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的铁事：郊岛情结

一次，李流芳到杭州西湖边游玩。见西湖里长满了嫩绿的蓴菜，郁郁葱葱，人们倾城出动，从早到晚采摘蓴菜，然後千担万担地运往萧山，在湘湖中浸泡、清洗後再出售。据说，西湖的蓴菜要经过湘湖水浸洗，味美无比。他们一行人从未见过蓴菜，更未见过如此热闹、浩大的场面，非常惊奇，便买下许多蓴菜，回家烹调，并赋诗。

当蓴菜羹端上桌时，人们都惊叹它的色泽，不忍下箸扰乱其形色。过了许久，终於抵挡不住诱惑，品尝起来。最後，李流芳表达了众人的心声，认为蓴菜可以与当时著名的黄芽菜、燕笋等媲美。李流芳的《蓴羹歌》描述了江浙人采食西湖蓴菜的场面和习俗，称赞了蓴羹色香味形的美妙，对後世人了解时代蓴菜的食用情况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莼羹歌】　　怪我生长居江东，不识江东莼菜美。今年四月来西湖，西湖莼生满湖水。　　朝朝暮暮来采莼，西湖城中无一人。西湖莼菜萧山卖，千担万担湘湖滨。　　吾友数人偏好事，时呼轻舠致此味。柔花嫩叶出水新，小摘轻淹杂生气。　　微施姜桂犹清真，未下盐豉已高贵。吾家平头解烹煮，间出新意殊可喜。　　一朝能作千里羹，顿使吾徒摇食指。琉璃碗成碧玉光，五味纷错生馨香。　　出盘四座已叹息，举箸不敢争先尝。浅斟细酌意未足，指点杯盘恋余馥。　　但知脆滑利齿牙，不觉清虚累口腹。血肉腥臊草木苦，此味超然离品目。　　京师黄芽软似酥，家园燕笋白于玉。差堪与汝为执友，菁根杞苗皆臣仆。　　君不见，区区芋魁亦遭遇，西湖莼生人不顾！季鹰之后有吾徒，此物千年免沉涸。　　君为我饮我作歌，得此十斗不足多。世人耳食不贵近，更须远挹湘湖波！

作诗悯农唐朝时候，亳州出了一名大诗人，名叫李绅。李绅自幼好学，二十七岁中了进士，皇帝见他学识渊搏，才学出众，招官翰林学士。 有一年夏天，李绅回故乡亳州探亲访友。恰遇浙东节度使李逢吉回朝奏事，路经亳州，二人是同榜进士，又是文朋诗友，久别重逢，自然要盘桓一日。这天，李绅和李逢吉携手登上城东观稼台。二人遥望远方，心潮起伏。李逢吉感慨之余，吟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迁任如登台。”意思是，如果升官能象登台这样快就好了。李绅此时却被另一种景象感动了。他看到田野里的农夫，在火热的阳光下锄地，不禁感慨，随口吟道：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逢吉听了，连说：“好，好！这首作得太好了！一粥一饭得来都不易呀！”　　李绅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吟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逢吉一听，这不是在揭朝廷的短吗？这小子好大胆，回到书房，李逢吉对李绅说：“老兄能否将刚才吟的两首诗抄下来赠我，也不枉我二人同游一场。”李绅沉吟一下说：“小诗不过三四十字，为兄听过，自然记得，何必抄录？若一定落笔，不如另写一首相赠。”李逢吉只得说：“也好，也好。”于是，李绅又提笔写下一首：　　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　　窗下织梭女，手织身无衣。　　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　　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　　写好，递与李逢吉斧正。李逢吉看了，觉得这首诗在指责朝廷方面，比上两首更为具体。第二天，李逢吉便辞别李绅，离亳进京了。李逢吉表面上对李绅很好，可内心里却想拿他作垫脚石，再高升一级。他回到朝中，立即向皇上进谗说：“启禀万岁，今有翰林院学士李绅，写反诗发泄私愤。”武宗皇帝大吃一惊，忙问：“何以见得？”李逢吉连忙将李绅诗奉上。武宗皇帝召李绅上金殿，拿出那首诗来，李绅看看，说道：“这是微臣回乡后，看到民生疾苦，即情写下的，望陛下体察！”武宗说：“久居高堂，忘却民情，朕之过也，亏卿提醒。今朕封你尚书右仆射，以便共商朝事，治国安民。”李绅叩头道：“谢皇上！”武宗又道：“此事多亏李逢吉举荐。”李绅则对李逢吉感激不尽。而李逢吉呢，听说李绅反而升了官，又惊又怕，正胆颤心惊，李绅却登门向他表示谢意。李逢吉更是蒙在鼓里，只好哼之哈之。不久，李逢吉被调任为云南观察使，降了官。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李绅的三首悯农诗，千百年来人们只见到前两首。第3首《悯农诗》被传到皇宫，直到近代，人们才在敦煌石窟中的唐人诗卷中发现。

