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的生平事迹

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的记载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闭门著述。　　施之常后裔，自幼才气过人，为人仗义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

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为官三年后弃官回乡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向交情不错，卞向张推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从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隐居作《水浒传》，写完后没过几年病逝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策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至今还代代流传！

郏亶出生于农家，自幼酷爱读书，识度不凡，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授睦州（今浙江省淳安西南）团练推官，知杭州于潜县，他没有去上任。终日跋涉于野外，从事农田水利的考察和研究，深究古人治水之迹。

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诏书天下，征集理财省费，兴利除弊的良策。此时，他已任广东机宜文字，当即上书建议治理苏州水田，提出治水主张，他认为，“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但自唐以来，经营至今，始未见其利者，其失有六。今当去六失，行六得。”他总结了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以往治水中存在的六处失误，并指出了治水必须“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等六得。后来他以提出了“治田利害大概”七条，为宰相王安石采纳和赏识。为了更好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他还实地考查了太湖地区治水的历史，考察了260多条河流，结合自己治水的亲身体会和设想，撰写了《吴门水利书》4卷（已佚）。

但《苏州水利六失六得》和《治田利害七事》两篇保留至今。他从地域差异和地形特点对苏南水利予以分析：“何谓地形高下之殊？曰：苏州五县，号为水田，其实昆山之东，接于海之冈陇┄┄其地东高而西下┄┄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淤沙┄┄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是二处皆谓之高田。而其昆山冈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仅二百余里，其地低下，皆谓之水田”。指出要根据不同地形特点和水文条件，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主张疏浚与筑堤相结合，“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淞江，而使江流湍急”，既可冲刷河床，又可加速排水。论述精辟，科学性强，他还绘制许多水利图，为后人治理吴中水利提供重要依据。

熙宁五年，郏亶任司农寺丞，提举兴修两浙水利。熙宁六年，由于遭到朝廷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被罢免。回太仓后，他置个人荣辱于脑后，在住宅西面一块名“大泗瀼”的水田中，开圩崖、沟浍场圃，实践治水理论，获得农业丰收。于是再次上书重申自己的主张，朝廷复任他为司农寺丞，另授江东转运判官。元佑年间授太府寺丞，出任温州知州，后授比部郎中职务。未至，病死于温州任所，年六十六。事见《中吴纪闻》卷三。

“沉字桥”上

在虎贝乡文峰村、梅鹤村一带，有一座造型独特的廊桥，曾经演绎过一段朱熹和陈普的“千古唱和”。话说，当年朱熹在古田杉洋创办兰田书院时，一夏日晌，午路过石堂顿觉得口渴，看到离桥百余米之处有一泉眼，于是下去喝了几口，那泉水居然有墨香味，他意识到“后数十年，此中大儒诞生。”顿时诗意大发，在路过在建的廊桥时，看到木匠并不在，遗有一墨斗和竹笔，便在一横梁上提诗“紫阳诗谶石堂名彰千古”。写罢，朱熹便离开，后木匠师傅以为是什么小孩在此涂鸦，于是拿起刨刀刨了许久，因为墨迹已经渗入木头，故只能将它安装上。因此，当时人们就叫它“沉字桥”。

“千古唱和”

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有鹧鸪数百绕屋之祥”，陈普在这里诞生。据说，陈普少年家贫，勤奋好学，聪明过人；五岁在田间见白鹭群飞而过，作《咏白鹭》云：“我在这边坐，尔在那边歇，青天无片云，飞下数点雪”。其师听后，称赞不已。十二岁通晓四书五经。夏日与书友同游沉字桥，见桥亭横梁题有：“紫阳诗谶石堂名彰千古”的上联而无下联，低头思索片刻，便挥毫题对：“玄帝位尊金厥寿永万年”。笔力遒劲，对仗工整。陈普没有想到，此举成就了他和朱熹的“千古唱和”，陈普由此声名远扬。后来陈普听闻苏州大儒韩翼甫（韩是河北赵州人氏，辅广的学生，辅广是朱熹的门生）在浙东崇德书院授课，陈普求学心切，过了一年即往崇德书院深造。从此陈普便成为朱熹的三传弟子。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砺，他终于精通经史，名闻闽浙。

志不仕元 设馆倡学

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听闻陈普多才，元世祖的谋士刘秉忠三次奏请授陈普为福建教授。陈普以陶渊明自励，三不赴诏。其咏竹诗云：“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意在保持名节，不去钻营取宠。他不肯做官，却回到家乡开办仁丰书院，且在书院中堂悬挂“志不仕元”横匾以明志，如今这块牌匾还被文峰村村民很好的保存着。

