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的重大事迹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征南元帅阿术与刘整共同负责取襄樊。襄樊虽有吕元焕死守、李庭芝援助，但由于贾似道消极抗敌，一味求和，最终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被攻陷。咽喉之地襄阳破则临安摇，南宋小朝廷的半壁河山已岌岌可危。对蒙古来说，这是宋蒙开战以来空前的大胜利，它表明了蒙军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其实力明显超过南宋。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度宗赵禥驾崩，享年35岁。贾似道将他年仅5岁的次子（嫡子）赵显拥立为帝，史称宋恭帝。这时，元军南下的铁蹄日益迫近，号称百万大军的蒙军左右两路军分别由阿术、伯颜率领，攻下了“江鄂屏蔽”之称的阳逻，势如破竹，直逼芜湖。贾似道无法，只好亲自督师芜湖。他到芜湖后无心作战，幻想求和，求和不成与伯颜的元军迎战于丁家洲、鲁港。鲁港之战，宋军明显处于弱势，主力全部失败，贾似道逃亡扬州。

贾似道的昏庸腐败，激起了举国上下的义愤。时任知枢密院事的陈宜中，也一改依附贾似道的态度，他向从败军中归来的翁应龙询问关于贾似道的情况，翁应龙说不知道贾的下落。陈宜中以为贾似道已经死去，就上疏要求治贾误国之罪，要求革其职务。但朝廷不答应，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岂宜以一旦罪，失遇大臣之礼?”贾似道走的时候命令他的亲信韩震总督亲兵，有人传说韩震要以兵力劫朝。陈宜中知道后，假意召见韩震计事，伏壮士将韩震杀死。陈宜中此举，一方面在舆论的压力下把贾似道的势力消除，既顺应了当时抗蒙的民心，又显示了自己的“不党于似道”。另一方面，他又夺取了朝中权利。不久，皇帝在曾渊子等人的请求下，陈宜中被拜为特进（高级侍从官）右丞相，掌握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大权，到达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成为了继贾似道之后朝廷的资深人物。

从依附贾似道而青云直上到上疏皇帝治贾似道罪，对贾似道来说，陈宜中扮演了一个恩将仇报的角色。但平心而论，他在客观上打击了投降派贾似道势力，顺应了民心。同时，他也为自己走上政治权利的顶点铺平了道路，自此，他开始左右南宋局势。

贾似道芜湖失败后，被谪为商州团练使，在南去途中经福建漳州城南木棉庵时，被山阳县尉郑虎臣所杀，一时大快人心。然而，南宋王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了。元军直逼临安，一切都如覆巢之下。

虽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是统治集团士大夫之间的争斗却并未休止，左丞相王熵与右丞相陈宜中虽都为贾似道所提携，但二者之间积怨颇深。大敌当前，抗元成了南宋的头等大事，陈宜中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很模糊，既无抗战的准备，也无议和的迹象。王熵在朝中抱怨自己有职无权，提出辞职。为了缓和两位丞相之间的矛盾，谢太后任命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王熵为平章军国重事（位在丞相之上）。留梦炎既无能又无耻，王、陈之间仍勾心斗角不断。当时朝廷命张世杰等四路进击元军，陈宜中与留梦炎都不出督战，王熵坚持要丞相出兵吴门，以安抚诸将，鼓励士气。陈宜中准备出师，但皇帝及许多公卿都决计不下。德祐元年（公元1276年）七月，张世杰的军队兵败焦山。王熵以为报复陈宜中的机会来了，他提请辞职，并含沙射影地说：“大敌在境，吴门距京都不远，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不得其职，又不得其言，乞罢免。”皇帝没有答应。

不久，王熵的儿子唆使京城大学生刘九皋等伏阶上书陈列陈宜中过失数十条：“宰相当出督而畏缩犹豫，第令集议而不行。”“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臣恐误国不止于一似道矣！”陈宜中一气之下，弃职而去。谢太后六神无主，连忙罢免王熵，下令逮捕刘九皋，又恳求陈宜中的母亲杨氏动员陈回朝。陈宜中好久才答应回朝，任右丞相。

抗元

陈宜中此次回朝之后，开始对抗元救宋想办法了。首先是抗战。他命令夏贵率军保卫临安城，动员全民皆兵，又在临安城招集15岁以上的男子为士兵。有些童子兵身不满4尺，作战能力低下，“人皆以为笑”。其次是求和。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元军攻破常州，又占领独松关，临安城下仅有文天祥的勤王兵3、4万人，左丞相留梦炎私自出逃，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王朝，积蓄力量，十二月，陈宜中派将作监柳岳前往元军大营求和。柳岳哀求元军班师，保证每年进奉修好，伯颜说：“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其后不久，陈宜中又派正少卿陆秀夫前往，请求称臣纳币，伯颜不答应，又称侄孙，伯颜还是不从。抗战无力，求和不成，陈宜中想到迁都，他向谢太后说明其意图，谢太后不答应。陈宜中在朝廷中痛哭哀求，陈述迁都的必要性，谢太后一向倚望陈宜中，此时已无主意，只好从之。陈宜中与谢太后约定了出逃临安的日期，仓皇之间发生了差错。谢太后已作好出逃的准备，从早上等到晚上，没有见到陈宜中的人影，她将簪珥摔在地上，大怒道：“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欤?”于是迁都之事只好作罢。

德祐二年（公元1276）正月，元军进驻臬亭山（浙江杭州市东北郊），临安城里一片混乱。陈宜中以及朝中文武百官纷纷逃离临安。谢太后无计可施，只好派临安知府贾余庆以恭帝名义奉传国玺及降表，到臬亭山向伯颜请降。但伯颜对这份降表仍不满意，如仍称宋朝国号、未向元朝称臣等，他要求南宋派宰相来面议投降事宜。丞相陈宜中的逃跑，使谢太后等怒不可遏。她只好在朝中选择可担大任者，派当初组织“勤王兵”的状元大臣时任丞相的文天祥和吴坚与伯颜议和但没有结果。是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皇帝及皇亲、后宫人员数千人被元军押解北上。至此，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陈宜中也在逃往温州的过程中丧母，从此过着国亡家破的生活，漂泊在海上。

崖山之战

德祐二年正月，谢太后在向元朝递交降表之前，宋恭帝封皇兄赵昰为益王，制福州。后来，赵昰和弟广王赵昺、宋理宗驸马杨镇、度宗杨淑妃之兄杨亮节赵宋宗室秀王赵与择等一行经婺州、温州辗转来到福州。次年五月，赵昰即位于福州，升福州为福州府，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皇太后，同政听，进封广王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丞相。此时，赵昰年仅10岁，史称宋端宗。福州政权的建立对南宋来说不无复兴的希望，尽管前途十分渺茫，陈宜中仍在这个“海上行朝”中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主管南宋流亡政府的全面工作。

即使在这样危急时刻，权贵们仍没有忘记争权夺利。外戚杨亮节用事，以国舅自居而“居中秉权”，嗣秀王赵与择则“自以国家亲贤”对杨亮节多方掣时，杨怀恨在心，不久将赵与择逐出朝廷。 在抗战派中，陈宜中起初看重陆秀夫和文天祥。他认为陆秀夫“常在兵中，知军务”，多委以重事，而陆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后来二人发生分歧，陈宜中指使台谏官弹劾陆秀夫并将他免职去潮汕 。文天祥作为抗战派的中流砥柱，侥幸在被押往大都的途中逃回来，颠沛流离，历尽艰苦来到福安府。他派人招豪杰于江淮、募义兵于温州，但此时他们未被重用，与陈宜中发生纠纷，被排挤出朝廷而转战于外；。

宋朝统治集团矛盾纷纷，但元军侵南的步伐却从未减缓。元军南下的途中，曾遭到许多爱国将领的坚决抵抗。湖南的李芾、淮南舶李庭芝、广西的马墅、东川的张钰，都演出了极其悲壮的一幕。尤其是文天祥在老家江西的空坑、广东的五城岭领导的抗元斗争，尤为激烈，几乎全军覆没。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十一月，元军进犯福建，知福州府王刚中开城投降。 端宗护送到海上，到达泉州。张世杰以宋端宗名义向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蕃客回回”）人蒲寿庚（1205-1290年）征调海船，由于措施不当，逼反了早已有反意的蒲寿庚，蒲拥兵作乱，兵围泉州， 宋端宗等南宋小朝庭撤离泉州，再到秀山、井澳。

在元军的追击阻截下，端宗一行四处飘泊流离。景炎三年三月，他们飘流到井澳（广东中山市南大洋中），在井澳乘船时，遭遇突如其来的飓风，被掀落海中。加上连日航海颠簸，身体虚弱，不久死于雷州湾硇洲的船上，死时只有十一岁。 陈宜中因绝望仓皇逃走。

陆秀夫立卫王赵昺为帝，与少傅张世杰共同秉政，改元祥兴。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六月，帝移居压山（广东新会南海中）。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初六（3月19日），张弘范率领的元军与张世杰在崖山进行最后一战， 次日，陆秀夫闻讯大哭，背着9岁的小皇帝帝昺跳海而死。杨太后闻知，亦跳海而亡。六月，张世杰在海上遭遇风浪，亦毁船坠海而死。至此，宋朝已经伴随着逝去的海波，烟消云散，立国共三百二十年。

山东备倭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因病去世，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父职，成为登州卫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五年（1546），分工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二十七年（1548）至三十一年（1552），奉命率领卫所士兵远戍蓟门（今北京市东北），春去秋归，每年一次。　　二十八年（1549）考中武举，次年进京会试，正逢蒙古俺答汗兵围北京城，戚继光临时守卫京城九门，并两次上书陈守御方略。　　三十二年（1553），被提升为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到任以后，戚继光整顿卫所，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使山东沿海的防务大大改观。

浙江抗倭当时浙江倭患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此后，戚继光多次与倭寇作战，先后取得龙山、岑港、桃渚之战的胜利。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最后得到批准。　　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无意目睹到义乌矿工与永康矿工打架的场面（几万人打架），戚继光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了近4000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就是著名的戚家军。　　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　　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戚继光在台州十三战十三捷，基本平息了浙江的倭患。

岑港之战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巡抚胡宗宪诱捕斩杀了海盗汪直，其党羽三千余人盘据岑港，声称要为汪直报仇。岑港在舟山岛的西面，地形非常复杂，倭寇只留一条小路以便出入，将其余通路一概堵死。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各路官兵进攻岑港，戚继光由左路进攻。倭寇居高临下，明军仰攻很不方便，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岑港久攻不下，明政府认为将官作战不力，撤去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职务，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岑港。未至一月，嘉靖便下旨，自总兵官以下，全部戴罪立功。随着期限的临近，戚继光等亲率士卒，奋勇冲锋，倭寇抵挡不住，在一个深夜乘船退出岑港，转移到舟山北面海中的梅山，此后扬帆南下，转寇福建。

龙山所之战龙山所在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境内，北面濒临大海，是倭船往来必经之道。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倭寇八百多人打到龙山所，戚继光这时新任参将不久，听到消息立刻率军前往。倭寇分成三路猛冲过来，明军纷纷溃退，戚继光见形势危急，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倭寇这才退去。十月，倭寇又在龙山所登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率军抗击，三战三捷，倭寇乘夜撤退。明军跟踪追击，至雁门岭遇伏，纷纷逃走，倭寇得以乘船出海。两次龙山所之战，戚继光初露锋芒。同时，在此战役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兵无专统，谋不佥同」，有必要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战后不久，戚继光便连续两次上书，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议未能及早实现。　　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戚继光第三次提出建议，决定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得到上司同意。到义乌后，戚继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他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　　以上尚在其次，更严厉的要求还在下面：（1）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要；（2）胆子小的人不要；（3）长得白的人不要；（4）性格偏激（偏见执拗）的人也不要。　　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　　最后选定四千多人，编立队伍，分发武器，进行严格的训练。从此，这支军队转战各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人称「戚家军」。

台州大捷嘉靖四十年（1561）四、五月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船只达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骚扰地区达几十处，声势震动远近。其中大股倭寇窜犯宁海、桃渚、新河等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原则，在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大败倭寇，先后十三战十三捷，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多人，焚、溺死四千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其它将领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和倭寇交战十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由于台州大捷，戚继光被提升为都指挥使，「戚家军」也闻名天下。