作书责龙李绅为人刚直，当谏官时得罪过一个显官李逢吉。李逢吉趁敬宗刚登基，就参了李绅一本，敬宗就找个借口把李绅贬为瑞州司马。李绅被贬，一路上翻山越岭到了康州。康州到瑞州没有旱路，只有一条水路——康河，而康河水浅难以行舟。地方官说：“李司马有所不知。这康河有条老雌龙，这河水涨不涨，全看它高兴不高兴。康州人凡有急事上端州，都备下三牲礼品，上媪龙祠去求水，只要老龙高兴，马上河水就涨。李司马，你不如备上礼品，上媪龙祠祷求一番，试试如何。”李绅说：“礼品还分多寡么？”“礼品多，水涨得就大就快，礼品少了，恐怕就不好讲了。”　　李绅勃然大怒，说道：“世上贪官污吏勒索百姓，犹令人愤恨，没想到龙为一方之神，竟也如贪官恶吏一般，可愤可恼，我偏不上贡，还要作文骂它一顿！”　　地方官连忙说：“司马千万不可莽撞！惹恼了老龙，恐怕要误大人行期……”　　李绅说：“当今天子恼我，尚不过把我贬到端州，水中一鳞虫，看它能奈我何？”来到媪龙祠，李绅命书僮摆出文房四宝，研好墨，伸好纸，手指着老龙塑像，写道：“生为人母，犹怜其子，汝今为龙母，不独不怜一方子民，反效尘世贪官恶吏刮民骨髓，岂不耻为龙乎……倘不，吾当上表天庭，陈尔劣迹，定伐鳞革甲，汝不惧雷霆耶？”写好，在老龙面前点火焚了，一道清烟升起。地方官吓坏了：“李司马，可闯大祸了！这老龙十分灵验，你这檄文一下，恐三月也涨不了水啦！”李绅傲然一笑，说：“误了行期，大不了丢了这顶乌纱帽。要是惹恼了我，拼着一死，我也要毁了这老龙祠，教世人不信这等恶神！”话没落音，家人禀道：“老爷，河水涨了！河水涨了！”　　果然，汹涌大水从媪龙祠后滚滚而出，片刻之间，康河成了十几丈宽，深不见底的大河。地方官又惊又喜，喃喃说道：“难道老龙也怕李司马的檄文么？”

滥施淫威《云溪友议》中记载，李绅发迹之前，经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作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叔叔”。李绅发迹之后，李元将因为要巴结他，主动降低辈分，称自己为“弟”、为“侄”，李绅都不高兴，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李绅才勉强接受。　　还有一个姓崔的巡官，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有一次特地来拜访他，刚在旅馆住下，家仆与一个市民发生争斗。得知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李绅竟将那仆人和市民都处以极刑，并下令把崔巡官抓来，说：“过去我曾认识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何不来相见？”崔巡官连忙叩头谢罪，可李绅还是把他绑起来，打了20杖。崔巡官被送到秣陵时，吓得面如死灰，甚至不敢大哭一声。当时人们议论纷纷：“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李绅的友人成了被他流放的囚犯。”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常常担惊受怕，很多人甚至渡过长江、淮河外出逃难，下属向他报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

热衷结党李绅实为李党骨干　　发迹后的李绅热衷于拉帮结派。唐朝中晚期，士族势力逐渐衰微，庶人阶层通过科举进入了政权的核心。而原来掌握大权的士族又不甘心放弃政权，于是同庶人出身的官员争夺权力。士族官员以李德裕为首，故称李党。庶人官员以牛僧孺为首，故称牛党。牛李两党水火不容，双方互相倾轧了近40年，史称“牛李党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中，李绅紧跟李党老大李德裕，是李党中的骨干分子。

一意孤行酿成一生最大污点　　李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是他晚年经手的“吴湘案”。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74岁高龄的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其时，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李绅接报后立即将吴湘逮捕下狱，判以死刑。但此案上报到朝廷后，谏官怀疑其中有冤情，朝廷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崔元藻调查后发现，吴湘贪赃属实，但款项不多，强娶民女之事则不实，所以罪不至死。但李绅却一意孤行，强行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按照奏章中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扬州都虞侯刘群欲娶流落广陵的美女阿颜。不料阿颜的养母却悄悄把阿颜嫁给了江都县尉吴湘，刘群闻讯后非常气愤，就唆使他人举报吴湘贪污公款、强娶民女。《册府元龟》中的说法是，李绅欲夺阿颜献给李党老大李德裕，所以一心想干掉吴湘这个绊脚石。　　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不见得真实。毕竟李绅和李德裕都是老之将死之人（李绅在此事后第二年就死了，李德裕死于五年后），不太可能为争夺一美貌女子谋人性命。而且，李绅家中私妓成群，完全没有必要夺人所爱。诗人刘禹锡吟了一首《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见刘禹锡如此着迷，便将自己的家妓送给了刘禹锡。所以，李绅还没有疯狂到想把所有的貌美女子都占为己有的地步。　　还有人认为，李绅执意处死吴湘，是为讨好李党老大李德裕而实施的一次报复行动。吴湘的叔父吴武陵当年得罪过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两家是世仇。为了取悦李德裕，李绅将吴武陵的侄子吴湘也列为报复对象，因而罗织罪名，处其死刑。　　大中元年（847年），“吴湘案”终于得到平反。这时李绅虽已去世，但按照唐朝的规定，酷吏即使死掉也要剥夺爵位，子孙不得做官，因此，死去的李绅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

