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张载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载的气一元论本体论哲学是君主专制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成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横渠理气辨》）。

张载对传统文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创立关学，对后世儒家学者影响很大，从北宋时到清代，历代都有学习传承者。其中，宋代的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末冯从吾，全面继承张载思想的为学传统，并总结了500余年的关学发展历史，先后创建关中书院、首善书院，在他的努力下，关学复呈现繁荣景象。

概述南宋江湖词派的清空骚雅来源于姜夔。而姜夔的清空、骚雅分别源于苏轼、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开创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盛唐陈贻惞：“李、杜、王维都很敬仰孟浩然。很显然，除了人品，他们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前辈诗人的启发和影响，不可能不对他的成就表示应有的尊重。”李白、王维都是孟浩然的朋友，诗歌唱和，相互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杜甫与孟浩然有无交往，还没有实证。不过，杜甫受孟浩然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崇儒、追求仕进的思想是一致的。杜甫特别钦佩孟浩然的诗，他的《岳阳楼》诗当是受到了孟浩然《洞庭湖》诗的影响，他的一些绝句也颇类浩然。对李白的影响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在不依附权贵的为人品格上。孟浩然憎恶权奸，唾弃趋炎附势之徒。宁肯“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也不肯立于污朝。这种品格，正与后来李白那种平交王侯、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在任侠精神上。孟浩然《送朱大入秦》、《送吴宣从军》、《赠马四》等诗中所表现的任侠精神，在李白的诗中俯拾皆是。第三，在诗风上。孟浩然的诗中多有自己的形象，遣词用语往往突出主位。“我”、“余”、“予”屡见不鲜，如“我来如昨日”，“予亦忘机者”，“予亦离家久”，“余亦浮于海”等等，不胜枚举。李白的诗更是如此，强烈的个性，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与孟浩然相比则有出蓝之色。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处处有我。第四，在诗体诗风上。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栋梁，楷模

甯戚仕齐四十年，官至大司田，工作可谓是兢兢业业、政绩突出，从而被齐桓公誉为“齐国之栋梁，君臣之楷模”。就连管仲也对其极为器重和佩服。现举几例佐之。一是他凭借一身胆魄和浩然正气，只身入宋国，凭三寸不烂之舌和雄辩之才，说服宋公，不战而胜宋国，使宋国归于齐国麾下，初次使齐国朝野对其刮目相看。二是他利用齐国冶铁业发达的优势，推广使用铁铧犁，结束了齐国木犁人耕时代，进入铁犁牛耕时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管仲制定的相地衰征大计，使齐国农业连年大丰收。他上任大司田不到一个月，就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管仲的相地衰征政策进行补充修正，在荣辱柱上重新颁布；另一件是严惩大奴隶主伯氏抗税不交，使相地衰征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四是他心系百姓，生活简朴。身为大司田，他上求乞于天地风雨诸神，下体察于黎民百姓之间，齐国的庄稼地里，到处是他的身影。他谢绝了齐桓公和管仲为他建造的豪华府第，甘愿栖身简陋的茅屋，和周围百姓的茅舍一模一样。五是齐桓公和管仲带兵外出伐山戎，讨蛮楚，镇西狄，威东夷的时候，总是将国政委于宁戚，而甯戚总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解除了齐桓公和管仲在前方带兵打仗的后顾之忧。无怪乎甯戚死后，管仲就像是塌了半边天，痛惜得整日恍惚，不停地让爱妾婧为他弹奏甯戚的《浩浩白水》。

著作

甯戚著有《相牛经》1卷，为中国最早畜牧专著，对促进齐国农牧业发展产生一定作用。

宁戚相牛

古有伯乐相马，也有甯戚相牛。人们往往对伯乐相马的故事津津乐道，而对甯戚相牛的故事知之甚少。实际上，由于长期管理农事，甯戚著有《相牛经》一卷，后传给了百里奚，而使穷百里秦国饲牛拜相。应该说，甯戚对牛是情有独钟的，他喂过牛，仕齐后又大力推行牛耕代替人耕技术，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发展。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就有“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甯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齐国丰富的养牛经验，带动了养牛业的发展。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打破燕军，足见当时平度养牛业的发达。

后人评价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张伯端在世时并没有亲自创建学派或教派（一般认为，白玉蟾为南宗实际建立者），但在其身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派。

按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楠、陈楠传白玉蟾。辗转授受至白玉蟾，渐壮大为以《悟真篇》为理论经典的重要内丹流派。称为“金丹南宗”，由于张伯端号“紫阳”，故南宗也称为“紫阳派”，与全真道并列金丹南北宗（后合而为一）。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也被尊为“南宗五祖”。

以上南宗嫡派都主张“一己清修”。另据《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还有自称出于张伯端之传的一派，主张“男女双修”，该派始于两宋间的刘永年，刘曾于绍兴壬申（公元1152年）刊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刘永年传象川无名子翁葆光及寺簿卢公， 翁葆光撰有《悟真篇注》等，其徒若一子门人某跋《金液还丹印证图》，称刘永年于绍兴戊午“遇悟真得其道”。然绍兴戊午（公元1138年）张伯端已卒五十多年，当为依附之说。《混元列仙图》亦未列双修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