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采春的古代的邓丽君

说起刘采春，就能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采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彼时吴越一带，只要刘采春的《曲》响起，“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可见其流行程度。犹如80年代的邓丽君，大街小巷只要《甜蜜蜜》响起，就有人跟着哼唱。

刘采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季崇和夫兄周季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相声，最开始由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采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穴。

除善弄参军戏外，刘采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或许果真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这《曲》又名《望夫歌》，所以元稹在《赠刘采春》一诗中说她，“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只可惜这歌声无法流传下来。

如果和邓丽君的歌做比较的话，那《曲》应该相当于《何日君再来》、《江水悠悠泪长留》或是《三年》等。“想得我肠儿寸断，望得我眼儿欲穿。好容易盼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想不到才相见，别离又在明天”，从邓丽君甜丝丝又凄切切的歌声中，或许能想象出几分刘采春那哀怨的悲歌。

不难想见，刘采春和邓丽君一样，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闺妇为最。那时，刘采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采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而且，刘采春并不是仅有歌喉和美貌的歌星，她还是词曲全能的创作型歌手。“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在《全唐诗》中，6首曲皆归刘采春。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不是她的诗作，而是她把当时才子们的诗词拿来配曲，然后歌唱。杜秋娘的《金缕衣》也存在此争议。这种争议，难免有男学者对女性不看好、不平等对待、不信任不尊重的嫌疑。有些男人只要一看到女人写诗，而且还写出了流传甚广的诗，就忍不住要怀疑，忍不住要揣测背后是不是另有一位男诗人的存在。尽管他们最后也找不出那位男诗人是谁，但他们还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怀疑。比如写《诗薮》的胡应麟觉得刘采春的几首诗“非晚唐调”，就否定了她的作者身份。但无论如何，后人还是记住了使它们广为流传的那些女人。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采春也难免绯闻四起。她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 ，后来与刘采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采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比如他这样描写刘采春：“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刘采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刘采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可以想见，她的《曲》已成为那年月的时代之声，感动过、抚慰过很多彼时之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就像当年邓丽君的歌声，当它们在耳边款款响起时，总有人为之动容。

叶法善作为世代相传的著名道士，受到李唐皇朝的重视当始于高宗李治一朝。高宗李治（650-683）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禇遂良等贞观老臣手中，其基本国策仍是沿袭贞规遗规，在宗教政策上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高宗一朝对于道教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第一，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庙加以祭祀，首开唐王朝统治者给老君册封尊号之先河。

第二，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规定为科举考试之内容。

第三，提高道士地位，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九载：仪凤三年，高宗令道士隶属宗正寺，班列于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宗族事务的机构，高宗将道士划归宗正寺管理，实是将男女道士视为自己的本家。如此，道士的地位得到大大地提高。在优宠道士方面，高宗不仅优礼在世道上，而且对已逝道士亦加以追封。受高宗优宠的道士主要有：万天师、刘道合、潘师正、尹文操、叶法善等人。叶法善，世为道士。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城，将加爵位，因辞不受，求为道士。弘道元年（683），令叶法善封南岳，辟地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

第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兴起修建道观高潮。

叶法善道教宗教领袖的地位的确立始于高宗一朝，在后续的睿宗李旦（710-712），玄宗李隆基（712-756）得到了巩固和逐步走向顶峰。

睿宗李旦，是位佛、道二教皆信奉的皇帝，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睿宗尤崇信道教。据史书记载，他不仅对道教理身理国理论十分赞赏，以此作为他的理国之要，而且其登上帝位也与道教有关。《新唐书·叶法善传》载：“睿宗立，或言（叶法善）阴有助力。”《旧唐书·方伎传》曾载：“……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

唐玄宗对叶法善亦宠幸有加，先天元年（712），认为叶法善有“得包贞素，学究无微”的学问与道行，以及“预睹衅萌，亟申忠款”的美德，因此加以封赏，封叶法善为越国公。开元八年（720），在叶法善仙逝后，唐玄宗在《赠叶法善越州都督制》中还肯定其：“天真精密，妙理幽畅，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因以冥默难原，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阆，迹混朝伍”的高超道术，而且进而表彰他“保皇冠而不拔，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芳，冷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映”的崇高美德，以及对唐皇朝“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宜宏益”的政治作用，表达了自己“何莫懋遗，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于怀”的悲痛心情，最后表示要“宜申礼命，式贲泉壤。”赠叶法善以“越州都督”的封号。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还思念仙逝的叶法善，特为之亲撰《叶尊师碑》以祭奠之。