福建抗倭福建的倭患也很严重。嘉靖三十九年（1560）后，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福建的活动更加猖獗，一支筑巢于宁德城外海中的横屿（时人称夺命岛），另一支筑巢于福清的牛田，形势非常危急。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受命入闽剿倭，先后荡平横屿、牛田、林墩三大倭巢，随后回浙江补充兵员。戚继光刚离开后，倭寇就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我们还怕什么！」活动又猖獗起来，攻占兴化府（今福建莆田）城，随后又据平海卫为巢。　　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抵达福建，于平海卫大败倭寇。随后率军解仙游之围，灭山贼吴平于南澳，基本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

横屿之战横屿是宁德县东北的一个小岛，离岸约有十里，和大陆之间隔着浅滩。涨潮时，海水将岛屿与大陆分开；潮退后，又尽是泥淖。倭寇在岛上结下大营，修筑防御工事，侵占已达三年之久。戚继光为了渡过浅滩，命令士兵铺上干草，随着鼓声向前爬行。到达横屿岸边时，倭寇早已布成阵势，士兵们奋勇冲杀，放火焚烧倭巢，倭寇四处逃窜，明军乘胜追击，斩首三百四十八人，生擒二十九人。残余倭寇向海上逃命，被淹死六百多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三个时辰。随后，戚继光进军牛田、林墩，铲除了福建的三大倭巢。

平海卫之战铲平福建三大倭寇后，戚继光回浙江补充兵员，倭寇又猖獗起来。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六千人攻陷兴化府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二月，倭寇退出府城，据莆田东南的平海卫为巢。四月，戚继光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福建。五月，福建巡抚谭纶命戚家军为中路，刘显为左翼，俞大猷为右翼，向平海卫发动总攻势。倭寇仓皇应战，戚家军用火器猛烈射击，倭寇战马受惊，乱跑乱窜，左右两翼乘势并进，倭寇大败，逃回许家大巢。明军进围敌巢，四面放火，倭寇或被烧死，或被杀死，逃窜者也多坠崖、蹈海而死，共被斩首二千二百一十人。

解仙游之围平海卫之战不久，又有大批倭寇陆续登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倭寇约两万人围攻仙游，城内居民昼夜死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谭纶和戚继光统兵来救，驻扎于仙游城外二十里处，这时戚继光的部下只有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立即决战。次年一月，换防的军队到达，戚继光进行周密部署后，分道向仙游进军。当时倭寇结为四巢，分别盘据于东、南、西、北四门，中路军直冲倭寇南巢，其它各路配合作战，倭寇丢盔弃甲，全线崩溃，仙游之围得以解除。戚继光这次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灭山贼吴平吴平是福建南部漳州诏安县梅岭人，他与倭寇勾结，招纳海盗、流氓一万多人，盘踞在梅岭一带。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戚继光攻占梅岭，吴平率部南逃，占据闽广交界的南澳岛，戚继光跟踪追击，将南澳岛封锁起来。十月，戚继光率军在龙眼沙登陆，命人散布劝降檄文，吴平党羽军心动摇，戚家军乘势进攻，大获全胜。吴平伤魂落魄，率领部下遁入森林。月底，戚继光与俞大猷合力进讨，吴平惨遭失败，仅率八百余人乘船逃脱。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和俞大猷进剿吴平残部，吴平投海自杀，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

惊人战绩台州花街之战：斩首308颗，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牺牲陈文清等3人。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长沙之战：消灭倭寇3000名。　　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牺牲陈文彪等13人。　　牛田之战：击溃数上万倭寇（包括假倭和真倭），斩首688颗，己方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颗，俘虏26人。己方阵亡90人。　　福清葛塘之：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颗，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颗，己方牺牲金渔等16人。　　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颗，生擒1名，己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　　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颗，己方无一人阵亡。　　蔡丕岭战斗：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颗．己方牺牲31人。

调镇蓟州东南沿海的倭患虽然平息了，但北边仍然存在鞑靼的威胁，为了加强北边的防务，朝廷决定调戚继光训练边兵。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戚继光奉命北上，到京师不久，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一些官员议论不休，纷进谗 言，戚继光结果被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二年（1568）夏天，由于新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的推荐，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之军务。当时坐镇蓟州的是总兵郭琥，戚继光来到后，权力不统一，诸将多不听命令。不久郭琥被调走，由戚继光单独负责蓟州防务，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

整顿边防戚继光到蓟镇后，将全部防区划分为十二路，上面设东、西协守，分管东西各路军队。他虽然全权负责蓟州一线的防务，但练兵主张却得不到朝廷的积极支持，于是将精力主要用到了防御工事上。他将旧城墙加高加厚，并修筑了大量空心敌台。敌台修成后，戚继光又设立车营，创立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此期间，因北方士兵纪律散漫，荀且偷安，戚继光请求调浙兵北上，得到朝廷同意。开始只调来浙兵三千，后增到九千，最后增至二万，成为守边的主力。通过戚继光的艰苦努力，北边防务有了很大的改观。

建立车营戚继光到蓟州后不久，即根据北方的地理条件，提出了车、骑、步三军配合作战的策略。敌台修筑完毕后，戚继光便建立七座车营，分别驻守建昌、遵化、昌平等地。每营有重车一百五十六辆，轻车二百五十六辆，步兵四千人，骑兵三千人；每车配备士兵二人，「佛朗机」炮两门。这种战车有八片可以折 叠的屏风，平时平放在车辕上，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最边的两扇可以活动，供步兵出入。作战时，骑兵在前面阻挡敌人，战车在后面排成战斗队形；敌军逼近时，骑兵退入战车阵内，车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火器的威力发出后，步兵从车后冲出；敌人攻势被挫后，骑兵又从车后出击。

抵御鞑靼戚继光镇守蓟州不久，俺答汗就放弃了骚扰政策，与明政府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设立互市于大同、宣府等地，俺答汗则严禁诸部入边劫掠。不过，辽东的图们札萨克图汗（或称土蛮）还经常攻掠边境，朵颜部的董狐狸也不时和明军发生冲突。戚继光积极防御，多次击退董狐狸的进攻，使其保证不再攻扰边塞。万历七年（1579）冬，图们汗带领骑兵四万多人进犯辽东镇，辽东总兵李成梁坚壁清野，朝廷命戚继光出兵声援，图们汗见明军准备充分，只得空手退去。

罢归故里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到北镇蓟州，上司胡宗宪、谭纶、刘应节、梁梦龙，以及执政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的工作都比较支持。尤其是张居正，常把那些作对的官员调开，甚至免除职务，所以戚继光能久镇北边，发挥所长。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死，反对派群起攻击，戚继光也受到牵连。十一年（1583），戚继光被调往广东。 十三年（1585），戚继光被朝廷罢免官职，回到家乡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1588年1月5日），戚继光突然发病，与世长辞。

家世王夫之4岁时，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自幼天资聪明，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7岁时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时父亲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崇祯壬午（1642年），王夫之与兄王介之参加科举考试，同榜中举。

志向21岁，仿照复社，组建“匡社”，意在匡国济民。一次又一次试图辅佐南明政权，却一次又一次失败。永历二年（1648）秋，王夫之招集一支义军在衡阳起义。义军领导是缺乏行伍生活的书生，战士是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苦撑数月，被清军打败。最后一次抗清斗争失败后，王夫之决心归隐山林，在孤独中做学问。直到57岁，才定居石船山草堂。为草堂题写了一副对联“芷香沅水三闾国，羌绿湘西一草堂”。

学术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著述流传至今的，还有70余种、401卷、470多万字。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系，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其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表现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在哲学上的造诣极为精深绵密，不但能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发展，并且善于也勇于创新；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战斗的批判精神，对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潮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以深入批判和揭露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王夫之的这一体系堪称前无古人，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他最后17年住在湘西草堂，《四书训义》、《庄子通》、《庄子解》、《思问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重订《尚书引义》等重要哲学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系统史论著作，以及诗论《南窗漫记》、《夕堂永同绪论》等著作在这里写成。　　王夫之不仅对后世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同时开创了有清一代的崭新学风。随着国内“船山学”的研究和深入，“船山学”正逐步走向世界，日本、前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涌现一批又一批“船山学”的研究者，成立了学术团体，“船山学”不断植入世界文明之林。

相关船山书院是清末最著名的书院，光绪四年（1878年）在彭玉麟的支持下，张宪和创于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光绪八年，曾国荃将家藏《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书院。　　光绪十一年改建东洲岛，并由彭玉麟亲聘，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从此，东洲岛船山书院名之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著名书画家曾熙主讲于此。　　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湖南省艺术名家、教育界前辈、政界俊杰皆出此门。旷代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光绪8年（1882年）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衡州乡坤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捐，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办为“船山书院”；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这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学堂。　　光绪27年（1901年），彭玉麟聘请王闿运为山长，因为王闿运嫌该书院后房狭小，彭玉麟又捐银在书院后重建楼房5间，题名“湘绮楼”，作为王闿运的书斋及住房，自此王闿运在此主持书院达20余年。船山书院的经费为衡永郴桂道四府州所属士坤捐集，每年田租2500余石；以及衡州团防捐余款购置田地（由丁良骏、程商霖提议），每年田租15000余石；加上每年省里拨给的补助费和书院自收款项；船山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达5000余石。　　该书院每年2月初旬，定期招收生徒；“该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给发膏奖，皆应归衡永郴桂道台主持其事”（《彭刚直公奏稿》卷六，《改建船山书院片》）；即衡、永、郴、桂四府所属县经考试，择优选送，再由衡州道应试录取，方可入院就读；书院规定王船山先生后裔，每届可保举1人入院读书，免收费用；对遵守学规，成绩优异的生徒，给发膏奖（即奖学金）；书院山长及掌教人选，须推举学识、名望皆优秀的人才，由四府士绅“商请”（协商聘请对象，不准滥荐），报送巡道，再由巡道转报学政聘请；掌教不到院授课者不发薪金；船山书院借助其经济实力翻刻增补《船山遗书》【光绪13年（1887年）对曾国荃赠送的《船山遗书》板片进行修补，增刻使其达65种，328卷；光绪19年（1893年）又重刊《船山遗书》64种】及其他著作10余种；如《湘绮楼全集》《周易说》《尚书笺》《周官经》《尔雅集解》、王之春的《国朝柔运记》《何东洲集》《旷庵文集》卷六等，为研究和传播船山学说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征南元帅阿术与刘整共同负责取襄樊。襄樊虽有吕元焕死守、李庭芝援助，但由于贾似道消极抗敌，一味求和，最终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被攻陷。咽喉之地襄阳破则临安摇，南宋小朝廷的半壁河山已岌岌可危。对蒙古来说，这是宋蒙开战以来空前的大胜利，它表明了蒙军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其实力明显超过南宋。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度宗赵禥驾崩，享年35岁。贾似道将他年仅5岁的次子（嫡子）赵显拥立为帝，史称宋恭帝。这时，元军南下的铁蹄日益迫近，号称百万大军的蒙军左右两路军分别由阿术、伯颜率领，攻下了“江鄂屏蔽”之称的阳逻，势如破竹，直逼芜湖。贾似道无法，只好亲自督师芜湖。他到芜湖后无心作战，幻想求和，求和不成与伯颜的元军迎战于丁家洲、鲁港。鲁港之战，宋军明显处于弱势，主力全部失败，贾似道逃亡扬州。

贾似道的昏庸腐败，激起了举国上下的义愤。时任知枢密院事的陈宜中，也一改依附贾似道的态度，他向从败军中归来的翁应龙询问关于贾似道的情况，翁应龙说不知道贾的下落。陈宜中以为贾似道已经死去，就上疏要求治贾误国之罪，要求革其职务。但朝廷不答应，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岂宜以一旦罪，失遇大臣之礼?”贾似道走的时候命令他的亲信韩震总督亲兵，有人传说韩震要以兵力劫朝。陈宜中知道后，假意召见韩震计事，伏壮士将韩震杀死。陈宜中此举，一方面在舆论的压力下把贾似道的势力消除，既顺应了当时抗蒙的民心，又显示了自己的“不党于似道”。另一方面，他又夺取了朝中权利。不久，皇帝在曾渊子等人的请求下，陈宜中被拜为特进（高级侍从官）右丞相，掌握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大权，到达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成为了继贾似道之后朝廷的资深人物。