四方学子闻其学识宗风，小小的山村书院，每年就学者竟有数百人。他治学师承冀甫传统，力倡朱熹正学，曾告诫门生：“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字，在四书五经中如斗极列宿之在天，五岳四渎之在地，舍此无求，更学何事？”在教学上，他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他在传授知识时还十分重视入学新生的选拔。《宁德文史资料·石堂轶事》载：“韩信同初入仁丰书院时，陈普还出了道题：‘竹片穿笋父克子’，韩信同答曰：‘稻杆缚秧娘抱儿’。先生听罢满口应诺收受入学，后来成了他的得意门生。”

在他的熏陶下，不少门人既精于理学奥义，又能深入社会实际，求取真知灼见。出其门者，如韩信同、杨琬、余载等，皆为当时理学名士。

宏扬朱熹正学

为宏扬朱熹正学，陈普还先后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嗣应建阳乡贤刘烁之聘，主讲云庄书院，重辑朱熹门人黄干、杨复二人的《丧祭礼》及朱熹的有关著述，分十卷刊行于世。后来又在福州鳌峰书院、长乐县鳌峰书院任主讲。元武德四年（1311），莆中贤士闻其贤，礼聘至勿轩庄书院授课。在莆田讲学，他一呆就是18年，在那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理学人才。明嘉靖十四年（1535），江西路巡按陈裒在《石堂先生遗集》序中对他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石堂之学，实本辅氏，辅氏之学，出自考亭（朱熹）。真知实践，崇雅黜浮，自六经外，星历、堪舆、律算以及百家之书，靡所不究。后聘礼勿轩庄书院，而道行延建（福建）。目今莆中多贤，讲学造就，石堂殆为鼻祖。”同年新任宁德知县叶稠，为纪念陈普，将石堂仁丰寺改建为先儒陈惧齐祠，并塑像祀之。

博学多艺 著作颇丰

陈普不但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而且还博览群书，精研数理。在仁丰书院期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在第三个春天里成功“应时升降，纤毫无爽。”当时福建布政司曾下令府城依此铸造，放在福州谯楼（即鼓楼）报时。

据说，刻漏是古时一种计时器。在钟表发明之前，中国每个城市都设有鼓楼，配备专职人员预报时辰。宋代以后，因安上陈普发明的刻漏，报时就更为准确了。以福州鼓楼的刻漏为例，一天的误差只在20秒之内。许多古书中都记载到这一刻漏走时精确。从宋咸淳年间经元朝到明末，使用了近400年，仍然保持很高的精确度。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刻漏制作的高水平；如果保存到现在，一定是件极有价值的文物。遗憾的是，在清初就已下落不明。

陈普在天文方面还著有《浑天仪论》一书。此书共分三卷：上卷是对浑天仪和浑象原理的论述；中卷介绍浑天仪的制作步骤和设计，附总图四种，分图十三种；下卷则介绍水运仪象台的设计与装置，附总图十一种，分图二十种，这些图纸是东汉后自有水力运转的天文仪器以来都没有的详细资料，极为珍贵。该书所述“浑天仪”可作天文观察、天象演习和昼夜报时三种用途，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天文钟”。陈普发现和运用这个原理，比欧洲人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早了四个世纪。这反映中国宋代在数学计算、仪器制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据文峰村《村谱》记载：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曾派人到宁德石堂寻找《浑天仪论》。其实这部书已被陈普带到莆田去了。

陈普一生著作甚丰，计有《周易解》、《浑天仪论》、《四书五经讲义》、《尚书补微》、《石堂集》（收入《两宋名贤》）、《武夷櫂歌》、《石堂先生遗集》十二卷（存蕉城图书馆）以及声律、天文、地理、阴阳术数等书数百卷（见《闽书）闵文振撰《道南委》）。

身后之事 是个谜团

陈普晚年居莆中达18年之久，到元朝至和元年（1328），终因年迈体衰，颈部生大痈肿（俗称颈虎）。病中，他十分思念家乡，其《寄园洲》七律有“风华登程去未归，忆想泪珠枕边流”之句，可见思乡之切。是年秋天病逝，享寿84岁，后归葬于故乡石堂山。

在梅鹤村院后自然村有一陈普亩墓，墓前立有一块石碑，上书：“陈石堂先生之墓 咸丰四年菊月重修”。令人奇怪的上面并没有他妻子的碑文。按照当地的风俗，夫妻死后应同葬一墓。但据当地的民俗研究者黄垂贵介绍，墓中只葬有陈普一人，至于他的妻子及后人下落不明。如今在梅鹤、文峰村一带真的找不到陈普的后人（族人）。有人甚至于传言说，陈普根本没有娶妻生子。如果陈普没有后人，那么他死后，是谁送他归葬故里？但如果说他有后人，又为何不按古时风俗，把他的妻子也送回故里安葬呢？