从以上的材料和李唐皇朝自高宗李治始，继睿宗、玄宗对叶法善的持重和封赏以及所记述之事迹而言，叶法善应当为当时大唐社会的著名宗教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之一，并且对唐朝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他的独特的作用与影响。

由于司马迁生前就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他在《报任安书》里说，《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武帝焚毁，就安排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藏在深山里，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把《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书也不可能禁得彻底———够小心谨慎的！

《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

《史记》才得以广泛流传。却是由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

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侏儒。”

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一部《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司马迁有两个外孙，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尘封了二十年，也该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犬子”本是司马相如的小名，后来竟巍巍然成了对自己儿子的谦称。怎么回事呢？

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

最开始，“犬子”之称，其实并无小名之意，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

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而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附庸风雅，竟一时蔚然成风，堂堂皇传至于今日，成为中国人日常用语之不自觉习惯。

支遁作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支遁佛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即色论”、“逍遥论”和西方净土思想等方面，对其禅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也影响到对支遁佛学思想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本土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而形成的。魏晋时期可以称作中国佛教的建设期，三藏经典的译入、义理的阐释、修行方法的发扬等在本时期均已初具规模，僧俗两众自觉或不自觉多以中国思想来理解和推广佛教，如支谦以“大明度无极经”名《般若经》，时人以“格义”的方法解经等等，这对于佛教的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都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经过这样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的中国化佛教。因此，以中国思想来理解佛教或赋予佛教某种中国化的形式，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必要手段。

佛教初传中土，一般以安世高所传小乘佛学和支谶所传大乘佛学为主，禅学的传承也应大致如此。然而早期禅学虽也存在大小两乘交融互通的特点，但就为社会接受和影响而言，仍以安世高一系为大。这与佛教初传中土时更多地被视作“方术”相关，禅定修行也更容易被视为与方术相似，早期著名僧人如康僧会等多具神异，且均属安世高一脉。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南北朝达摩在中国活动时期，《续高僧传》记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231页。）达摩禅法的具体内容在此不论，但其禅法在内涵趋向上当属大乘系统无疑，而不为时人所理解，可以推测当时流行的禅学至少在趋向上更多地包含了小乘禅学的意趣。真正比较系统地介绍大乘禅学思想的当属鸠摩罗什，《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鸠摩罗什在长安时期译出了三部禅经：《禅法要解》（一名《禅要经》）、《禅经》（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同）和《禅法要》（《出三藏记集》，50～51页。），大乘禅学的勃兴也以此为明显。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人们恰好可以在此大趋势下对支遁禅学思想受到忽略的原因予以理解，同时也更恰当地对支遁的禅学思想予以定位。支遁的禅学思想，一方面注重以数息观为入门功夫，一方面更重视通过禅观所达到的般若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将禅由“方术”和“神异”上升为“定学”，成为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向鸠摩罗什译介的大乘禅学转变的中间环节，改变了禅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使禅在社会上层的传播成为可能。同时支遁禅学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道家风格，将禅与《庄子》的逍遥超绝和斋戒的长生成仙联系起来，不仅赋予禅以中国化的形式，使禅在中国士人和民众中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而且摆脱了印度和中国早期禅观离世苦行的特征，成为一种富于情趣的生活化的态度和行为，不离世俗而又超越世俗。在一定意义上，以后的禅宗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佛道渗透、佛玄交融本为魏晋时期思想环境的一大特点，就禅学而言，支遁以中国化的形式对佛教禅学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并通过其实践提高了禅学的地位，扩大了禅学的影响，这就是支遁禅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唐上元二年（761），晚年的李白穷困潦倒，从金陵（今南京）来到当涂，投奔从叔李阳冰。起初，李阳冰不知道李白的窘境和来意，当李阳冰送李白上船告别时，见到李白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后，才又把他挽留下来。诗中首先对李阳冰的才华进行了赞扬，说：“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鲁连擅谈笑，季布折公卿。”他认为李阳冰为人耿介，才高出众，从小就受到家乡贤士的器重和赏识，许多贤达名士都愿意与他交往，说他既不依附权贵，又具有英豪之气。接着他又在诗中对李阳冰在当涂的政绩进行了颂扬与评价。说“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 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太阶平。”他认为李阳冰在安史之乱后来到当涂，临危受命，治理有方，惠泽遍施，政绩卓著。最后才在诗中陈述了自己无所依归的困难处境，说：“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从诗里看出李白分明是在冬天由金陵来当涂访问阳冰的，因为在金陵靠朋友的周济已不能维持生活，所以才来当涂求靠。而李阳冰则气度轩朗，竭力相助，待友以仁，使李白晚年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和归宿之地。