从依附贾似道而青云直上到上疏皇帝治贾似道罪，对贾似道来说，陈宜中扮演了一个恩将仇报的角色。但平心而论，他在客观上打击了投降派贾似道势力，顺应了民心。同时，他也为自己走上政治权利的顶点铺平了道路，自此，他开始左右南宋局势。

贾似道芜湖失败后，被谪为商州团练使，在南去途中经福建漳州城南木棉庵时，被山阳县尉郑虎臣所杀，一时大快人心。然而，南宋王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了。元军直逼临安，一切都如覆巢之下。

虽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是统治集团士大夫之间的争斗却并未休止，左丞相王熵与右丞相陈宜中虽都为贾似道所提携，但二者之间积怨颇深。大敌当前，抗元成了南宋的头等大事，陈宜中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很模糊，既无抗战的准备，也无议和的迹象。王熵在朝中抱怨自己有职无权，提出辞职。为了缓和两位丞相之间的矛盾，谢太后任命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王熵为平章军国重事（位在丞相之上）。留梦炎既无能又无耻，王、陈之间仍勾心斗角不断。当时朝廷命张世杰等四路进击元军，陈宜中与留梦炎都不出督战，王熵坚持要丞相出兵吴门，以安抚诸将，鼓励士气。陈宜中准备出师，但皇帝及许多公卿都决计不下。德祐元年（公元1276年）七月，张世杰的军队兵败焦山。王熵以为报复陈宜中的机会来了，他提请辞职，并含沙射影地说：“大敌在境，吴门距京都不远，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不得其职，又不得其言，乞罢免。”皇帝没有答应。

不久，王熵的儿子唆使京城大学生刘九皋等伏阶上书陈列陈宜中过失数十条：“宰相当出督而畏缩犹豫，第令集议而不行。”“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臣恐误国不止于一似道矣！”陈宜中一气之下，弃职而去。谢太后六神无主，连忙罢免王熵，下令逮捕刘九皋，又恳求陈宜中的母亲杨氏动员陈回朝。陈宜中好久才答应回朝，任右丞相。

抗元

陈宜中此次回朝之后，开始对抗元救宋想办法了。首先是抗战。他命令夏贵率军保卫临安城，动员全民皆兵，又在临安城招集15岁以上的男子为士兵。有些童子兵身不满4尺，作战能力低下，“人皆以为笑”。其次是求和。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元军攻破常州，又占领独松关，临安城下仅有文天祥的勤王兵3、4万人，左丞相留梦炎私自出逃，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王朝，积蓄力量，十二月，陈宜中派将作监柳岳前往元军大营求和。柳岳哀求元军班师，保证每年进奉修好，伯颜说：“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其后不久，陈宜中又派正少卿陆秀夫前往，请求称臣纳币，伯颜不答应，又称侄孙，伯颜还是不从。抗战无力，求和不成，陈宜中想到迁都，他向谢太后说明其意图，谢太后不答应。陈宜中在朝廷中痛哭哀求，陈述迁都的必要性，谢太后一向倚望陈宜中，此时已无主意，只好从之。陈宜中与谢太后约定了出逃临安的日期，仓皇之间发生了差错。谢太后已作好出逃的准备，从早上等到晚上，没有见到陈宜中的人影，她将簪珥摔在地上，大怒道：“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欤?”于是迁都之事只好作罢。

德祐二年（公元1276）正月，元军进驻臬亭山（浙江杭州市东北郊），临安城里一片混乱。陈宜中以及朝中文武百官纷纷逃离临安。谢太后无计可施，只好派临安知府贾余庆以恭帝名义奉传国玺及降表，到臬亭山向伯颜请降。但伯颜对这份降表仍不满意，如仍称宋朝国号、未向元朝称臣等，他要求南宋派宰相来面议投降事宜。丞相陈宜中的逃跑，使谢太后等怒不可遏。她只好在朝中选择可担大任者，派当初组织“勤王兵”的状元大臣时任丞相的文天祥和吴坚与伯颜议和但没有结果。是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皇帝及皇亲、后宫人员数千人被元军押解北上。至此，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陈宜中也在逃往温州的过程中丧母，从此过着国亡家破的生活，漂泊在海上。

崖山之战

德祐二年正月，谢太后在向元朝递交降表之前，宋恭帝封皇兄赵昰为益王，制福州。后来，赵昰和弟广王赵昺、宋理宗驸马杨镇、度宗杨淑妃之兄杨亮节赵宋宗室秀王赵与择等一行经婺州、温州辗转来到福州。次年五月，赵昰即位于福州，升福州为福州府，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皇太后，同政听，进封广王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丞相。此时，赵昰年仅10岁，史称宋端宗。福州政权的建立对南宋来说不无复兴的希望，尽管前途十分渺茫，陈宜中仍在这个“海上行朝”中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主管南宋流亡政府的全面工作。

即使在这样危急时刻，权贵们仍没有忘记争权夺利。外戚杨亮节用事，以国舅自居而“居中秉权”，嗣秀王赵与择则“自以国家亲贤”对杨亮节多方掣时，杨怀恨在心，不久将赵与择逐出朝廷。 在抗战派中，陈宜中起初看重陆秀夫和文天祥。他认为陆秀夫“常在兵中，知军务”，多委以重事，而陆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后来二人发生分歧，陈宜中指使台谏官弹劾陆秀夫并将他免职去潮汕 。文天祥作为抗战派的中流砥柱，侥幸在被押往大都的途中逃回来，颠沛流离，历尽艰苦来到福安府。他派人招豪杰于江淮、募义兵于温州，但此时他们未被重用，与陈宜中发生纠纷，被排挤出朝廷而转战于外；。

宋朝统治集团矛盾纷纷，但元军侵南的步伐却从未减缓。元军南下的途中，曾遭到许多爱国将领的坚决抵抗。湖南的李芾、淮南舶李庭芝、广西的马墅、东川的张钰，都演出了极其悲壮的一幕。尤其是文天祥在老家江西的空坑、广东的五城岭领导的抗元斗争，尤为激烈，几乎全军覆没。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十一月，元军进犯福建，知福州府王刚中开城投降。 端宗护送到海上，到达泉州。张世杰以宋端宗名义向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蕃客回回”）人蒲寿庚（1205-1290年）征调海船，由于措施不当，逼反了早已有反意的蒲寿庚，蒲拥兵作乱，兵围泉州， 宋端宗等南宋小朝庭撤离泉州，再到秀山、井澳。

在元军的追击阻截下，端宗一行四处飘泊流离。景炎三年三月，他们飘流到井澳（广东中山市南大洋中），在井澳乘船时，遭遇突如其来的飓风，被掀落海中。加上连日航海颠簸，身体虚弱，不久死于雷州湾硇洲的船上，死时只有十一岁。 陈宜中因绝望仓皇逃走。

陆秀夫立卫王赵昺为帝，与少傅张世杰共同秉政，改元祥兴。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六月，帝移居压山（广东新会南海中）。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初六（3月19日），张弘范率领的元军与张世杰在崖山进行最后一战， 次日，陆秀夫闻讯大哭，背着9岁的小皇帝帝昺跳海而死。杨太后闻知，亦跳海而亡。六月，张世杰在海上遭遇风浪，亦毁船坠海而死。至此，宋朝已经伴随着逝去的海波，烟消云散，立国共三百二十年。

宇文融与盛唐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盛唐时代（即开元天宝时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不仅是唐代历史的转折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阶段。在这个以“变革”为“核心命题”的时代，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旧的财政、经济、军事和行政体制已经不能有效地应对，许多社会矛盾不能及时地化解，整个社会潜伏着种种危机。

这时，宇文融（？～730）应运而出。从开元九年起，宇文融上奏并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括户运动，随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唐代的财政、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等方面产生很大影响，为“开元盛世”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宇文融”这个名字都与“兴利之臣”联系在一起，在官方史书中更是被视为“奸臣”和“小人”，因而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对这位理财家进行一种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研究。本文对宇文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究宇文融的生平事迹，及其经历的政治斗争。本文认为，宇文融的一生非常曲折，曾经二起二落，并对开元中叶的中枢政局产生重要影响，而他与政治对手张说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特别是，开元十七年宇文融出任宰相后，以天下为己任，雄心勃勃地继续进行财政改革，却不幸陷入党争的泥潭，横死岭南。

二是聚焦于宇文融主持的括户运动，对其基本过程、内容、成效，以及组织体制进行深入研究。在括户期间，唐廷先后推出三项改革政策——括户、括田和整顿赋役，三者相互衔接、配套，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此外，宇文融逐步建立了一套内有“所司”、外有十五道“使司”的使职体制，既从组织上保证括户运动的成功，也对唐代财政、行政体制产生较大影响。

三是以开元十四～十五年天灾为研究背景，剖析唐廷为应对灾害危机而采取发种种举措，以突显宇文融的历史地位和杰出作用。面对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唐廷从弭灾、救灾，以及接济边军三个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从而顺利度过这场因天灾造成的社会危机。为了摆脱因天灾引发的财政困境，唐廷又于开元十六年开展一场“三位四元”的财政改革：一是漕运改革，一是回造，一是庸调折租，一是和籴，为“开元盛世”打下良好的财政基础。总之，宇文融是开元时代一位著名的、富有改革精神的理财家，他具有独特的经济之才，曾经主持括户运动，参与开元十四～十五年的救灾，并在开元十六年财政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在唐朝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认真考察宇文融曲折的一生，深入探究其采取的种种理财措施，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盛唐”的时代内涵及其社会变革将大有裨益。

当时，正是宋朝危亡之秋，炎午跟随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颇多建树，深受文丞相器重，本拟留军重用，炎午因父死未葬，母又病危，是以辞谢而归。

后，闻丞相兵败被俘，炎午作生祭文以励其死，既历陈其有可死之义，又反复阐述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愤发，约千五百言，忠肝义胆，凛然如秋霜烈日。

及至文丞相英勇就义，炎午又痛苦撰文以祭。不久宋亡，世移运改，因痛国家败亡，改名炎午，终身不仕。

奉母至孝，三十年如一日。母殁，守墓三年，不再远出。所著有《吾汶稿》、《梅边稿》。

明朝嘉靖年间，受祀大忠祠。

宋代崇安五夫里刘氏是累世簪缨的大族著姓，有“三忠一文”之美谥。“三忠”指刘韐、刘子羽、刘珙，因刘韐死后谥为忠显公，刘子羽、刘珙死后也先后谥为忠定公和忠肃公，故世称之为“三忠”；“一文”指刘子翚，死后追谥为文靖公。

崇安五夫里刘氏，以刘翔为始祖。刘翔生子刘庸，刘庸生子刘光位，刘光位生子刘玉，刘玉生子刘文广，刘文广生子刘太素，刘太素生子刘民先，刘民先生子刘韐，刘韐生子刘子羽、刘子翼、刘子翚，刘子羽生子刘珙。传至刘珙，已是刘翔第十代孙。其间，大约到北宋后期刘翔第六代孙刘太素之时，族人承续祖训、光宗之气日盛，开始“崇礼文，笃经术，谨游从，厚风化。是载是循，久而弗怠”，使崇安五夫里刘氏日渐人文蔚起。刘太素终生“以儒学教授乡里”，虽没做官，但后来却以孙刘韐为贵，从此开启刘氏一族延续数代的家声。刘韐乃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大忠臣，被朝廷追赠为朝议大夫。崇安五夫里刘氏也因他而名闻天下，尔后成为两宋之际显赫于朝野的军事世家和文化望族。

刘韐（1067－1127），字仲偃，宋哲宗绍兴元年（1094）进士，历任江西丰城县尉、秦州陇城县令、陕西转运使、越州知府、福州知府、荆南知府、徽猷阁待制、显模阁直学士。因多次击退金兵的进攻，受到宋钦宗的器重，升为资政殿学士。宣和四年，朝廷合议联合金兵攻打契丹，命童贯为两河宣抚，刘韐为童贯的参议官，带兵收复燕州地区。刘韐奉命在河北招募了一批“敢死战士”，编成一支队伍，欲以黑龙水德之势，助童贯破大辽夺燕云之地。而不肯再在相州服弓手职役的岳飞，就是最先应募为“敢死战士”而去见刘韐的其中一位。岳飞从军后，得到刘韐的赏识，起初被委以小队长之职，后因战功被提升为统管13个小队的两个副队长之一，最后成为一代名将而彪炳史册。岳飞是众所周知的民族大英雄，他的崛起和功名盖世，除了自身素质和适逢天时外，应该说，刘韐对他的器重和提携也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南下，北宋王朝形势危急。刘韐在此国家危急关头出任京城四壁守御使，负责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防守事务。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兵俘虏宋徽宗和钦宗二帝。汴京失陷后，刘韐奉钦宗之命出使金军大营议和。金军派仆射韩正将刘韐安排在一所寺庙居住。韩氏对刘韐说：“国相知君，今用君矣。”刘韐正气凛然道：“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为也。”韩氏还告诉刘韐，金人正在计划另立一异姓取代赵氏做中原汉人的新皇帝，并准备用刘韐任仆射，“与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贵。”刘韐听后仰天大呼：“有是乎！”韩氏走后，刘韐写了一封遗书，派亲信连夜回家通报给家人儿女，然后沐浴更衣，在寺院中上吊自杀。