按照推理，陈普36岁时开始在家乡石堂开馆授学，当时他应是在家乡成家生子，或是携同妻子回乡授学。寓居莆田时，当时他的后人应已成人，或已成家，也可能没有跟随陈普前往莆田，而是留在了故里石堂。但在石堂，乡人们却说只有陈普父亲的墓，从未听到关于陈普后人只言片语，似乎自陈普以后，陈普后人（族人）在石堂就销声匿迹了……黄垂贵认为，最有可能是因为陈普几次忤逆了元朝廷的旨意，他本人都担心被加上“罪犯朝廷”的罪名，而四处游走讲学。其后人或族人更因担心被株连，或改名换姓，或迁移他处。

史籍记载

据《宁德县志》记载：先儒陈普墓在二十都石堂。明龚令颖祭墓文：“公本布衣，而名甚尊，死者何限，惟公永存。公之垂世，有德有言，斯文正脉，公得其门。我生虽后，幸官兹土，怀贤有自，式祭公墓。”除此处有陈普墓外，相传在石堂村东四里，地名为浮云平路和浮山岗头岭，俗称官祭后的地方也有陈普墓。当地村民感其贤，每年的清明都会去这三墓祭祀打扫。

宋儒陈普，一生收徒无数，著作甚丰，身后事却是个谜团，这也许有待于史学家们细细地考证了。

开始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

转折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家庭背景米芾五世祖米信，宋初勋臣。《宋史》卷261有传，淳化五年（994年）卒，六十七岁。高祖、曾祖多系武职官员。芾父字光辅，官左武卫将军（一说米芾父名“佐”，徐邦达《米芾生卒年岁订正及其它二三事考》中认为后世称“父佐”当误。依据是米芾之孙米宪辑录《宝晋斋山林集拾遗》卷首附载的《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中谈到米芾父亲处云：“父致仕，左武卫将军。”后人则讹为“父佐，左武将军，”也许把“致仕”的仕字讹为“佐”字，又把致字脱去的缘故。）赠中散大夫、会稽（县）公。米芾《书史》云：“濮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辞一云白石枕殊佳……后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乐道’。今印见在余家。先君尝官濮，与李柬之少师以棋友善，意以奕胜之，余时未生。”由此知米芾在未出生时，其父曾在濮州为官，喜爱书画艺术，并精于鉴赏，且“尊德乐道”。　　芾母阎氏，因其“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恩补校书郎、太常博士，出知无为军。逾年，召为书画博士，擢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宋史》、《京口耆旧传》、《丹徒县志》、《襄阳县志》、《全宋诗》、《鸡肋编》等均有载。翁方纲《米海岳年谱》谓芾母“赠丹阳县太君”。

米芾身世米芾出生于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云：“我本生辛卯两丙运，今岁步辛月亦然。”又《晋太保谢安石帖后》有句云：“余年辛卯，今太岁辛已，大小运丙申丙辰，于辛卯月辛丑日，余于辛丑丙申时获之，此非天耶？”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是辛卯年，米芾有一方印曰：“辛卯米芾”。由此知米芾生于公元1051年无疑。

少年米芾《韵语阳秋》卷14载：“元章始学罗逊书，其变出于王子敬。”“《襄阳学记》乃罗逊书，元章亦襄阳人。始效其体至于笔换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其能尽耶？”《襄阳县志·古迹》：“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于濮安懿王讳，故或称罗逊”。米芾《群玉堂米帖》自叙云：“余初学颜书，七、八岁作字，至大一幅，书简不成。”由此知，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或称罗逊）。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五年庚子，手帖云：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扎，自成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五年庚子”，即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　　邹演存《米公祠及米芾族裔脉源考》：“自宋治平四年（1067）随母阎氏离乡到京都汴梁，其母内廷侍侧英宗高皇后，他自然邀幸得迁，……。”

米芾仕途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当在本年。”《全宋词》：“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校书郎……。”《京口耆旧传》、《襄阳县志》、翁方纲《米海岳年谱》等载：“黻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 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二十岁，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　　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年）二十五岁，十月前在临桂尉、含光尉任，十月后官长沙椽至神宗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三十二岁。　　神宗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三十五岁，官杭州从事。　　哲宗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四十二岁，知雍丘县。　　哲宗元祐九年甲戌（通常称为绍圣元年，1094年）四十四岁，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嵩山）。　　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四十七岁，在涟水军使任上。　　哲宗元符二年乙卯（1099年）四十九岁，由涟水军使任改除蔡河拨发。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1101年）五十一岁，发运司属官，在江淮间。　　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五十三岁，由发运司属官改太常博士、书学博士。　　徽宗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五十四岁，仲春尚在书学博士任，后知无为军。　　徽宗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五十六岁，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　　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五十七岁，知淮阳军。