李白寓居当涂后，与李阳冰在县署和山间时相过从，屡有聚会。他看到当时的李阳冰，是“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落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 天庭。”说阳冰不仅书法有独到之处，而且所写的诗文也十分艳丽华美。为了表达对李阳冰的敬慕，他还专为李阳冰写了一篇《当涂李宰君画赞》，赞云：“天垂元精，岳降粹灵。应期命世，大贤乃生。吐奇献策，敷闻王庭。帝用休之，扬光泰清。滥觞百里，涵量八溟。缙云飞声，当涂政成。雅颂一变，江山再荣。举邑 舞，式图丹青。眉秀华盖，目朗明星，鹤矫阆凤，麟腾玉京，若揭日月，昭然运行。穷神阐化，永世作程。”这篇赞文不仅表达了李白对李阳冰怀着十分敬慕的心情，而且为李阳冰这样有谋略、有胆识、有政绩的人，在国家动乱、世道衰微的情况下，不能大显身手、施展抱负而惋惜。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将自己的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冰，请他编辑作序。后来李阳冰将其诗文辑成《草堂集》十卷，并为之作《序》。阳冰在《序》中说他“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俾予为序”。这是说李阳冰在“临当挂冠”正要罢职的情况下，还为李白编了集子，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除对李白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交游等情况作了扼要记述外，同时对李白的著述情况和诗文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称李白是“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说起刘采春，就能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采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彼时吴越一带，只要刘采春的《曲》响起，“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可见其流行程度。犹如80年代的邓丽君，大街小巷只要《甜蜜蜜》响起，就有人跟着哼唱。

刘采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季崇和夫兄周季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相声，最开始由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采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穴。

除善弄参军戏外，刘采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或许果真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这《曲》又名《望夫歌》，所以元稹在《赠刘采春》一诗中说她，“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只可惜这歌声无法流传下来。

如果和邓丽君的歌做比较的话，那《曲》应该相当于《何日君再来》、《江水悠悠泪长留》或是《三年》等。“想得我肠儿寸断，望得我眼儿欲穿。好容易盼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想不到才相见，别离又在明天”，从邓丽君甜丝丝又凄切切的歌声中，或许能想象出几分刘采春那哀怨的悲歌。

不难想见，刘采春和邓丽君一样，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闺妇为最。那时，刘采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采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而且，刘采春并不是仅有歌喉和美貌的歌星，她还是词曲全能的创作型歌手。“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在《全唐诗》中，6首曲皆归刘采春。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不是她的诗作，而是她把当时才子们的诗词拿来配曲，然后歌唱。杜秋娘的《金缕衣》也存在此争议。这种争议，难免有男学者对女性不看好、不平等对待、不信任不尊重的嫌疑。有些男人只要一看到女人写诗，而且还写出了流传甚广的诗，就忍不住要怀疑，忍不住要揣测背后是不是另有一位男诗人的存在。尽管他们最后也找不出那位男诗人是谁，但他们还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怀疑。比如写《诗薮》的胡应麟觉得刘采春的几首诗“非晚唐调”，就否定了她的作者身份。但无论如何，后人还是记住了使它们广为流传的那些女人。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采春也难免绯闻四起。她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 ，后来与刘采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采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比如他这样描写刘采春：“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刘采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刘采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可以想见，她的《曲》已成为那年月的时代之声，感动过、抚慰过很多彼时之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就像当年邓丽君的歌声，当它们在耳边款款响起时，总有人为之动容。

罗隐的才气还是非常出众的，也被当时的人所推崇，当初认他为叔叔的罗绍威，就很喜欢罗隐的诗，他自己还写诗，而且将自己的诗谦虚地命名为《偷江东集》。割据青州的王师范经常派人送信送财物给罗隐，求他赠诗，等得到后，大喜不已，爱不释手。有个朋友中了进士，罗隐写诗祝贺，朋友的父亲却说：“儿子及第我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罗公诗文一篇。”可见罗隐在当时的名气之大，但这名气也成了他及第的大障碍。罗隐一生作品很多，著作有《谗书》、《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江南甲乙集》、《灵壁子》等。 罗隐的诗很有境界，对人生的认识也很深刻，如《孟浩然墓》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书生的冷遇：“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雨凄凄。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墓的高低显示了人死后礼遇的高低。

