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书法特点

唐寅的书法不及绘画、诗文出名，但天分也极高。他的书风不离赵孟頫的影子，故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议：“伯虎书入吴兴堂庙，差薄弱耳。”其实，唐寅的书法与绘画一样，均注意广涉诸家、融会贯通，面貌也很多样，只是享年不永，尚未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境界。依据文献记载和存世作品，他曾泛学赵孟頫、李邕、颜真卿、米芾各家，并在不同时期呈不同侧重，从而形成不断变化的阶段面貌。大体上说，其书风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30岁以前，他居住家乡苏州，与同年龄的文征明交善，甚受文氏影响，故两人书画均很接近，唐寅20余岁所绘《黄茅渚小景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湖石、平坡、树丛均极似文氏细笔；书法亦俱从赵孟頫入手，均结体端丽，用笔秀润，唐寅的《高人深隐图》上款字，就极似文征明。第二时期是30岁至36岁，唐寅科场被黜，妻子离异，无奈藉诗文、书画谋生，其时书法上追唐人，力求规范，尤宗尚颜真卿的楷书，用笔凝重，圆硕多肉，结体偏于长方，雄强茂密，点画横细竖粗，并吸纳隶法，横笔收尾似“蚕头”，捺笔收笔中途之顿近“燕尾”，极富力度，如唐寅作于弘治乙丑（1505年）36岁时的《落花诗册》。第三时期是37岁至45岁，唐寅正值壮年，居住在世外桃源的桃花庵，专心从事自由自在的诗文书画创作，生活自得，创作也达到顶峰。其时书法重又归返赵孟頫，并上追唐代李邕，遂形成了自身的成熟风貌，以结体俊美婉媚、用笔娟秀流转的赵体为根基，并融入了李邕斜长的字姿、有力的笔法和生动的布势，于秀润中见遒劲，端美中见灵动。这类风格作品甚多，如作于正德元年（1506年）37岁的《七言律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30余岁的《山路松声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和《行书三绝卷》（丁念先藏）等作品，均呈赵孟頫与李邕相融合的面貌。第四时期是46岁至54岁去世，已属唐寅晚年，自45岁从江西宁王处装疯逃回，他进一步看透了世事，思想更加消沉，行为也更颓放，书法亦变为率意，并吸取了米芾求意取势的书风，用笔迅捷而劲健，沉着而痛快，八面出锋，率真自如，追求力量、速度和韵味；同时又融诸家笔法于一体，使结体、用笔均富于变化，并达到了挥洒自如、神机流走的境地。代表作品有50岁以后作的《西洲话旧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看泉听风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上款题等。

手迹与成就

传世书迹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柳州石井铭》等。《罗池庙碑》，唐长庆元年（821）正月立。韩愈撰、沈传师书、陈曾篆额。旧在广西柳州，久佚。仅清何绍基藏宋拓孤本传世。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影印本。此碑书法秀润妍美，清劲有神，字型虽瘦，然筋而藏肉，略无枯瘠之态，极为可爱。唐代后期是书法的萧条时期，但以沈传师为代表的“矫肥”派，显然多少也给沉闷的书坛带来一些活力，也给柳公权创“柳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与柳公权书法的比较

楷书《柳州罗池庙碑》为沈传师53岁时所书，碑文由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纪念颂扬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所做的政绩。碑立于罗池庙内，碑石早已不存，至于何年遭毁，现无从查考，今所见拓本乃据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一册影印。浏览此碑书法，气息清劲圆润、骨法神健，结字虽较为瘦削，然挺健秀朗，肉藏于筋，略无枯瘠之垢病。乍一看，近似柳（公权）书，但细察与柳书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柳书中宫过于内敛，紧缩得让人心中发慌，沈书却无此特征，虽然中宫也稍作内敛，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较宽松的。另一个与柳书不同点即在结构上，沈氏书法结体多呈左低右高势，且略向右欹侧，当然，此碑书法也确实存在与柳氏书法相同的地方，其中竖弯钩、点、撇、捺、悬针竖等用笔和一些字的结体如“言“字旁，“诏”、“柳”、“师”、“不”等与柳书如出一辙，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请看王铎跋此拓本的一句话“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柳诚悬、欧率更，合为一家”。如果王铎的话可信，显然沈师承了柳，然据《旧唐书》柳公权本传推测，柳（公权）小于沈传师九岁，同时，本传有一段话也耐人寻味，“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说不定这“近代笔法”里就包括沈传师在内。如捡柳书《李晟碑》与《罗池庙碑》对照，用笔与结字即颇为仿佛。看来王铎的沈“本”柳公权是要打折扣的。黄鲁直在论唐代书法时，曾说“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元和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可见柳、沈都是力“矫肥厚之病”以尚“清劲”为美的书家，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柳、沈都是极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这样看来，柳、沈书风的相近也就不足为怪了。