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纹丝不动。接着，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后来，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

人物性格高登幼年失去父亲，致力学习，用法度来约束自己。绍兴二年，在朝廷上接受皇帝询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回答，知无不言，无有什么顾忌回避的，主管部门厌恶他的正直，就授予他富川主簿一职，接着又命他兼任贺州学事。州学过去有田舍，州里出台法令将其撤掉交由买马司经管，高登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太守说：“买马、养士哪一个更急迫？”高登说：“买马固然紧急，然而学校是礼义诞生的地方，一旦废弃，读书人与堂下卒有什么区别？”太守说：“你这是违抗长官！”高登说：“治理天下所依仗的标准，只有礼义与法度罢了，既然两者都可以抛弃，还说什么！”太守不能改变他的想法，最终听从了他。任期结束，士民乞求他留任没有如愿，就相约馈赠钱币五十万，不留姓名，告诉太守说：“高君贫困没有什么来养家，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接受。”高登想不接受它（或赠金），未被允许，又无法归还，（就）请求把钱放到学府里，（用来）买书以答谢百姓。

廉洁奉公高登被授予静江府古县县令，经过湖州，湖州太守汪藻安置他在宾馆里。汪藻想留他一起修订《徽宗实录》，坚决推辞，有人说：“这可以作为升官的阶梯。”高登说：“只是我意下不想这样。”就出发了。广西驻军首领沈晦问高登如何治理县事，高登条列十余事告诉他。沈晦说：“这是古人的做法，今人奸诈，恐怕不可行。”回答说：“忠信可在蛮貊之地推行，说不能行，是诚心不到罢了。”豪民秦琥雄霸乡里，挟持官吏把柄，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都被他屈服。高登到达，他颇有改变，高登也喜其变好，增补他担任学职。一日，琥有私人请求，高登拒绝了他，秦琥心生怨愤，企图通过诬陷来中伤高登。恰逢有人控告秦琥侵占州学钱财，高登喊秦琥来到，当面责备他，声气严厉，喝令他下去，告诉郡中及主管部门按法律处置他，秦琥气忿而死，全郡的人们都为此感到快意。

沉冤昭雪驻军首领胡舜陟对高登说：“古县，是秦太师父亲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实际上太师就出生在这里，何不建祠祭祀他？”高登说：“秦桧做宰相不像样，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抓住秦琥一事，调荔浦丞康宁以代替高登，高登因母病离去。舜陟遂建起秦桧的祠堂并自己写了记，并且用专权杀人之罪来诬陷高登，朝廷下诏押送高登到静江府监狱。舜陟派遣健卒逮捕高登，恰逢高登母亲死在舟中，高登把她草草葬在水边，航海回朝廷上书，请求纳官赎罪。故交中有担任右司一职的人，对他说：“丞相说曾经在太学认识你，如果你能见一见他，终身的大事将不必忧虑，上书是徒劳的。”高登说：“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不久中书衙门上奏说按照惯例没有纳官赎罪的，仍旧押送高登回静江监狱。高登归葬其母，事情结束后来到监狱，而舜陟先因事下狱死了，冤情最终昭雪。

晚年生活高登被贬官闲居期间，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对家事全不介意，只是听说朝廷所行事有小过失，就皱眉不乐，有大过失就随之恸哭，临死，所说的话都是天下大计。其治学把慎独作为根本，有《东溪集》刊行于世。