还有比较出名的《自遣》，对他和当时一些有才华而不能报国的志士的无奈心理做了描述，有的句子至今还被一些人引用，但已经是断章取义了。罗隐在《自遣》中写道：“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其他的诗中也常有佳句出现，如《蜂》中“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筹笔驿》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将思想和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诗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除了诗外，罗隐的文章也很出名，主要是《谗书》中的小品文，在序言中罗隐自嘲地写道：“我来到京城七年，饥寒交迫，几乎不像一个正常人了。丁亥年的正月，拿过这本书来自己骂自己：‘他人用书得荣誉，你却拿它自取其辱；他人用书取富贵，你却因此得贫困。’所以，我的书不过是自己谗媚自己罢了，就叫谗书吧。”罗隐的儿子塞翁，官至节度使推官，擅长画羊，当时人视为一绝。罗隐的《谗书》中有一篇《题神羊图》估计就是在儿子的画上写的，他对当时的不良风气进行了讽刺，大意是：“尧的时候有神羊，是触不直辨是非的。后人却将羊角的形状画得怪异，以为这样才是神羊。哼！尧的羊和今天的羊本来就是一样的。原来的羊纯朴，现在纯朴之风已经败坏了，羊也变得贪婪狠毒，人也堕落了。所以现在的羊角歪了，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触不直辩好坏之人了。” 罗隐有才，但他初期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太狂妄了，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好像天下除他之外再无有才之人，但失意使他的诗才朝着另一个讽刺的方向有了大发展。假如他稍微收敛一些，恐怕在当时会有更大的作为，但这样，那个有才气有傲气的罗隐就不会出现了。朱温也久闻罗隐盛名，用右谏议大夫的官职召他去，被罗隐回绝。同时他还建议钱鏐讨伐后梁，灭掉叛逆唐朝的朱温。他说：“王是唐朝之臣，发兵北伐义不容辞，纵使不能成功，也能保住杭州越州之地，称帝于东方。怎么能向北称臣，做羞辱之人呢？”钱鏐以为罗隐被唐朝长期压制，会怨恨唐朝，这时见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道义为重，对他的人品很是钦佩，虽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北伐，但对罗隐更器重了。

世人皆知贺知章的文采，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贺知章的书法。我们书法爱好者能够看到的贺知章的书法代表作品就是其代表作草书“孝经”了。贺知章书法善草隶，窦臮《述书赋》称：“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词寡俦，如春林之绚采，实一望而写忧。”窦蒙注云：“（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窦氏兄弟评唐名家书多讥贬，惟推崇贺知章“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可知贺知章当时书法之声誉。李白有《送贺宾客归越寺》云：";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为世传诵。传世书法作品中，墨迹有草书《孝经》、石刻《龙瑞宫记》等。

《孝经》全卷纵笔如飞，一气呵成，龙蛇飞舞，神彩奕奕。略取隶意，融入章草，以求高古。既有唐人的严谨作风，又有晋人流润飞扬的风姿，对晚唐和宋人书风影响巨大。

周敦颐的《爱莲说》流传千古，感染世人。那么，《爱莲说》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根由是什么？莲花对周敦颐又产生了什么特殊的影响呢？

早在周敦颐为父守孝期间，舅父郑向一直牵挂其胞妹与外甥孤儿寡母生计艰难。待周敦颐守制服满后，郑向立即派周敦颐同母异父的兄长卢敦文把妹妹和外甥敦颐、敦贲（后夭折）、外甥女季淳一同接来衡州西湖郑宅抚养（遗址位于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和衡阳市青少年宫一带），并亲自为甥授课督学，为外甥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全力加以培植。从这里开始，周敦颐便开始了在衡阳的向学历程。

周敦颐从小天资聪颖，深得舅父的喜欢。更重要的是，他读书勤奋刻苦，又特别喜爱西湖胜景，对白莲情有独钟。于是，郑向在凤凰山庄宅前西湖池畔“构亭”（即爱莲亭）植莲。当时的西湖，地处郡城西关望湖门至安西门之间城外，因西湖塘而得名。“衡州西关有巨浸——曰西湖”，“汪洋千顷，足称伟观”。湖中遍生野莲。野莲花白，俗称祁阳白。每年夏六月始花，一般盛于月中。若三五之夜，恰雨后云霁，白莲受天地雨露滋润，竞相怒放，是时，月华如昼，花月交辉，满湖缟素，如皑皑白雪覆地。白莲绿叶间点缀着一朵朵红莲花，有如三春夭桃，白里透红，红里露白，红白相映，满湖锦绣。热风徐来，株株荷花点头起舞，缕缕清香随风飘洒，满城香透，沁人心脾，令人销魂，故有“西湖夜放白莲花”的典故传世，为衡州城昔日八景之一。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少年时期的周敦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他常常漫步于西湖塘畔，在欣赏美景的同时研究学问，思考人生。不仅如此，莲花香、净、柔、软、不可染的德性，也影响了周敦颐，陶冶了周敦颐的思想情操，为传颂后世的《爱莲说》之诞生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在衡阳主要生活地是他舅父郑向故宅（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处）和郑宅前西湖凤凰山下爱莲亭，郑公为甥授课的讲易台（今衡阳市二中处）。