米芾子女神宗熙宁七年甲寅（1074年），二十四岁的米芾在临桂尉任上，长子米友仁出生。友仁，小名尹仁、寅孙、鳌儿，字元晖，人称小米。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附考云：“盖生于寅岁，故以寅为小名。由此考之，友仁当生于熙宁七年甲寅也。”　　《全宋词》：“友仁，字元晖，自称懒拙老人。芾子。生于熙宁五年（1072年）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绍兴二十年（1151年）卒，年八十。”　　蔡肇《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称，芾有五子，只长子友仁知名。米芾《题赠叔晦》：“叔晦之子道奴、德奴、庆奴，仆之子鳌儿、洞阳、三雄。”岳珂《宝晋斋法书赞》卷19载米芾一帖云：“能书第二儿，二十岁化去，刳吾心肝，至今皓首之由也。”又《晋纸帖》中云：“老来失第三子”。这两个儿子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洞阳”、“三雄”。另二子不详，或是二女。《耆旧续闻》云：“世传米芾有洁癖。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池北偶谈》曰：“段拂、吴激皆米元章婿。拂南渡后仕至参知政事。激字彦高，入金为翰林学士，乐府与蔡松年齐名”。

结交苏轼苏轼年长米芾十五岁。　　米芾《画史》有言曰：“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独醒杂志》云：“元丰中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跋米帖》：“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米芾到黄州拜访苏轼无疑，但是，均未言何年、月、日。”因此，研究者有三说：（一）元丰四年说。（二）元丰五年说。朱靖华《苏轼简明年谱》于元丰五年下云：“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王文诰《苏文公诗编注集总案》谓米芾来黄州访苏轼在元丰五年三月。（三）元丰七年说。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温革叔皮《跋米帖》，系米芾访东坡于元丰七年甲子。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三说中以元丰七年说最为不确。东坡晚年（建中靖国元年）有‘恨二十年知元章不尽’之语，如元丰七年初识，则相差三年。元丰四年虽恰为二十年，然雪堂未建，米芾访雪堂则为虚。”故元丰五年之说较可信。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五十一岁的苏轼六月知登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十二月二十日到京。有《与米元章书》：“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惟千万节哀自重。”由此推知，芾父当逝世于本年或本年前一、二年。芾父有“中散大夫，会稽（县）公”之赠，会稽距杭州甚近。时年米芾官杭州从事。　　《全宋诗》卷821苏轼有《次韵米黻二王跋尾二首》。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米芾《书史》云：“当时唱和者黄庭坚一首、蒋之奇诗三首，吕升卿二首，刘诠二首……，共成一轴，亦为此诗之和诗。”当年（1087年）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李伯时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　　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苏轼《书米元章藏帖》：“元佑四年六月十二日与章资平同过元章。”《与米元章》书三则，有言曰：“某以疾请郡，遂得余杭…，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赠光，感服不可言也。”又《与钱穆父》书曰：“前日作《米元章山砚铭》。此砚甚奇，得之于湖口石钟山之侧。……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过扬且伸意元章，求此砚一观也。”《东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　　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年，四十二岁的米芾知雍丘县。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云：“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东坡有《与米元章》二书。其一中曰：“过治下得款奉，辱至礼之厚，愧幸兼极。”其二中曰：“临辱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谅。”由此知，米芾在这期间也访过苏轼，雍丘距京较近。　　宋·赵令畴《候鲭录》卷7载：“东坡在淮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此事当发生在苏轼知扬州之后，米芾令雍丘之前”。　　苏轼《记张元方论麦虫》：“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　　《京口耆旧》云：“建中改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1101年，—笔者注），坡归自岭外，与客游金山。有请坡题名者。坡云：‘有元章在’。米云：‘某尝北面端明，某不敢。’坡抚其背云：‘今则青出于蓝矣’。元章徐曰：‘端明真知我者也’。自尔益自负矣。”当年，苏轼染疾，米芾多次谒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米芾得苏轼去世噩耗，作《苏东坡挽诗》五首。序中有云：“辛巳中秋，闻东坡老向以七月二十八毕此世。”　　苏轼《与米元章》书九首中有“岭海八年…独念元章”，“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之语。　　米芾《书紫金砚事》：“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