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浩的影响

政治家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先后担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后因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不久被刘瑾追杀，王守仁升至泸州县令，后升至南京刑部主事，此后屡次升迁，历任考功司郎中，正德七年，再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九年，改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守仁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被封为新建伯，隆庆时期追封为侯爵，兼南京兵部尚书，后总督两广。王守仁因军功是明朝第二个封爵的文官。

军事家王守仁被称为“大明军神”，一生军功卓越。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祸江西三年之久的民变祸乱。次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迅速占领南康、九江，并计划兵取南京，进而北上。时任南赣巡抚王守仁用巧计迷惑叛军，并趁宁王后方空虚攻占南昌，最终在鄱阳湖决战中效仿“赤壁之战”击败叛军，擒获朱宸濠父子及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人，战争为期仅四十三天。晚年又率军平定了两广藤峡盗乱，在归途中病逝。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曹操用过的“连舟为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可见武宗之昏庸。

文学家王阳明的文学成就也很高，但往往被其事功、哲学所掩盖。《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阳明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四库全书》中有评论曰：“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王阳明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王世贞《书王文成集后》评：“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

书法家王阳明在书法上亦可称为明代大家。作品以行草为主。王阳明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哲学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王守仁留有三本传世之作《传习录》、《阳明全书》（即《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门人所辑）、 《大学问》。《大学问》被认为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阳明学在现代中国仍有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都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学。著名学者徐梵澄经过几十年对中国，印度，欧洲思想研究以后，在晚年也对陆王心学赞誉有加。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蒋庆也对阳明赞誉有加（见《政治儒学》一书）。后阳明学通过余姚老乡朱舜水传至日本，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为王阳明学说所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蒋中正也是王阳明学说的信徒，并因此将台北草山改名为阳明山。阳明学逐渐演化成了七个流派：江右学派，南中王门学派，粤闽王门学派，北方王门学派，楚中王门学派，浙中王门学派（左派），阴阳左派（泰州学派）。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逝世后5年，韩敬编印《玉茗堂集》。他的作品于明清两代均有刊本，目前通行的是1964年由钱南扬、徐朔方合编的《汤显祖集》，包括诗文和戏曲。

阵法戚继光创造独特的“鸳鸯阵”，充分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力量，机动灵活打击敌人。　　建立车、骑、步相配的联合兵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敌人；伏兵奇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鸳鸯阵阵形以1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　　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　　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最后一名是伙夫。　　“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　　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仪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这些都体现了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现代性，是戚家军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

领兵将略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学到许多行军打仗的学问。带兵打仗后，又不为书本知识所束缚，能够因地因时制宜，积极寻求制胜良策。他不喜欢书生式的高谈阔论，注重实际有效的军事学问，所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便是其实际经验的总结。他还很善于向同时代人学习，如向俞大猷学习棍法，向唐顺之学习枪法，并以此训练士兵。这种注重实效，虚心学习的态度，使戚继光的军事才能成为一代名将，他所带领的戚家军从未遭受失败，成为抗倭的一只劲旅。

招募新兵 编组训练明朝的基本武装力量是各地卫所军队，但到明朝中叶，各地卫所处于严重废弛状态，根本不能承担实际的战斗。针对这种局面，戚继光主张另行招募新军，并且认为只能用「乡野老实之人」，切忌用「城市游滑之人」。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先后三次深入浙江义乌，共招募一万余名农民和矿工。选定士兵后，对他们进行编组，按照年龄、身材和体质等条件，分别授与藤牌、狼箲、长枪、叉、刀等武器。一方面进行单个训练，另一方面进行营阵训练，以发挥整体的战斗力。通过建立新型的军队，对倭作战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

军纪严明 赏罚必信严明的军纪是胜利的保证。在平时的训练中，戚继光要士兵熟练掌握金鼓、号炮、旗帜的号令，要求做到统一步调，万为一体。作战时，全体官兵必须集体向前，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此外，戚继光还制定了各种赏罚措施，如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一律论罪。采用这样的治军方针，戚继光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

健全兵种 协同作战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所依靠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水师。步兵编制依次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十二人，每营二千六百九十九人。队是基本单位，各人分持不同的武器，作战时集体配合，以「鸳鸯阵」对付敌人。步兵之外还有水师，为了协同作战，戚继光将不同船支配为一哨，二哨为一营，共设四营。北调蓟州后，为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将「鸳鸯阵」加以发展，创立了由车、骑、步相互配合的联合兵种。车兵抵御敌军的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各兵种协同作战，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军事思想。

