一套又各有段落，他记下了段落的名称与细节。

现存所能见到的有 7套：

①《采莲》（寿乡词），内分";延遍、摇捱遍、入破、衮遍、实催、衮、歇拍、煞衮";，共8个部分。

②《采莲舞》，也是8个部分，但并无每一部分的专名，只在每一段唱词之前，详细写明了每一演员的动作和念词（骈文）。在念词之后，也附录了唱词，这些唱词是常见的词调。

③《太清舞》，也是8个部分，内容为游仙求道之歌。

④《柘枝舞》，共4个部分，其第一部分详细的问答，也是指导演员唱什么歌的节目单。

⑤《花舞》，共14部分。前面的11部分每首唱词之前、念词之后又有七言四句，以花配客，点明所唱花名及其";客";名。如牡丹为贵客、瑞香为嘉客、丁香为素客、春兰为幽客、蔷薇为野客、酴□为雅客、芙蕖为净客、秋香为仙客、菊英为寿客、寒梅为清客、芍药为近客，每花舞唱了，后行吹《三台》。念了，舞、唱〔蝶恋花〕。

⑥《剑舞》，舞者 2人唱《霜天晓角》，舞";剑器曲破";，演《鸿门宴》故事，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

⑦《渔父舞》共8段，每段的唱词都是〔渔家傲〕，但每曲的唱词不同。

史浩还有许多其他词作，但由于他一生都是在富贵气极浓重的气氛中度过的，所以他的作品最多是寿词、劝酒词和时令佳节的应景颂圣之词或朋友应酬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