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几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编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唐朝诗人不少，狂放孤傲者也屡见不鲜，但是豪迈如江湖好汉的却只有刘叉一人。刘叉，这名字就叫的不同凡俗，一般人都叫些典雅端丽，或者温正和平的字眼儿。可刘叉兄弟的名字却不是，单一“叉“字，江湖豪气就迎面而来，确实刘叉人如其名，性格也是如梁山好汉一般。据说刘叉少时就“任侠”，还因酒杀人，亡命而逃，倒是和鲁智深有些相仿。但刘叉没有去当杀人放火的“花和尚”，等到朝廷大赦，就改为发愤读书，后来竟也能写的好诗。他听说韩愈接纳天下的读书人，就去投奔，作《冰柱》、《雪车》二诗献给韩愈老师。刘叉的这两首诗，历来被评为险怪之中的代表作，用险韵（险韵是指韵脚比较少，字也比较生僻的韵部，像《冰柱》这首诗用的“麻韵”，其中的“柤”字和“舥”字等都极少有人能用的到）。全诗显得如奇山怪石，峥嵘嶙峋：

师干久不息，农为兵兮民重嗟。骚然县宇，土崩水溃。畹中无熟谷，垄上无桑麻。王春判序，百卉茁甲含葩。有客避兵奔游僻，跋履险厄至三巴。貂裘蒙茸已敝缕，鬓发蓬舥。雀惊鼠伏，宁遑安处。独卧旅舍无好梦，更堪走风沙。天人一夜剪瑛琭，诘旦都成六出花。

南亩未盈尺，纤片乱舞空纷拏。旋落旋逐朝暾化，檐间冰柱若削出交加。或低或昂，小大莹洁，随势无等　差。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未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铿镗　冰有韵，的皪玉无瑕。不为四时雨，徒于道路成泥柤。不为九江浪，徒为汩没天之涯。不为双井水，满瓯　泛泛烹春茶。不为中山浆，清新馥鼻盈百车。不为池与沼，养鱼种芰成霪霪。不为醴泉与甘露，使名异瑞　世俗夸。特禀朝澈气，洁然自许靡间其迩遐。森然气结一千里，滴沥声沈十万家。明也虽小，暗之大不可　遮。勿被曲瓦，直下不能抑群邪。奈何时逼，不得时在我目中，倏然漂去无馀些。自是成毁任天理，天于　此物岂宜有忒赊。反令井蛙壁虫变容易，背人缩首竞呀呀。我愿天子回造化，藏之韫椟玩之生光华。

刘叉此诗是用冰柱来比喻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但比喻的怪，诗也写的怪，可韩愈老师是喜欢这样的怪僻诗风的，所以就收留了刘叉。但刘叉也不是那种习惯于低三下四地寄人篱下的人，韩愈老师又一付儒者的派头，所以刘叉不久就不耐烦了，据说刘叉临走时“持愈金数斤而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这里顺便说一下韩愈老师是当时有名的写墓志铭的专家，当时写墓志铭收费极高，尤其像韩愈老师这样的名人写墓志铭，更是一种身份象征，所以豪门望族都重金礼聘韩愈老师来写，同理负责写碑的书家如柳公权等也发了不少财，当时认为如果贵族中哪家子孙为父辈办丧事时，没有请上述两位来写文书丹，就是不孝。当然写这东西时，不免有些无谓的吹捧，人死为大吗，就是现在追悼会上的悼词一般也是只说好话嘛。刘叉对于韩愈老师这个做法却并不以为然，竟理直气壮地拿走了韩愈的钱，还说你这是吹捧死人得来的，还不如给我刘某人当生活费呐。大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意思。不知道韩愈老师的鼻子有没有气歪。看这刘叉的脾气确实很像绿林豪客们的性格。

此后的刘叉，“归齐鲁，不知所终”。唉，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的多半是帝王将相，一般人往往入不了史书，只见于笔记小说之类的，所以生卒年和事迹什么的都不完整，我们现在知道的刘叉的事迹，也就这点事儿。

在以科举取士的唐王朝，进士一科尤其被世人看重，因而考中者所受的待遇也无疑是最为优渥的；诚然，这其中难免也会有一些人为的“猫腻”。尤其到了晚唐时期，科举场上那徇私舞弊的弊端日益显露，这在诗歌中便有着大量的反映。入选《千家诗》里的高蟾七绝诗《上高侍郎》，①则是其中颇为著名的一首。

出身于河朔间贫寒家庭的高蟾，天资聪颖，性情倜傥，讲究为人的气节；当时有人无缘无故地想拿千金来资助他，但他断然予以拒绝，说他即便是饿死也不会接受对方这不明不白的礼物。因此，他这光明磊落的行为，自然引得了一些人的敬重。他跟著名诗人郑谷郎中结为好友，而且郑在酬赠诗里都是一再称他为高先辈的，尽管高蟾在参加进士考试的路途上却一再受挫。由于心中多年来不得意的情感郁积，那年在省试后，高蟾遂爬上考院墙壁并挥笔题写了一首诗，用以抒发他这久久难平的愤懑之情：

冰柱数条搘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　　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