刘韐在遗书中说：“金人不以予为有罪，而以予为可用。夫贞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把忠君和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刘韐选择了“舍生取义”的传统最高道德标准。刘韐舍身取义、为国尽忠的壮举，受到朝野的一片颂扬。南宋高宗下诏追赠他为资政殿大学士、太师，尊谥为“忠显”。甚至连敌对的金人也敬佩他的忠烈，因此将他的遗体入殓暂时安放在寺庙西冈上。80天后，刘韐家人获得机会将他的遗体运回崇安五夫里葬于拱辰山南。

刘韐娶夫人李氏，封秦国夫人，继吕氏，封韩国夫人。生有三个优秀儿子：刘子羽、刘子翼、刘子翚，均为南宋初的著名文人。刘氏家族发展至此，家业日大，影响日广。

刘子羽（1097—1146），字彦修，少年随父驻防浙东。金兵南侵，父子死守真定（今河北正定），于是出名，补将士郎，转宣教郎，代制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以功转为朝议大夫，授直秘阁。南宋建炎三年（1129）升秘阁修撰、池州知府，后改集英殿修撰。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司时，刘子羽被聘为参议军事，“浚虽衄师，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眼7?演绍兴二年（1132），刘子羽任利州路经略使兼兴元府知府，率部驻守关中、汉中，部署协调各将领，与吴玠等人力抗金兵，为保川陕又屡立战功，使南宋半壁江山得以保存。绍兴四年（1134），因富平之役与张浚一同被免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不久复出，任提举江州太平观、知鄂州、权都督府参议军事，再次镇抚川陕一带。此后，刘子羽几度宦海沉浮，绍兴八年（1138），御史常同论子羽十罪，以散官安置漳州。绍兴十一年（1141）张浚荐子羽复元官，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徽猷阁待制。因力主抗金，晚年受投降派秦桧打击排挤，复提举太平观。绍兴十六年（1146），刘子羽含恨去世，葬于五夫里蟹坑，终年50岁。谥为“忠穆”，后改谥“忠定”，追封魏国公。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号屏山，又号病翁，人称屏山先生。早年以父荫进入仕途，历任承务郎、通判兴化军、莆阳郡丞、承议郎。30岁时，因父亲殉难，刘子翚哀伤过度，染成疾病，无法再担负官职。于是，辞归崇安故里长达17年之久，专心研究儒学并集徒讲学。年轻时喜欢佛学，后潜心研究《周易》，焕然得道。刘子翚无子，以兄刘子羽最小儿子刘玶为后，遗著由嗣子刘玶编为《屏山集》20卷，朱熹为之作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集中谈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尽意，无南宋人语录之习。论事之文，洞悉时势，亦无迂阔之见……诗风格高秀，不袭陈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成为一代理学大师，与刘子羽、刘子翚兄弟俩的教诲分不开。刘子羽不仅是一位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而且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他做官时与吏部侍郎朱松相交莫逆。刘子翚隐于五夫里时与当时大学者胡宪、刘勉之、朱松等为道义之交。朱松去世时，将子朱熹托付给刘子羽、刘子翚。并对朱熹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

绍兴十四年（1144），刘子羽不负朱松之托，将朱熹母子从建州（今建瓯）城南迁到崇安五夫里居住，在自己的宅旁为朱熹母子造了一所宅居———紫阳楼，以供止宿读书之便。朱熹从15岁起在此定居，一直到晚年迁居建阳为止，共50年整。朱熹搬到五夫里时，刘子翚正在崇安讲学。朱熹跟随他到崇安，“朝夕于之侧”，“顿首受教”。

刘子羽娶福国夫人熊氏、庆国夫人卓氏，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刘珙；次子刘瑺，任承务郎；庶子刘玶，任从事郎。

刘珙（1122－1178），字共父，一字共甫，又作恭父，天生资质奇特，自少跟随叔父刘子翚学习，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考取进士。历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礼部郎官、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泉州知府、瞿州知府、潭州知府、湖南安抚使、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乾道初进职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成为当朝宰相。“以大有为之臣事大有为之君”，?眼10?演后因坚持己见冒犯孝宗皇帝，受到降职处分，被再度调离朝廷，到地方任职。先后出任隆兴知府、江西安抚使、知荆南府、湖北安抚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最后升任观文殿大学士。淳熙五年（1178）去世，赠光禄大夫，为“忠肃”，后追封为鲁国公。

“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是中国儒学所推崇的美德，亦为国人评判民族英雄和有功于国家之臣的传统标准。五夫里刘氏家族兴于斯文，闻于忠义，一脉相承。刘韐在金兵攻陷京城之前，其职务就被昏庸钦宗赵桓所罢免。当京城陷落，二帝被俘，一帮佞臣却派刘韐出使金营。刘韐之所以敢应命出使“亡国大使”，他所想到的不是个人生死问题，而是“忠于君命”。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领命，并在利诱面前尽忠死节。至于刘子羽，一生为国挥戈疆场，30年如一日，转战于川陕边界的险山峻岭。刘珙，曾官至当朝宰相，论事坚决，不避权势，在治国安民、整顿地方吏治、兴办教育、振制弊政、赈灾救民等方面均取得了优良政绩，连孝宗皇帝都不得不承认刘珙的“不妄忠言而才又非他人所及”。

综观中国古代许多家族，或以武略为主缺少文韬，或以文韬为主缺少武略，而刘氏家族文武兼备，且延续数代，这在中国古代家族史中实属罕见，堪称典范。特别是刘氏家族从重视读书治学修身的家风到践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节操，斯文与忠节并重。它不仅表现在刘韐祖孙三代自身的文韬武略兼备，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旷世文武奇才护育或奖掖的无量功德：文者，教导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也；武者，提携一代民族英雄岳飞也。煌煌史册，单凭这点，就足以让刘氏家族名垂万古。

刘韐、刘子羽、刘珙祖孙三代之忠节可嘉，然刘子之斯文孝义亦可称道。朱熹向刘子翚请教入道门径和次第，刘子翚告诉朱熹从《易经》中得到入道的门径，并以“不远复”三字告诫朱熹。刘子羽待朱熹如子侄，为朱熹之义父；刘子翚悉心教导朱熹，为朱熹之恩师。朱熹后来将儒学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大师，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刘子羽、刘子翚的悉心培养。刘氏的家学渊源，既滋养了本家族的文韬节操，又哺育了朱熹的才学。而朱熹的成才成名，又反过来使刘氏家族忠节之举与斯文之风得到进一步弘扬光大，影响后世。朱熹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对刘家的抚育感恩不尽，并对义父刘子羽身遭秦桧等奸臣迫害深感愤慨。由于当时刘子羽得罪于投降派的权贵，所以卒时丧仪简约，身后萧条，既没有谥号（后孝宗感刘子羽为官正直，封其为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少傅，谥“忠定”），也未建立神道碑。对此，刘子羽长子刘珙深感内疚，临死前把立碑的夙愿托付好友朱熹。他在写给朱熹的遗书中说：“珙不孝，先父之墓木已拱，而碑未克立，盖有待也。今家国之仇未报，而珙衔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眼11?演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珙临终时对朱熹的拜托，如同当年朱松临终时对刘子羽的拜托，义重情深，何其类似！朱松和朱熹，刘子羽和刘珙，构成了两对父子之间生前与身后的前辈为后辈、后辈为前辈的交互关系。这种相关联的纽带，除了历史本身的巧妙选择和安排外，便是忠义与斯文内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朱熹受刘珙重托之后，立即筹划为刘子羽建神道碑。这一年，岳飞已被追谥为“武穆”，主战派得势，立碑时机已渐趋成熟。朱熹遂探研刘氏族谱，按照其师刘子翚撰写的刘子羽行状，亲撰并手书子羽神道碑，且函请张浚之子、南宋著名学者张栻用篆书题写了碑额。子羽碑全称为“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篆额作者张栻曾任武夷冲佑观提举，对刘氏家族颇为景仰，过从甚密。朱熹在长达3725个字的碑文中，以酣畅的笔墨歌颂了刘子羽协助南宋初年宰相张浚，开辟川陕第二战场，确保南宋半壁江山的军功和政绩，列举了他和崇安籍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兄弟浴血保卫四川的几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事迹，歌颂了刘氏祖孙三代英勇抗金的功勋。碑文道：“刘公家自忠显公以来，三世一心，以忠孝相传，事业皆可纪，公所处尤艰且勤，绩效最著，不幸困于诬，不卒其志，而中也以没。”?眼12?演其中“三世一心”指刘韐、刘子羽、刘珙。刘韐祖孙三代对赵宋王朝的继与存，投注了几多心力甚至生命。他们被追赠的谥号均以“忠”字开头，从中亦可看出刘家对赵宋的忠诚。

然而，该家族尽忠报国的表现何以如此杰出？刘氏的忠节乃是该族儒学斯文之风经久累积而至。正是这个家族历来注重儒家文化学养与秉持民族气节相融合，立言立德以儒家为准则、立身立功以忠节为规范，经邦弘化、经世致用的结果。这一点，在后人的著述中亦得到充分印证。

为弘扬刘氏家族的忠节思想，以教化刘氏后人及乡里，刘珙之子刘学裘，编著了刘氏《传忠录》。他在自序中写道：“学裘家，自忠显死靖康之难，而子孙痛家国之仇未雪，父诏其子，兄语其弟。朝夕所以讲明者，自忠之外，无他说。所以三世著见于事业者，亦粗表，暴先生以为忠之传者，在是也。”倪思?眼13?演为《传忠录》作序中写道：“自古忠臣义士所以树立于天壤间者，各随其性分之所当尽而已。……教之忠，以何道哉？学是也，故不维学之于师友又贵于家传之。”徐次铎的绝世之笔便是为《传忠录》作序?眼14?演，《序》中道：“刘氏之世德行业谱谍，爵里皆在焉。独以忠名尊事君纪百行之原也，刘氏之大，自忠显。”由此可见，刘氏家族的忠名在南宋当世早已赢得举国君民的确认和敬仰，也说明了“忠名”来之于“学名”，与家学、家传、家教、家风的密切关系。

中国的家族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这也是构成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家族的作用与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难以割断。国，正是由千百个不同的家族组成的；家族文化，也折射和体现国之文化。崇安五夫里刘氏家族的尽忠报国、民族大义、人品节操、斯文教化、从善乐施等等，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美德的集中体现；刘氏家族的忠节思想与斯文家风，对于弘扬传统美德，加强思想文化道德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仍有许多可鉴之处，值得我们珍视和挖掘。

白州履痕

宋代大臣刘子羽曾被谪迁白州，而他与一代大儒朱熹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14岁，家里突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父亲朱松病逝。其父弥留时将后事托付给武夷山籍的挚友刘子羽，要朱烹拜刘子羽为义父，并要儿子跟随义父到武夷山麓的开耀乡五夫里拜遏世居那里的理学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彦冲为师。他说：";籍溪（五夫里的别称）胡原仲（胡宪）、白水刘致中（勉之）、屏山刘彦冲，此三者，吾友也，其学皆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是听，则吾死不恨矣！";后刘子羽待朱熹如子侄，精心教诲，终于使朱熹成为一代大儒。