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颜鲁公书法既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既以其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又以其丰富的人生育之，境界自然阔大。在吐露风华的青年时代，颜真卿就向张旭请教“如何齐于古人”的问题。这是颜氏的书学心声，亦是颜氏高悬的鹄的。这位从小以黄土帚扫墙习字的颜氏苗裔，几乎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高耸的书学起点上。而在书学上鲲鹏展翅，则经过了几乎长达三四十年岁月的历练，才稍成自己的面目与气候。继之又以数十年工力百般锤炼、充实，使得“颜体”形神兼具。而其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颜体”终于在书坛巍然屹立。　　颜真卿一生书学境界的历练，大略有三。

第一境界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　　在五十岁以前，可以说是第一境界的历练。在这一过程中初步确立自己的“颜体”面目。如果以天宝五年（746），张旭在裴儆府上授笔法于颜真卿为一个界线，那末在此以前颜真卿尚在艰苦的摸索阶段。此一阶段传世之作鲜见。如天宝元年写《张仁蕴德政碑》，天宝五年写摩崖书法禾山石壁“龙溪”二字。此时颜真卿在书学方面已有相当的修养，这在张旭考问颜氏十二笔意时，颜真卿或以从张旭处领教所得，或以自己攻习所悟对答如流，使张旭深以为然。他志向高远，期在“齐于古人”。张旭也因此愿意再授笔法。　　在接受张旭的笔法后，颜真卿欣喜地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或作七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因此，从天宝五年以后的五年（或七年）时间，可说是颜真卿依照张旭的指引，刻苦再磨砺的阶段。果然在天宝十一年后，颜真卿书碑渐多，在社会上已享有一定的声誉。天宝十一年书有《郭虚己碑》、《郭揆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等。天宝十三年又有传世名作《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碑阴记》等。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颜真卿投身于金戈铁马与叛军作战之中，无暇顾及笔砚艺事。此可为颜氏书法历练的第一阶段，也是第一境界的历练。　　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总体上说，是“颜体”的初步形成阶段。从《多宝塔》等典型作品的分析中可知，颜真卿所追求的是用笔上沉着、雄毅，以健力立骨体，敷以较厚之肉彩；结体上整密、端庄、深稳，由瘦长型变为方正形；在布白上减少字间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这一阶段，颜真卿追求“雄”中有“媚”的境界：“点画皆有筋骨”，“点画净媚”，“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另外他基本上专门攻习真书、草书，虽有隶书、篆书之作，并不多。颜真卿的第一境界，从初唐而来，又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面目。这种境界的历练又多循张旭所示为门径。

第二境界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　　从五十岁后至六十五岁，可以说是第二境界的历练。在这一过程中“颜体”形神兼具，已渐成熟。其间作品有《金天王庙题名》（758）、《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758）、《鲜于氏离堆记》（762）、《磨灭记》（762）、《颜允南碑》（762）、《韦缜碑》（763）、《臧怀恪碑》（763）、《郭家庙碑》（764）、《颜秘监碑铭》（765）、《颜乔卿碑》（769）、“逍遥楼”三字（770）、《殷践猷碑》（770）、《张景倩碑》（770）、《元子蜇遗爱碑》（770）、《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771）、《麻姑山仙坛记》（771）、《小字麻姑山仙坛记》（771）、《大唐中兴碑》（771）、《颜含大宗碑》（771）、《宋广平碑》（772）、《重建颜含碑》（772）、《八关斋会报德记》（772）等等。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其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书生——斗士——统帅，立朝——外黜——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生体验更多，艺术体味也就更深。这些，颜真卿“一寓于书”，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神形兼备，终至成熟。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成蚕头燕尾，直画则成弓弩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上说，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篆隶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　　既至此境界，颜真卿已一扫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真可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颜体”。