虽然高蟾这首颇带怨愤和瞻望的诗起到了一定作用，以致人们也大多认为这次考试确是有些不公，然而，结果却仍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高蟾仍然只是失意而归。这样一来，他也只能有想像京城长安曲江边会宴时观者如云、中举者极为荣耀的场景的份儿了；为此，心里有着无限酸楚和怨愤的高蟾，当下遂向高侍郎赋赠了一首诗道：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得第者平步青云，自己则由于不公平合理的竞争而落选；想像着那很为喧哗热闹的宴会，而他自己则无疑就更为落寞了。但即便如此，他也决不胁肩谄笑以取媚于当权者，使自己获取某些世俗方面的利益。他这不亢不卑的诗作，既有对时局的控诉，更有对自身才具的自信，尽管他在诗里也显得不无孤高。高侍郎在仔细研读了它后，就颇为同情他的遭遇。至于高蟾另有诗中所说的“颜色如花命如叶”云云，当然也是他那悲愤心情的微妙反映罢了。

一再欣赏着眼前这首好诗，高侍郎觉得这士人高蟾委实是很有水平的，就真正想帮助他了；于是高侍郎向一干王公大臣极力举荐高蟾的出众才华。第二年，也就是僖宗乾符三年（876年），适值李昭知贡举，由于高侍郎的大力推荐，经过了十年磨难之后的高蟾终于顺利地考取了进士。在昭宗年间（896年前后），高蟾还做到了御史中丞这较高的官职。

按：① 关于此诗题，《全唐诗》作《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高侍郎，《千家诗》注称为高骈，可从，故本文即以此行文。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则从《唐才子传》作“马侍郎”，恐不确。

折冲樽俎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被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当前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当下“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霸业因时而兴晏相国来到了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　　晏婴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于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 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怎么也问出这样的问题呢？”

良臣死社稷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　　晏婴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

外貌不足识人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称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不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晏子使楚一次，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国国王知道晏子的个子很矮，就想捉弄他。楚王命人在城墙的大门旁边又开了个五尺来高的洞，请晏子从那个小洞进去。　　晏子知道楚王要戏弄他，严词加以拒绝。他说，“到了“狗国”，才走狗洞，我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该走狗门。”　　招待晏子的官员听他这么一说，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晏子进去以后，就拜见楚王。楚王故意问：“是因为齐国再没有别人，才派你来的吗？”　　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人多极了，仅都城就有上百条街道，人们把衣袖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太阳；人们甩掉汗水就象下雨一样。　　楚王接着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派你出访呢？”　　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齐国派使节出访很有讲究，对那些精明能干的的人，就派遣他们出使那些道德高尚的国家；对那些愚蠢无能的使臣，就派他们出使那些不成器的国家。我是使臣中最愚蠢、最无能的人，所以就派我出使楚国来了。”晏子的话使本打算要戏弄他的楚国君臣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这次出访之后，晏子又有一次出使楚国。楚王听说晏子要来，就向他的大臣们说：“晏子是齐国最会说话的人。现在他将要到我们楚国来，我想羞辱他一下，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有一个官员建议说：“当晏子来的时候，请允许我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绑着的是做什么人？士兵就回答说：";齐国人。";大王再问：";为什么要绑他？";士兵就说："

中唐诗人孟郊、贾岛的合称。孟郊比贾岛大28岁，是贾岛的前辈诗人。但他们都是遭际不遇，官职卑微，一生穷困，一生苦吟。

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贾岛“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相传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们又都是韩愈的诗友。韩愈对他们的诗也都很赞赏，说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贾岛诗“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但重视郊较过于岛。郊、岛二人偶有诗相投赠，在当时并不齐名。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孟郊为“清奇僻苦主”，贾岛则为“清奇雅正”的升堂七人之一。宋代欧阳修始以两人并举，谓“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论。二家诗“清奇”“悲愁”，造语刻炼，白描不用词藻，是共同之处。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不作律诗；贾岛诗以五律为主，古体较少；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感情较深，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贾岛则生活较窄，对世事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调凄黯，是不同之处。潘德舆以为“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此论有代表性。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贾岛时代”（闻一多《贾岛》），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学贾岛成为流派；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