为不负好友的重托，在朱熹奉母迁居武夷山五夫里之后，绍兴十四年（1144年），受朱松遗命重托的刘子羽即为孤儿寡母在自己的宅旁造了一所宅居--紫阳楼，以供止宿读书之便。紫阳楼，又名紫阳书堂、紫阳书室，朱熹从15岁起在此定居，一直到晚年迁居建阳为止，共50年整。它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东面的府前村首。后毁于民国，尚存遗址。紫阳楼历代都曾重修过，如今看到的是两年前为申报";世遗";而重建的。明．戴铣卷七云：";朱子故宅在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正对。";这居室地处群峰叠翠的屏山脚下，位于碧水混流的潭溪之滨。楼的四周青山环绕，古树参天，山明水秀，荷塘莲花，映日盛放。屋后几畦青圃镶嵌着半亩方塘。紫阳楼的构筑格式庄重典雅，青砖素瓦，一检两进。前进为朱轰书斋及寝室。中堂悬匾曰";紫阳书室";，是表示不忘故土，将其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的紫阳山为居室之称。

朱熹逝世之后，其名远播，故宅遂成为文化遗迹。其近旁尚有朱烹当年汲水之井，名为";灵泉";。水清如镜，甘例冠全五夫之井水，村人饮用至今，虽大旱之时，犹涌泉不涸。

据说，当年朱烹在此苦读时，无意间瞥见方塘中的云彩映衬着消瘦的人影，再回首看看屋后的灵泉，顿生感悟，于是吟出了饱含哲理的千古名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刘子羽（1096-1146），字彦修，祟安五夫里人刘科长子，少年随父驻防浙东，曾佐其父镇压方腊起义。在北南宋交替时期，金兵南侵，父子死守真真定（今河北正定），是宋朝廷中主张抗金的骨干人物之一，于是出名。先补将士郎，后转宣教郎，旋任安抚司参议、川陕佐宣抚史，书写机宜文字，以功转为朝议大夫，授直秘阁。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秘阁修撰、池州知府，后改集英殿修撰。

后与张浚密谋诛杀骄将范琼。宋高宗时，叛将范琼拥兵占据长江上游，高宗皇帝召见他，他不肯来；来了之后又不肯解散军队、交出兵权。朝廷内外，对此议论纷纷。当时，";苗、刘之乱";刚被平定，各路勤王部队尚未撤离，于是，主管枢密院的张浚（谥号忠献）和同僚刘子羽密谋除掉范琼。一天，刘子羽派张浚的勤王部队将领刘光世率领一千人渡江，装作剿捕别的盗贼的样子，趁机召范琼到都堂商议军情，并设酒宴招待范琼他们。吃完酒饭，大家互相观望，没有动手。刘子羽坐在堂下，恐怕范琼察觉，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急忙拿了一张黄纸，走到范琼面前，举着黄纸对范琼说：";下来！有沼书在此，将军可奉命令到大理寺对质o";范琼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刘子羽向左右使了个眼色，把范琼推架到车上，唤张浚的士兵押送至狱中。不久即将范琼杀掉。张浚让刘光世出外招抚范琼的部众，并且说：";所杀的只是范琼一个人，你们本是天子亲自统率的士兵呀！";众兵都放下了刀枪，齐声说：";愿从命。";于是，把他们全都改编到别的军队中去。

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司时，刘子羽被聘为参议军事。张浚力保四川，得力于刘子羽之功居多。绍兴二年（1132年），刘子羽任利州路经略使兼兴元府知府，为保川陕又屡立战功，使南宋半壁江山得以保存。绍兴四年（1134年），赵构下沼召张浚至临安，说要委以他枢密之职。及张浚既奉命南还，因富平之役战败，中丞辛炳、内侍御史常同等人趁机投井下石，弹劲张浚丧师失地，诬以跋扈不臣诸罪，宋高宗即将张浚落职，居于福州。

由于连带关系，刘子羽被贬于荒僻的白州，其有七绝诗云尔：";目送孤鸿独倚楼，晚风吹泪更横流。蕉花落处蛮烟碧，六十三程是白州o";史书载：";张浚已枉，子羽尤枉。擢王似为宣抚使，卢法原为副使，与吴 并镇川、陕。既而辛炳、常同，又迭论颐浩过失，于是颐浩亦罢为镇南节度使，提举洞霄宫，命赵鼎参知政事，且授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屯兵池州，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屯兵镇江，岳飞为江西南路制置使，屯兵江州。";

起初，刘子羽参宣幕，吴 统制军马，颇相厚善。后刘子羽坐事安置白州，吴怜其母老，力解\u0027于朝，直至纳节请赎。朝廷以其义高千古，几年后即赦免刘子羽。

后秦桧当朝，刘子羽不附和议，得罪了秦桔，于绍兴八年（1138年）起居闲职，后于岳飞被害的第二年，即绍兴十二年（1142年），惨遭秦桔一伙进一步陷害，被迫罢官在家闲居。绍兴十六年（1146年），他含恨去世，葬于原籍五夫里的蟹坑。由于当时他得罪于投降派的权贵，所以丧仪简约，身后萧条，既没有溢号（";忠定公";是以后由孝宗封溢的），也未建立神道碑，甚至墓前的幼树已经长成大树，他的子孙仍然没能在他的长眠之地刻碑铭勋。对此，刘子羽的长子刘珙深感内疚，30年后，刘珙临终前不得不把立碑的夙愿托付好友朱熹。他在写给朱熹的遗书中说：";珙不孝，先父之墓木已拱，而碑未克立，盖有待也。今家国之仇未报，而珙衔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

为报答刘子羽的抚育之思，朱熹不负好友之托，应刘于羽之子刘珙之邀，含泪撰文并书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碑文，雇工勒石，并函请张浚之子、南宋著名学者、吏部尚．书张村书用篆书题写了篆字碑额：";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奠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o朱烹以酣畅的笔墨歌颂了抗金名将刘子羽协助南宋初年宰相张浚，开辟川陕第二战场，确保南宋半壁江山的军功和政绩，列举了他和祟安籍抗金名将吴劲兄弟俩浴血保卫四川的几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事迹，歌颂了刘氏祖孙三代英勇抗金的功勋。碑文文字精练明快，情感深沉，是一篇传记文学的佳作。张村书曾任武夷冲佑观提举，对刘氏家族较为景仰，过从甚密，书写碑额时，寓情于笔墨，功力自是不凡。朱熹手书的楷书，字体端庄清俊，笔画道劲挺拔，是迄今传世的朱熹手迹中字数最多的书法珍品。朱烹1张村书均为南宋书法家，两位大师精心合作的佳作，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后世研究宋史和宋代书法以及刘子羽家族的重要史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刘子羽贬白州期间，曾在白州洞房山筑寻山堂，终日闭门读书，绝少与外界接触。宋宰相蔡京之子蔡绦其时也被谪白州，他不时与蔡绦相约白州城叙旧，结交了不少朋友。一位白州友人写了一．首诗赠与他：";千岩飞雨锁虹桥，桥上仙人吹洞萧。梦与弄珠游洒水，一时落尽海门潮o";海门即今合浦廉州镇。

由于刘子羽、蔡绦等文人、谪官的到来，加上无数商贾在南流江穿梭来往，南来北去，对博白的文化教育和语言风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既促进博白的开发，又推动了语言的\u0027融会、变化与发展。

朱熹之父朱松向他委以托孤重任之时，他已在家乡五夫里赋闲两年。他的幼弟刘彦冲，当时也积愤息影于五夫里屏山下著书立说o这一年，刘子羽之子刘珙，初试锋芒，中了进士，正踌躇满志，誓欲继承乃祖、乃父、乃叔的未竞事业o·祖孙三代，功勋卓著，为世人所瞩目。据祟安五夫里（刘氏宗谱\u0026gt;；记载，五夫里刘氏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裔，世代显赫，至刘子羽时，在社会上权势尚大，祖业也很富足，家学更有渊源。这正是朱松临终托孤的意旨。刘氏家族斯文一脉，世代相承。刘洪后来还任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并与乃祖乃父乃叔共膺";三忠一文";的美说，即忠显公刘韦、忠定公刘子羽、忠肃公刘珙、文靖公刘彦冲，他们的凛然正气和道德文章熏陶着幼年的朱烹，使他迅速脱颖而出。

绍兴十八年戊辰（1148年），朱熏19岁，从武夷山的五夫里奔赴临安应试，一举喜登进士第（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

刘珙，曾筑仰高堂于屏山峰下，读书写作。朱熹又在隐屏峰筑晚对亭于峰麓，两亭遥遥相对。故刘珙有诗唱道：";晚对无人但翠屏，春猿秋鹤自飞吟";，后人就把这座蜂改称为";晚对峰";了。这里又是文化吕明之处，南宋后期大学者熊禾（字勿轩）曾建有洪源书堂与众儒切磋理学，并从事朱子学的注释。从此之后；朱熹的一系列著作，如（四书）有了题记，（三礼）有了考异，（春秋）有了议论，（孝经）有了序言等。熊禾曾撰有评朱学的一对名联：";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无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莫文公之尊。";对朱熹理学集大成的伟绩丰功作了恰切的评价。

如今，在武夷山武夷宫内，耸立着一块高3．7米1宽1．5米的巨碑，这就是1985年10月被列为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的刘公神道碑。神道碑左边的一块诗碑，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龚一清七言古诗，共140字。右边的一块石碑，是清朝雍正年间祟安县知县刘增题写的";洞天仙府";和1962年现代文豪郭沫若先生视察武夷山时题写的诗\u0026lt;；游武夷泛舟九曲）：";九曲清流绕武夷，掉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凌波轻筏筋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1985年有关部门还在三清殿中心堂内设立了中美武夷山兰亭学院，后来更名为武夷山国际兰亭学院，招收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员。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建筑学家、电影导演、记者、心理学家等。这些学员可以在武夷山边观光游览1休闲度假，边学习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后南宋孝宗皇帝感刘于羽为人为官正直、收朱蕉为义于、功德无量之义举，封刘子羽为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少傅。碑文内中道：";好贤乐善，轻财喜施，于姻亲旧故贫病因厄之际，尤孜孜不焉，又得将士心，人人乐为尽死，爱民礼土，敦尚教化，不畏强御，有古良吏风----";刘公家自忠显公（刘子羽父刘铂，官至开封京城四壁守御史）以来，";三世一心，以忠孝相传，事业皆可记，公所处尤艰且勤，绩效最著，不幸困于诬，不卒其志，而中也以没。祟安的五夫在宋代是人才荟萃之地，刘氏家族长期以来在祟安五夫繁衍、生息，";三忠一文";在当时影响很大。朱熹成名之后，对刘家感恩不尽，并对刘子羽身道秦桔等奸臣迫害深感愤慨。他受刘洪重托之后，\u0027立即筹建刘子羽神道碑o这一年，岳飞已被迫谥为";武穆";．，主战派得势，立碑时机已渐趋成熟。朱熹遂不失时宜地在祟安五夫里探研刘氏族谱，并按照其师刘彦冲撰写的刘子羽行状写就了神道碑文草稿。第二年（1179年）春，他赴江西南康军任职，在公务繁忙之余还再三斟酌修改碑文稿。神道碑竣工后运往祟安五夫里，竖立在刘子羽墓前，面对着朱烹寓居的府前村刘宅，迄今已有800多年。之后，因墓地失修圯毁，神道碑倒塌，濒临断裂涅没之危险。为拯救珍贵之物，祟安县政府于1981年将此碑移置武夷山风景区中心点的武夷宫，以供中外游客观赏和研究。

民族英雄张浚与刘子羽、吴玠

“子羽白于足下：昔使相拔子羽于罹难，子羽尝谓之知音。然意使相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后知足下不以子羽驽钝，以国士待子羽。子羽常怀之欲报。子羽直性狂放，众人多所不堪，只因子羽素与足下相知，故多容让子羽耳。吾昔亦读书，但性有所不堪，实不可强改之。今语于达人，子羽外不随俗，内不失正，常叹与其一世同其波流，而悔一生乏味耳。先贤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我辈凡俗人，不可得先贤余味。不遇我公，子羽一生窘穷也……”他写完这些，被自己和张浚的知己情怀深深感动，沉吟片刻，继续写道：“子羽现在向您告别，我没有别的嘱托，只希望您能够努力加餐，为国家留下中兴的元气……”