以众击寡 速战速决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时，经常采用以众击寡、速战速决的战术，这与沿海地形及倭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中国东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倭寇随时都会登陆，登陆后往往占据地形险要之处，向前推进时又常常小股分散。为了争取主动，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调集军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迅速消灭敌人。史称戚继光「临事则飙发电举」，他常以惊人的行军速度，像疾风骤雨一般，及时赶到数十百里之外，用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重点，迅速将敌人瓦解、全歼。然后赶到援敌必经之地埋伏，待援敌经过，出其不意将其歼灭。

军制改革明代名将戚继光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当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40多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军民伤亡竟达3000多人！　　当时中国人口和军队数量都超过倭寇海盗多倍，倭寇海盗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　　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所部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比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军制改革后，这支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2000人。戚家军经过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10年，日本海盗因惧歼而不敢再犯。

编练戚家军戚家军成军于治世(相对明末)，所面对的敌人以倭寇中的萨摩人为主。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戚家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农民和矿工。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比较有名的大战有：嘉靖四十年台州之役，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3000余级，烧杀溺毙无算；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5000余级，其中横屿之战是一场精彩的步炮协同作战，先以火炮击沉倭寇战船并轰击倭寇大营，再以突击队强行登陆突破倭寇本阵，斩杀倭寇头领。嘉靖四十二年莆田的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斩真倭20000余，另于广东剿灭勾结倭寇的海盗吴平，斩从倭30000，吴平逃亡海上。同时还创造了，以平均每22人伤亡，换取斩杀1000人的冷兵器时代“敌我伤亡比”的记录。　　戚家军的胜利还建立在严格甚至是严酷的军法上：如果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队长斩首，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十名士兵全部斩首。斩级的赏赐也颇丰，每一级赏银40两。（相当12000元。）　　戚家军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这样的军队在封建王朝是独一无二的.。　　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3000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编练车步骑营三万。隆庆二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入寇，戚继光以车营抵挡，俘董狐狸侄子长昂，董狐狸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关请罪；万历三年，长秃帅兀良哈入寇，戚继光又活捉长秃。　　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成军到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共斩级万余级，这在日久承平的万历中兴时期是很恐怖的战绩。　　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台的老将吴惟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最初也是由两万浙兵构成。　　戚家军百战不败的原因在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极为先进，以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后膛的神威将军炮、佛郎机炮、大口径的加农炮发熕、鸟铳、倭刀、铁甲，戚家军的装备绝对是东亚第一，世界前列。要知道三十年之后的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两万只火枪，却只有两门轻炮，全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现。而戚家军作为一支地方军队，其火器的先进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机营。

发明兵器狼筅，戚家军的独创兵器，是一种在竹子上安装枪头，伪装性极强的武器。它的本质就是一种长矛，但还留有竹子刚砍下后留下的枝叶等等，适合在隐蔽地带埋伏时使用，枪杆极长，通常与盾牌配合使用，从远处杀伤倭寇。　　戚氏军刀，一种融合了倭刀与中国传统大刀二者共同优点的兵器，它的刀身比与倭刀极为相似，锻造过程也极为考究，吸取了日本刀精工细作的特点，同时在刀身处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弧形缳首和手感更好的握把，便于单手使用（而这正是倭刀的致命缺点，即无法单手护持，防御力差），是一种攻防兼备的利器。　　藤牌，用植物藤条编织的盾牌。乍看上去不堪一击，但防御力极强。　　虎蹲炮，是为了弥补一些外国火器的缺点而创造的炮，这种炮“比鸟铳，一可当百”；比佛朗机更轻、更便于携带，野战时机动性强，防御则可控扼险隘，防御大队敌人，而且机动性又强，翻山越岭不在话下。　　赛贡铳，铳长三尺，内装半斤火药，发射时用木马放在火药前面，再放入若干弹丸，在铳身下面垫着木块以调节射击角度。500人之间可装备五六门。　　六和铳，用六块木板组成，外面装上铁箍，以防爆膛，在水陆均可用来近距离攻坚。　　无敌神飞炮，仿造佛郎机制成，重约1050斤，一发500子，击宽20余丈。

戚继光抗倭保民战迹泽被莆仙（福建莆田和仙游），至今仍为莆仙人民广为传颂。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莆田遭受倭寇严重蹂躏，民不聊生，福建巡抚向明廷告急，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六千余人来闽平倭。

