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学术思想

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

李颙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所说的“明体”，指的是弄通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他所说的“适用”，是指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弄屯，乃至外国水法等等，并且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不可须臾分离。

李颙提倡“悔过自新”。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他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今日之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他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他曾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以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又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他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他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眉县李柏多次谈讨朱学和王学。李顒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学问渊博，造诣颇深，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树。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实以足下，发明于易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高拱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

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