给吴玠的信，刘子羽写的极短。他知道，吴玠在守蜀的战略思想上和他的想法南辕北辙。吴玠本是关陕六路中永兴军普通的一员小将，是刘子羽发现了他的将才后，吴玠才能够渐渐独当一面。初露头角后，威武大将军曲端发现宣抚处置司有扶植吴玠，取代自己的意思，曾经借口他在关中失利，要杀吴玠。幸亏刘子羽力保，才使曲端未能得逞。吴玠为人梗直，很少在大事上容让别人。绍兴元年，刘子羽和吴玠就为了选择大军集结地的战略观点不同，非常严肃地争执了一次。结果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各自分兵把守仙人关和定军山。三年后还是如此，刘子羽认为凭险把守秦岭、商洛一带的要害，不让金兵进入汉中，如果战事顺利，宋军可以进军关中，战事不利就退保蜀口，所以在饶风关就事先和诸将约定，万一失败，他在金牛镇等待吴玠等人来会师。而现在看来，吴玠当时不反对，只是不愿意和刘子羽在阵前争执，事后还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回师西去，把守仙人关了。吴玠也有他的理由，作为秦陇出身的武家，吴玠对关陇六路的丧失感到莫大的屈辱，他苦苦守住仙人关，就可以让敌人不能乘势夺取关、陇六路剩下的阶、成、岷、凤、洪五州，并且还能支援凤翔、陇州剩下的几个战略据点。同时，吴玠认为，敌人在秦陇的兵力数量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上风，金兵无法同时击败刘子羽和永兴军一西一东两支部队。如果永兴军也将主力集结到汉中，那么金兵不但可以轻易尽夺关陇六路，而且可以集中兵力直下汉中，把打败宋军主力和夺取蜀口的两个任务，一起来做。

子羽明白吴玠不会因为两人的旧情，放弃自己的作战方略，所以只是写道：“昔者大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孔明不逼徐庶入蜀，鄙其短而怜其孝也。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也。子羽今与君绝矣！”他在生死之间，原谅了吴玠的失信。

洛阳求学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私撰《汉书》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受诏修史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奉旨撰书班固48岁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蒙古杭爱山脉)，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今甘肃额齐纳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含冤被害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执金吾、光禄勋的要职，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少府等。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奴仆肆意强夺民财，侵害百姓，抢夺民女。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看到他们，都像逃避强盗一样，紧锁店门，躲避起来。他们大权在握，仍不满足，又想杀死皇帝，夺取最高权力。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的爪牙邓叠、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把邓叠、郭举等收捕斩首，并将窦宪等人革职，送回封地，窦宪等被迫自杀。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但在封建时代，一人有罪，株连甚广，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窦宪案发后，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卒年61岁。事后，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挞主驿吏。

外白“肝至”，见肝在（“见”原作“问”。据明抄本改。）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

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

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

（出《广异记》）

译：唐朝开元年初，席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去河西按查。到了河西两个驿站，准备吃饭，找

不到羊肝，就鞭打驿吏，外面说肝已到了。席豫看见肝在盘子中摇动不停，皱眉好久，让拿

下去，于是拿来一匹绢，为羊铸佛。半天左右，席豫忽然死去。随从官吏去见王，王问：

“杀生自然有道，为什么要活取它的肝，怎么能忍心呢？”席豫说：“当初虽然要肝，但肝

到了却看见它摇动，实在不敢吃它。”说完，就看见一个小佛从云中飞下来，王起身礼拜，

佛说的和席豫所说的一样。王对羊说：“他不吃你的肝，现在想要怎么办？”不久也就放席

豫还生了。

千顷堂藏书

千顷堂是福建晋江安平金墩黄氏十三世孙黄虞稷藏书处，故址在今南京白下国区马路街千顷堂金墩宅，前身系其父黄居中所建之千顷斋。

黄虞稷受父亲黄居中熏陶，从小刻苦向学，嗜书成癖。七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十六岁入江宁郡学，博览群书，于典籍“问无不知，知无不举其精义”，被当地藏书家丁雄飞视为知已。

时值清兵大举南下，江南战乱频仍，许多名家珍藏版籍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号称藏书与天府埒的明朝诸藩之藏，更几无寸轴片纸留世。黄虞稷承继其父丰富藏书，千方百计慎守先世藏书，奇迹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大儒钱谦益《黄氏千顷堂藏书记》感叹说：“岂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护而能若是与？”

他慎守善增，广泛搜购他人流散市上的藏书，充实自己的珍藏。几年间，黄虞稷在其父黄居中千顷斋藏书六万余卷的基础上，增至八万多卷，并易名千顷斋为千顷堂，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之一。

当时名儒、藏书家钱谦益在纂辑《列朝诗集》时，曾向其借书，才“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钱氏见多识广，其绛云楼藏书被誉为东南文献之归，但他尚需借阅黄氏之书，可见千顷堂藏书之富、珍籍之多。藏书印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温陵黄愈邰氏藏书印”等。

著名学者黄宗羲曾赠诗黄氏：

“秣陵焦氏外，千顷聚书多。石户楼千秘，宗人许再过。

从来耽怪牒，岂以易鸣珂。况说今加富，应知有鬼诃。”

黄虞稷拥有丰富的藏书，从不矜啬，公之同好，互相研究考订。他“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览，借阅者无虚日”。

他又和好友、藏书家丁雄飞等人建立“古欢社”，订立《古观社约》，和藏书家丁雄飞结为挚友，互相订有“古欢社约”，两家相距10余里，互定为约，每月13日他到丁雄飞处，25日丁雄飞到他处，相互质证，借书、抄书、校勘，要务有妨则预日辞。约会日不入他客，借书以半月为率，还书不得托人转致。以“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传为书林美谈。

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为使当时历劫幸存的珍贵版本书籍得以广泛流传，黄虞稷还会同祥符藏书家周在浚，共同发起征刻唐宋秘本藏书。他们从各自家藏中精心挑选出唐、宋秘本96种，详加校订，编成《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一卷，刊刻发布，广泛征求有财力的有识之士刊印出版，希望以此带动海内藏书家，共出所藏珍本。

此一举动，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朱彝尊、魏禧等五人联名发表《征刻唐宋秘本书启》，张芳还专就此事撰文，愿天下人共襄盛举。

不久，纳兰性德刊刻《通志堂经解》，首先收入黄虞稷和周在浚提供的经部书籍。其后，在官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私刊《知不足斋丛书》中，又陆续刊印《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中的绝大部分珍籍。

黄虞稷利用家藏的珍本，常与当时的名士学者论事校书，视野大开，学识益广。龚佳育是金陵藏书兼刻书的名家，黄虞稷在他府中立馆，一面教其子弟，一面为其校书。龚氏刊行的《授经图》、《春秋纂例》诸书，大都经黄虞稷校正。

宗亲祖：刘迈，曾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前赵攻陷并州时被令狐泥所杀。母：郭氏，郭镇之女，郭槐的堂姐妹，贾南风的堂姨。与刘蕃一同被害。兄长：刘舆妻子：崔氏，清河人，温峤、卢谌的姨母。儿子　　1、刘遵，庶长子，曾在代王拓跋猗卢处为质子。　　2、刘群，世子，后依附段末波，后赵官至中书令。兄子　　1、刘演，刘舆之子，晋元帝时为都督、后将军，假节。　　2、刘胤 　　3、刘挹，曾任东海王司马越的掾属。　　4、刘启，曾任后赵尚书仆射，归国后任前将军，加给事中。　　5、刘述，曾任后赵侍中，归国后任骁骑将军。

姻亲外曾祖：郭缊，雁门太守。外祖：郭镇，字季南，郭淮之弟，谒者仆射。舅舅：郭奕，字泰业，官至尚书。 姐夫：司马荂，赵王司马伦之子。连襟：1、卢志，卢谌之父。2、温襜，温峤之父。姨甥：1、卢谌，曾为刘琨主薄。2、温峤，曾为刘琨参军。内侄：崔悦，曾在刘琨的司空府任从事中郎。

张舜民随高遵裕西征灵夏，无功而还，他作诗嘲讽有";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西征途中二绝》）等句，因遭转运判官李察劾奏，贬为监郴州酒税。其后位渐通显，而议论雄迈，气不少衰。晁公武称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诗";。晚年作乐府百余篇。自序中说：";年□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其代表作《打麦》吸取民间乐府手法，描述四月麦熟田家辛勤收割的劳动场面，并揭露官赋剥削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张舜民的词作与苏轼风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误为苏词。宋人周紫芝《书张舜民集后》说：";世所歌东坡南迁词，\u0027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u0027二语，乃舜民过岳阳楼作";。张舜民生平爱画，且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所经各地也必搜访题识，东南各处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载录。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画墁集》8卷，补遗1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词存四首。以《卖花声》为最杰出。

为人处事

范镇十八岁之年，即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偶遇成都知府薛奎，接谈之间，赏识其才，惊谓“此乃庙堂之人也！”遂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授课。范镇却不因此就稍有傲气，他坚持独自步行进出，既不乘车坐轿，亦不许迎送，如此一年有余，守门人尚不知他乃府台上宾。后来薛奎还朝，随带范镇入京，欣然向人夸示在蜀中“得一伟人”，并预言范镇“将以文学名世”。果然范镇赋诗论文，迅即蜚声京华。被评为像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一出剑门即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的人物。时京都有宋庠、宋祁兄弟，皆以文扬名，至观范镇文章，甚觉钦慕，自叹弗如，并与之定为布衣之交。

不久范镇举进士、礼部奏为头名，因为他不愿意在唱名时首先站出来，欢欣雀跃，陈述自己乃状元，有煞“风景”，仅授新安主簿．继升东监直讲。数年之后，为宰相宠籍荐升直秘阁、开封府推官等职，旋升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胸襟开阔，洞察力极强，在政坛上一贯有高处着眼，大处着力的作风。时有奏章上疏论政，主张官吏，军权酌取其“中”，反对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和质量赢劣的庞大军队；兵、民、财三个系统亟须通气协调，不要互不相知，各行其是；特别要赏民、养民以增强国力，方能有效抵御外侮。不然“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等等，敢于直言不讳，而又深切当时现实。

直言不讳

仁宗皇帝赵祯在位多年无嗣，嘉祐二年（1057）突然发病，群臣惊虑，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希望赵家及早选定二位储君，以安人心，而赵桢总想自己能有一个亲生儿子来消受这万里河山，故不愿过继太子。民间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相传；拥立之事，牵涉到政治集团的宗派斗争，但失败，身败名裂，故群臣又都“莫敢先言”。惟范镇下决心，纵然掉脑袋也应“死于职”，不愿死在来争夺皇位乱军之中。他三次面见仁宗陈述争论，十九次上奏本章。力述立嗣理、由“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仁宗因此怒恼，范镜知谏院职，改集贤院修撰。后来他累申前议；文得韩琦等共同努力，帝始定赵曙继嗣。至邵位，英宗欲拜范稹为幸梢，但他又反对追尊赵曙生父为“皇考”，遂迁翰林侍读学士，次年出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

贷粮救灾

时值陈州饥荒，饿殍遍野，他上任三天毅然下令贷钱三万余贯、贷粮三万余担救济灾民。范镇此举事先未经朝廷获准，以致监司急迫追查，他只得上书自劾辞官；帝下诏恕其过。殊知是年陈州丰收，官府所发钱粮如数收回。熙宁元年（1068）神宗赵顼继位，范镇迁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旋知通进银台司湘当于门下省。

反抗变法

次年，王安石正进行变法改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便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退休。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走访山水

范镇居成都期间，曾东下长江，出三峡，游荆湘，直至京城汴梁，遍访名山大川，作诗三百多首，佳作不乏。如《游昭觉寺》。　“炎蒸无处避，此地忽知寒。松砌行无际，石房禅自安。鸳鸯秋沼涨，蝙蝠晚庭宽。登眺见甲舍，衡茅半不完。”作者以热冷对比，远近相衬，勾勒出成都昭觉寺一幅清和图景。万松散凉，石屋人静，似有阵阵仙风飘送人间，不胜悠然。沈德潜《唐诗别裁》评谓“语谈而味终不薄”。如《仲远龙图见邀学射之游先寄五十六言》：“几年魂梦寄西州，春晚归逢学射游。千里香风尘不动，半山晴日风雨收。指伪武弁呈飞骑，次第红妆数胜筹。夹道绮罗瞻望处，管弦旌帜旆拥邀头。”“仲远”是蔡延庆的字，时知成都府。“学射”即学射山（今成都市磨盘山）。可以想见当年学射山骑射比富场景，人涌曲扬，盛况空前，写得来情景交辉，格调雍容。