“有文无行”说崔颢《黄鹤楼》名扬天下。凭借这一首诗，崔颢本可以知名度很高，但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历代对他的记述不多呢？有些材料甚至连他的生年都存有疑问，而写成（704？—754年）。我查了一下旧版《辞源》，关于崔颢的注释，除了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外，仅有“唐诗人，有文无行。终司勋员外郎……”句。怎么个无行？并无记载。崔颢跌宕一生，一辈子只混了个太仆寺丞、司勋员外郎—— 一个不起眼的官，越发使人想探问个究竟。后来我终于从一些典籍中找到了一些说法：一曰崔颢早期作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再曰“娶妻唯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作诗流于浮艳，固然都不好，甚至很恶劣。但我们不能只看他的早期作品，还应该看发展、看后期、看他有没有转变。至于娶妻唯择美者，不应视作恶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又不爱美呢？“俄又弃之”呢?可称为其恶迹昭彰之体现，虽有多人为其辩解，可结合前后文，非美不娶，娶而弃之，乐此不疲，实乃始乱终弃之衣冠禽兽也！但崔颢的恶行和它的文章、诗歌，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依我看，造成对他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倒很可能是崔颢“少年狂傲，纵情迷性，歧视女人”害了他，相传李邕（唐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道德文章、名重一时）闻崔颢诗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曰：“小儿无礼，不予接而去。”我们还是来看看崔颢这首献诗是怎样写的吧！《王家少妇》（有人题作《古意》）如下：“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正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时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就是这样一首写闺房乐的诗，惹恼了方正君子的李邕，不予接而去。真正让人为崔颢的缺乏忠贞人性而感到惋惜。正是因为得不到有力人士的推介，崔颢在得中进士以后，也只好远离京城长安而浪迹江湖。20年中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自淮楚而至武昌、而河东，最后还到了东北。估计他这20年是放了外官，或者跟随外官作幕僚，最后才回到长安，做了京官，结束了风尘之苦。可是崔颢这20年的漫游，特别是他的东北边塞之行，虽然品行未改，依然风流成性，狎侮女人，薄情寡义，但也可以说是件大好事，从此他的诗风大为转变，变得雄浑奔放。其边塞诗，歌颂戍边将士的勇猛，抒发他们报国赴难的豪情壮志，热情洋溢，风骨凛然，让人刮目相看。试举一例《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地回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再如《辽西作》：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鸣。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幡说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可是有些人还是只看他的早期作品，并结合他一生的恶行，对其文笔一锤定音，再无改变，这实在是很不恰当的。

闺房诗未必都浮艳1.　崔颢的诗，按流传下来的42首诗的内容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描写妇女的诗为一类、边塞诗和山水诗为一类、赠言记事等诗为一类。描写妇女的诗流传下来的有15首，这大概就是他“有文无行、名陷轻薄”的原因之一吧。但是他的这些诗未必都“浮艳”，就拿前面提到的崔颢给李邕的那首献诗《王家少妇》来说，最后一句“度日不成妆”就恰好说明这些妇女虽然锦衣玉食、斗草戏乐，却也饱含怨忧和无奈，连妆都懒得化了。特别是他的《相逢行》中“女弟新承宠，诸兄近拜侯”句，明眼人一看便知崔颢影射的是杨贵妃及其从兄杨国忠。在贵妃得宠、杨氏窃柄弄权、位极人臣、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崔颢敢于指出来，并写出“人生今日得骄贵，谁道卢姬身细微”（见《卢姬篇》）“莫言炙手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见《长安道》）等针砭时弊、讽刺杨氏的诗篇，无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如果我们不囿于古人的说教，全面地看待崔颢，应该说崔颢写妇女的诗篇，大多数内容还是健康的、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他写反映下层妇女生活的诗虽然不多，但他的《川上女》描写船家女的生活：“川上女，晚妆鲜，日落青渚试轻楫，汀长花满正回船，暮来浪起风转紧，自言此去横塘近，绿江无伴夜独行，独行心绪愁无尽。”还是写出了船女的思想感情，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令人感到非常亲切。2. 崔颢早期诗歌多写闺情，反映妇女生活；后赴边塞，所写边塞诗慷慨豪迈，诗风变为雄浑奔放。但崔颢诗最负盛名的则是《黄鹤楼》。相传这首诗为大诗人李白所倾服。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在《黄鹤楼》诗下注曰：“世传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也记载了李白登黄鹤楼，因见崔颢此诗，即“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当然，这个传说未必实有其事，计有功在注文的后面就表示了“恐不然”的怀疑。但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在写法上与崔作确有相似之处。至于其《鹦鹉洲》诗：“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则不仅前四句格式酷似崔诗，而且全诗格调逼肖。宋元间方回的《瀛奎律髓》卷一指出：“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皆于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叹，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因而这首诗历来受到极高的称誉。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直至清人孙诛编选的颇有影响的《唐诗三百首》，还把崔颢的《黄鹤楼》放在“七言律诗”的首篇。