自周敦颐亡后，由于他所创理学是宋、元、明、清四朝国学，深受恩宠，从小西门至大西门向西北至今南华附一医院和莲湖广场这一大片地方，后人把郑向故宅改建成濂溪周氏宗祠，建有西湖书院，县学、崇圣祠、启圣祠、大成殿、爱莲亭等系列古建筑群（详见遗图）。斯若在，其面积是孔府和孔庙总和。

宋末衡阳对周子纪念性建筑还有一院四祠，即西湖书院，西湖北岸濂溪祠，凤凰山濂溪祠、潇湘门内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并非家祠，是属国家官设祭祀周子和教学合一的纪念地（年拨祭祀银四十两）。

历经浩劫，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衡阳抗日保卫战，以上 周敦颐有关遗迹和纪念性建筑共十处、九处毁于兵火之中，只有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因远离市区，日本骑兵驻此而得幸免，但门柱被马啃，门窗毁坏、厢房尽毁，经后裔艰难维护幸余残房三间至今，这是历经浩劫唯一幸存的周敦颐在衡阳遗迹。

令人痛心的是，周洪这位被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誉为“此盛德之士，鄙闻达、淡声誉，尤人所不及”。右丞相文天祥撰《侍郎公墓志铭》称周敦颐是“百代绝学之倡”，周洪是“千古忠义之首”的一代爱国忠臣墓历经七百二十五年后，于二00三年十一月为建市一中夜深人静中被爆掘，为赶在天亮之前清理完现场，现代施工机械的利速使一代先贤遗骨无存，遗迹不再，御赐文物片纸不留，连同两方碑刻失殁，至今是非无明断。

历史上濂溪文化在衡阳曾有过辉煌，说明衡阳人敬重他、重视他。他的人品、学识、官声曾哺育了无数有识之士，自然也哺育了衡阳之后贤。

战后由于人们人文认识延续缺失，使濂溪文化遗迹景观无规划，把故址另辟它用，从而发生爆掘一代先贤墓建学校有违人文道德和教育本旨的事，今虽异地塑有三周子像，但总难还原故旧情。

说起刘采春，就能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采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彼时吴越一带，只要刘采春的《曲》响起，“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可见其流行程度。犹如80年代的邓丽君，大街小巷只要《甜蜜蜜》响起，就有人跟着哼唱。

刘采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季崇和夫兄周季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相声，最开始由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采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穴。

除善弄参军戏外，刘采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或许果真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这《曲》又名《望夫歌》，所以元稹在《赠刘采春》一诗中说她，“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只可惜这歌声无法流传下来。

如果和邓丽君的歌做比较的话，那《曲》应该相当于《何日君再来》、《江水悠悠泪长留》或是《三年》等。“想得我肠儿寸断，望得我眼儿欲穿。好容易盼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想不到才相见，别离又在明天”，从邓丽君甜丝丝又凄切切的歌声中，或许能想象出几分刘采春那哀怨的悲歌。

不难想见，刘采春和邓丽君一样，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闺妇为最。那时，刘采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采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而且，刘采春并不是仅有歌喉和美貌的歌星，她还是词曲全能的创作型歌手。“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在《全唐诗》中，6首曲皆归刘采春。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不是她的诗作，而是她把当时才子们的诗词拿来配曲，然后歌唱。杜秋娘的《金缕衣》也存在此争议。这种争议，难免有男学者对女性不看好、不平等对待、不信任不尊重的嫌疑。有些男人只要一看到女人写诗，而且还写出了流传甚广的诗，就忍不住要怀疑，忍不住要揣测背后是不是另有一位男诗人的存在。尽管他们最后也找不出那位男诗人是谁，但他们还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怀疑。比如写《诗薮》的胡应麟觉得刘采春的几首诗“非晚唐调”，就否定了她的作者身份。但无论如何，后人还是记住了使它们广为流传的那些女人。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采春也难免绯闻四起。她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 ，后来与刘采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采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比如他这样描写刘采春：“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刘采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刘采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可以想见，她的《曲》已成为那年月的时代之声，感动过、抚慰过很多彼时之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就像当年邓丽君的歌声，当它们在耳边款款响起时，总有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