晚年生活

元丰八年（1085）哲宗赵熙即位，废新法，起用旧臣，拜范镇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他已年近八十，加以从孙范祖禹劝阻，未就职，遂改提举崇福宫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赠蜀郡公。范镇尚通晓音律，曾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受诏与刘几行考定大乐。范镇以为“定乐当先正律”，访考采用多种必要工具，制作律尺，龠名、升斗、豆区、躏斛，正待访求真黍尺，最后定准黄钟。不料刘几却袭用仁宗时李照改定的音准，再加用四清声，就前去抢功报喜。第二年铸成全套黄钟。哲宗君臣们举行盛大的观听典礼。范镇不悦，曾向人申言此乐为刘几所为。大乐合成三日，即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范镇忽然病故，享年八十一岁。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

与司马光

司马光同礼部尚书张存三女结婚。婚后，司马光常常不进卧室休息，独身在书房里过夜，且头枕木枕。一日，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来访，夫人便将自己独守空房之事讲了出来。司马光当着好友的面只好讲出实情。他说：“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为民尽力。我怕自己只图享受，忘了国家的忧患；只图当官，忘了百姓的疾苦。便让木匠用圆木给我做了枕头，每当它一滚动，我就会从梦中惊醒。然后静坐书案前，想想当天哪些事情没有办好，以便第二天补救。我觉得，只有时时刻刻挂民在心，战战兢兢当官，才能不负朝廷。”夫人张儒秀听了十分感动，说：“既然君实为此忧国忧民，就是守一辈子空房，我也心甘情愿！”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司马光“头悬警枕，忧国忧民”的故事。

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荡，待人以诚，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遇到重大问题时镇静从容，态度柔和而语气庄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能坚持己见。《东斋记事》共六卷，《宋史·艺文志》记作十二卷，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作十卷，但上达两个本子早已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本子是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时采辑《永乐大典》中所收条目，分类编辑，共为五卷，再加上江少虞《事实类苑》、曾忄造《类说》中的有关条目，总计有六卷。中华书局1980年9月出有汝沛点校的《东斋记事》五卷及附录。

范镇与司马光都奏请皇帝颁布乐律度尺的法令，又与司马光反复讨论诘难，书信往返数万言。他们从前在秘阁任职时，只是在议论乐律方面见解不同时，就用下棋来决胜负。司马光（字君实）没有取胜。过了二十年，司马光在西京洛阳。范镇去看他，别的书都不带，只带从前讨论过的八篇乐论。他们争论的问题好几天都没有解决，又以投壶来决胜负。这次范镇没有取胜。司马光高兴地说：“大乐（即太乐，掌使乐人之官）还魂了！他们二位讨论乐律为什么以下棋、投壶这类游戏作为结束呢？这是为了平息自以为是的傲气。这种傲气很难平息，只有虚心才能看清道理。如果争论激烈，用词尖锐，则宜暂时停止，稍待双方心平气和下来，这样是非就会自己明白。所以，人们只知道用言语来进行的辩论，而不知道不用言语的辩论才是最好的辩论。如果有人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以为它是攻不破的，那么有智慧的人代代都会出现，就留待后人去评说罢。

张九龄出生于官宦世家。少聪慧能文，弱冠参加科举考试获中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后因与主政者不合，一度辞官返回家乡。期间，主持修筑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保障了南北交通要道的畅通。唐开元六年（718）返回京城，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因受权力斗争风波的牵连而被调往外地任官。开元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由于他才学超群，风度亦甚佳，因而颇受玄宗的赞赏。开元二十一年，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主理朝政。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其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 ，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　　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圭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　　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　　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　　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此前安禄山入朝奏事，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作战失利，他遂提笔批示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不明华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终未准奏。　　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禄山是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犹豫在奏文上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可惜，唐玄宗没有最终批准，却为示皇恩，将安禄山释放。最终安禄山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九龄。

人物年谱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唐朝仪凤三年（678年）生。　　九龄七岁能文，三十岁擢进士第二，授校书郎；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东宫举文学士，九龄名列前茅，授左拾遗；开元四年（716年）秋，九龄辞官归养，开大庾岭新路，沟通南，北陆路交通干线。　　开元六年（718年）春，九龄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迁任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宰相张说荐九龄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张说罢了宰相，九龄因此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剌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开元二十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十二月，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九龄迁升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九龄进封为始兴开国子，食邑四百户。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生日），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九龄因周子谅触犯玄宗一事受株连，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七年，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九龄归故乡扫墓，五月七日于韶关曲江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被追封为荆州大都督，谥文献。

民间传说民间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张九龄母亲卢氏在始兴已怀孕满十月仍未分娩。其父见妻身体粗大面黄体弱，疑是得了黄肿病。一日遇见一个看病兼算命的老先生，经诊断后，老先生告诉张九龄之父，“腹中胎儿乃非凡人物，因这个地方太小，容其不下，恐须到大地方出生。”听罢先生一言，张家只好迁到韶州。而张九龄据说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张九龄出生后也曾返回始兴故里。始兴县民间流传的“捉鼠解朝廷”的故事就是来自张九龄年幼时在石头塘读书的经历。

超凡天赋唐代名相张九龄，自幼天资聪慧，才智过人，五六岁便能吟诗作对，一时人称神童。七岁那年春天，张九龄随家人游宝林寺。宝林寺是名刹，香火鼎盛，风景秀丽，游客如云。张九龄被迷住了，看得津津有味。忽报韶州府太守率州衙官员进香朝拜。殿前香客赶忙回避。张九龄把进寺前折的桃花藏于袖中，若无其事地看着太守随从摆弄供品，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太守见九龄活泼天真十分可爱，想试试他的才气如何。便问：“你莫非想吃供果？我出个对子，若对上，就给你供果吃。”张九龄信口道：“好呀。”太守早已看见九龄袖藏桃花，就出了个上联“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　　九龄接口应道：“黄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思忖，这小孩真是个神童，再考考他。又出一对“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张九龄猛一抬头，正对面前三尊大佛像，触景生情，便应“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太守与随从无不惊叹：此子日后定非等闲之辈。　　张九龄拿着太守赏给的供果去后面玩，被一和尚看见，以为他偷吃供果。九龄说是太守赏赐的，和尚不信：“凭什么说太守给你的？”九龄诉说原委。和尚好生奇怪，便让九龄说太守出的对子。九龄念出太守上联，和尚又问“那你又是怎应对的。”九龄灵机一动，便说我对的下联是：“满寺和尚，偷猪偷狗偷青菜。”和尚一听下联，心头一惊，便拔脚要追太守去说个明白。

动天墨砚张九龄家住县城保安里，小时候在大鉴寺读书。他常用的墨有尺多长，墨砚有汤盆般大。有一回，墨砚被一只大老鼠拖走了，他很气愤，把老鼠捉来钉在木板上，并写上：“张九龄，解鼠上朝廷，若然解不到，山神土地不安宁。”然后把木板放于江中，说也奇怪，木板一下水，不是顺流南下，却是逆水北上。刹时，只闻锣鼓声在江中响起，又见木板去处旌旗飘飘，好象兵马在押鼠上京。有一年，韶州大旱，田地干裂，禾苗枯萎。人们从早到晚都去大鉴寺求雨。张九龄目睹惨状，倍感难受，问求雨的人：“你们这样就能求得到雨吗？”求雨人说：“求得多了，老天爷就会感动。”张九龄听后仍说，老天爷是靠不住的。求雨人见这个小孩说个不停，不耐烦地说：“有本事你降些雨来。”张九龄一听这话，不声不响地将他的墨砚放在地上，两手捧着墨磨了起来。求雨人奇怪，问他要干什么。九龄说：“我要写状子告老天爷。”大家以为小孩说气话，不作理会。谁知，墨砚里的清水越磨越黑，天也越来越黑，待把一整条墨磨完，天空已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这时，九龄猛然拿起墨砚往天上一泼，只听哗啦一声，那盘墨水即化作倾盘大雨落了下来。全城的人都从家里跑出来，让雨水淋个痛快。打这时候起，张九龄的名字就深深刻在曲江百姓心里。

智谏唐明皇张九龄棋下得好，唐明皇便常找他下棋。唐明皇不是九龄对手，却总是不服输，天天都要张九龄陪他下棋，一心要与张九龄比个高低。九龄见唐明皇迷恋下棋不理国事，心里焦急。　　一日对弈，厮杀正酣时，张九龄忍不住地对唐明皇说：“陛下，天天下棋不好。”“不要紧，”唐明皇一面回答，一面提了“车”来捉张九龄的“马”。“陛下，老这样下棋，朝廷大事你怎顾得了啊？”张九龄又说。“不要紧，”唐明皇把对方的“马”吃掉了。“现在内则官吏贪污腐化，外则异族侵境，如不富国强兵，国有难，百姓就难安居。”“不要紧，朝廷有文武百官料理，你快下棋吧。”唐明皇仍摆弄棋子。张九龄便不再说话，他一边下棋，一边想法让唐明皇把“车”腾了出来。唐明皇以为得势，拿起“车”横冲直撞，连扫几子后，又在中宫线上叫“将军”。张九龄没有起“仕”保“帅”，只上一步卒。唐明皇见走法奇怪便提醒九龄。“不要紧。”张九龄若无其事。“你不顾将军，吃帅你就输了，还说不要紧。”九龄此时大笑说：“陛下，下棋好比管理国家大事，如帅一动不动，与各子不齐心，各子也不保护他，这局棋当然输啰。下棋是娱乐，国事才要紧”一席话说得唐明皇面红耳热。

凉茶命名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由长安称病南归，返故里孝养其母。 相传，张九龄返故里不久所患瘴疠就是日喝两碗金银花、淡竹叶、罗汉果、甘草等药用植物熬制的凉茶得以见好。从此，人们为了表达张九龄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命此凉茶的为‘张九龄’凉茶。后者称之此凉茶为：中国最具历史文化底蕴凉茶。　　古方记载：‘张九龄’凉茶　具有泻火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适用于口舌生疮，咽喉肿痛，心烦。‘张九龄’凉茶具有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持久的扩张力。

戴叔伦是江苏/金坛县人。他爷爷戴修誉和他爸爸戴昚用，都做了一辈子隐士而不愿为官。可到了戴叔伦这辈儿，他与哥哥戴伯伦就都开始做官了。他哥哥做的官不大，仅是个县令。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说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中的进士，恐大谬。唐人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墓志铭”很清楚地说，戴叔伦死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春秋五十八岁。倒推一下，其生年则为公元732年。而公元805年时，戴叔伦已经死了17年了，绝不可能再登什么进士第。想必辛文房是没见过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这篇“墓志铭”，所以就一通瞎猜。戴叔伦中进士，估计应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那时他二十六岁，“安/史之乱”也刚平息。在“安史之乱”平息前，戴叔伦一直跟从当时的名士萧颖士学习，且因避乱而去鄱阳暂居过几年。他三十二岁时，吏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刘晏很欣赏他，向朝廷上表推荐戴叔伦为九品秘书正字，并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盐铁转运的差事，其实就是负责国家盐务与钱粮的运输。那时，刘晏负责的是湖南一带的盐铁转运，戴叔伦可谓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次，戴叔伦押解钱粮路过四川云安，正逢叛臣杨子琳谋反，劫持了戴叔伦，并威吓戴叔伦说，“把钱交出来，我就免你一死。”我们的戴大人竟也宁死不屈了一把，说“身可杀/财不可夺”，那杨子琳看看也没什么办法，就又把他放了。戴叔伦因此而升为八品的监察御史。五十岁时，再升为七品的东阳县令。任县令期间，因政绩卓着，加授从六品的大理司直。五十二岁时，提升为正六品的侍御史。五十三岁那年，代任四品的抚州刺史，同年转正，加授金紫服（《新唐书车服志》曰：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封谯县开国男爵位。

戴叔伦的诗，自唐人高仲武说他“其骨稍软”后，清代的纪晓岚、翁方纲、乔亿等人也都讲他“雄浑不足”或“皮松肌软”之类的话。我倒不以为然，因为大凡充满澹泊之意的诗，你让它怒目圆睁或铿锵有声也不大可能，雄浑与澹泊原本就是一对儿矛盾，非要二者兼备起来，就是浑球儿的要求了。再则，纪晓岚、翁方纲是何等脾气与人物----那是拼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写的东西自然是“进取”有余、“奋斗”刚强。