终未归隐汴州崔颢，少年时代居住在河南开封。关于他离开河南老家，赴长安科考，得中进士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内注，“唐司勋员外郎崔颢开元十年进士”。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说他“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明正德十年刻《崔颢诗集》则注“开元十二年姚重晟下进士”。不论哪个说法正确，崔颢中进士时也不过是18岁～20岁。（据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的说法，他认为20岁左右中进士已很年轻，18岁左右未免小了一些，所以闻先生说崔颢的生年可上推至公元700年左右。这就是本文开头将崔颢生年704年打上？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崔颢最迟是20岁离开故乡汴州去长安赶考的，然后他在外地漫游20年，再到京都西安居官。而在故乡开封，除青少年时期外，时间是很短的。在他所遗的诗篇中，只有一篇是写他回乡的，《晚入汴水》：“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诗中第一句楚，指楚州。唐时楚州，治所在山阳，即今江苏淮安县。故由淮安回开封，始有溯汴水而上之说。）从诗意看，崔颢还是思念故乡，并有回乡归隐、急流勇退之意的。然终因他功名心切，仍然回到长安，死于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未得返回故里。这可能正是崔颢的故事在开封流传不多的主要原因。但作为开封人，在做大做好文化产业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对崔颢有一个全面、正确、恰当的认识，不应当因为其人格低下，就否定其成就。历史应给以适当评价的。

一次，李流芳到杭州西湖边游玩。见西湖里长满了嫩绿的蓴菜，郁郁葱葱，人们倾城出动，从早到晚采摘蓴菜，然後千担万担地运往萧山，在湘湖中浸泡、清洗後再出售。据说，西湖的蓴菜要经过湘湖水浸洗，味美无比。他们一行人从未见过蓴菜，更未见过如此热闹、浩大的场面，非常惊奇，便买下许多蓴菜，回家烹调，并赋诗。

当蓴菜羹端上桌时，人们都惊叹它的色泽，不忍下箸扰乱其形色。过了许久，终於抵挡不住诱惑，品尝起来。最後，李流芳表达了众人的心声，认为蓴菜可以与当时著名的黄芽菜、燕笋等媲美。李流芳的《蓴羹歌》描述了江浙人采食西湖蓴菜的场面和习俗，称赞了蓴羹色香味形的美妙，对後世人了解时代蓴菜的食用情况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莼羹歌】　　怪我生长居江东，不识江东莼菜美。今年四月来西湖，西湖莼生满湖水。　　朝朝暮暮来采莼，西湖城中无一人。西湖莼菜萧山卖，千担万担湘湖滨。　　吾友数人偏好事，时呼轻舠致此味。柔花嫩叶出水新，小摘轻淹杂生气。　　微施姜桂犹清真，未下盐豉已高贵。吾家平头解烹煮，间出新意殊可喜。　　一朝能作千里羹，顿使吾徒摇食指。琉璃碗成碧玉光，五味纷错生馨香。　　出盘四座已叹息，举箸不敢争先尝。浅斟细酌意未足，指点杯盘恋余馥。　　但知脆滑利齿牙，不觉清虚累口腹。血肉腥臊草木苦，此味超然离品目。　　京师黄芽软似酥，家园燕笋白于玉。差堪与汝为执友，菁根杞苗皆臣仆。　　君不见，区区芋魁亦遭遇，西湖莼生人不顾！季鹰之后有吾徒，此物千年免沉涸。　　君为我饮我作歌，得此十斗不足多。世人耳食不贵近，更须远挹湘湖波！

祝枝山家中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光彩夺目，凡是有幸看到过这颗珠子的人，都赞赏不已。一日黄昏，总管急匆匆地跑来禀告祝枝山：“那颗夜明珠不见了！”他连忙随总管在家里从里到外仔细地搜寻了几遍，不仅夜明珠没有找到，甚至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他想：是什么人这样狡猾，不露痕迹地就把珠子偷走了呢？他认定是出了家贼，于是想出一个破案妙计。他命人把全体仆人叫到祠堂，祠堂里面黑黝黝的，隐约可见供桌前的凳子上有一个钵子。他说：“大家只知道我家有一颗夜明珠，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护宝的法器——察心钵。这钵，没有做过亏心事的人摸了它，会觉得心凉指润；做贼的人摸了它，会立即被它粘住，并且大叫起来。”

他叫大家依次走去摸钵，直到最后一个人摸过了，也没人发出声音来。他吩咐人把灯点亮之后，略一巡视，突然用手指着一个人，厉声道：“他就是贼！”于是命人把那人抓了起来。

经审问，果然是那人偷了夜明珠。祝枝山是怎样发现的呢？原来，他早在钵子上抹了一层厚厚的黑油，凡是摸过钵子的人，两手黑黑的，偷珠子的人因为心虚不敢摸钵，两手自然是白的，所以点亮灯后，贼很快就被发现了。

有一年除夕，一个姓钱的财主请祝枝山写春联。祝枝山想；这个钱财主平日搜刮乡里，欺压百姓，今日既然找上门来何不借机奚落他一番？于是，吩咐书童在钱财主的大门两旁贴好纸张，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过往的人们看到这副对联，都这样念道：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钱财主听了气急败坏；知道是祝枝山故意辱骂他，于是到县衙告状，说祝枝山用对联辱骂良民，要求老爷为他作主处置。另外，钱财主还暗中给县老爷送了些金银财物。当下，县令便派人传来祝枝山，质问道：“祝先生，你为何用对联辱骂钱老板？”