戚家军在宁德横屿痛击倭巢获大捷后向南挺进，击破福清牛田等地倭寇据点。其时部分倭寇集结莆田林墩，依仗河沟纵横，构筑巢穴。九月十四日凌晨，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倭寇林墩大本营。官兵们游水进逼，奋勇杀敌。驻在宁海桥的张谏部与戚家军前后夹攻，与倭寇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戚家军连克营垒几十座，歼敌3000多名，解救百姓2000多人，倭寇残部仓皇败退到平海后遁逃出海。这次大规模歼敌战，就是历史上著名林墩抗倭大捷。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寇闻戚继光回浙，重聚残部进犯福建沿海，福宁、政和、兴化相继失守。他们攻陷兴化府城后大肆奸　淫屠杀，无恶不作，府城内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退出府城，集结在平海卫和东峤许厝。福建巡抚谭纶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再召戚继光回师援救。戚继光率军抵闽后，会集俞大猷、刘显三大营合围夹击许厝倭巢并乘胜追击，歼敌主力，取得平海卫大捷。随后，戚继光挥师南下救援仙游。戚家军配合仙游城官兵围攻倭寇，一连交锋18阵，歼敌1000多人。接着又在大蜚山下全歼500残寇，夺取全胜。仙游城外西北那一带战场，后人称为“五百洗”、“十八战”。

为缅怀戚继光恩德，倭患扫平后各地民众纷纷立祠纪念。三一教主林龙江捐地30亩在林墩建戚公生祠奉祀；此外，还在江口建惠德祠，涵江建功德祠，忠门莆禧、江口东岳观等地亦竖立戚继光石雕像。

戚继光纪念馆位于黄石镇林墩南塘湖畔，原名戚公祠，1995年在戚公祠原址上兴建纪念馆，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大厅伫立着高达2.1米的戚将军塑像，威武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厅堂两侧廊壁专栏刊载戚继光两度入莆平倭英雄史迹。这里每年接待不少中小学师生和干部群众前来参观瞻仰，重温林墩抗倭大捷历史，弘扬戚继光英勇抗倭，爱国惠民崇高精神。

其一，戍闽开漳，加速了东南边陲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使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归顺了朝廷，巩固了大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唐初，泉、潮间被视为“蛮獠”的族，几乎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多住在“背山面海”的“蛇豕之区”，以狩猎为生，山洞为家，到处“榛莽如是，几疑非人所居”（陈元光《谢准请（建州县）表》。他们常与安居从事农耕的汉人发生冲突，历朝政府所派军队都未能进入其“领地”，只能以九龙江为界，“插柳为营”，中央政权鞭长莫及。而九龙江以西尽为“蛮獠”活动场所，他们据此长期与官府对峙，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陈元光祖孙及其将士戍闽开漳，开创了东南边陲的历史新纪元，使昔日蛮荒之地，渐成文明之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风俗等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并逐步贴近中原水平。居民的血统、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自此与中原息息相通，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在闽粤之域得以发扬光大。此后千余年来，闽南一带未出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的割据政权和势力，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其历史意义和影响都是划时代的。

其二，陈元光祖孙数代作为儒家政教思想的实践者和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对漳、泉、潮、汕诸州日后成为饮誉海内外的文风昌盛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属地成为民风淳厚、才俊辈出的礼义之邦，起了勿庸置疑的奠基作用。并以其蓬勃的历史感召力和传承力，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文化的积淀和良风美俗的形成，产生了绵绵无止的影响。陈元光祖孙这一历史功绩的建树，应当说是与其家族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分不开的。这是因为固始地处中原，而中原则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甚至可以说领华夏之先。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元光，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又聪颖好学，有条件博览儒家经典，备受儒家思想文化的薰陶，13岁即领乡荐第一。袭任左郎将和晋任漳州首任刺史后，就显示出他的文韬武略和治漳才能。他不仅是一位善于领兵征战的将军，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满腹经伦的儒教学者、颇有成就的诗人。著有《龙湖集》、《玉钤集》、《兵法射诀》等诗文集，《全唐诗》有其诗作七首。由此可见，集文官儒将于一身的陈元光，具备这样高的素质和修养，主政期间重教兴文，德礼育人，恩威并重，倡导文明，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了。也惟此，才收到了“偃武修文，四夷自服”的社会效果。

其三陈元光及其祖孙戍闽开漳功绩，为闽粤台同胞和海外“唐人”世代景仰，广为传颂。一千多年来，闽粤人民一向尊崇陈元光为“开漳圣王”，纷纷立庙奉祀，至今香火如昔。唐、五代、宋朝廷先后追封陈元光将军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兼光禄大夫中书丞”、“保定将军”、“太尉尚书令”、“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等。漳州和潮、汕地区民间供奉“开漳圣王”的威惠庙、燕翼宫、州主庙等有百余座。目前在台湾奉祀陈圣王的威惠庙、昭惠庙等有53座（一说55座），其中以宜兰、桃园、台北数量、香火为最。在东南亚各地陈圣王庙也有二三十座之多。