第三境界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　　在六十五岁以后的十多年中，可以说是第三境界的历练。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此时期的作品有《元结碑》（772）、《干禄字书》（774）、《颜杲卿碑》（774）、《妙喜寺碑》（774）、《竹山堂连句》（774）、《李玄靖碑》（777）、《颜勤礼碑》（779）、《马璘碑》（779）、《颜家庙碑》（780）、《颜氏告身》（780）、《奉命帖》（784）、《移蔡帖》（785）等等。如《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典型碑刻中，颜书在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真卿晚年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对生命与书艺在反省中得到悟彻，并将生命哲学与书艺哲学打通，因此在其点捺撇画中既留着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颂歌；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光辉！至此境界，其书如老枿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生机盎然。

吴琚好书画工诗词，尤精翰墨，孝宗常召之论诗作字。《江宁府志》云：“琚留守建康，近城与东楼平楼下，设维摩榻，酷爱古梅，日临钟（繇）、王（羲之）帖。”擅正、行草体，大字极工。京口（今江苏镇江）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墨迹，乃为吴琚所书，今六大字额仍存，佳书为名山增辉。其书法明显特点是酷似米芾，有“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之说。

吴琚毕生都用力于米书，然而，米芾生性狂放怪诞，而吴琚性情较为温和。据《宋史翼》本传云：“陈傅良在太学，琚执弟子礼，惜名畏义，不此戚畹自骄。”可见他极有道德修养，所以尽管吴氏学米书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但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运笔结体，吴书更为俊逸俏丽。董其昌评吴琚云：“书似米元章，而俊俏过之。”吴琚的运笔较米书内敛，落笔沉雄，稍运即止，结体八面呼应，看上去十分舒服，即所谓“俊俏”之意。

楷书大家赵孟頫的书法，因熟而俗，这是董其昌的评价。不过，作为入门规范训练，还是不错的。　　赵孟頫与夫人管道升同为中峰明本和尚（1263-1323）弟子。精通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篆籀分隶楷草书俱佳，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羲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直接晋人。

吸取长处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书论深高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他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其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遥追五代、北宋法度，论者谓：“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 交友甚广，与高克恭、钱选、王芝、李衍、郭祐之等相互切磋；直接受其指点的有陈琳、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能诗文，风格和婉。兼工篆刻，以“圆朱文”著称。

传世书迹传世书迹较多，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传世画迹有大德七年（1303）作《重江叠嶂图》卷、元贞元年（1295）作《鹊华秋色》卷，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皇庆元年（1312）作《秋郊饮马》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著有《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　　康有为曾说“勿学赵董流靡之辈”，这是个人偏见。因康瞧不起赵身为帝胄而入元为官，故对其书法极尽贬低。世人只道赵字婉转流利，却不知其外秀内刚，六十岁以后作品更是老辣厚重，绝无柔媚之气。近人马宗霍《书林记事》谓：“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张雨其书初学赵孟頫，入松雪之室。赵指导他学李邕《云麾将军碑》，得上疏汉密字形，笔法遂趋猛峭劲利，所书《台仙阁记卷》可见其踪迹。他去掉了赵书的雍容、平和，添之以神骏、清遒，其《九锁山诗楷书卷》便有六朝人的宽舒高古、清癯出尘气息。其后游历识见增多，六十岁后脱去道袍，还其儒身，隐居于杭州，与黄公望、倪瓒、俞和等一批隐士过从，尤与杨维桢往来甚密后，他的思想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耽溺酒色，寻欢作乐，贪图“一刻春无价”，书法上他又私淑于米芾，书风遂变为放纵、恣肆，其代表作《登南峰绝顶诗草书轴》，以方瘦长曳、虚实变化之笔，在行气、章法上用对比度特别大的疏密聚散和激越跳荡，作品呈现出一种隐逸文人孤傲不群颇为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故明人周之士《游鹤堂墨薮》评曰：“张伯雨健而近佻。”这种审美立场自然还停留在赵孟頫审美中庸观的范畴之内。