祝枝山笑着回答说：“大人差矣！我是读书人，无权无势，岂敢用对联骂人？学生写的全是吉庆之词嘛！”于是，拿出对联当场念给众人听：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县令和财主听后，目瞪口呆，无言对答。好半天，县老爷才如梦初醒，呵斥钱财主道，“只怪你才疏学浅，把如此绝妙吉庆之词当成辱骂之言，还不快给祝先生赔罪？”

钱财主无奈，只好连连道歉。祝枝山哈哈大笑，告别县令，扬长而去。

祝枝山有一个女佣，名唤梅香，她日常服侍主人左右，和在招待客人的当中，耳濡目染，也成了一个猜谜对诗的能手，时常和主人以谜语对答，非常默契，深得祝枝山的喜欢。 一天，唐伯虎来访，祝枝山说声：“梅香，来，泡茶！”梅香即应声道：“晓得，泡去哉！”少顷，梅香就端上两杯茶来，却都放在祝枝山面前，听主人发落。唐伯虎有点不解，心想，这又是要用谜来难我了。果然，祝枝山笑着说：“刚才我与梅香的对话，是一则谜语，要求打七言诗一句，打得中方能饮茶。”

唐伯虎笑着边想边自语：“梅香，定与春有关，茶乃草、木、人……他一下记起宋代张栻的《立春偶成》中有句“春到人间草木知”，对了，他喊“梅香，来”，正是“春到”二字，“茶”就是“人间草木”，梅香答：“晓得”，正是“知”字。于是他大声把这句诗念了出来。

祝枝山笑说：“对了，猜得好，猜得捷，请用茶。”

唐伯虎接过茶来，忽然又若有所思地说：“这个谜很精彩，可谓字字相扣。可借你喊的是‘泡茶’，这个‘泡’字是多余的了！”

祝枝山哈哈大笑说：“君不闻梅香又说了声‘泡去哉’吗？”

客人笑得几乎把刚饮进口的茶都喷出来，大呼：“妙！妙！”

弘景博学多识，读书逾万卷，于六经诸子史传无所不通。17岁时便与江学文、褚炫、刘俊等为宋朝外明四友。齐高祖作相时，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朝仪大事多取决于他。然他虽身在朱门，却独居一室，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读书)为务，昼夜研读缮写符图经集，于养生服食诸道，渐至通幽探微。如此积年累月，渐觉彻悟，遂萌隐居修行之志。于齐永明十年壬申决意出行归隐。起初他并未上表齐武帝辞行，不告而别，挂朝服于神武门鹿市，径出东亭而行。而后告诉随行左右“勿令人知”，乃去和好友王晏话别。王晏深知其志，对他说：“皇上治事甚严，不准许臣属作离奇之事，你这样不辞而别，恐有忤旨，若皇上怪罪下来，反而达不到你的目的。”

弘景默思良久，答曰：“我本意欲遂夙愿而已，非为名利，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向皇上直言为是。”于是弘景上表陈诚，以表自己解官归隐之意。表中大意是，我听说无论尧帝之时，还是汉朝都有养生的风气。我为官已久，哪能留恋荣华富贵，所学也不是为了利禄。因此常想回归大自然，过田园生活，领略自然之美。我这就要离开宫庭了，临行之际，不胜眷恋，只好上表以明我心。齐武帝看了弘景的解官表，深为感动，不但下诏批准了弘景的要求，而且给予赏赐，赐帛十疋，烛二十梃。又别勑：朕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对他的养生修道之事给予大力支持。

于是弘景出行入山，临行公卿相送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克道，人们都说是宋齐以来所未有之盛事，朝野均荣。弘景一行来到勾容的勾曲山停了下来，便于山中建馆。弘景说此山是金坛洞容，周围百五十里，名华阳之天，汉时三茅司命之府，故名茅山。弘景于此山建馆隐居，自号华阳隐居。故人称他为陶隐居。自此，弘景开始了他的长达四十余年的隐居修行生活。弘景归隐之后，有沈约为当时的东阳郡守，因为敬佩他的志向与节操，多次写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

梁武帝萧衍早年与弘景交往甚密。及武帝即位，其初国号未定，弘景引诸谶记，皆成“梁”字，上书武帝，告之“梁”是运符。武帝遂立国号为梁。后来武帝欲聘弘景入朝为官，亲手写诏召之，并赐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弘景终是不应，并画双牛图与武帝，其图上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见图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遂不复提聘官之事。然国家遇有大事，无不前往咨询，帝与弘景之间，书信不绝，月常数信。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恭敬之状，无以复加。故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

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纹丝不动。接着，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后来，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