史思明与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沉重的打击了唐朝的统治，自此兴盛一时的唐王朝，逐步没落。

虽然安禄山、史思明两个叛贼只折腾了七年，但使中原动荡，千万生命死于军乱，与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以及党争之祸，最终把赫赫盛唐推上了不归之路。

陶弘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推崇葛洪的著作，其经历也和葛洪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草经集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诸多创新与发展是勤劳聪敏、博学广识的先贤在中医药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也成了我们学习、借鉴和研究的珍贵资料。陶弘景整理医籍，十分尊重原作，决不乱涂乱改，也不信口雌黄，即使有补充，也把自己的说法和原书的说法区分开来。如把搜集到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加入《神农本草经》，他就用“黑”字写，有的就用“红”字写。所以，后人有“本草赤字”，

“本草黑字”之称。赤字是本经正文，黑字是后来加入的。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的注释家就争相学习。陶弘景整理医籍，细心、严谨、周密、实用，是我们今天整理中医古籍的一面镜子，不愧为一代名医，流传千古

陶弘景一生爱松，尤其喜欢听松涛。他闻松涛声如闻仙乐，有时仅一人进深山，专去山野谷壑听松涛，人们因而称他为“仙人”。陶弘景继承老庄哲理和葛洪的仙学思想，揉合进佛教观念，主张道、儒、释三教合流，并进一步整理道教经书，对道教颇有贡献。

陶弘景一生执迷道教的“神仙之术”，固不足取，然而陶弘景知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法、山川地理、医术药物、棋琴书画乃至阴阳五行，在药物、治炼、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等古代科技多个方面都有一定贡献。

陶弘景为寻仙访药，常漫游于名山大川中。行至山幽水静的美景之处，陶弘景便坐卧其间，吟诗作赋，作有许多优美诗文。南朝时，散文有了长足的发展，内容上出现了叙事、言情或寄情山水的文章，形式上则出现追求对偶、排比、用典，讲究辞藻华丽和声律求工的骈文。

南宋山水画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继赵孟頫之后，他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院画陈陈相因的积习，开创了一代风貌。中国山水画产生于晋和南朝末，至唐末五代达到一个高峰。北宋的山水画基本上继承李成、范宽等北方派画风，南宋自始至终流行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水墨刚劲派画风。元赵孟頫托古改制，主张摒弃南宋，仿效北宋，远法晋唐。但赵的绘画全面，风格也多变，其山水画早期学晋唐，多青绿设色，后期宗法董、巨、李、郭，以水墨为主。然无固定面貌。黄公望虽受赵的影响，但他专意于山水画，且更多地着意于董、巨，水墨纷披，苍率潇洒，境界高旷，皆超出赵孟頫之上。他并把董、巨一派山水画推向画坛主流地位。董、巨的山水画，本来不受人重视，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指的是李成、关仝、范宽，评为“才高出类……百代标程”。这里没有董、巨的地位。北宋后期米芾发现了董源画的妙处，开始宣扬，但仅在南方引起部分文人的注视，以后便无反应。至元代，和赵孟頫同时的汤厚则以董源代关仝，谓“李成、范宽、董源，……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画鉴》）。

此时董源已为三大家之一。至黄公望《写山水诀》谓：“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董源的地位步步高升，在黄公望眼中已居首位。他更以自己的实践影响后人。至元末，董源的画派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泰斗。可以说，经过黄公望的努力，开拓了一个学董为风的时代，使这个本来不大受人重视的画派发扬光大，彻底变革了南宋院体的画风。

但也确实学过荆、关、李成。因当时董源的名气还不如荆、关、李的名气大，所以，大家都强调他学荆、关、李的一面。他自己既强调学董，也屡屡提到荆、关、李，恐怕也有趋向时尚的意思在内。后来论者只说他学董，乃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黄公望画的实际加以陈述的，倒是更符合实际些。

在元代，黄公望的画名很高，当时著名文人的诗文集中常提到他的画。“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题黄子久画》说：“本朝画山林水石，高尚书之气韵闲静，赵荣禄之笔墨峻拔，黄子久之逸迈，王叔明之秀润清新，其品第固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予敛衽无间言者。”（《清闷阁集》卷九）又说：“大痴画格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同上，卷八）郑元佑《侨吴集》题黄公望山水云：“荆关复生亦退避，独有北苑董、营丘李，放出头地差可耳。”善住《谷响集》亦谓：“黄公东海客，能画逼荆关。”