《登南峰绝顶诗草书轴》高108.4厘米、宽42.6厘米的立轴书，乃元代书法作品所罕见。查《中国书法全集》元代编计7卷80位书家近300件作品中，只有7件立轴作品，其中杨维桢2件，张雨4件，倪瓒一件。可以说，张雨和杨维桢是中国书法从翰札、卷、册转向立轴书的开拓者。传世的4件立轴作品中，现存于台北故宫的《绝顶新秋诗轴》为最早一件，为其晚年（即59岁）所书，尺幅在154.3厘米×34.3厘米，立幅上书七言绝句行草书两行偏右，左下方用八个特别小的行书暑了下款：“大元至正辛巳，张雨。”作者显然尚未找到署款的恰当章法，应算其立轴书的尝试之作。其后的《为子中书诗轴》款字未预留位置用极细小行楷书写成，它和前述《登南峰轴》一样甚至均未署名，显然张雨尚未找到署款在章法中成熟的结构位置。

四件立轴书有两件高度均在三尺以内，比起明代中期以后动辄逾丈的高堂大轴来说尚属小件，但这种转变引起了书法创作与审美摸式的巨大变化。如果说张旭、怀素、黄庭坚的大量草书卷从文字内容上已完全脱离实用进入纯艺术创作状态的话，那么张雨等的立轴作品则进而从审美形式摆脱了实用功能，可以说这种立轴书是从创作到审美均进入了纯艺术。张雨在立轴书法创作的开拓之功。

他在复古主义大潮之下，口头上和赵孟頫一样讲回归魏晋，而在创作实践上仍与北宋苏、黄、米为旗帜的尚意书法观一脉相承，其本质上是赵孟頫书法的反对派。

郑文宝从小聪明好学，深得徐铉真传。曾亲自去峄山访求秦刻石，未果。便于北宋淳化四年（993）以其师徐铉（916一991）摹本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长安本”，又名“陕本”。因郑文宝不明形制，将其刻为“碑”形，即后世所称的《峄山碑》。此碑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第五室。宋代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泰峄山刻石》记述了郑文宝访求刻石和刻碑的情况：

右《秦峄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明代杨士奇《东里续集·长女峄山碑》跋曰：

右《峄山碑》，盖宋淳化四年郑文质以徐兹所授《峄山》摹本刊置于长安学中者。文质，兹之徒也。今泰山有秦刻，李斯真迹尚在，但磨灭多矣，间于邹侍讲家见摹本止廿九字，其去此甚远也。

又碑后附有郑文宝跋，碑字雄浑温雅，无一笔开后人恶道，《石鼓》后无可比肩，汉印之传于后者，皆步其轨蹰。跋曰：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枯，酷耽玉著，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峄山碑》摸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己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求访秦碑，邀然无睹。逮于旬决，险怅于棒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稚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排鱼袋郑文宝记。

柳公权是楷书书体的总结者和创新家，他在研究和继承钟繇、王羲之等人楷书风格的基础上，遍阅近代书法，学习颜真卿，溶汇自己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楷书，为后世百代楷模，成为“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之一。

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书贵瘦硬方通神”他的楷书，较之颜体，则稍均匀瘦硬，故有“颜筋柳骨”之称。