而戴叔伦是不想逞强的，即使三十岁出头时被刘晏推荐做了九品的秘书省正字，也还抒写着“野人无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时，对于仕途其实已有厌倦情绪了，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绣为衣”以及“身随幻境劳多事/迹学禅心厌有名”之类的诗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据说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隐于小天台山中，常与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经》，很打算求仙学道。

其实，戴叔伦有他自己的诗歌观，他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蓝田那地方在陕西省，以盛产美玉闻名。但美玉在尚未开采出山以及未加工前，猛地看去其实与一块破石头无异，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来观赏，与其拿到眼前来看一块破石头，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时所生发出的朦胧光芒。把这句话说的更明白些，其实就是说“诗贵朦胧”。当然，这句话可能也还有另外一种指向----诗人与诗之关系，因为“蓝田生玉”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只有蓝田那地方才能产出美玉”，换言之----只有好诗人/才能出好诗；而好诗人未必就能够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一但你离诗人近了/熟了/没了神秘感，没准儿就开始讨厌他了。倘若再发现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口臭腋臭的气息，以往那美好诗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彻底糟蹋。若干年前，我去贵州出差，顺便到贵州农学院造访了一下印象中还不错的诗人郑单衣，可见面时惊闻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胡臭，就再也不想见他的人和诗了。

估计戴叔伦是不会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远一点，留个好印象。他让人远远看他的诗，自己也把诗写得远远的----

年年五湖上，厌见五湖春。长醉非关酒，多愁不为贫。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风尘。今日扁舟别，俱为沧海人。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历代评论者能比较认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 《中兴间气集》里所选的六首戴诗，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极玄集》里所选的七首戴诗，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韦糓所编的《才调集》选戴诗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实，从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诗坛上的主流诗体，即使是“省试诗”也是十二句的五言体，所以诗人大都对五言诗的写作下过极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体见长的诗人也就不独戴叔伦一个了。 有一个情况是需要特别说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伦名下的诗，伪作及还不能确定的比较多。 《全唐诗》共收戴叔伦诗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诗集/朱警的《唐百家诗》/胡震亨的《唐音统笺》/《文苑英华》以及清康熙年间席启寓所编的《唐百名家集》等书为依据编纂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寅先生耙梳考证，暂时得出可确信为戴作的184首，可确定为伪作的56首，而备考之作依旧高达64首之多。戴诗的伪作及不确定之作的数量之所以很高，主要因为历经宋/元时期的频繁战乱，各类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严重，明代以后的民间私馆刻本又基本属传抄性质，七拼八凑，许多诗甚至都是唐代以后的人所写，故可做的考据工作依然很多。四百多年后的宋朝，也有位姓戴的诗人叫戴复古，诗名响彻东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这人便是戴叔伦的后裔。若比较二人的诗，我其实更喜欢戴复古的，也常摘他的对偶诗句写成对联赠给友人，诸如“心宽忘地窄/亭小得山多”、“无心当世用/袖手看人忙”、“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还来”等等。

少能诗文
陆游自幼好学不倦，12岁即能诗文。他在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20岁时与唐琬成亲，后被其母强行拆散，且唐琬后来早逝，导致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钗头凤》、《沈园》等名作即是为此。

仕途坎坷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赴临安应试进士，取为第一，而秦桧的孙子秦埙居其次，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再次将陆游排在秦埙之前，竟被秦桧除名。
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秦桧已死，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公元1163年孝宗即位后，以陆游善词章，熟悉典故，赐其进士出身。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通判、安抚使、参议官、知州等职。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六年（公元1179年）秋，陆游从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改任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二月到抚州任所。他一方面用大量精力处理因茶盐官卖后，茶盐户破产，被迫采取私贩和闹事进行反抗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和诉讼；另一方面上书朝廷，主张严惩不法官吏向茶盐户收纳高额茶盐税，趁机大量搜括民脂民膏的行为。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春，抚州大旱。五月大雨，山洪暴发，淹没大片田地和村庄，洪水冲到抚州城门口，百姓饥困潦倒。陆游密切关注灾情发展，写下“嘉禾如焚稗草青，沉忧耿耿欲忘生。钧天九奏箫韶乐，未抵虚檐泻雨声。”诗句，同时上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在未征得南宋政府同意前，他先拨义仓粮至灾区赈济，使灾民免于饥饿之苦，然后奏请拨粮和给江西地方官下令发粮，并到崇仁、丰城、高安等地视察灾情。这一举措有损朝廷利益，十一月，被召返京待命。行前，从宦游四方所搜集到的100多个药方中，精选成《陆氏续集验方》，刻印成书，留给江西人民，表达他的为民之心。途中又遭给事中赵汝遇所劾，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
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春，以朝请大夫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梅城镇）。官至宝谟阁待制、晋封渭南伯，后被劾去封号。又以“擅权”之罪罢其官职还乡。
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不久，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公元1189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陆游有七子一女。根据《陆游年谱》记载：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冬夜读书示子聿》）。孙子有陆元廷，（闻宋军兵败崖山忧愤而死）曾孙有陆传义（崖山兵败后绝食而亡），玄孙有陆天骐（在崖山战斗中不屈于元，投海自尽）。陆游最终没有看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那一幕。

名号由来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乙载：“陆游，字务观，山阴人……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这则记载提出陆游名字来历之二说，不少专家在有关传记或传论中或从前一说，或从后一说。其实两说均难置信。
秦观生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死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陆游父亲陆宰生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死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陆宰小秦观四十岁。秦观死时，陆宰不足十三岁。秦观到越州是神宗元丰二年(1079)，其时陆宰尚未出生。陆游母亲的年龄估计与陆宰相去无几，跟秦观不可能有什么交往。“梦少游而生公”，纯属想象之词。前一说不能成立。
所谓“公慕少游”，主要根据陆游八十二岁写的《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一诗。诗日：“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该诗只是表达诗人对秦观的敬仰之情而已。“正相同”三字，恰恰透露出陆游的名字不是自己“慕少游”而取的。后一说也不能成立。
那么，陆游的名字从何而来呢?清人查慎行《得树楼杂钞》所记较为可信：“陆放翁名游，字务观，其义出于《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古代有“幼名，冠字”的制度，即幼小取名，二十岁左右定字。士大夫家庭往往强调名和字的内在联系，而且往往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词语，取名定字。取名之时，实际上是定了字的。因此，名游，字务观，跟秦观的名观，字少游，只是偶然相合而已。至多也只能说明同源于《列子·仲尼篇》的那句话。跟“梦少游”“慕少游”而取名字，了然无涉。
在陆游的诗中，有这样一首：“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螀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为什么号放翁呢？原来陆游任成都府路安抚使参议官时，与大诗人范成大一起共事，由于两人有些矛盾，范成大左右的官员认为陆游不知高下，不守礼义，是个粗野狂放的人。陆游气愤地想到：“你们说我狂放，我就当个‘放翁’，总比明哲保身的庸人强。”从此，“放翁”这个号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中。孝宗淳熙十三年，陆游回到临安，入朝做了军器少监。但仍然以诗为戈，抒发爱国热情，坚持抗金爱国思想。而令朝中的投降派十分不安，因而讨厌他，上疏皇帝诬陷陆游不务正业，只知“嘲咏风月”。陆游再度被黜，他怀着满腔愤怒回到家乡山阴后，立即提笔把他在镜湖旁的住宅题为“风月轩”。虽云“风月”，实则是发泄他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

中兴四大家
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称“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问渊博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关心民生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现存诗篇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近现代。

见贤思齐文天祥在童年时，就很仰慕英雄人物，尤爱读忠臣传。有一天，他来到吉州的学宫瞻仰先贤遗像。他看到吉州的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遗像肃穆地陈列其中，令他十分钦佩和敬慕。这些忠烈之士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能做到的，文天祥觉得自己也要做到。

严父良师文天祥的父亲文仪，是个读书人，一生不做官。他嗜书如命，只要书本在手，就废寝忘食，经常一盏孤灯，通宵苦读。天色微明，又站在屋檐下细认蝇头小字。他的学问却十分渊博，对经史诸子百家无不精研，甚至天文、地理、中医、占卜之书也广泛涉猎。他还有买书的嗜好，有时没有钱，即使把身上的衣服典当，也要把书买下。他对劳苦的乡里充满了同情，有读书补世的志向，著有《宝藏》三十卷，《随意录》二十卷。文天祥文辞出众，父亲文仪的教育实在居功至伟。

状元及第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赴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科举考试。会试放榜，通过了初选。殿试时，文天祥患病，但仍勉强带着病躯，赶到考场。进门时一阵拥挤，出了一身汗，顿时感到身体舒服多了，头脑也明晰了。看到题目，略加思考，草稿也没打，一挥而就。考官把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理宗亲临集英殿阅读考生的卷子，亲定名次，把文天祥取为一甲第一名，时年文天祥二十一岁。　　当时参与复审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旁称赞道：“这份卷子，议论卓绝，合乎古圣先贤之大道。文中表现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我为陛下得到这样的人才致贺！”卷子是密封的，拆开一看，考生姓名是文天祥。理宗觉得很吉利，高兴地说：“天祥，天祥，这是天降的吉祥，是宋朝有瑞气的预兆。”此后，他便以“宋瑞”作为自己的字。

上书建言开庆元年（阳历1259年），蒙元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九月，忽必烈围鄂州（今湖北武昌）。消息传到临安，朝野震动。外号“活阎罗”的宠宦董宋臣建议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兵锋，重演了南宋初期高宗赵构逃亡海上的经历。然而，这对团结军心、民心十分不利。　　文天祥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且多言招祸，可面对社稷人民，他选择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向皇帝上书，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董宋臣恶贯满盈，应以斩首。文天祥还建议改革政治、扩充兵力、抗蒙救国。　　可惜理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时任礼部尚书的江氏“三古”之一的江万载向宋理宗建议请皇后谢道清出朝议政，才劝得理宗打消迁都念头。并派有带兵打仗经验的江万载协助贾似道督军出战蒙元，碰上蒙古内乱，忽必烈急于回兵北方争夺蒙古汗位，才打退蒙元兵，取得所谓的鄂州之战的大捷。　　由此贾似道更加得势，而江万载不愿与贾等同流合污，以壮年之身（52岁）赐官归里奉养慈母。退出并远离混浊不堪的南宋官场。南宋末期抗元明暗两统帅早在开庆元年就英雄所见略同。

甘于淡泊景定元年（阳历1260年），文天祥被任命为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但是他不愿赴任，请求“祠禄”。朝廷应允了，命他做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的宫观，这个职务是个闲差，文天祥才二十五岁，却有退隐出世的思想，为什么呢？这是时势造成的。朝廷权奸当道，他的改革设想落空，甚感失望，既不愿尸位素餐，混迹官场，更不愿同流合污，宁愿暂时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就是文天祥的处世哲学。

瑞州良吏景定四年（1263），由于皇帝不纳谏，重新起用董宋臣，文天祥愤而辞职，后被朝廷贬到地方上任职，治理今江西高安市，当时称为瑞州。瑞州曾遭蒙古人蹂躏，城垣屋宇被毁，人民被残忍虐杀，文物古迹被洗劫。文天祥履任后，实行宽惠政策，尽力安抚百姓，筹集资金建立“便民库”，供借贷和救济之用，使地方秩序重新恢复过来。他还修复了一些古迹如“碧落堂”、“三贤堂”等，新建“野人庐”、“松风亭”等，以发扬先贤的民族正气，鼓舞人民的爱国精神。瑞州在文天祥治理下，百废俱兴。

触动权贵景定五年（洋历1264年），理宗逝世。权臣贾似道拥立太子为帝（即度宗），进一步操纵朝政。他一手遮天，南宋朝政更腐败不堪。西元1270年，文天祥出任军器监（掌管武器制造）、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解书史、经义）等职。有一次，贾似道托言有病，以去职回乡要挟度宗，软弱的度宗竟涕泣挽留。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他没有像有些大臣那样，对贾似道歌功颂德，反而直言臣下要以国事为重，指出贾似道的行为是“惜其身，违皇心”。结果贾似道记恨于心，文公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咸淳六年（1270）九月，文天祥被免官后回到家乡，他深感人心险恶，世道污浊，决意息影林泉。他在文山修建了一所山庄，隐居于此，寄情山水，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然而，他的内心一点也不宁静，每见落叶萧萧，凉月堕阶，忧国忧民之情就油然而生。咸淳九年（1273），朝廷起用他为湖南提刑，掌管狱讼，他推辞不了，惟有启程上任。