杨朝英的散曲，多恋情和隐居题材，写来俊逸秀丽。《太和正音谱》说：“杨澹斋之词，如碧海珊瑚。”杨维桢《周月湖今乐府序》说:“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东维子集》卷十一）概括了杨朝英散曲“奇巧”的特点。但他的成就不如关汉卿和卢挚。

杨朝英所编《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是元代最早一部曲选本。约成书于元仁宗皇庆、延年间，前有贯云石序言。附有燕南芝庵《唱论》一篇，为研究金、元声乐提供了资料。另附有宋、金人所作大乐（词）10章。杨朝英初编此书为前后集共10卷，前集5卷为小令，后集5卷为套数。后来可能又经重编书以曲调分类，反映了编者对音律的重视。据书前所列“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表”内所记，共选70余家散曲，但其中有些人的作品在今传所见各版本中皆无，而有些作家的作品虽入选书中，其姓名却又未列入表中，因此可能今传版本非完本。现存主要版本为：①元至正间刊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集五卷后集五卷》；②元刊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残存前集二卷》，此本虽残存2卷，却比10卷本前集多小令100余首;③明钞本《乐府阳春白雪前集四卷后集五卷》，此本比元刊本多小令60余首，套数16首。又，1980年辽宁图书馆发现一种罗振玉旧藏残本明钞《阳春白雪》，存6卷，又比前各本多出套数25首。

杨朝英第二部曲选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编于至正年间。有巴西邓子晋于至正十一年(1351)为之所作序言。全书共9卷，前5卷小令，后4卷套数，仍以曲调分类。选录80余家散曲作品。书前附有元代燕山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对于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研究，很有帮助。《太平乐府》重要版本有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元刊本，即《四部丛刊》的祖本。又有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活字本。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荆浩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将唐代出现的“水晕墨章”画法进一步推向成熟。他总结了唐代山水画的笔墨得失，认为李思训大亏墨彩；吴道子笔胜于像，亦恨无墨；项容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只有张璪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得到他的肯定。荆浩在山水画的师承上不只取法张璪，同时亦在吴道子与项容等人的笔墨得失之间，舍短用长，加以发展，自谓：“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将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笔法记》）。他的山水画已经开始达到笔墨两得，皴染兼备，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一次大突破。他所作的全景式山水画更为丰富生动，其特点是在画幅的主要部位安排气势雄浑的主峰，在其他中景和近景部位则布置乔窠杂植，溪泉坡岸，并点缀村楼桥杓，间或穿插人物活动，使得一幅画境界雄阔，景物逼真和构图完整。荆浩的这种全景式山水画，奠定了稍后由关仝、李成、范宽等人加以完成的全景山水画的格局，推动了山水画走向空前未有的全盛期。他那表现北方山形特点的“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的雄伟风格，对于北宋前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艺术成就极为推崇，元代汤垕在《画鉴》中将其称为“唐末之冠”。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 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 汉代以后， 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 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 特别是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 影响很大. 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 大部分仍是张仲景

以后的中医医学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

程颢、程颐一定程度上继承张载的思想学说，后者对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但及其洛学学派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后人学术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学派。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

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那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宁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弹劾，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于是，“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

岳阳这地方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上自屈原数起，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贬迹。无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也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好，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总是文思泉涌，佳作叠出。

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将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巴陵的山捧着它，洞庭的波含着它，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无余财呀！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结局。可悲的是，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人，受命“审讯”此案，他的调查结果却是“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欲哭无泪，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范相滕公今安在？于是，让我想起了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范秀才，亦多事，数十年光景，甚么先甚么后，万家忧乐独关心。

法家思想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独立思想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姜子牙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子牙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并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而且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仍在借鉴太公《六韬》的精华。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后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 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

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子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拿到今天来看，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被管理者要进行业务考核，要让其名符其实；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在干部任免上要从基层选拔。韩非子说“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保证管理者的质量至关重要。

“势”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无论在专制时代还是民主时代，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权威都是必须肯定的，否则政出多门，言出多家会导致混乱。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搞活我们的经济，这就有可能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对于统一的政令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致使中央的许多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法律、政策贯彻不下去，最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老百姓对国家的权威性提出疑问。所以我们必须要树立国家的威信，以便使法律得以贯彻实施。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价值观并存、多种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辅之以权威和手段，即：“抱法、处势、行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