自唐代元和年间以后，柳公权声誉日高。唐宣宗尤为珍爱柳公权的墨宝，曾召柳公权到殿前，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拿着笔，柳公权用真书在一张纸上写了“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十字；用行书在一张纸上写了“永禅寺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十一字；用草书在一张纸上写了“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八字。宣宗赏给他锦彩及瓶盘等银器。又让他自写谢状，不拘真书、草书。当时公卿大臣家为先人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亲笔所书的碑文，人们会认为是不孝行为。而且柳公权声誉远播海外，外夷入贡时，都专门准备钱财来购买柳公权的书法。唐文宗曾称赞其书法连钟繇、王羲之再生，也超不过。

今人学书入门，依然首选唐代颜、柳、欧、褚、虞等书法家，特别是柳公权所建立的一整套楷书的规范，今天仍然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柳公权在书法艺术的改革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唐代书法发展进行总结，也为整个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书画相通”，这是中国艺术史及美学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杜甫知画又知书，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学外，杜甫对其他艺术也很留心。例如书法，‘九龄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后来在他的《观薛少保书画壁》、《观张旭草书图》、《李潮八分篆歌》诸诗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对书法的兴趣和修养。”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顿挫’称杜诗，顿挫者，指诗的章法曲折，意境深远。……这不是和书法的‘一波三折’等笔法相通么？

世人皆知贺知章的文采，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贺知章的书法。我们书法爱好者能够看到的贺知章的书法代表作品就是其代表作草书“孝经”了。贺知章书法善草隶，窦臮《述书赋》称：“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词寡俦，如春林之绚采，实一望而写忧。”窦蒙注云：“（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窦氏兄弟评唐名家书多讥贬，惟推崇贺知章“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可知贺知章当时书法之声誉。李白有《送贺宾客归越寺》云：";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为世传诵。传世书法作品中，墨迹有草书《孝经》、石刻《龙瑞宫记》等。

《孝经》全卷纵笔如飞，一气呵成，龙蛇飞舞，神彩奕奕。略取隶意，融入章草，以求高古。既有唐人的严谨作风，又有晋人流润飞扬的风姿，对晚唐和宋人书风影响巨大。

黄庭坚在继承传统、学习前辈书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的书法也存在某些缺点，如有些笔画过瘦过长，像苏东坡讥之为“树梢挂蛇”那样，的确显得难看。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说，黄书有他的独特风格。

黄庭坚 送刘季展诗帖

一、中宫敛结，长笔四展：

黄庭坚的行书，每个字大都长横长竖、大撇大捺，但每个字的中宫（“中宫”即中心）似乎都有一个圆心，其他笔画从圆心中放射出来。这种“破体”的“辐射式”的字形结构，突破了晋、唐以来流行的那种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外形，而以其点画的借让，既把握重心，又夸张某些笔画，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浑融萧逸的雅韵和骨力道劲的气魄。

二、欹侧变化，不受羁束：

黄庭坚的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字形的结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他写出的横画倾斜不平，竖画虬曲不正，每个字的各部分常以相乖或相应的歪斜之形作配合，一反前人横平竖直的平淡、呆板的结构，使他的字显得风神潇洒，瑰玮跌宕。苏东坡很欣赏黄书欹侧的特点，曾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东坡续集》卷四《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三、点不挑起，一代奇书：

黄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写三点水偏旁时，最下一点多不作挑起如《范滂传》中的“范”、“滂”、“汝”等字，《诸上座帖后记》中的“净”字，《松风阁诗》中的“涛”、“洗”、“洒”、。潺，、“沈”等字，特别如行书《经伏波神祠诗卷》，全篇有十七个三点水偏旁的字，除“泽”、“得”二字外，其他十五个字的最下一点全不作挑起。宋代袁文评黄庭坚的书法时说：“字之从水者，篆文作此*字，盖水字也。至隶书不作*字，乃更为三点，亦是水字，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丽，信一代奇书也。”（《瓮牖间评》卷四）。

四、撇改为点，蹙写上收：

黄书大多以大撇大捺、长笔四展见功夫，这是黄书的明显特点，但黄书也有时将一些字的笔画故意缩短和上收，其中最突出的如《王纯中墓志铭》、《诗送四十九侄帖》，《松风阁诗》等中的“修”字和“参”字，黄庭坚都将字中的三撇蹙写和上收为三点，这种异乎寻常的处理，使字体结构中的“展”与“蹙”形成对比，长笔短画，多姿多态，使这些字的笔画多变化和不重复。这是黄书的又一特点。

五、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黄庭坚对一些下面带有四点的字，写时都将笔画连续，成一道波浪形，如《黄州寒食诗卷跋》中的“兼”字，《花气诗帖》中的“薰”字，《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马”字，《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王纯中墓志铭》中的“无”字等。这样处理，使字的上半部较为端正、平稳，表现为“静”，而下面的四点写作波浪形，连续一笔而成，则显得潇洒飘逸，表现为“动”，这样便使字体结构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六、不泥古法，得笔外意：

黄庭坚的草书如龙飞风舞，超轶绝尘，为世人所称赞。他虽师承张旭、怀素，但他不泥古法，力求创新。金代诗人施宜生称赞黄庭坚的草书时说：“行行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摇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中州集》卷二“跋山谷草书”）赵秉文在《题涪翁草书文选书后》说：“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故其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黄庭坚草书的有些字形虽与张旭、怀素所写的字有些相似，但他善于用笔，深得此中三昧，所以黄书的线条千姿万态，变化多端。旭、素的许多笔画虽也豪逸放肆，但多是一笔简单而过，而黄书则一波三折，或箨龙坼石，或轻梢遏云，妙兼数体，圆转卓绝。我个人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庭坚的草书已超过张旭和怀素。另外，苏东坡说过：“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从生活阅历、文章学问等方面来说，黄庭坚远比旭、素丰富和渊博。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其中，《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这件书迹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摇桨用力的样子。不论收笔、转笔，都是楷书的笔法，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意韵十足。在后段提到前一年已去世的苏轼时，心中不免激动，笔力特别凝重，结字也更加倾侧，是尚意书风的典型，其风神洒荡，意韵十足，堪称行书之精品。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九。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存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前言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我们分别就其行书和草书来探讨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渊源。

行书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边贡以诗著称弘治、正德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驾诗坛，而边诗以富有文采为时人称许。综观边贡诗集，佳作多有，“风人遗韵，故自不乏”（《明诗别裁集》），而拟古摘句之什也掺杂其中；沉稳平淡，风格朴质，是其所长，而题材狭窄，调多病苦，为其弱点。要之，其拟古摘句之作，影响消极，而其纤丽俊逸之作，则开“神韵”之渐。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整理翻刻其诗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诗心有相会之处。因此，边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自应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文，后人编为《边华泉全集》。王士祯编选有《华泉集选》4卷。

边贡子边习亦有文名，在乡里教徒谋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称赞，把其诗作附刊于所编的《华泉集选》卷后行世。

边塞经历

彭而述长期仕于西南边陲，西南的风土人情自然不同于中原，使他倍感惊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风物诗就是记载、描摹西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如：“黔山殊易了，值此忽惊人。象马空中下，鸾凰物外真。古柏蹲山脚，奇峰触面开。三山涌作柱，百怪结成胎”（《飞云岭》）；“乌蛇长百尺，巨蟒大十围，倒餐角鹿卷树枝”（《行路难》）；“环山簇石笋，拔地起松根”（《平彝卫》），等等，写景状物，如在眼前。而其有些诗则侧重于表现当地人民，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如“红藤腰围黄金齿，乡面花角来嘎理。双颊象牙环，髻插白雉尾。南山遮些郎，北溪地羊鬼，相约共赴陆梁会。”（《大（棘火）歌》）男女青年，身着独特的民族服饰，兴致勃勃地相约赴会，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特点描述

总之，《读史亭诗集》在内容表现上，有个人苦闷的倾诉、战乱生活的叙写、世道人心的评说、边陲生活的描绘。彭而述在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基础上，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动乱年代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彭而述的古诗乐府，质朴通俗，多仿民歌之作，不乏清新的韵味；其律诗严守格律，平仄对仗，极见功力。诗人精研经史，博见广识，故作诗使事用典，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